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日军兵围许昌，新29师师长吕公良在激战中壮烈殉国;5月21日，第36集团军总部在陕县张家河遭遇日军伏击，激战中，总司令李家钰牺牲……国军如雪崩般溃退，损兵折将，伤亡不计其数，至1944年底，日军已经攻占桂林并有小股部队入侵贵州。大后方遭遇前所未有之危机，这一年也被蒋介石称为抗战以来“为危险最大而受患最深的一年”。
了解两个战场的概况后，再回到蒋介石发出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的9月16日，当时滇西的松山、腾冲都已被远征军攻克，云南全境的光复指日可待，形势一片大好。但东线的危机却已蔓延到广西，由此可知，他演讲中所提到国家的“紧急战时关头”和“先其所急”无疑是指国内东线战场。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原本是不用参军的，但因日军已由河南打到了广西，形势凶险万分，国民政府不得不动用最后一批年轻人投入抗战。
为什么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十万青年十万军”是远征军的征兵口号呢?这要从国民政府修改《兵役法》说起。在194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了新的《兵役法》，鉴于抗战形势日益艰难，新兵役法中废止了学生暂缓兵役的规定，并扩大了征兵范围，在鼓励青年学生参军的同时，也要求“各级学校兵役适龄学生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
为消除学生对学籍问题的顾虑，兵役法中专门规定了学生在服役期间依然保留学籍。这项法令颁布后，许多身在校园，心系家国的爱国学子们便纷纷报名参军，当时恰逢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他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了“补充有一定文化素质之兵源”的要求，而新编第1军也正好在印度组建，需要大量懂英文的知识青年到部队中担任译员，如此一来，许多刚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就被空运到了印度兰姆迦基地，编入中国驻印军序列。
为配合军中需要，政府也会给地方下达指标，例如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命令四川省军管区各县市选送300名知识青年补充驻印军，并要求如期如数完成。
学子远征可视作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开端。这次《兵役法》的修订，虽没有明确强制要求，但也并非是完全自愿。笔者曾寻访过在远征军中担任译员的王新邦老人，据老人回忆，1943年底，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到贵州大学招考翻译，“外语系的同学都必须应考”，当时王新邦虽在矿冶系就读，但也去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王新邦老人回忆：“按当时的规定，国难当头，处于战争状态，凡经考取，即等于被征召入伍，如不应召，在校生即刻开除学籍，所以我只好应征。”
到1944年9月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时，形势更为恶劣，而征招士兵的数量也远远高于1943年新《兵役法》颁布之时。除了征兵规模不同，知识青年们的去处也不同。1944年秋季征召的新兵中，虽也有少部分加入远征军，但大多知识青年被编入了新成立的青年军，“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其他委员皆为党、团、军、政各方面负责人及各大学校长、社会名流，蒋经国也是委员之一。同时，知识青年从军拥有如复员后可以免考免费升学，愿意就业的可以优先就业，大学生可以公费留学等优待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