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曾国藩的湘军主要由土匪组成?

  招募、收编土匪、黑社会曾是军阀扩充兵力的捷径,如此一来,人财物都齐了,不用花精力培训,“拣现成”的,是件好事;但是如此做法问题也很多,有时也会变成坏事。

  江湖人士游离于政治权力之外,有很多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观念和行为,其中一条,就是喜欢“桃园结义”“异姓结盟”。尤其在军队中,戎马倥偬、南北征战,时刻都有性命之虞,最容易将人际关系内化为类似血缘关系的兄弟,获得认同感、安全感。但这也容易将军队“江湖化”,形成派系和小团体利益,影响到军队团结和主帅的令行禁止,严重的还会闹出骚乱哗变——这就是“拣现成”的坏处了。

  所以,只要条件允许,别说官军,哪怕是军阀,也不愿意招收土匪黑社会入伍。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各军阀都极尽所能地扩充实力,兵源日枯,才会将大量土匪黑社会招至麾下。事实证明,这样做有很多弊病,如孙殿英动不动就带着自己的队伍哗变脱离,按军法处置是要杀头的。而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主帅无力也无暇惩罚他,终于拿他没有办法。

  当然,对江湖“异姓结盟”这一点利用得好,也有积极作用,能牢固地将军队成员结合在一起,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曾国藩在招收湘军时,也曾注意到了招收土匪黑社会,或是具有土匪黑社会性质的“丁勇”的危害性,虽有严格的挑选制度,但黑社会“哥老会”还是大量侵淫进来,致使湘军变得“黑社会化”。镇压太平天国后,要裁撤湘军时,带来了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以熟人关系维系的武装集团

  曾国藩在选拔营官、招募丁勇时,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与方法,明文规定招募那些“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的偏僻山农,反对招募城里、集镇码头之人。因为偏僻山农既穷苦又纯朴,因为穷苦,当兵能混口饭吃;因为纯朴,他们听话好差遣,便于管理。相反,城里人如果有正业的,小日子过得优哉游哉,不愿意当兵;愿意当兵的多是地痞流氓无赖之徒,没什么稳定的生计来源。

  其他湘军将领出于同样的考虑,招募丁勇强调“出身”,以保持军队的纯洁性。如咸丰六年(1856年)底,胡林翼让鲍超赴湖南募勇,成立“霆营”(鲍超字春霆),一再叮咛“勇丁须以山乡为上,近城市者最难用”,建议鲍超到落后的江华、道州、新宁等湘南山区去募勇。

  不同于政府募勇的又一特别之处是,曾国藩制定了“兵由将招”的招募制度。为曾国藩当幕僚达20年之久的王定安在《湘军记》一书中有记述:“帅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下之,帅不为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帅欲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也就是说,湘军的招募不是统一征招,而是大将选小将,小将选士兵,就像发展线人一样组建军队,线在人在,线断人去。故王闿运说湘军:“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

  既然如此,哨官肯定挑选跟自己“有关系”之人,如同乡、亲人、师友等。同样地,营官、统领、大帅也大多如法炮制。

  此做法恐怕是当时的时势使然:其一,曾国藩的“募兵制”吸取了清廷绿营的教训,而多有创新。清代绿营是世袭兵制,父子相承,当兵为业,一般不向外招募。到咸丰时,绿营已非常腐败:“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且往往私斗甚勇,而公战则怯,所征调则东省一百,西省五十,几同乌合。将与将不合,卒与卒不识。”(《曾国藩传》,中华书局1986年版)曾国藩创立“兵由将招”制度正好可以克服绿营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