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年间文转武职的官员中影响最大的是种世衡。 种世衡早年因叔父种放的恩荫，补主簿之职，文官出身。1040年，在鄜延路任职的种世衡历经困难建好青涧城，因功升任内殿承制(武臣的一种官职)，从此转为武职。

　　鄜延路北部地区

　　自从宋辽战争结束，北宋承平30余年，禁军野战战斗力下降。边防城寨至少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据点，弥补战斗力之不足，同时也对入侵的夏军构成威胁。筑城不仅是一种防御手段，更是蚕食西夏领土的利器。宋哲宗时期的筑城深入西夏控制的天都山地区，缩小了西夏的控制范围，削弱其经济基础，北宋优势积累之下，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种世衡在笼络招抚藩部羌人上也极有作为，他在青涧城就已招募藩兵五千人。1042年种世衡用计收服羌部大酋慕恩，并利用慕恩平定投靠西夏的两个藩部。通过此种间接策略，种世衡不费一兵一卒，打击了西夏，加强了宋军实力，震慑尚未归附的藩部，令其不敢轻易与西夏合作。据说，种世衡还用离间计，巧借元昊之手杀掉西夏大将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兄弟。1045年，种世衡带病修筑细腰城，城寨修好时病逝，终年60岁。

　　北宋武将遭很多文官鄙视，被视为“匹夫斗将”，有勇无谋。由文转武的种世衡显然不是此种类型，但种世衡没有直接参与到对西夏的重大战役，战场指挥能力并未受到检验。他堪称一时之良将，是因为素有方略谋划，善于笼络人心，还有很强的工程组织能力，是综合能力极高的统帅。

　　种世衡八个儿子中，种古、种诊、种谔、种谊皆有将才，颇有战功，但种谔的命运更有典型意义。神宗对夏作战期间的绥州之战、啰兀城之战、铁城之战、元丰伐夏时的米脂之战等战役中，种鄂用兵果断，常以奇兵制胜，筑城作业更不在话下。

　　就战役指挥来说，种谔无可挑剔，问题在于他屡屡凌逼帅臣，擅自出兵，有功也被问责;或者缺乏战略考量，一路突进过猛，后勤支援不及。宋神宗的用人也有问题，他虽然欣赏种谔，却不能给予其恰当的指挥职位，结果种谔多受节制排挤。种谔在宋代毁誉参半，以北宋文人对武将的刻板印象来看，种谔就是他们最敌视的那种——狂妄生事，好逞匹夫之能，其军事才能如何已没人关心。

　　自种世衡开始，种氏已被视为将门。然而前述种世衡四个儿子以武将身份报国前，竟然都欲在文职仕途发展。这可能是北宋武将社会地位低的缘故。也可能与仁宗与西夏停战后武将扬名立功机会减少有关。英宗、神宗年间宋夏战火重燃，这些种氏第二代纷纷转为武臣。到了种家第三代，种师道和种师中仍然是由文转武(期间还有文武官之间的反复)。种师道曾为北宋大儒张载的学生，1122年随童贯北伐幽燕失败后，他为自己辩护仍以儒自居。种家名将里，只有种谔之子种朴一直是武臣。

　　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

　　进士出身的帅臣：王韶和章楶

　　宋神宗一改前朝边事保守和容忍的政策，重启战事、开疆拓土。这一时期功绩最大的统兵文臣非王韶莫属。王韶，进士第，曾担任过主薄和司理参军等基层文职。1068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详论攻取西夏策略，深得神宗赏识，被命为秦凤路经略机宜文字。

　　机宜文字官是宋代边路、尤其是陕西诸路帅臣的军事参谋。仁宗朝以来，北宋边帅绝大多数是文官，除了范仲淹等少数外，他们对军务并不熟悉，因此需要幕僚参谋协助或以供咨询。机宜文字官多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也有武官)，不仅处理军事信函奏章，也参与战事谋划，甚至带兵征战。通过机宜文字职任历练的官员，多有机会升为边路帅臣。游师雄、种朴和李清臣等人在升为安抚使之前都曾任机宜文字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