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募、收编土匪、黑社会曾是军阀扩充兵力的捷径，如此一来，人财物都齐了，不用花精力培训，“拣现成”的，是件好事;但是如此做法问题也很多，有时也会变成坏事。

　　江湖人士游离于政治权力之外，有很多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观念和行为，其中一条，就是喜欢“桃园结义”“异姓结盟”。尤其在军队中，戎马倥偬、南北征战，时刻都有性命之虞，最容易将人际关系内化为类似血缘关系的兄弟，获得认同感、安全感。但这也容易将军队“江湖化”，形成派系和小团体利益，影响到军队团结和主帅的令行禁止，严重的还会闹出骚乱哗变——这就是“拣现成”的坏处了。

　　所以，只要条件允许，别说官军，哪怕是军阀，也不愿意招收土匪黑社会入伍。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各军阀都极尽所能地扩充实力，兵源日枯，才会将大量土匪黑社会招至麾下。事实证明，这样做有很多弊病，如孙殿英动不动就带着自己的队伍哗变脱离，按军法处置是要杀头的。而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主帅无力也无暇惩罚他，终于拿他没有办法。

　　当然，对江湖“异姓结盟”这一点利用得好，也有积极作用，能牢固地将军队成员结合在一起，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曾国藩在招收湘军时，也曾注意到了招收土匪黑社会，或是具有土匪黑社会性质的“丁勇”的危害性，虽有严格的挑选制度，但黑社会“哥老会”还是大量侵淫进来，致使湘军变得“黑社会化”。镇压太平天国后，要裁撤湘军时，带来了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以熟人关系维系的武装集团

　　曾国藩在选拔营官、招募丁勇时，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与方法，明文规定招募那些“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的偏僻山农，反对招募城里、集镇码头之人。因为偏僻山农既穷苦又纯朴，因为穷苦，当兵能混口饭吃;因为纯朴，他们听话好差遣，便于管理。相反，城里人如果有正业的，小日子过得优哉游哉，不愿意当兵;愿意当兵的多是地痞流氓无赖之徒，没什么稳定的生计来源。

　　其他湘军将领出于同样的考虑，招募丁勇强调“出身”，以保持军队的纯洁性。如咸丰六年(1856年)底，胡林翼让鲍超赴湖南募勇，成立“霆营”(鲍超字春霆)，一再叮咛“勇丁须以山乡为上，近城市者最难用”，建议鲍超到落后的江华、道州、新宁等湘南山区去募勇。

　　不同于政府募勇的又一特别之处是，曾国藩制定了“兵由将招”的招募制度。为曾国藩当幕僚达20年之久的王定安在《湘军记》一书中有记述：“帅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下之，帅不为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帅欲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也就是说，湘军的招募不是统一征招，而是大将选小将，小将选士兵，就像发展线人一样组建军队，线在人在，线断人去。故王闿运说湘军：“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

　　既然如此，哨官肯定挑选跟自己“有关系”之人，如同乡、亲人、师友等。同样地，营官、统领、大帅也大多如法炮制。

　　此做法恐怕是当时的时势使然：其一，曾国藩的“募兵制”吸取了清廷绿营的教训，而多有创新。清代绿营是世袭兵制，父子相承，当兵为业，一般不向外招募。到咸丰时，绿营已非常腐败：“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且往往私斗甚勇，而公战则怯，所征调则东省一百，西省五十，几同乌合。将与将不合，卒与卒不识。”(《曾国藩传》，中华书局1986年版)曾国藩创立“兵由将招”制度正好可以克服绿营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