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柯远芬抛出“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的残酷言论时，白崇禧反驳道：“古人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为。”这关键十六天里的作为，让白崇禧在台湾人民中间获得了极高的德望与拥护度。他去世时，众多本省人都隐姓埋名来为他送行，直至今日还有许多老人常对白先勇感念其父之恩。譬如如今已90高龄的萧锦文，他当时只有22岁，是《大明报》的一个实习记者，已被押往刑场，突然在半路上接到了赦免令，方免于一死。70年后，他想起当时场景依然感怀不已，老泪纵横。

白先勇始终不太同意现行一般教科书中将白崇禧称为“桂系军阀”，因为“军阀都是为了争夺地方性军事利益，而父亲却是为了全国性、整体性的利益”。在白先勇心中，参加过武昌起义和北伐战争、打赢过台儿庄大战的父亲文韬武略，剑及屦及，有极高的军事才能，因此才能胜任宣慰善后“二二八事件”的重担，“换一个人，可能就不得了了”。

然而，让白先勇深感遗憾的是，现在几乎所有官方历史文献对父亲的这些善后工作都语焉不详，或是一笔带过，或是直接抹去。白崇禧和其他国民党政府要员一样，被简化为一个政治符号，遭受着不明全部真相的人们的批判。这自然首先归结于白崇禧与蒋介石后期关系的僵化，白崇禧在台声望崇隆，蒋介石愈发担心其日后将对己不利;但同样也与现实原因有关。当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在68年后的今天依然不断刻意地放大、加深、煽动着“二二八事件”的创伤，力图利用亲属伤痛来使两岸关系变成难以逾越的沟壑;而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为止痛疗伤而做出的诚恳努力，就这样人为地被湮没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