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据原台盟中央顾问吴克泰回忆，事件发生后，“在台北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都立即投入到群众斗争中去……地下党成立了全岛性的武装斗争委员会……台中、高雄、屏东、宜兰、基隆、新竹、彰化等地都开展了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
在岛内局势面临失控的时候，美国又介入其中。一些要求“独立”的台湾人，上书美国政府，要求联合国托管台湾。美国驻台副领事葛智超等也四处活动，鼓吹“台独”，“散播各种不实谣言，制造各种纠纷，混淆国际视听，致使事件不断地蔓延、恶化。”美国驻台领事馆甚至对本国政府明确表明立场，“领事馆认定唯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美国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联合国介入。”为防止台湾被托管，蒋介石遂不得不下令出兵“平叛”。
但鉴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都是战后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且须避免伤害台湾民心，故在追究事件责任时，国民政府竭力回避日、美因素。蒋介石指示，“其参与此次事变有关之人员，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由此，在整个“戒严”时期，“二二八事件”被片面定性为“共党阴谋”，成了岛内的禁忌话题。
“戒严”解除后，台湾当局致力于“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但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民进党为在选举中打压国民党，一再重提“二二八事件”，将之打造为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外来政权”及威权统治的一次民主抗争，刻意夸大省籍冲突与族群矛盾。以至于台湾学者杨渡，2006年在《联合报》撰文批评道：“今天台湾研究二二八的人，仿佛只有一种声音，却忘记了台湾人也曾是暴动的发动者、加害者。在二二八的历史里，本省人外省人都有受害者。如果事情只有一种面向，历史怎么会有真实?和解，应该是一种互相倾听、互相了解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
台湾前“新闻局”官员、作家郭冠英，亦在2013年公开对媒体说道：“‘二二八’的真相只讲了一半，另外一半被刻意掩埋，另一半的受害者是外省人，怎么没有人提?这些被残杀的外省妇孺资料汗牛充栋，极为残忍，妇女被奸杀，小孩被打爆头，简直不能够引述，为什么都被视而不见，政府档案不谈这一段，纪念馆没有这一页，这些无辜的受害者没有得到一点补偿。”
略言之，在各种政治定性中，当以马英九对“二二八事件”的表述，较为客观，即：“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冲突，是‘官逼民反’，希望60年后看待这个事件，要抓住重点，大家要和解、和谐。”。须知，操弄历史真相者，亦必被历史真相所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