新中国开国初期，中苏关系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伙伴。但这种伙伴关系的维持并不容易，这还要追溯到新中国建立后中苏第一个双边条约的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签订这份条约，毛泽东曾亲赴苏联谈判，和斯大林进行较量，终于让斯大林作出让步。
毛泽东亲赴苏联
自1947年春以来，毛泽东就多次计划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终因斯大林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托，毛泽东的访苏愿望未能实现。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斯大林对刘少奇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很高兴在任何时候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面，商谈解决1945年8月14日的条约及其他问题。11月5日，斯大林通过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面告毛泽东，欢迎他随时来访。毛泽东表示：准备在12月来苏，以便在12月21日斯大林70寿诞时，亲自祝贺他生日。
11月10日，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当罗申问及毛泽东的访苏目的时，周恩来明确地回答：除想与斯大林建立个人的友好接触之外，将与斯大林当面商讨中苏两国的签约问题。可见毛泽东访苏的主要目的有二：一、与苏联结成同盟，向世界昭示中国的“一边倒”；二、以新的中苏条约的形式，赋予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及法律保障。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从北京乘火车，开始了访苏的旅程。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包括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以及翻译师哲。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受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联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8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毛泽东，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第一次会谈。
第一轮激烈交锋
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简要地说：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斯大林立即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是需要搞清楚，应当宣布保留现有的条约呢，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立即修改。斯大林不等毛泽东接话就说，他主张保留现有条约：“因为现行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条款：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口等问题。这就是说，这个条约的缔结是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经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做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借口，他们会提出也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斯大林继续说：“苏联领导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中长铁路问题，也可采取同样的做法。这就是说，可以形式上保留，但实际上据中方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
关于撤军问题，斯大林解释说：“撤军并不意味苏联不再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是苏联领导作为共产党人，把军队驻扎在别国领土上，特别是驻扎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感到有些难堪。”斯大林进而这样结束自己的话：“如果中国同志对这种做法不满意，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斯大林的意思已经很清楚：继续维持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可以在实际上对现行条约进行修改，但不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毛泽东没有当场反驳斯大林的意见，只是婉转地表示：“中国在讨论条约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怎样有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就应当怎样做。这个问题应当进一步考虑。”实际上，毛泽东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中苏两国领导人在第一次会谈中，都表明了各自的立场。
毛泽东：我决定在别墅里睡大觉
毛泽东自12月16日与斯大林会谈无果之后，直到1950年元旦，实际上是被晾在别墅里。在这两个星期里，虽然莫洛托夫等人礼节性地拜访过毛泽东；斯大林70寿辰庆典活动，毛泽东也被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但这些都是一般的礼仪活动。12月24日，斯大林按毛泽东的建议，举行正式会晤，但是斯大林却大谈越南、日本和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形势。毛泽东再次提出签订中苏条约问题，并建议：为了签订条约，应当把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斯大林故意转换话题，说：把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是不恰当的，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叫嚷整个中国政府到莫斯科来了。实际上是斯大林不愿谈中苏签约问题。会晤持续了4个小时，还是没有结果。
24日会晤之后，斯大林又避而不见毛泽东了。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这种态度，自然十分生气。毛泽东有意说：“我决定什么也不干，在别墅里睡大觉。”斯大林派科瓦廖夫和费德林邀请毛泽东到苏联各地去参观，毛泽东也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说：“我在这儿（指莫斯科）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斯大林虽然没有会见毛泽东，却时刻关注着毛泽东的反应和表现。斯大林通过科瓦廖夫和费德林，以及其他渠道（米高扬和赫鲁晓夫都谈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有监听装置），了解毛泽东的一举一动。1950年元旦，毛泽东对前来拜访的罗申、维辛斯基表示，希望和斯大林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还说，他打算1月底离开莫斯科，并向罗申、维辛斯基透露：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英国和其它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采取明显的步骤。
斯大林态度有了转变
毛泽东向罗申透露这一消息，也是一种微妙的外交策略。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说过：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毛泽东选择在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一消息，显然是向斯大林施加压力，因为西方某些媒体已“传闻”，“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斯大林显然也不安起来。
中苏双方一致同意：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来澄清事实。1950年1月1日，科瓦廖夫将答记者问的文本交给毛泽东。文本虽然是“草稿”，但已有斯大林的签名。1月2日，《真理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其内容中包括有毛泽东此行的重要目的在于处理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同意签发答记者问，说明斯大林在签订新中苏条约问题上，态度有了转变。
1月2日晚，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拜访毛泽东，主动询问对签订中苏条约问题的意见及旅程安排。毛泽东提出三个方案：一、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二、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却把这个问题拖下来；三、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立即表示同意第一方案。为了敲定苏方的意见，毛泽东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肯定地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僵局打破了，中苏谈判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毛泽东的精神也好起来。
斯大林在谈判中作了让步
周恩来率庞大的代表团，也于1月9日从北京启程，成员包括李富春等17名各部门领导人。1月20日，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当晚，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即聚集在毛泽东下榻的别墅，商讨与苏方会谈事宜。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三次正式会谈于1950年1月22日举行。参加会谈的苏方人员，除斯大林外，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和翻译费德林；中方人员除毛泽东外，还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和翻译师哲。
在简短相互问候以后，会谈即进入实质性问题交换意见。
斯大林说，需要讨论的问题有两类：第一类问题涉及中苏现在各项协定；第二类问题涉及满洲、新疆等现实问题———“我想，最好不从现实问题谈起，而是先讨论已有的协定。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经考虑，可以把它们保留下去。已有的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必须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变了，那么，现存的条约就落后于时代了。”
毛泽东说：“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
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谈到中长铁路协定和旅顺口协定时，毛泽东说：“可以在法律上保留，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斯大林问：“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斯大林，而是含蓄又深刻地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承认“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毛泽东说，这样就会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斯大林说：“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在谈判贷款协定时，毛泽东说，贷款协定的条件对中国十分有利，只付1％（年利率）的利息。斯大林诙谐地说：“我们给人民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协定，都规定收2％的利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如果你们情愿，我们可以给你们提高利率。”
2小时的会谈，在各项原则上都达成了一致，斯大林作了很大的让步。在斯大林一生的外交谈判中，这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