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是清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皇太极死后，顺治帝 年仅六岁。他作为摄政王，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是 入关后清政权的真正缔造者和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杰出奠基人。
统一东北 征服蒙古
　　多尔衮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卒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其母为大妃乌拉纳喇氏，同母兄阿济格，弟多铎。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死于沈阳附近的瑷鸡堡，多尔衮的生母被逼殉葬。接着，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即位，即清太宗。当时多尔衮年仅十五岁，被封为贝勒(贵族封爵)。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
　　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十七岁的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获敖穆楞大捷。因其作战英勇有功，深得皇太极赏识，被赐以美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王。从此，聪慧多智、谋略过人的多尔衮，逐渐成为后金军的主要统帅之一。
　　多尔衮几乎是每战必出征，而且每次都表现得无比英勇。天聪三年(1629年)，他随皇太极自龙井关入明边，趋通州，直逼明都北京城下，败明的援兵于广渠门外。天聪五年(1631年)，又随皇太极攻明于辽西。大凌河之战，他亲自冲锋陷阵，直抵大凌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后金军颇有伤亡。事后，皇太极怒责他的部下不加劝阻，说：“墨尔根戴青亦冲锋而入，倘有疏虞，必将你等加以严刑，断不宽容。”攻锦州时，他又一马当先。祖大寿从锦州城头向南发炮，洪承畴军由南已向北发炮，多尔衮被夹击于中，几乎被击毙。以后祖大寿投降，多尔衮曾向他谈到当时的危险情形。祖大寿惶恐不安地说；“果有此事!如彼时炮中王马，为之奈何!”多尔衮则坦然说：“彼时两仇相敌，唯恐不中，大寿言不由衷，诚为可笑!”
　　由于多尔衮在军事、政治上已经成熟和可以信赖，在天聪五年皇太极设立六部时，命他掌吏部事，更全面地参与军政大事。


　　多尔衮不负皇太极的厚望。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探讨进一步兴国的大计，询问他们征明及察哈尔、朝鲜，何者为先？多尔衮以锐敏的目光，直抒了他的战略思想。他从夺取全中国的目标出发，力主以征明为先，他说：“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这种深入内地，蹂躏明朝土地人民，消耗明朝国力，然后再与之决战的战略，深得皇太极的赞同，以后的几次征明，基本上都是照着这个方针行事的。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多尔衮从皇太极征明，克保安，略朔州。次年，在招抚蒙古察哈尔的归途中，多尔衮自山西平鲁卫侵入明边，在山西、宣大一带，又捣毁了明朝的宁武关，骚略了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及应州等地，俘获人畜七万余。崇德三年(1638年)，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将左翼，岳托将右翼，自董家口等地毁明边墙而入，越过明都至涿州，分兵八道，西掠至山西，南徇于保定，击破明总督卢象升。又南下临清，渡运河，破济南。北还时复掠天津、迁安等地，出青山关而还。此役，纵横豕突数千里，蹂躏城池四十余座，掳掠人口二十五万有余，夺取财物更是不计其数，给明朝以沉重的打击，给山西、河北、山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明人夏允彝记述这次事件的影响说：“所至屠掠一空，祸为至剧。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而多尔衮则因为此役，被皇太极赐马五匹，银二万两。
　　对察哈尔和朝鲜，多尔衮全力贯彻皇太极“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方针，使统一全国的后顾之忧得以早日解决。
　　早先，当后金征服与招抚蒙古各部时，唯独，强大的察哈尔部在雄主林丹汗的率领下，不肯降服，始终采取与后金对抗、周旋的态度。察哈尔部虽亦不与明廷合作，终究是后金南下伐明的一大后患。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死于青海打草滩。皇太极以此为契机，于次年二月命多尔衮偕岳托等将领，率精兵万人，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去招抚察哈尔部众。此次进军，政治目的明确，秋毫不犯，进展颇为顺利。先在西喇朱尔格地方，招降了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四月二十八日，就抵达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驻地托里图，多尔衮令已降的额哲的舅舅南楮前去劝降。额哲在父亲新死、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只好率部投降。八月，多尔衮率师凯旋。林丹汗曾得元朝的传国五玺“制诰之宝”，这时，多尔衮使额哲呈献给皇太极。因为元朝的这方玉玺象征“一统万年之瑞”，皇太极大喜，第二年(1636年)便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多尔衮同时被晋封为和硕睿亲王，更加受到重用。
　　朝鲜本是明朝的属国，世代忠于明廷，虽多次受到清的分化、威胁，也始终不渝，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总和明朝相呼应，因而始终是清侧翼的一大忧患。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为彻底解除这一忧患，亲率大军侵入朝鲜，围朝鲜国王李宗于南汉城。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多尔衮偕豪格别从宽甸入长山口，克昌州，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突袭江华岛。当时，朝鲜王妃、两个王子，以及很多大臣及其眷属都转移在此岛避难。多尔衮在这里遇到了朝鲜军队的顽强抵抗，经过激战，清军杀伤守军一千余人。围城之后，多尔衮恩威并用，立刻执行皇太极的招降政策，停止杀戮，使江华岛得以投降。对投降的朝鲜王室成员，多尔衮不加侮辱，并颇能待之以礼。朝鲜国王因妻子、儿子及很多大臣已被俘虏，各路援军又被清军打败，于是只好放下武器，穿上朝服，率领群臣，向皇太极献上明朝给的敕印，投降清朝。皇太极凯旋盛京时，命多尔衮约束后军，并携带朝鲜质子李洼、李昊及大臣子以归。朝鲜国王因为多尔衮全其妻子，以礼相待，所以一直不忘此情，给清朝诸王送礼时，多尔衮的一份总是最厚。
　　在顺利地解决了蒙古和朝鲜的问题之后，多尔衮便集中力量协助皇太极，和明朝在辽西地区进行了激烈而持久的较量。
　　崇德三年(1638年)，为进军明朝作准备，多尔衮监督修治了盛京至辽河的大道。接着就如前所述，自董家口侵入明境，残毁了山西、河北、山东大片地方，崇德四年(1639年)方回。为最后夺取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地方，崇德五年(1640年)，多尔衮屯田义州，并不断向锦州、松山、杏山等城进攻。由于进展迟缓，受到·皇太极的责备，被降为郡王，罚银万两，夺二牛录。受处分后，多尔衮更加兢兢业业，崇德七年(1642年)，终于下松山，俘获明朝统帅洪承畴；克锦州，迫使明朝大将祖大寿最后投降。持继三年之久的松锦战役，明朝受到巨大的打击，多尔衮威望大著，被恢复亲王。这时，皇太极已抱病在身，军国大事便经常委托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这两个亲王共同处理。
　　在清军入关前，多尔衮追随皇太极转战南北，为清朝统一东北及蒙古各部做出了成绩，其地位已跃居诸王之上。
摄政亲王 帝王之权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暴疾而死。由于生前未能预定后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满洲贵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清入关以前，继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贵族诸王议立。皇太极死前，诸王已渐渐分成党派：一派以多尔衮为核心；另一派以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早已露出了争立的苗头。皇太极刚死，双方的拥立者立即展开了活动。皇太极自将的正黄、镶黄两旗及豪格主管的正蓝旗，誓立豪格。图尔格、索尼、图赖、巩阿代、鳌拜、谭泰、塔瞻等大臣齐往豪格家，策划立豪格为君。索尼等六人更“共相盟誓，愿死生一处”。豪格又派人去探寻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意向。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当时颇有影响，他也倾向于立豪格为君，但是又主张要与多尔衮商议。另一方面，多尔衮和多铎所统率的正白、镶白两旗，则主张立多尔衮为君。多尔衮的两个同母兄弟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一些贝勒大臣，曾“跪劝睿王，当即大位”。双方各不相让，形势极为紧张。清政权处于严重危机之中，随时有发生混战的可能。
　　多尔衮虽然觊觎皇位，但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未敢贸然行动。
　　皇太极死后第五日，即八月十四日，多尔衮采取主动，他召集诸王大臣会议，议立嗣君。这一天，气氛紧张到了顶点。天刚亮，两黄旗大臣就盟誓于大清门，并令两旗的巴牙喇兵(精锐亲兵)张弓箭，环立宫殿，摆出兵戎相见之势。正式开会之前，多尔衮还在试探黄旗大臣索尼的态度，索尼冷冷地说：“先帝有儿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我就是这个意见，没有别的可说。”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皇子。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也说，应当让豪格继承皇位。豪格在已占优势的情况下，略表谦让之意。这时，阿济格、多铎展开了反攻，他们劝多尔衮即帝位。老于世故的代善也跟着见风转舵，圆滑地说：“睿王若应允，实是我国之福。否则，还是应当立皇子。”不再坚持立豪格。两白旗大臣进一步发动攻势，说若立豪格，我们都无法生活，坚决反对立豪格。多铎见多尔衮仍未明确应允，甚至又摆出立他自己或立代善。形势更加混乱，不可预测。代善以年老固辞，退出会议。多尔衮也不同意立多铎。这时，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吾属食于帝(皇太极)，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多尔衮看到，与豪格相比，他并不占优势。两黄旗与正蓝旗坚决支持豪格，镶蓝旗主旗贝勒济尔哈朗、正红旗主旗贝勒代善．也是同意或倾向立豪格的，八旗之中有其五。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多尔衮强自为帝，必将引火烧身。于是，多尔衮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为双方接受，这样，既排除了他的政敌豪格，又可使他实际上享有帝王之权。
　　在达成协议两天之后，代善之子贝子硕托、孙郡王阿达礼，又图谋推翻成议，劝多尔衮自立。多尔衮从大局出发，揭发了这一乱国阴谋，并忍痛将他们诛杀。崇德八年(1644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岁(五周岁)的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同辅政，继而称摄政王；“刑政拜除，大小国事，九王(多尔衮)专掌之”。济尔哈朗仅管“出兵等事”。
　　不论多尔衮主观上如何打算，他拥立福临这一行动，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并且争取了两黄旗一部分大臣，如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对他都表示了支持。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无疑是很重要的。
　　多尔衮辅政以后，到入关前，他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旗主、加强集权的措施。
　　崇德八年十二月，他以“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与济尔哈朗定议，“罢诸王贝勒管六部事”，削弱了诸王贝勒的权力，只让贝子、公等管理部务。而贝子、公要向摄政王负责。同时，又向各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克矢公忠”，听命于摄政王，否则决不宽容；又传谕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诸王贝勒的行动，有事应纠参者，必须据实奏闻，不许瞻循隐匿。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又定：“嗣后凡外国馈送诸王贝勒礼物，永行禁止。”进一步限制了诸王贝勒同外界的联系，从而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摄政王手中，不久，济尔哈朗宣布：“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济尔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这当然不是他慷慨让贤，而是多尔衮巧妙地运用计谋取得的。这样，诸王预政的权力既被削弱，济尔哈朗也已在多尔衮之下，“王由是始专政”。这时，礼部也议定，摄政王居内及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平起平坐，于是多尔衮实际上享有了帝王的尊荣。
　　多尔衮在争得摄政王首位之后，即着手打击政敌豪格。顺治元年四月初一，原来支持豪格的固山额真何洛会，告发豪格有怨言，语侵多尔衮，图谋不轨。借此，多尔衮以“言词悖妄”、“罪过多端”为由，要置豪格于死地。只是由于福临涕泣不食，豪格才免去一死，但被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同时，以“附王为乱”的罪名，处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
　　至此，在短短的八个月内，多尔衮便集大权于一身。多尔衮这一系列做法，虽是个人的争权活动，但客观上对清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清的军政大权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这正是不久之后，清兵入关的必要前提和可靠保证。
把握时机 占领北京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
　　在这之前，正月二十六日，多尔衮曾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致书大顺军诸帅，“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这是要和农民军搞统一战线。四月初．多尔衮还不知道农民军已占北京，他在沈阳作了伐明的紧急军事动员；征调满洲、蒙古军的三分之二，以及汉军的全部。四月九日。他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以“便宜行事”的大权，率领阿济格、多铎以及归降的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向山海关进击。四月十三日，清军抵达辽河。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遣人至清军，报告农民军攻陷北京的消息，并向清军乞援。当此形势突变之时，多尔衮显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他没有丝毫迟疑，而是立刻改变策略，接受了临行前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把农民军当成主要敌人。他又征询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除同意范文程的建议之外，还着重指出，应派先遣官宣布，这次进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逆乱、消灭农民军，有作内应及立大功者，将破格封赏。为了争取时间，应计算里程，精兵在前，辎重在后，限以时日，直趋北京。十九日，清军到达翁后，吴三桂再次派遣副将杨坤致书多尔衮。多尔衮正式复信吴三桂，表示对“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声称这次出兵的目的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并且一定要做到“唯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明确表示要统一中国才肯罢休。同时又拉拢吴三桂说：“伯(吴的爵位)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俨然反客为主，以全国最高的统治者自居。以这封信为标志，清政权彻底改变了打击目标，最终完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转变。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一昼夜行军二百里，至日昏黑时，距山海关十五里驻营。是日，李自成亲率二十余万大军到达山海关，将吴三桂部包围于关城之内，并即刻开始了夺关激战。吴三桂自知不敌，屡屡遣使向清军告急，但多尔衮与多铎、阿济格计议后，仍不敢轻信吴三桂，故当夜清军“披甲戒严，夜半移阵”。李自成与吴三桂激战的隆隆炮声，彻夜不止。二十二日凌晨，清军进迫关门五里许，吴三桂见清军至，遂炮轰大顺军，率诸将十余员、甲数百骑突围，直驰清营，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多尔衮在军前将吴三桂晋爵为平西王，树立了一个给明朝降将加官晋爵的样板。多尔衮令吴三桂先行，开关迎降，多铎与阿济格分率劲兵一时驰入关门，竖白旗于城上，多尔衮自统大军继入。复以吴三桂军作右翼先发，出关敌李自成。李自成自知边兵强劲，成败在此一举，挥军与吴三桂死战。山海关城内闻炮声如雷，见矢集如雨，清军蓄锐不发。及午，多尔衮见吴三桂不支，乃命三吹角，三呐喊，始派多铎、阿济格率铁骑数万从三桂阵右出，直冲敌阵，发矢数巡后，但见刀光闪烁。是时狂风大作，一阵黄埃自近而远，直扑大顺军阵，农民军败溃。仅“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是役，刘宗敏负伤，李自成收残卒急退北京。在李自成的大军被击溃之后，多尔衮下令关内军民皆剃发。并谕令全军，“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又在进军途中，以汉宫范文程的名义，四处张贴安民文告，文告说：“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这就完全改变了以往清军数度入关到处烧杀抢掠的野蛮做法，使得关内的官兵百姓，向风归顺，近悦远来。这样，清兵每日奔行一百二三十里，未遇任何抵抗，五月初一日便到了通州。在这前一天，李自成已满载辎重，放弃北京，向西撤退。
　　五月二日，明朝的故将吏出北京朝阳门外五里，以帝王之礼，迎接多尔衮。多尔衮乘辇入城，升座武英殿，正式接受明朝降官降将的拜谒。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的同母兄、武英郡王阿济格曾提出，“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被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这个野蛮而愚蠢的建议，遭到了多尔衮的断然拒绝。多尔衮继续采纳汉宫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明朝士人的措施。为崇祯帝、后发丧：多尔衮入京伊始，就“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三日，以帝礼葬之。同时将周后、袁贵妃、熹宗张后、神宗刘贵妃等，“丧葬如制”。改变对明王室的态度：规定“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有一个叫朱帅钦的宗室来投诚，受到欢迎，后来还让他作了保定知府。表彰。明朝殉难诸臣，照旧录用故明各衙门官员，对一些有影响的人还加以重用：如冯铨、陈名夏等明朝降官，都任命为大学士或尚书。对降官穿戴明朝衣冠也暂不加限制：七月，山东巡抚朱郎碟向他请示，新补官吏能不能仍以纱帽圆领的明朝官服“临民莅事”，多尔衮说，目前“军事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各官，姑依明式”。对明陵采取保护措施：六月，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又“以故明太祖牌入历代帝王庙”，还规定“明国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员户”。申严军纪，取悦百姓：当时，多尔衮把多数清军留在城外，“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规定“军兵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对于清军中一些违反禁令，“毁伤民间，动用家伙者”，则“悉置重典”。所有这些安抚明朝统治阶级、整肃军纪的做法，都是为了收买人心，即范文程说的：“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事实证明，这些办法确实起到了笼络明朝士大夫、安定民心的作用。当时随清军入关的朝鲜人就指出，“九王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这对清朝统一中国，有着很大的影响。
　　清军入关后，对于清朝应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统一中国等问题，在满洲贵族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当时，由于到处是战火，漕运不通，北京一带的“公私储积，荡然无余，刍粮俱乏，人马饥馁”。而这时的关外，则是“禾稼颇登”。因而八旗官兵“皆安土重迁”，对于立即移居北京，“多有怨苦者”。在这内外交困的同时，五、六月间又谣言四起，“有讹传七、八月间清兵东迁者”，“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就主张，将诸王留下来镇守北京，而大兵或者还守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这样才无后患。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清朝在全国统治能否建立和保持的战略问题，多尔衮非常坚定，他驳斥说：既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特别是在目前人心未定的情况下，更不可弃而东还，动摇人心。他坚定表示：“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为了安定民心，六月间多尔衮明确宣布：建都北京。并派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去迎接幼主福临。他还反复宣谕说：“民乃国之本，尔曹既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曹试思，今上(福临)携将士家属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转运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这既是对京师人民而发，也是对八旗内部的军民而发。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力排一切困难，决计建都北京，以统一中国。
　　九月，福临入山海关，多尔衮率诸王群臣迎于通州。福临到北京后，马上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并为他“建碑纪绩”。多尔衮的同母兄阿济格、弟多铎也都升为亲王。济尔哈朗则仅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至此，摄政王只有多尔衮一人。
　　十月一日，福临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绥中国”，“表正万邦”。从此，清王朝把统治中心从关外转移到关内，在统一全国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缓和矛盾 扩大战果
　　多尔衮在北京立住脚跟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又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以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取消加派；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数目之多，已为明朝政府正常赋税的数倍，实是明末最大的苛政。这种无休止的加派，使得明末人民处于贫困交迫之中，人民对加派恨之入骨。清军入关后，有人建议清朝也按明末的数字进行加派，遭到多尔衮的反对。他在顺治元年十月下令，革除三饷及正税之外的一切加派。同时，他要求“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各巡抚御史作速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于是，每年赋税减少了数百万两，穷困已极的人民得以缓一口气。
　　反对贿赂：多尔衮对明末广行贿赂的恶劣作风也严加斥责，顺治元年六月，他在《谕众官民》中说，“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亦不得见用”，“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因此，他责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俱在，必不轻处，定行枭首。”因此，当时的一些汉宫都认为，“王上(多尔衮)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
　　打击太监势力：明末太监势力极为猖獗，除操纵朝政外，对一般百姓迫害亦甚。当时宫廷中，宫女多达九千人，内监更多至十万人。清入关后，太监的势力仍然非常嚣张，当年七月，太监要照旧例，到京郊各县皇庄去催征钱粮。多尔衮认为这样“必致扰民”，没同意这样做。八月正式下令，不准太监下去征收，而改为地方官征收。这是对太监势力的第一次打击。对太监的第二次打击是，禁止太监朝参。本来，明熹宗以后，每值上朝，太监也要着朝服参加。清政府迁京后，这种制度并无改变，每遇朝参，太监总行礼在文武诸臣之前。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批准礼部的奏请，规定上朝时“内监人员概不许朝参，亦不必排列伺候”。经过这两次打击，太监在宫廷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得以收敛。
　　暂时妥协，平息反抗：剃发问题是清朝统治者执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之一，早在努尔哈赤时，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凡是投降满洲的，都要以剃发作为标志。清兵入京后，多尔衮仍以剃发与否，“以别顺逆”。但他很快发现，“剃头之举，民皆愤怒”。于是，在进京的当月，多尔衮就改变前令，宣布“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在剃发问题上的暂时让步，使清朝在攻下江南重颁剃发令以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北方汉族人民的矛盾。另外，多尔衮对当时北方农民军和各地人民的反抗，采取大力招抚的政策，下令各地方官，按能否招抚农民军将士，定各官之功劳。对投降的农民军将士，则委以不同的官职。顺治元年六月，顺天巡抚柳寅东见“流贼伪官一概录用”，认为很不妥当，主张“慎加选择”一番。多尔衮则说，“经纶之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可苛求”。多尔衮这个重要政策，对于瓦解农民军的反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很快被招抚平定，使刚刚入关的清政权有了一个能够保护自己，进攻敌人的战略基地。
审度形势 各个击破
　　以武力统一全国是多尔衮既定的方针。然而，当时主力退保西安的李白成的大顺军和活动在西南的张献忠的大西军，加在一起有四十余万。明福王朱由嵩刚刚在南京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集合江淮以南各镇的兵力，仍有五十万部众，并且雄踮长江天险。而清军入关时，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总共不过二十万人。清军要在辽阔的中国腹地同诸多对手作战，兵力不足，并且顾此失彼，很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多尔衮审度形势，根据柳寅东的建议：“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农民军)。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攻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需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制订了统一全国的作战部署，先怀柔南明政权，集中力量攻击农民军。这样做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第一，证明多尔衮宣称的清得天下于“流贼”的口号，正付诸军事行动，以便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第二，便于清军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避免两面同时作战，从而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地位。
　　确定了作战部署之后，多尔衮命英王阿济格经土默特、鄂尔多斯，由绥德攻击西安；命豫王多铎在攻打江南之前，也顺道追击大顺军；命肃王豪格征大西军。
　　与此同时，多尔衮抓紧对南明的迷惑工作，他传檄江淮等地说：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攻“贼”，共保江左者，也在情理之中，我不禁止你们。但是应当通和讲好，不负我朝，要永记我们替你们复仇灭寇之恩，共同发展睦邻之谊。这就给弘光政权造成一种错觉，好象清朝准备同南明搞南北分治，只打农民军，而不再进攻江南。南明果然放松了对清的警惕，不但不抵抗清兵，反而派出使臣，携带大量金银绢缎，到北京与清谈判，幻想效法宋朝故事，以每岁贡银十万两为条件，向清求和；还幻想联合清军，共同镇压农民军。
　　随着军事上不断取得进展，北京日趋稳固，多尔衮便对南明亮出了自己的真面目。顺治元年七月，他在致南明大学士史可法的信中，令福王“削号归藩”。他说：“如果不削号，那便是天有二日，就是我大清的劲敌。这样，我将拨出西征的精锐部队，转旗东征。现在是兵行在即，可东可西，南国的安危在此一举。”威胁弘光政权投降。十月，又发布檄文，严申“擅立福王”是“王法所不赦”，定将问罪征讨。同月，南明使臣陈洪范、左懋第、马绍瑜抵达北京。多尔衮有意贬低他们，下令说：“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让他自备盘费。”清廷收纳陈洪范等所带银十万两、金于两，蟒缎二干六百匹，而待之以藩属朝觐之礼，将福王的“御书”视为“进贡文书”。大学士刚林奉多尔衮之命严询南明使臣：“尔福王奉何人之命僭位？”当堂朗读檄令，历数“擅立福王之罪”，宣布“旦夕发兵讨罪”。在压力下，陈洪范变节，将江南的实情泄露给清。十一月，陈洪范请回江南策反南明诸将降清，并请扣留另外两名使臣。多尔衮依计而行，立刻遣人将这一新情况告知带兵在外即将南征的多铎。
　　顺治元年十二月，多铎率清军在潼关与大顺军激战近月，重创大顺军。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十八日，清军攻占西安。二月，多尔衮接到多铎“克定全省”的捷报，立刻命令他，“初曾密谕尔等往取南京，今既破流寇，大业已成，可将彼处事宜，交与靖远大将军英亲王等，尔等相机即遵前命，趋往南京”。又责成阿济格率吴三桂等，追击大顺军。五月底，阿济格追击大顺军于湖北通山县，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在九宫山遇害。顺治二年四月，张献忠在四川凤凰山与豪格率领的清军相遇时，战败身亡。此后，大顺军、大西军余部继续抗清。
　　顺治二年四月十五日，多铎率大军抵达扬州，明大学士史可法死守。二十五日，城破，史可法死于难。扬州城经历了空前浩劫，清军大肆屠戮，史称“扬州十日”。五月六日，清军渡江，弘光政权军队不战而溃。十四日，清军占领南京，福王逃往太平，旋被俘，弘光政权的大批文武官员及二十余万军队投降。于是清军继续向南方各省进军。
　　清军占领南京，很快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由于当时清军再度强迫人民剃发，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清军继续统一南方的行动受到挫折。在这个紧要关头，多尔衮又灵活地改变了策略。顺治二年七月间，他以“大兵日久劳苦”为名，把南方人民最恨的多铎召回北京，而改派福建籍的大学士洪承畴“招抚”江南。他要利用洪承畴在南方汉族地主阶级中的影响，来“节制”南京、江西、湖广等地区，进一步消灭刚刚在福建建立的唐王的隆武政权和浙江鲁王的鲁监国政权。多尔衮在洪承畴临行前，称他为自己“心爱之人”，鼓励他“此行须用心做事”，并特铸“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授权他“便宜行事”。多尔衮采取的这套以汉人治理汉人的办法，在关键时刻收到了实效。洪承畴坐镇南京后，很快扭转了清军在江南的被动局面，组织了对唐、鲁两个小朝廷的军事进攻。洪承畴先后招降了两政权中执掌大权的方国安和郑芝龙，乘唐、鲁互争之时，轻易地攻下浙江。随后长驱入福建，消灭了隆武政权。’这样，清朝统治阶级就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在很短时间内消灭了南明的大部分势力。到顺治五年(1648年)，便是“天下一统，大业已成”，除了东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
　　多尔衮对边疆地区的统一也很注意。顺治二年四月，在清军攻占西安后，他曾下令，对嘉峪关外新疆地方“三十八国部落之长，投诚归顺者”，要抚按官察实具奏，“以便照例封赏”。对西藏，允许茶马照旧贸易，“一切政治悉因其俗”，“番僧”可由陕西入贡。巩固统一的措施
　　多尔衮在进军各地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政权机构不断完善、巩固。
　　遵循明制：满洲统治者是刚从奴隶制贵族转化为封建制贵族的统治集团，许多人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落后生产方式残余的影响。按照什么思想和模式建国，将直接关系清王朝的前途。多尔衮的思想较为开通，接受汉人的影响较多，在建国过程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的建议。中央与地方的官制，大体上仿照明朝，没什么变化，所不同的只是兼用满汉二族罢了。赋役的征收制度，完全按照明朝万历年间的会计录进行，顺治三年(1646年)制订的《赋役全书》，是“悉复万历之旧”。盐法，也是“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收”。刑法，在未制订清朝的法律以前，“问刑准依明律”；顺治三年颁行的《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官吏的选拔，也是“向沿明制，实行科举”，科举的作法，也是“承明制，用八股文”。这一切，给人以无易代之感。
　　科举取士及网罗名士：皇太极时虽然已举行过科举，但规模不大，未能成为制度。入关后，顺治三年首次开科，即录取了傅以渐等四百名进士。录取人数之多不仅明朝罕见，终清之世，除雍正八年(1730年)录取了创纪录的四百零六名外，再没有超过此数的。而这时统治范圃仅及长江流域，全国尚未统一。同时，“取材唯恐不足，于是又有加科？，以扩大录取名额。顺治四年(1647年)的加科就录取了三百名进士。顺治一朝与清代各朝比，中额最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