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深知“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故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所以，他颇自负地对大学士说：“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用人一事，我也颇下功夫。”他除了用科举、招抚等各种手段尽力收罗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参加清政权外，还经常让身边的汉宫随时推举各地的贤才。顺治二年六月，清军下江南后，多尔衮问大学士：江南“有甚好人物？”大学士们对：“地方广大，定有贤才。”多尔衮说：“不是泛论地方贤才，只是先生们胸中有知道的否？”大学士们又对：“钱谦益是江南人望。”多尔衮问：“如今在否？”大学士们对：“昨‘归文册’上有，现在。”多尔衮这才放下心来。由于多尔衮重视搜求汉族统治人材，网罗名士，使大批汉族士大夫纷纷归附。多尔衮把他们当中一些最有统治才能的，安排在内院、六部等中央的重要机构中，使他们能有效地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
　　注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关系，适当限制满洲贵族的特权，提高汉官地位：多尔衮作为满洲贵族的代表，始终是把满洲贵族集团作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基本力量。为此，清朝刚一建立，他就明确规定了王公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的种种特权。但是，多尔衮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懂得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并不完全等于依靠他们治理国家事务。所以，多尔衮在从根本上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不断限制诸王、贝勒个人的势力，尤其是削弱、打击自己的政敌，使他们无法利用特权干涉国家重大决策和事务。入关之前，多尔衮就取消了诸王、贝勒在皇太极时代兼管部院事务的职权。入关后的一个长时间内，多尔衮接连派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等亲王率领大批满族贵族，轮流到各地出征，使他们远离了统治中心，无法干涉国政。在南明基本被消灭后，当这些王公贝勒陆续回京时，多尔衮为了防止他们恃功争权，又用种种借口来打击他们的势力。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多尔衮以“府第蝓制”的罪名，罢济尔哈朗辅政。五年(1648年)三月，又旧账重提，以当初皇太极死时，在继嗣问题上不揭发豪格为由，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降他为郡王。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后回到北京，多尔衮立即罗织罪名，把他逮捕下狱，三月便折磨致死。这两次打击，还牵连了额亦都、费英东、杨古利等勋臣的不少子侄，使和多尔衮对立的满族贵族势力大受削弱。就在这年十一月，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被尊封为“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在打击他的满洲贵族政敌的同时，给汉宫以更多的参政机会。原来，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重要的决定国策的机构。自多尔衮执政以后，这个机构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它只能讨论和处理满洲贵族内部的一些升降、赏罚等事。多尔衮把更多的权力赋于了多由汉人担任大学士的内院。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同意了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的建议，首先改变了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二年三月，又进一步下令，“凡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物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使内院成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机构。多尔衮还让大学士“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这些大学士日随多尔衮左右，应对顾问，处理政务，颇得重用。
　　内院之外，六部和都察院也是当时统治中枢的组成部分。不过在顺治五年以前，这些部的正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手。顺治五年，多尔衮又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提高了汉宫在这些重要机构中的地位和职权。
　　顺治六年(1649年)，多尔衮明令满洲贵族不得干涉国政和限制汉宫的职权。他下令诸王及大臣，“有干预各衙门政事及指责汉官，谓某贤能应升，某劣应降者，不论言之是非，即行治罪”。同时禁止诸王同政府各机构官员私交往来，规定“各王有以衙门事，私行传呼各衙门官至府者，罪在王。听其传呼而去者，罪在各官”。由于多尔衮的这个禁令，诸王、贝勒干预国家事务的权力基本上被剥夺了。在多尔衮死后不久，济尔哈朗等一些满洲贵族曾攻击多尔衮在摄政期间，“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
　　多尔衮为了使汉官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还严禁满洲贵族欺压污辱汉官，违者要受到处罚。顺治元年，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鍪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朱贿嘱满臣绰书泰求阿济格说情，阿济格率师南讨途经宣府时，便派绰书泰和总兵刘芳名胁迫李鉴释其罪。多尔衮闻知这种不法行为后，立刻将绰书泰同朱寿鍪等人枭首弃市，将刘芳名夺职入旗，将阿济格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阿济格是比较有实力的亲王，又是多尔衮的同母兄，在满洲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是忠于多尔衮的。多尔衮对他们任意欺压汉官的行为做出严肃处理，说明多尔衮在处理满汉矛盾上，还是比较开明和公正的。
　　尊孔读经，提倡忠义：清入关前已开始祭孔，但未成定例。占领北京后的第二个月，多尔衮即派人祭孔，以后每年的二、八月都派大学士致祭，成为整个清代所遵奉的定例。顺治二年，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六月，多尔衮亲“谒先师孔子庙，行礼”。同时把儒家著作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列为士子必读之书，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即取它命题。又提倡忠孝节义，把关羽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来崇拜。自顺治二年起，每年五月十三日即“遣官祭关圣帝君”。
　　主张满汉人民通婚：多尔衮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为了缓和满汉间的民族矛盾，曾主张满汉人民通婚。顺治五年，他以顺治帝名义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宫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过了几天，又谕户部：“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须先呈明尔部。……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多尔衮的统一中国，“满汉一家”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较之清朝其他统治者确实高出一筹。
巩固统一 民族压迫
　　多尔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汉地主政权的特殊利益，也推行过一些落后的、民族压迫的政策。
　　多尔衮在进入北京的前一日，即谕令剃发，进京的第二天又谕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不剃发者便被视为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定行问罪”。由于受到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二十二天后，多尔衮被迫取消了剃发令。但顺治二年六月，当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后，却又重申剃发令，宣布，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限十天，“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各州县奉到本府限期剃发的火票后，官吏“遍历村庄，细加严查”，“违旨蓄发，罪在必诛”。当时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因而士民大愤，纷纷起兵反抗。
　　多尔衮摄政期间，还三次下令在近京四百里内进行大规模圈地。顺治元年十二月，正式颁布圈地令。其中说：“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这是圈地的本意。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满洲贵族坚持“务使满汉界限分明”，满汉土地要“互相兑换”的“圈地”政策，致使许多汉人的土地和房屋被大量圈占，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以后在顺治二年八月和四年正月，又大规模的圈占两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造成很多农民“田地被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在北京城内尽圈东城、西城、中城为八旗营地，只留南城、北城为民居，房屋被圈占者限期逐出。几次圈地，累计达二十万顷左右。
　　随着大规模的圈地，使得丧失土地的大批汉族农民被迫依附满族统治者，投旗为奴。多尔衮又多次下令，“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于是，投充问题更加突出了。开始时，投充仅限于贫穷小民，后来也有带地投充的。而一些庄头，更“将各州县庄屯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还有一些无赖恶棍，本身无地，却以他人土地冒充，而去投充，然后借旗人的保护，再危害乡里。
　　为防止那些强迫为奴的汉人逃亡，多尔衮又下令制订了严厉的“逃人法”。逃人法的重点是惩治“窝主”。凡逃人被获，或鞭责或刺字而归还原主，窝主则处死，家产籍没并株连邻里，而奖赏告密者。因而一些地方无赖往往勾结旗下奸人，冒充逃人，诬指平民为窝主来进行敲榨勒索，危害甚大。
　　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多尔衮逐渐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曾多次下令修改这些法令或停止执行，但未能彻底解决。
是非功过 试与评说
　　多尔衮位宠功高，擅权过甚。豪格虽然镇压张献忠有功于清室，但因在继嗣问题上和他有争，终于在功成返京后，就被他罗织罪名，置之死地。济尔哈朗原和多尔衮同居辅政，被多尔衮逐渐排挤，终被罢其辅政。在排除异己的同时，则任人唯亲。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都得到重用。尤其对多铎，待之甚厚，顺治四年，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取代了济尔哈朗。多尔衮勉励他说：“汝继予辅政，益加勤勉，斯名誉非小矣。”当时就有人议论他，“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官；不合伊者滥降”。他又将应贮大内的“信符”。贮于自己府中，国家大事也基本不向幼帝讲述，完全独断专行。顺治帝后来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所以，多尔衮才是当时实际上的皇帝，以至当他入朝时，出现“诸臣跪迎”的场面。
　　多尔衮身材细瘦，虬须，素患风疾，入关后病情日重，常常“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刚到北京时，又复一度“为疾颇剧”，顺治四年以后，由于风疾加重，跪拜不便，使他时感“几务日繁，疲于应裁”，因而烦躁愤懑，易于动怒。上上下下都怕他，据说就是达官显贵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说话，要趁他外出过路时借便谒见。但他始终以全副精神经营清王朝的“大业”，牢牢控制着军国重务。为此他一再令臣下，“章疏都须择切要者以闻”，要求文字简明扼要，不允许有浮泛无据之辞，以免徒．费精神。据多尔衮自己说，他之体弱神疲，是由于松山之战时亲自披坚执锐，劳心焦思种下的病根。其实，和他好声色也有一定关系。他的妻子是博尔济吉特氏，当他的哥哥皇太极死后，顺治五年，他又将嫂嫂、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娶了过来，这就是当时人称的“皇后下嫁”；在他的侄子豪格被幽禁死以后，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他又将豪格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也娶了过来；五月，又征朝鲜女成婚。
　　多尔衮厚自奉养，睿王府宏伟壮丽，甚过帝居。据当时人杨义说：“墨尔根王府晕飞鸟革，虎踞龙蟠，不唯凌空斗拱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他还“服皇帝之服装”。由于感到北京暑热，曾下令在古北口外筑避暑城，为此加派钱粮，福临亲政后，才令此工程停止。李白成退出北京时，皇宫曾毁于火，多尔衮命令修复，曾从京外弄来工匠七百名，“俱皆铁锁所系”，举一反三，多尔衮在修建睿王府、避暑城时，工匠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
　　满洲贵族酷好放鹰围猎，多尔衮亦如此。礼部议定有摄政王出猎的仪礼。顺治二年，有几个在北京的日本人曾目睹他出猎时的盛大场面，鹰就上千只。“街上的人和其他人等都要叩头在地等候他．通过”。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可能坠马受伤，膝创甚，涂以凉膏，太医傅胤祖认为用错了药。十二月初九日死于喀喇城，年仅三十九岁。丧还，顺治帝率诸王大臣迎奠东直门外，追尊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多尔衮无子，以豫亲王多铎子多尔博为后。
　　由于多尔衮生前一直处在满洲贵族内部明争暗斗的中心，又专断权威，树敌颇多，死后仅两月，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十五日，其近侍、刚被提升为议政大臣的苏克萨哈、詹岱，即首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于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合词追论其罪，说他“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明”。诏削爵，财产入官，平毁墓葬。有的记载说，“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坐落在明南宫的睿王府同时被废。其亲信多人先后被处死或被贬革。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弘历认为，多尔衮“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寻即奉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被“诬告以谋逆”，构成冤案，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茔墓，又修建新睿王府。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
　　纵观多尔衮的一生，他功大于过，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尤其是在清朝统一中国的问题上，他有着卓越的见识和胆量，是别人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