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仕宦 仗剑军门
范文程，字宪斗，号辉岳，明万历二十四年(1597年)生，清康熙五年(1666年)卒，终年六十九岁，隶汉军镶黄旗。他一生经历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开创时期，又经历了顺治和康熙两个朝代，为官四十多年，是清朝最著名的开国功臣，对清朝的建立与巩固起了重要作用，是清代初年卓越的政治家。
范文程出身于名门仕宦家庭。他的祖籍在江苏，是宋朝大学士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他的六世祖名叫范岳，明代初年在湖北云梦县任县丞，洪武年间获罪，于是全家就从江西的乐平县被谪往当时的边陲重镇辽东都司的沈阳卫，范氏自此成为沈阳人。范文程的曾祖名叫范锪，在明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后在朝廷做官，一直升到兵部尚书，因其为人刚直不阿，受到当权大臣严嵩的排挤，只好弃官离去。
范文程的祖父名叫范沈，在十四个兄弟中排行第六。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能当一个沈阳卫指挥同知，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县级副职小官。范沈生有三子，第二子范楠就是范文程的父亲，一生困苦，未能出仕。范楠生有二子，长子文案，次子文程。
范文程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历代为官的家庭里。他年轻时喜好读书，平素有远大的志向。但也深知仕途的艰难，祖辈父辈的坎坷经历，在年轻的范文程的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逐渐养成一种沉着、刚毅、聪颖、机敏的性格。在十八岁的时候，他与其兄一同考中了沈阳县学的秀才。当时的辽东，地处东北边陲之地，文化很不发达，能熟读四书五经成为县学生员，真可谓是凤毛麟角了。
这时的明朝，正处于激烈动荡的形势之下，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民族矛盾也日益炽烈。在范文程的家乡抚顺，明朝和后金的斗争日趋激烈。
随着辽东形势的发展，为了拉拢、控制女真人的势力，明廷不得不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封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然而努尔哈赤决心率领女真人与明朝分廷抗礼，到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也就是努尔哈赤背叛明朝、称汗建国的第三年，一举攻占了明朝辽东重要军事据点抚顺所。
年轻的范文程，耳闻目睹了满族的兴起与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他以封建官僚知识分子的眼光，清楚地看到明朝已是“气数”将终，而女真人的后金政权正在方兴未艾。所以在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当努尔哈赤率军攻下抚顺时，范文程与其兄一起，便毅然决然地亲赴汗营，“仗剑谒军门”，投奔了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并且与他们谈了话，自然免不了问起家世与经历来，很是器重他们的来归。当努尔哈赤得知范文程是明朝兵部尚书范镱的曾孙时，就对身边的各位亲王贝勒们说：“这个人是名臣之后，一定要好好地使用他。”言下之意在于希望范文程也能成为他的名臣，于是努尔哈赤令诸位官员都要优待以礼。并且由于范文程熟悉当时明朝以及辽东的政治、军事形势，因而被努尔哈赤选为亲随、当了参谋，投笔从戎南征北战。他先后参加了攻取辽阳(1621年)、西平(今盘山县古城子乡)(1622年)和广宁(今北镇)(1622年)等一系列的战斗。他“所在行营，必参帷幄”，显然，范文程在争夺辽东以至辽西的战斗中，贡献了他的聪明才智。
进入文馆 太宗谋臣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病死，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了汗位，他总结努尔哈赤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治理好国家首先要安定黎民百姓，并且要调整满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缓和民族矛盾。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统治地域的增大和人口的增加，皇太极制定了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的方针，参照明朝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己躬之得失”，在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建立了内阁的雏形——文馆，范文程受到破格的重用，和达海、刚林一起成为文馆的骨干。文馆的建立，标志着后金政权向着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前进了一大步，这其间范文程以其特殊的地位与才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然地成为皇太极的主要亲信谋臣。
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十万大军避开明朝在山海关、宁远(今兴城)、锦州一带布置的重兵，绕道西路经明朝肪务空虚的地区，从喜峰口进入关内，由龙井关、洪山口“入蓟门，克遵化”。皇太极自率主力直趋北京，留下范文程率八百兵守遵化以为退路，明军进行反扑，范文程则一马当先率军奋力作战，打退了明军的进攻。皇太极又派范文程率领小股军队去潘家峪、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和大安口等处说降，结果“凡五城皆下”，兵不血刃。当明兵反包围大安口时，范文程使用火炮进攻明军，又解了围。就在这次进军北京与明兵反复争夺城池的战斗中，范文程能攻能守，文武兼施，立下军功，被皇太极授予世职游击之职和三等阿达哈哈番的爵位。
在皇太极率大军直趋北京时，明朝山海关主将袁崇焕得知后，急率军驰援，先后令军抵达蓟州，皇太极不与战，乃直扑北京，袁崇焕追至，在城外展开激战。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记载，范文程此时向皇太极进献反间计，诈称皇太极与袁崇焕有密约，放回被俘的杨太监报给崇祯皇帝。惊慌失措、猜忌多疑的崇祯果然中计杀掉了袁崇焕，这就给皇太极除去了进关的劲敌，动摇了明朝的军心。由此可见范文程堪称是足智多谋的军师。
天聪五年(1631年)夏季，皇太极率后金大军围攻大凌河城(锦县)，迫使祖大寿投降。当时有蒙古降兵私自杀死其军官反叛回去，皇太极听说后异常愤怒，欲杀死这些叛兵，范文程则为了争取更多的力量，从容劝说，使五百多叛兵免死。当时另有明将据西山之险坚守，攻之不下，范文程又以单骑至其垒，说以利害，于是也投降了。皇太极非常高兴，把所有这些投降之兵都赐给了范文程。
天聪六年(1632年)春，皇太极第二次征伐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目的是要彻底打败东部蒙古，孤立明朝，并且使蒙古诸部成为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次出动了后金军和征集来的各部蒙古兵将近十万，当大军西征越过兴安岭后，林丹汗得知异常恐惧，感到自己无力抵抗，于是带着牧民驱赶牛羊离开驻地，仓皇西奔。等到皇太极追到归化(呼和浩特)时，林丹汗早已逃走，直赶到黄河边也没有追上。当时形势对皇太极非常不利，追又追不上，退回去又白白兴师无所获，沿途黄沙白草，民穷地脊，难以供养军需。全军将士都想借机南下抢掠明朝地面。但是苦于师出无名，无计可施。于是皇太极召集范文程、宁完我和马国柱等商议对策。范文程等提出：“我师进，利在深入；否，利在速归；半途而返，无益也。”鉴于当时的处境，只有深入明境才能饱掠而归，至于师出无名问题，范文程等人提出可以议和为由，写信给边关限期答复，过了日期便可藉口而进攻。皇太极很高兴地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结果以十日议和为期限，大军直趋宣府(今宣化)、张家口等地，沿途抢掠而归。
天聪七年(1633年)，明朝辽东守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来请降时，皇太极派范文程与诸贝勒一起带兵接应，并且向他们宣讲皇太极欢迎他们投降之意。于是，在后来“破旅顺，收平岛，讨朝鲜，抚定蒙古”等军事行动中，范文程都参与谋划。因之日益受到皇太极的重用。由于他的足智多谋，多次劝降明朝官将成功，甚至能从生活细节上观察一个人能降。如崇德七年(1642年)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在松锦决战中被俘后，大骂不降，于是皇太极派范文程再去劝降，仍不降，范文程一边好言相劝，谈古论今，一边察言见色。恰好房梁上有积尘飘落到洪承畴的衣服上，他几次将落灰拂去。范文程一叶知秋，回去报告皇太极说洪承畴是不会死的，他连自已的衣服都这般爱惜，更何况自己的生命呢。后来果然降了皇太极。
后金政权建立之初，带有浓厚的军事民主制的色彩，通过努尔哈赤以及皇太极的努力，逐渐削弱各部权力，加强了汗的权力。文馆的设立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皇太极一心要成为“中原有德之主”，当然必须借鉴明朝的典章制度，加快封建化的速度，迅速进行统治机构的改革。
要削弱八旗贝勒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皇太极坚信必须对国家机构进行改革。“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于是积极设置了文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初步打开了局面，收效很大。七年之后，即在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皇太极又对文馆进行改革，成立了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范文程被任为内秘书院的大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这时的内秘书院负责撰写；起草对外往来书信，记录各衙门的奏疏词状以及代替皇太极起草敕谕、祭文等。范文程参与了最高层的机密，一时间“抚谕各国书信，皆文程起草。初，上犹省览：后乃不复评审，曰，汝当无谬也。”
虽然范文程当上了内秘书院的大学士，但他的实际权力并不限于内秘书院，他所起的作用也远非大学士所限。他积极帮助和支持皇太极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八旗诸贝勒的王权，《满文旧档》曾记载天聪九年(1635年)冬，皇太极曾和范文程商量过能否上尊号称皇帝，范文程答曰：“人从天象而行，哪有天特意告诉汗受尊号的道理呢？获得玉玺的事，各处的国归附的事，人心归顺的事，那本来就是天意。今汗顺天意，合人心，受尊号，定国政适当。”皇太极大喜，于是次年春就接受群臣上尊号为皇帝，改元崇德，定国号为清。清朝的建立，标志机构改革进入质变的新阶段。
天聪七年(1633年)皇太极创建了八旗汉军以应需要，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它为“选用招降，以汉攻汉”提供了组织上、军事上的保证。在商议推选汉军固山额真时，诸大臣都提出由范文程担任，皇太极说：“范章京的才干当然可以胜任这个职务，然而固山额真仅仅是汉军一个旗的军事职务。现在我认为他是我的心腹和栋梁之材，所以固山额山的职务就另议吧。”这说明皇太极对范文程极为重视，关系密切。范文程所掌握的多是机密大事。《清史稿·范文程传》记载，他“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这生动地说明，他们每一次谈话就得几个小时(每昼夜是一百刻)，甚至来不及吃饭和休息就再次召入。
皇太极倚重范文程，参与军政大事，每逢议事，常说：“范章京知否？”不称文程而称章京，抬高了范文程的地位。每当议事决定不下来的时候，就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一下？”众臣下说：“范文程已经同意。”皇太极才最后批准。有时范文程生病在家，一些待办的事皇太极还要等他病好了再裁决。君臣关系至为亲密，皇太极经常要范文程陪着吃饭。范文程有一次入侍，面对美味佳肴，想到父亲还没有尝到，迟迟未能下筷，皇太极明白他的心意，立即把这桌美味佳肴送给了他的父亲。无论是朝中大事，还是日常生活上，都可以看出皇太极把范文程看成是贴身的近臣，而范文程也对皇太极忠心不二。
开科取士 加强集权
建州女真的崛起、后金政权的建立以至于与明朝分廷抗礼；最后建立了清朝。这个过程，如果从努尔哈赤1616年建元天命算起，到1636年建号大清称皇帝，也只有二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个落后的女真族来说，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这是序幕，是极短的前奏曲。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了推翻明朝、建立清朝这一改朝换代的大工程，自有其历史自身的辩证法。以清代明虽说以军事争夺为主，但以区区满洲族之人口、地域，想成为庞大的中国之主，单靠军事征伐是不行的，还得靠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清初开国史上能知己知彼，熟知中国历史与明朝现状者，范文程是难得的第一人。他在导演以清代明这个历史序幕时，有其独特的历史功绩。
范文程既了解女真族的社会发展，也知道它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的作用。同时范文程也了解明朝的社会弊端、宫廷的腐败。他知道只有顺应历史发展，对后金的政治机构进行改革，才能完成推翻明朝的历史任务。
在天聪三年(1629年)范文程进入文馆，为皇太极“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己躬之得失”尽力，到崇德元年(1636年)时短短几年，就又进了内三院，任大学士，成为皇太极的主要谋臣。
在八和硕贝勒共同主政、事事掣肘的形势下，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也”。范文程支持了皇太极削弱王权加强君权的斗争，他认为这个斗争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存亡。他给皇太极上疏，仿照中国历代朝廷官制，建议“请置言官”，皇太极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在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了都察院，这是一项强有力的改革，“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侵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它与三院六部不相统属，独立地行使检察之权，这样就把皇权与王权斗争的主动权操在手里。
天聪五年(1631年)始建的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由于每部都以贝勒一入主其事，并设二员满族承政、一员蒙古族承政和一员汉族承政，这些承政官员既要受贝勒的领导，也要对汗间接负责，就造成职掌混乱，有时互相矛盾，互相推诿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范文程在崇德三年(1638年)“奏请每衙门止宜设满洲承政一员，以下酌量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皇太极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且委派范文程协助睿亲王多尔衮“更定八衙门官制”。经过这样的机构改革以后，停止了诸王贝勒对各部院的干预，加强了中央集权。
一方面在用人上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人，改革机构提高效率；另方面又注重培养新的人才，这是皇太极比其父努尔哈赤高明之处，他曾说过：“朕以人才作为治理国家之根本，你们群臣应以荐贤士举能人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也真的这样做了。他能够不拘一格，打破民族偏见，无论是满族、蒙古族还是汉族，也不论出身之贵贱，只要有一技之长，都加以任用。对这一点理解得最深的，或者能及时向皇太极提出这方面建议的，正是大学士范文程。他说：“治国安邦，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在于得人才。特别是培养人才，保护优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范文程向皇太极建议，通过办学校和进行考试选拔人才，史载“满洲兴学，倡于范文程”确乎如此。当时在文馆就招学生，每年举行考试，分为三等。在这里学习的大多是辽东当地的青年。到了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就进行了第一次考试，满、蒙、汉族知识分子积极参加了考试。到了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就真的搞起了科举，仿效明代办法，“中试为举人”。这样就为日后的发展，准备了人才。这次考试大约有数百人参加，录取了二百二十八人。到了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时，范文程又建议，在满族、蒙古族和汉族知识分子中，考取秀才和举人。皇太极批准这个建议，并且提出了“从公考校”的要求。一个月后，录取了满族举人二人、蒙古族举人一名、汉族举人四名，其余分为一、二、三等不同。
就这样，范文程为皇太极，在短短的几年间选拔、考取了数量可观的人才，特别是青年。这些知识分子，忠于清朝，成为许多大衙门的骨干力量，也是清统一全国的重要力量。
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既和明朝有共同点即都是封建王朝，也有不同之处，即有其自己的发明创造。初起时为了处理蒙古事务而成立了蒙古衙门，到崇德三年(1638年)，范文程又协助皇太极把它扩充为“理藩院”，由处理单一蒙古事务扩大为处理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事务。这对后来推进满族与蒙、回、藏等其他民族的合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范文程在十多年间为皇太极出谋献策，真可谓是差不多言听计从。到了崇德末年，清王朝已经模仿明王朝，并有所增加与发展，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加强了中央集权，成为一个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经济上都能与明朝一比高低的劲敌了。
《清太宗实录》记载，当皇太极病重之际，都察院的言官上疏请求“惟以圣躬为重，伏望息虑养神”时，是经范文程转呈的奏疏，同时立即得到皇太极的批准，并且说：“朕之亲理万机，非好劳也，因郑臣不能分理，是用躬自裁断。今后诸务可令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合议定结。”而且皇太极派了范文程把这个极端重要的决定，通知诸王。这说明，皇太极临死前还很重用范文程，让他传达自己的最后决定。
皇太极死后，满洲贵族之间因为皇位继承问题事先没有安排，而爆发了一场残酷的斗争，一时间杀人流血，势不两立。范文程在这场斗争中，保持谋臣的公允地位，没有卷进去，说明他的政治头脑异常清醒——不论谁来继承皇位，他都是一个忠于新君的大臣。把握时机，提出“进取中原”的战略决策
从投奔努尔哈赤那时候起，到追随皇太极这两代帝王时期，范文程以其雄才大略，制定了进攻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方针。并在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始终坚持这个方针不变，直至最后实现。这既需要有通观全局的眼光，又要有对明清现状的清楚了解，更需要对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结局有充分的估计。然而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历史发生大转变的关键时刻，能把握时机，把历史推向前进。范文程都做得恰到好处。清代的历史家往往把范文程比作楚汉相争的张良或者明朝的功臣刘基，是颇有道理的。
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的努力，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在军事上建设了一支强大的八旗兵，巩固了东北地区的统治，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这是清朝赖以争夺全国政权的实力。
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曾经和范文程商讨对明朝的策略，范文程说：“我军如果想深入，应当乘其不备，一直攻到北京，讯其和否，然后再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壮军威。”这是先进行军事上试探性进攻，并且进行实战的演习。他还说“最好的办法是从雁门关进去，并且晓谕沿路军民，等到我们得了天下，酌免赋税，以表示我们爱护怜养百姓之意。”这是进行政策宣传、争取民心，军事上避实就虚。皇太极正是这样做的，他不断地避开山海关而绕道从北面进关，直趋北京，进行军事上的大演习。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率军再次伐明，范文程为此曾上书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说：“中原的百姓，饱受丧乱乏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盼望有一个英明的皇帝，以求得安居乐业。从前放弃遵化，在永平(今河北卢龙)屠城，这两次都深入而复返，明朝必然以为我们并无大志，只是为了掠金银财宝和美女玉帛，因此对我们表示怀疑，不信任我们。现在应当严肃申明纪律，秋毫无犯，宣谕我们进取中原的政策是：做官的仍然担任原职，民众百姓仍然从事原来的职业，录取使用贤德能干的人，抚恤有困难的人。这样，黄河以北，就可以传檄而定了。”他又说：“现在明朝精兵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八旗兵可以包围他们长驱直入，他们的势力日益衰落，我们的兵力日益强大，这样，北京就是可以夺取的了。”
无论是皇太极还是福临、多尔衮，在与明朝作最后斗争的前夕，都想联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共同夺取政权，只是皇太极没有联系上。到顺治元年(1644年)福临致书李自成起义军将领说：“我们致书给你们，想与诸公共同合作，并取中原，如果能统一全国，我们共享富贵，不知尊意如何？”结果也没有同意。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是不会与清军联合的。范文程也看清了这一点，并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我国虽与明朝争夺天下，实际上是与李自成的流寇较量。”他提出要拉拢明朝官吏帮助自己，并且要直取北京或者从山海关以西先攻占一个城池作为进攻的前哨和跳板。当多尔衮伐明大军进军至辽河时，传来了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死、明朝灭亡的消息。在这紧要关头，急忙驿召在盖州温泉养病的范文程速来商讨决策。
范文程既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并且也站在被推翻了的明王朝的立场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恶狠狠地咒骂农民起义军，认为李自成起义军是“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并且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分析李自成“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之。”第一，逼崇祯自杀是“天怒矣”；第二，打击地主豪绅，没收财产能引起“士忿”；第三，攻击起义军抢掠人民能引起“民恨”。他断言有这三个原因再加上“行之以骄”，可以“一战破也”。他接着说：“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讨他们的罪行，抚恤士大夫，拯救黎民百姓。这样出兵，是以义动，何功不成？”范文程注重师出有名，立足于分析敌我双方形势，这是他的高明处。并且进一步提出：“爱惜生灵是天之德也，从古以：来没有一个是嗜杀而得天下的。我们清国如果仅仅打算在辽东称帝还算可以，如果想统一全国，非使百姓得到平安不可。”这是当时最正确的决策。成为清军入关后奉行的重大政策，也显示了它的强大的力量。
吴三桂是出身豪门的武将，明朝派他为宁远总兵，率领数万精兵把守着山海关，阻挡清兵。但他素有二心，加之其上司洪承畴、舅父祖大寿早已降清，清朝利用这种关系拉拢吴三桂，但他在观望着明朝、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和清军这三家势力斗争的结局，然后才能决定自己的选择。所以在京师告急时，他不去迅速解救，朝廷三月下令救援，他行军迟缓，四月二十二日李白成占北京，他二十五日才到丰润，听说京师沦陷、崇祯吊死，他反而不战回到山海关，根本不想为明朝出力，只是在选择新主而已。他自知不是李自成的对手，只有投靠清朝。他在选择时机。
京师的陷落，皇帝的自杀，正是机会。吴三桂立刻致书清廷，请兵进关共同对李自成作战。双方一拍即合。这正是范文程为多尔衮所制定的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结果。吴三桂的降清使李自成起义军在山海关战败，直至退出北京。
范文程不失时机，为清军草拟宣谕布告天下：“我们是仁义之师，为了给你们报君父之仇而来，不杀你们百姓，现在我们所诛杀者只有闯王贼而已。有官吏来归的，恢复其职位；百姓为归的，许其从事旧业。我们大军行动有纪律，决不伤害你们。”这在进关之时，是宣言书，也是瓦解农民起义的号召，更是向所有被起义军打倒的官僚、地主、豪绅宣传清军的政治主张。把满族的清朝与明朝的民族矛盾，掩饰过去，转而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突出了出来。因此，清军所向无敌，起义军败走，各地迎降不绝。范文程有力地把握了历史转折的时机，提出适宜的策略，为清朝夺取全国政权立了大功。康熙年间内阁学士韩英说，范文程“佐命兴朝，首倡入关，廓开大计，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者。厥后皆如公策，而我国之大业以成，万世之丕基以定。”这是很恰当的评价。范文程能利用阶级矛盾，转移民族矛盾，争取明朝各级官僚和地主阶级的支持，这是他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为清朝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日理万机 出谋献策
清军攻占北京之后，多尔衮面临一个异常复杂棘手的政治局面。明朝的京师，在短短的四十三天里，先被李自成攻破，又被清军夺取。历史发展之迅速使世人瞠目。明朝的忠臣遗老、投降李自成的官吏、未来得及撤走的起义军、饱受战祸的黎民百姓，几百万人混杂在北京。怎样收拾这个残局？从哪里开始？这些，多尔衮只有依靠范文程去处理了。
首先是，多尔衮听从了范文程的不要乱杀人的建议，下达了“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命令。而且多尔衮本人只带千骑入城宿卫，几万大军“尽屯骑兵于城外”，而且没有多尔衮的标旗，任何人不许出入，一时间初步稳定了民心，使众人无不悦服。并且郑重宣布“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
多尔衮这个摄政王忙于军务，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处理改朝换代的纷繁复杂的政事，随军而来的范文程被推到了前台。他以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胸怀，抱着治世的夙愿，化敌为友，争取大批汉族官吏和民众的信任，宣传施以“仁政”，并且“颇爱百姓”，自己现身说法：“我大明骨，大清肉耳。”号召大家都效法他那样投降清朝？
范文程当时“每日坐午门右决事”，他是清政府的实际组织者，他不得不“昼夜在阙下，事无巨细应机立办”。一时间“挺伐四方，文武甲兵，事无巨细，咸公综理案牍”。
范文程随大军进京后，首先把明朝皇宫里所典藏的律令章册接收过来，作为清朝遵明旧制的根据。
范文程为了把满汉民族矛盾掩盖起来，化敌为友，曾说大清江山“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并且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进京之后，范文程就建议并得到批准，由清政府主持为崇祯皇帝及皇后、皇妃发丧，历时三天，并且“易梓宫，备仪卫，修陵墓一切如制”。俗话说人死以入土为安，在改朝换代之际，范文程亲自为被推翻的明朝皇帝发丧，足以证明他具有政治家的风度，给明朝的官吏以及所有拥护者以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当时明朝有些遗老家在南方，在京师动荡，家破人亡之际，无路可走，便投书范文程求助。请“求扶丧南还”，范文程立即派遣骑兵持令箭护“送至张湾，于是殉难诸臣之丧，多次第南归”。这样做的结果，表现了范文程对这些“殉难”诸臣的同情与关怀，也争取了这一大批人对范文程的信赖。
在这百度草创之际，为了安定天下百姓，制定一个什么样的田赋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大事。由于连年战争，明末的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屡次增加，人们异常痛恨。在战火中饷册皆被李自成起义烧毁，惟有万历年间的故籍还存在，当时有人提议寻找新册，范文程表示反对，他主张用万历时旧饷册说：“就是以万历年间为定额，还应考虑给人民带来的困难，怎么能还去寻找那三饷的册籍呢？”于是决定甩万历年间的田赋标准征税天下。这实际上是宣布清朝为了使农民休养生息而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结果“岁减数百万两，民赖以苏”，这样做，稳定了亿万农民的心，使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了政策的保证。
为了进一步争取广大知识分子对清朝的支持，范文程上疏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商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他建议“首请开课取士，以收入才”。得到批准后，清廷派他主持考试，考中的一千多人，这样做就为清朝争取了追求仕途的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
范文程在进京伊始，亲主政务，日理万机，为崇祯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山林之士，考订文献，更改明朝法律命令，广开言路，招集各级官吏，收求各种档案册籍，安定了人心。又实行轻徭薄赋，给人民以生息的条件。这些都为清朝的巩固，奠定了政策的基础。
要从根本上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清初钱粮缺乏是一大难题。范文程提出兴屯田之法，推行屯田垦荒，设立政府专门机构。实行结果，解决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为人民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
功成引退 元辅高风
进京之后，根据范文程的功绩，清廷给他“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赐号‘巴克什’。后又进二等精奇尼哈番。”随着范文程的声望越来越大，不免与大权独揽的摄政王多尔衮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多尔衮由摄政王改称叔父摄政王，又变为皇父摄政王，独揽天下大权，朝廷的信符和各级官吏升迁簿全在他手里掌握，一时间朝廷内外“只知道有摄政王，而不知道有皇上”。多尔衮为了加强自己的影响，毅然摒弃范文程所提倡的争取民心的宽厚政策，而改行残酷的高压政策，强行推行“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政策，并且要范文程别过多地插手干预他的政策。
范文程跟随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以及多尔衮几十年，洞若观火，“有古直士之风”，忠心耿耿地为清朝献计献策，对多尔衮也是刚直而不随声附合，这就激起多尔衮的不满。终于在顺治三年(1646年)，多尔衮对范文程发出警告说：“现在国家各项事务，各有专人管理。”限制范文程少管事务。又说：“你们这些内官对于国家的事务，应当及时报告。”而范文程回答说：“文程等朝夕在王左右，凡有闻见，无不面启，候取进止，无庸具体敷陈。”范文程这样依然固我，终于在顺治三年和多尔衮矛盾激化，因一件小事而被多尔衮为“下法司勘问”。虽然没有罢官，但权力已被限制和削弱。而范文程自己只好处处小心谨慎明哲保身了。
当朝中满洲贵族权力斗争激化之际，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削去亲王济尔哈朗爵位、幽毙了肃亲王豪格，又命亲信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同范文程一起删改太宗实录。范文程进退两难，知道事关重大，如果遵命将留后患，如果违命将受处罚，于是为了保全自已，声音养病闭门不出。结果多尔衮死后被控犯有“谋逆”之罪，刚林、祁充格一起被杀，范文程“与同官当连坐，上以文程不附睿亲王(多尔衮)，命但夺官论赎。是岁即复官。”他能躲过这场大难，完全是由于他有自知之明，才能保全自己。清廷对他的忠心，很是赏识，顺抬九年(1652年)被授以议政大臣之职，这是汉官从未享有的恩宠，说明他用自己的行动进一步取得了顺治皇帝福临的信任，随即“复进一等精奇尼哈番”，特命“监修太宗实录”。
范文程为了向顺治帝表示自己的忠心，上疏奏曰：“诸位大臣上疏弹劾大臣，无非是为君为国，皇上应当爱惜他们。”顺治帝接受了她的建议，恢复了因上疏弹劾大臣而被降职革职的官员。
积几十年经验，范文程对君主关系颇有见解，在福临与他商讨如何处理这个关系时，他说：“大凡作事恰到好处附合天意者，必须君明臣良，互相信任，互相谅解，才能有利于国事。假若入主刚愎自用，谁还敢进言？势必使阿谀奉承献媚之人日益亲近；而忠厚耿直的人就日益疏远了。人主如果自己诚心诚意，公正廉明，臣下自会翻然从善，这样才符合天意，国家的命运一定悠久，永享太平了。”多尔衮死后，顺治时期，君臣关系进一步密切了。范文程堪称为一代名臣，顺治称赞他“文程在盛京时不附贝勒，后亦不附睿亲王，众所共知。”史载，“上勤于政治，屡次到内院去，让诸位大臣从容咨访，文程每每以班首承旨，所陈述回答，都能使皇上满意。”
为了解决恢复生产和选拔人才两大难题，范文程又建议“条兴屯四事，曰选举得人，曰开垦守获，曰积贮转运，曰责成考课。”于是在乱久民稀的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大兴军事屯田和官助民屯，结果对恢复生产安定农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范文程还大胆地提出，治理天下首先在于会用人，他针对清朝重满族轻汉族和任人唯亲大搞宗派的弊政，建议朝廷各部院大臣都要推荐人才“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不避恩怨，取真正才守之人”去充当各级官吏。范文程这样选拔、培养人才，博得了顺治皇帝的赞许。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为了表彰范文程的功绩，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后又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师；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恩诏加秩一级，并将其画像收藏在皇宫之内。
范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投奔努尔哈赤后，对清廷一片忠心，无论换了哪个皇帝，他都有自知之明，所以在他经历的整个清初的三朝四代历史上留下了丰功伟绩。他自己知道他一生所进奏章，多关系到重大的决策问题，所以在他监修太宗实录时，把他草拟的奏章一概焚烧不留，而在实录中所记下者，不足十分之一。他这样做，免得“功高震主”，突出个人。但从各种史料里，从我们能见到的记载里，也足可以看到范文程确是一代名臣。时势造英雄，有他这样的人辅佐，清朝受益匪浅。他最后多次因病上疏请求休养，顺治帝才“暂令解任”，还想病愈之后再来召用。但是范文程功成引退，离开朝廷“辟东皋为别业，稍构亭馆，植卉木，引亲故，徜徉其中；时以诗书骑射课子弟，性廉慎好施与。”就这样平安地度过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