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飞行的高度为3000米，还未临空，远远地就看见了机场跑道。机场跑道正中，站满了中国人。跑道两旁，是日本兵端着刺刀，对着中国人。日本人是让中国人做血肉盾牌，阻止我们投下炸弹。大队长立即向上级请示：‘炸不炸?’上级回电：按命令执行轰炸!轰炸队列向着机场跑道俯冲至500米后，开始投弹。同时，轰炸机上的机枪也向日军开火扫射。第一次俯冲，我所在的位置没能看到跑道上的情况。第二次俯冲，我看到同胞被炸的惨状，有些残肢飞到了机场外。我心如刀割，当即在飞机上大哭起来。”

“正当我准备轰炸日军机场跑道时，发现跑道正中全部站满了我们中国同胞。而跑道两旁，则是日本兵端着刺刀，对着同胞。日本人是让我们同胞做血肉盾牌，阻止我们投下炸弹!经过请示，上级要求按原计划轰炸。第一次俯冲，我所在的位置没能看到跑道上的情况。第二次俯冲，我看到我们同胞被炸惨状，有些残肢飞到了机场外。我心如刀割，当即在飞机上大哭起来。”

2015年的阳光照射大地，89岁的廖俊义又从一场大病中康复过来。回到成都龙泉驿的养老院，躺在病床上的他，依然不能下地走路。就连说话，也只能含混低语。他没有亲戚，也没有家人，养老院是他的家，只有护工小冯能懂得他所表达的词句完全含义。堆在房间内的奖状和奖杯以及抗战老兵证书，能证明他曾经是一名抗日战士。2015年元旦那天，华西都市报记者与他促膝长谈，听他讲述在蓝天里的抗战故事。

弃学从军 破格进入空军射训班

1925年，廖俊义出生在成都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1932年，他进入华阳第三小学(校址在原北打金街附近)读书。1937年，就读于成都成功中学(校址在君平街)，初中、高中一起读。在读小学时，学校有个教音乐的女老师，姓张，东北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老师从东北流亡到了成都。廖俊义记得，音乐课上，张老师只教大家唱“流亡三部曲”(抗战初期著名的爱国歌曲，分为《松花江上》《流亡曲》和《复仇曲》)。

“她先唱一遍，给我们讲歌词的含义，然后又带着我们唱。”廖俊义回忆说，唱到第二遍时，张老师已经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根本唱不下去了。见到老师哭了，全班52名同学也深受触动，跟着一起哭。一次，全教室都在痛哭，惊动了范校长。范校长把4个班集合在操场上，请张老师讲述东北被侵占，日军杀害她的父母等暴行。随后，范校长发表即兴演讲：“你们还是小学生，但今天你们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心，很好!希望同学们不忘国耻，发奋图强，努力读书，成为国家有用之才。总有一天，你们要收复失地，报仇雪恨。”

廖俊义说，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他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从军，报效祖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廖俊义每天除了读书外，就是看《新新新闻》，了解抗战的进展。1941年初，廖俊义高中毕业，家人都希望他继续到高校深造，并已为他报了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在父母的要求下，廖俊义参加了考试，都考上了。就在家人盼他继续读书时，廖俊义有了自己的打算。“我不读书了，我要从军报国。”廖俊义瞒着家人，报考了成都空军军官学校和空军士校，以及空军轰炸总队射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