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9日，警卫旅正式扩编为警卫师。此时警卫师人员齐整，全副日式装备，堪称伪军中的精锐。按常理，对建设警卫部队建有殊勋的原警卫旅长刘夷应升为师长。但刘夷却因为部队的人事问题与军政部部长鲍文越发生了冲突，其结果是刘被调任参赞武官的虚职，就此退出舞台。1942年9月，警卫师改称警卫第2师，汪精卫以自己的中央军校毕业生为基础组建了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师长分别由刘启雄和陈孝强担任，刘、陈都为黄埔老将，师下各级军官又都是汪氏“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这标志着伪军中的“新黄埔”就此诞生。其中较具代表性的黄埔生有警1师副师长熊子浩、参谋处长李炳南(六期)、第3团中校团附附宋元明(六期)、警3师第7团团长张伯义(九期)、第8团团长王仁纲(十期)等，营及以下军官则多由“新黄埔”担任。由此可见，整个警卫系统的军官基本就是“黄埔生”的天下。正因三个警卫师的官兵素质、武器装备是伪军中的佼佼者，使得这些部队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各方争夺利用的目标。警1师和警2师在战后被国民政府中央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74军收编消化，警卫第3师则参加了新四军。

投敌将领的归宿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军的黄埔生同样为自己的命运而惶惶不安。他们之中拥有实权者大都已经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并被任命了新的军职。如陈孝强，被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任命为东莞先遣军司令，该部后又改编为第2方面军暂编第1支队，于1945年12月改编为军政部监护团。

陈被调任军政部部附。邹平凡被任命为自新军新编第21军军长，所部由第18军接收改编后，邹被调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其余如刘启雄、刘明夏、刘夷、汪步青、金亦吾、张海帆等人，虽然没有获得新的军职，但也因完成了将部队交由国民政府军队收编的任务而被分别安排闲职或返乡当了寓公。

在这些人中，有的因为经常出现在伪政权的报道中，而不断遭到举报，国民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逮捕审判。但在审判过程中，却出现了戏剧化的转变。比如刘启雄和刘夷由刘峙出面证明是“奉命投敌”，刘明夏和陈孝强则是由胡宗南出面证明是“奉命投敌”。

既然和唐生明一样都是奉命投敌，那么这些“民愤极大”的伪军将领们反倒成为“党国功臣”，纷纷被宣布无罪释放。不仅如此，他们之中有的人还被列入退役名单，享受着国民政府发放的退役金。如陈孝强于1947年2月22日退役，金亦吾于1948年1月12日退役，李寄梅于1948年7月10日退役。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要说真正被判刑的，汪步青当属代表人物之一。因无人关照，汪步青起初被判处死刑，但在通过家属花费了大量家财疏通高层之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关押于杭州军人监狱。1949年杭州解放前夕，汪步青获释出狱，一度在武汉教书为生，后逃亡台湾。国民政府于1949年撤台后，留居大陆的伪军黄埔生们大都受到了审判，如刘明夏、金亦吾、李寄梅等人都被逮捕枪决。也有安享天年者，如高鹤飞，1989年病逝;刘夷，1992年病逝。其余流亡海外者则分别在中国台湾、香港或加拿大客死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