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朝廷派曾国藩这些士人来“帮办团练”，实质上就是政府承认士人有权建立私人武装组织，帮助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为了适应组建私人武装的要求，就必须军队层层私有，如此才能形成从将领到营哨的层层激励，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手中的军队作为将来晋阶的筹码。要是“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各级将领招募丁勇的积极性就大打折扣了。对丁勇来说，他们也欢迎这种基于私人情谊的组织形式，因为招募的多半是有地缘、亲缘等关系的人，彼此知根知底，至少看在熟人关系上，不会随便亏待自己。

　　再有，这种私有化的组织形式类似搞“承包”，只要团队能攻城拔寨打胜仗，朝廷提拔他们的将领，奖赏他们的团队，丁勇们也能水涨船高，得到好处，说不准还能捞到一官半职。要是“兵为国有”，搞大充公，在军营中举目无“亲”，不光自己出头的日子难盼，受到非人的对待也不是不可能的。

　　为了便于组织控制，曾国藩还规定所招各丁勇，必须“取具保结”，将丁勇父母、兄弟、妻、子姓名详细登记入册。所招一营，一般均为同一县之人。这就在“私人情谊”原则外，增加了一个“地域原则”，更加剧了湘军的宗法关系和私有化程度，以至于湘军各部成为了以熟人关系为纽带维系着的武装集团。曾国藩非常得意于自己的创新，曾说：“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这并不是自吹自擂，王闿运在论及湘军的优点时也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

　　“哥老会一事，尤为莫大之患”

　　然而，湘军后来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是“各有宗派，上下相亲”的军队私有化体制所致。我们且看这种体制，是如何让哥老会混进湘军，进而对军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随着镇压太平军力量的扩大，兵源日益吃紧——湘军自建军以来至攻占天京，阵亡病故伤残约八九十万人，以湖南一省提供如此巨额青壮年，兵源肯定紧张。另一个原因是，一旦统领死了，该队伍就得遣散，需要重新招募。兵将都不是那么好招，曾国藩曾哀叹：“朝取夕取，网罗殆尽，刻下不特将领难得，即招募精壮勇丁，亦觉难以集事。”一些将领只好把一些流氓地痞，甚至“哥老会”成员也招了进来。有学者作过统计：在霆军中做过统领或营官的有13人，其中湖南籍6人，四川籍4人，籍贯不明者3人。四川籍约占一半。

　　“哥老会”本来是黑社会，在四川地区哥老会叫“袍哥”。“袍哥即烧香结盟之党也。流于匪类者，谓之会匪。普通之名词，皆称袍哥”。在湘军的招募中，哥老会大量潜入，潜入本来也没有什么，完全可以进行正规化改造，可湘军的体制非但不利于对哥老会的改造，还为其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哥老会通过在军中散播患难相助，祸福同当的会党义气，很能俘获人心，在军中造立山名堂名、竖盟旗，建立秘密的哥老会组织，由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组织不断扩大。

　　“异姓结拜”在清律中是明文禁止的，只是湘军基本上是私人武装，清政府较少插手，而曾国藩对军中“异姓结拜”有过变相支持态度，认为将士应该：“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指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既然鼓励官兵视同死党，而哥老会就是要把会员之间结成死党，两者可谓不谋而合。

　　军中的哥老会壮大后，势力盘根错节、支干互生，江湖人士的习性日益暴露出来，滋事骚扰时有发生。如1865年5月，安徽徽州府休宁县各营相继闹饷哗变、殴伤道员。据《吴煦档案》记载，同年，杭州湘军蒋益澧部哥老会欲谋杀蒋益澧，抢劫司库，但事泄未成，蒋益澧大肆逮捕哥老会员，杀害30多人，其中包括“二、三品赏职之人”，并搜出哥老会“人名簿子”。且仅在这一年中，各军规模较大的哗变就达十多次，有的部队哗变后，与政府军对抗，最后反加入了太平军余部。骚乱扰民之事也甚多，以致民有“官兵不若长毛”之叹。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哥老会一事，尤为莫大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