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武人专政、叛乱频仍，殷鉴不远，北宋历代皇帝和文臣都或多或少猜忌防范武将，部分文官甚至奉“重文轻武”为祖宗家法。名将狄青的遭遇是北宋文武关系的一个缩影。狄青战功赫赫，官拜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位极人臣，却被文官蔑称为“赤枢”。为官期间，狄青小心谨慎，还是因为捕风捉影的谣言遭到文官集团攻击，被贬离京、病死地方。北宋文臣武将之间都是这样截然对立，界限分明吗?并没那么简单。

　　狄青(1008-1057年)

　　中前期文官参与军政：范仲淹为代表

　　担任边区统帅、领兵作战本是武将职责所在。太祖太宗两朝，除了少数个例，基本由武将主导地方军务。比起宋太祖，太宗更加防范功高善战的武将，多用谨慎平庸之辈为主帅，并滥用监军和外戚，这是太宗时期对辽作战多次重大失败的原因之一，名将郭进和杨业之死就与监军有莫大关系。

　　真宗当政时，有文臣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儒帅的传统，“出将入相”并不罕见。文人统兵不会像武将那样骄纵跋扈，拥兵自重，文人指挥作战多有方略智谋，而武将仅凭一夫之勇。宋真宗时期，确实出现了一些知名的文将，比如工部侍郎钱若水因行军部署出色，改任武官。真宗一朝，文官参与军事虽然比前两朝要多，但不普及亦缺乏代表性。

　　具有重要意义的文臣主管兵事发生在仁宗朝。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宋夏冲突渐起。三川口、好水川两次战役宋军大败之后，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等四人分别总领(与西夏接壤的)陕西四路的军政和民政大权。范仲淹等人的官职都有经略安抚使和都部署这两个职位。此次任命是“宋代文臣统兵普遍化的分水岭”，经略安抚使(或安抚使、经略使等)成为文臣担任边区主帅的体制官职，曾经属于武将官职的都部署也基本由文官担任。

　　三川口之战(1040年)

　　1042年定川寨之战宋军惨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5人战死，损失9400人。对夏战争前三次重大战役皆败，死伤数万人，这固然有偶然因素，也表明宋军整体战略出了问题。

　　对于宋夏战争，范仲淹颇具远见卓识。他认为西北宋军数量多，但兵力分散战斗力不强，不应急于和夏军会战。相反，宋军应在要害之地筑城修寨，招降藩部以削弱西夏补充宋军，整顿军备训练士兵，用浅攻长期骚扰打击西夏。范仲淹因戍边有功，擢升为枢密副使，后官拜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宋夏战争告一段落，范仲淹的很多举措和构想尚未充分发挥威力，但仁宗朝之后对夏作战的策略吸收了范仲淹的军事思想。

　　北宋与西夏邻近的西北诸路

　　范仲淹的另一贡献是发现提拔将才，狄青和种世衡都在范仲淹任职西北时崭露头角。狄青平最重要的功绩是平定侬智高叛乱，种世衡则是”种世将门“的开创者，其子弟后代在对夏作战中屡立战功，在北宋末年的宋金战争中仍是关键角色。

　　范仲淹等担任边区军事统帅，但不愿文转武职，尽管武职的俸禄一般远比同级文职高，这是他们有自知之明。这些文臣自认为的优势是谋划经营，镇守后方，并节制武将，领兵作战、亲冒矢石非其所愿，更非其所长。一个没有明说的原因或许是范仲淹等人更认同文人身份，轻视武人。

　　范仲淹(989-1052年)

　　文转武职的典型：种氏将门

　　自真宗朝始，有志于边疆建功的文人文官开始进入行武，转为武职。武将较高的俸禄和较刺激的军旅生涯或许也是某些不得志文人转投军旅的初衷。据相关研究，真宗朝文换武职者至少约28位。仁宗朝更多，至少有47人，包括范仲淹等极短暂换武又转回文官，和最终以文职致仕的1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