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诗文、史著发展成文字狱有逻辑可寻，那么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字”也发展成文字狱就是刻意诛求了。比如中国古代皇帝的生日称为万寿，有资格的官员要向皇帝进呈贺表，以祝皇帝生日快乐，这种贺表自然只会说好话而不会说坏话的，但朱元璋却认为贺表中“作则”(指统治者的言行为百姓所效法，即做天下人的榜样)是讽刺他曾经“作贼”(农民起义被称盗贼)。“作则”本是称颂统治者的套话，很多人无意中用了这个词，稀里糊涂遭遇文字狱，丢了脑袋。

　　我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最甚，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人的民族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文字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翻开中国历史巨册，关于文字狱的记载不绝于书。

　　最早的文字狱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齐国，也见诸于史书记载最早的，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的事件。是年，身为齐相的崔杼因私怨杀了国君齐庄王光，正直的史官如实记载了这件事，不料招来杀身之祸。《左传》记载道：“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那位令人敬佩的史官和他的弟弟不畏权臣的淫威，本着史家秉笔直书的良知，如实记载崔杼弑君的丑行，终因“直书”而丢了性命，成为这场由“记史”引起的文字狱的殉难者。史官的另一位弟弟继承乃兄遗志，临危不惧，坚持直书，完成了任务，正义最终压倒了邪恶。他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样令人钦佩。然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时代，文字狱的当事者、牵连者们却没有那位齐国史官的另一兄弟幸运，遭受的结局往往十分悲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造了一起大规模的文字狱惨案，即对后来历史影响极为恶劣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听到儒生发表的反对废封建、置郡县的言论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是一伙危险的势力，决定予以严厉惩处。

　　秦始皇于当年下了“焚书”令，把《秦记》以外的史书，除博士官收藏之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书籍统统焚毁。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把460多名儒生坑杀在秦都咸阳。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看到这种作法的危害性，规劝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不料，乃父勃然大怒，在训斥一顿后，发派他出守上郡，不许留在京城。“焚书坑儒”事件是封建君主专制野蛮性的大暴露，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浩劫。秦以后，文字狱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而日益蔓延，诸如东汉末曹操杀崔琰、孔融，崔浩编修北魏史书《国记》而五族被夷，北宋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等，都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前期文字狱的典型案例。而到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在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达到顶峰造极，而文字狱之风也愈演愈烈。

　　史上文字狱案列：文字狱发展史

　　北宋和以前——《汉书》上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魏末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轼就曾因为所作的诗中，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当权者，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罪名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主要的根据是《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史称“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