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生于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卒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明代宦官，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少无赖，赌博输钱，为债主所迫，自施宫刑，变姓为李，易名进忠。万历中，通过结好宦官头目王安的部下魏朝，入宫当了太监，其间，熹宗年幼，由奶妈客氏抚养。客氏，乃定兴民侯二妻。原先，客氏私侍魏朝，所谓“对食者也”。及忠贤入，客氏又薄魏朝而爱忠贤，且相结甚深。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死，熹宗即位，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同时提拔与客氏有暖昧关系的李进忠为司礼秉笔太监，并令复魏姓，赐名忠贤。魏忠贤遂与客氏并邀宠幸，专权擅政，其祸为有明一代之冠，宦官专权达于登峰造极的地步。

 

魏客勾结 宦官专权
　　魏忠贤目不识丁，生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客氏淫而狠；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宫中莫敢谁何。王体乾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得服服帖帖听他使唤。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兼掌东厂后，权势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横行天下。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当政。东林党形成于神宗时期。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无锡人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因其政见与当权者不合，遂辞官还乡，与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到东林书院讲学。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时弊，颇得士大夫的支持，从而团结了一批名士清流，称为“东林党”。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和光宗在不满两个月内相继死去。光宗临终时，给事中杨涟受顾命。其后，杨涟、左光斗等一批东林党人，遂拥立万历皇帝的孙子朱由校即帝位，是为熹宗。熹宗即位后，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都为东林党人所掌握，其势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客氏的唆弄，熹宗逐渐由重用东林党人变为宠信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得宠后，勾结外廷官僚，窃取大权，把持朝政，再度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与东林党人作对的各派官员，纷纷投奔魏忠贤门下，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邪恶势力，称之为“阉党”。东林党人严重排斥异己的门户之见，又为阉党的形成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
爪牙遍布 势倾朝野
　　天启元年(1621年)，首辅方从哲因光宗之死，被劾在告，大学士刘一景当国。刘一景当国后，与东林党人韩扩相得甚欢，他们千方百计地抑制魏忠贤和客氏势力。但由于举筹失措和魏阉势力的扩大，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刘一景终于被迫下台。这是魏忠贤与内阁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接着，叶向高、韩扩、朱国桢三个内阁首辅，都依次被魏忠贤逼走。叶向高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致仕，韩扩于十一月，朱国桢于十二月，前后不到半年时间。天启四年十二月，顾秉谦出任内阁首辅，整个内阁遂被魏阉控制。自此，“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无所依倚”。
　　顾秉谦，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天启元年(1621年)晋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天启二年(1622年)，魏忠贤干预朝政遭到言官反对后，欲谋结外廷官僚，顾秉谦与魏广微便率先诌附。天启三年(1623年)春，两人同时入阁。天启四年(1624年)—十二月，秉谦出任首辅。“自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凡倾害忠直，皆秉谦票拟。《三朝要典》之作，秉谦为总裁，复拟御制序冠其首，欲用是钳天下口。朝廷有一举动，辄拟旨归美忠贤，褒赞不已。”其为人“庸劣无耻”，“曲奉忠贤，若奴役然”。魏广微，南乐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为人阴狡。与魏忠贤同乡同姓，开头自称“宗弟”，后来自认是魏忠贤的侄儿，同魏忠贤往来甚密，处处按魏忠贤旨意行事，在阁中与魏忠贤通信，皆亲笔行书，外题“内阁家报”，时人称为“外魏公”。当时的阁臣，诸如冯铨、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来宗道、杨景辰等，都是魏忠贤的走卒。时人把魏忠贤一手操纵的内阁称为“魏家阁老”。阁老既属魏家，六部九卿以及四方督抚更无一不是魏忠贤的徒子徒孙。他们拜认魏忠贤为父、为祖父，自称干儿、义孙。这伙干儿义孙中最有名的是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
　　五虎指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都是文臣，是魏忠贤的参谋。崔呈秀，蓟州人，为五虎之首，魏忠贤的心腹。他初见东林势盛，要求加入，东林拒而不纳。后以御史巡按淮阳，贪污纳贿，被左都御史高攀龙告发，吏部尚书赵南星议处充军。“呈秀大窘，夜走魏忠贤所，叩头乞哀，言攀龙、南星皆东林，挟私排陷，复叩头涕泣，乞为养子。当是时魏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庭为助。……得呈秀，恨相见晚，遂用为心腹，日与计划。”他自恃魏忠贤宠信，贪污纳贿，无所不为，一些无耻之徒，多拜为门下士，借以接近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迁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并绾两篆，握兵权宪纪，出入炬赫，势倾朝野”。熹宗死，魏忠贤仍召他密议，其后两人均自缢死。
　　倪文焕、李夔龙、吴淳夫、田吉四人，都是由崔呈秀介绍给魏忠贤做义子的。倪文焕初为御史，后出按畿辅，为魏忠贤建三祠，官至太常卿。李夔龙“专承呈秀指，引用邪人，以媚忠贤”，官至左副都御史。吴淳夫官至工部尚节，田吉官至兵部尚书。他们都是魏忠贤的走狗。
　　五彪有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都是武臣，是魏忠贤捕杀异己的凶手。田尔耕，任丘人，天启四年(1624年)十月掌锦衣卫事。其为人狡黠阴贼，与魏忠贤之侄魏良卿为莫逆之交。魏忠贤斥逐东林，数兴大狱，田尔耕广布侦卒，罗织平人。时有“大儿田尔耕”之谣。许显纯为田尔耕之部下，掌镇抚司，性残酷。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等人，皆死其手。崔应元为锦衣卫指挥，凡显纯杀人事，皆应元等共为之。杨寰亦隶锦衣，为东司理刑，是田尔耕的心腹。孙云鹤为东厂理刑官。他们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十狗之首是吏部尚书周应秋。应秋，金坛人，万历进士。万历中曾任工部侍郎，素极卑鄙。及魏忠贤得势，为左都御史。其家善烹饪，每逢魏良卿经过，就进猪蹄留饮，良卿大欢，时号煨蹄总宪。天启六年(1626年)七月，担任吏部尚书后，“称官索价，每日勒足万金，都门有‘周日万’之目”。及魏忠贤败，他哭道：“儿子如何过？”天下笑之。十孩儿中，兵部给事中李鲁生、提学御吏李藩，皆为魏忠贤心腹。他们开始谄事魏广微，广微败，改事冯铨，铨宠衰，又改事崔呈秀。时号两人为“四姓奴”。鲁生卑污奸险，常参密谋。李藩出督畿辅学政，建祠天津、河间、真定，呼忠贤九千岁。时人有“一周二李，其权无比”之谣。
打击东林 重翻三案
　　魏忠贤通过其狐群狗党操纵了从内阁、六部乃至四方督抚的全部权力后，他们专横跋扈，无恶不作。致使朝廷内外，只知魏阉，不知皇帝。因而激起了正直官员的强烈愤慨。天启四年(1624年)，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说他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培植私党；引用亲属，滥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生活糜烂，穷奢极欲，等等。魏忠贤初闻疏上，惧甚。遂泣诉于熹宗，其党徒王体乾及客氏又从旁为他辩护，熹宗竟偏信不疑，下旨斥责杨涟。接着，魏大中、黄尊素、袁化中、周宗建等七十多个官员再次冒死上疏，交章弹劾。但由于魏阉当国，魏忠贤毫毛无损，而杨涟、左光斗却被罢官。
　　魏忠贤遭到交章弹劾后，对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天启五年(1625年)，遂兴大狱。其时，辽东经略熊廷弼因被后金战败，押在狱中。魏忠贤指使其党羽诬陷杨涟、左光斗等人接纳熊廷弼贿赂，将东林著名首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逮捕下狱、交锦衣卫拷打追赃。一时侦骑四出，道路汹汹，凡是与六人有点关系的，都被跟踪盯梢，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对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每五天就进行一次拷打逼供。旧伤未愈，新创复加。到后来审讯时，只能戴桎梏平卧堂下。除顾大章被迫自杀外，其余五人全被折磨而死。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不忍睹。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再兴大狱，逮捕东林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这次侦缉更加森严。从被捕者家乡到京城内外，鹰犬密布，恐怖异常。除高攀龙投水自杀外，其余六人都被逮捕，惨死于狱中。史称这两次大狱为“前六君子”、“后七君子”。此外，当时早已病死的东林首领李三才，亦被削除官籍，追夺封诰。可见对东林党人打击迫害之疯狂与残酷!在魏忠贤眼里，东林党已成了十恶不赦的同义语。许多想向上爬的官员，为取悦于魏忠贤，也都随声附和。翻“三案”
　　魏忠贤为一网打尽东林党，又全翻“挺击”、“红丸”、“移宫”三案，以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为总裁，纂修《三朝要典》。凡在“三案”中与邪党争论是非者，都惨遭迫害。
　　“挺击案”，是万历四十三年门615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男子，手持木棍，闯入太子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随后被擒。经浙党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奏称，犯人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是个疯子：后又经两个浙党官员审问，亦如初审，准备按疯颠结案。但很多官员怀疑此人系郑贵妃主使，意在谋害太子。刑部主事王之窠(读c6i)私下探询犯人张差，得知系受人指使，是由太监带进宫来作案的。神宗遂令刑部会同十三司官员会审。张差供认，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他闯入慈庆宫，并说“打死小爷，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宫中的内侍，于是真相大白。神宗怕追查下去牵涉郑贵妃，便下令处死张差。又把庞保、刘成秘密处决于内廷。此即为“挺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太子常洛于八月初一嗣位，是为光宗。光宗做太子时已有妃子、宫女多人，其中两个姓李的选侍最为得宠，故称为东李、西李，而西李之宠又在东李之上。光宗起居无节，溺于女色，即位不久便生了病。内医太监崔文升上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鸿胪寺丞李可灼献红丸一颗，自称仙丹，光宗服后，稍觉舒适。过了半日，又献上一颗，光宗服后睡至凌晨死去。在位二十九天，是为“红丸案”。光宗之死，内外官员都归咎于李可灼，但首辅方从哲却以光宗遗诏名义，拟赏李可灼白银五十两，群情大哗。纷纷弹劾李可灼和方从哲。方从哲不得不把赏银五十两改为罚俸一年。方从哲自己亦被迫辞职。天启二年(1622年)，东林党人礼部尚书孙慎行又上疏追论李可灼、崔文升等人的罪，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
　　选侍西李，在光宗死后，仍住乾清宫不肯搬出，妄图借皇长子朱由校年少，垂帘听政。但乾清官是专供皇帝和皇后住的。御史左光斗上疏指出，西李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皇长子却居慈庆宫，是名分倒置。还说，如不采取措施，让西李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复见于今日。给事中杨涟也再次上疏，力促移宫。西李才不得不移居仁寿殿。此即为“移宫案”。西李移宫后，与东林党作对的官员又上疏谴责，说光宗尸骨未寒，逼西李移宫，未免过分。于是又争吵起来。后来，熹宗降旨，痛数西李罪状，并令西李搬出仁寿殿，到宫女养老的哕鸾宫去住，才算了事。
　　在“挺击”、“红丸”、“移宫”三案处置过程中，东林党人的主张占了上风，大体上都是按照东林党人的意见结案的。而魏忠贤则要把“三案”彻底翻过来，此即为纂修万历、泰昌、天启三朝要典之用意。魏忠贤在重新审定“三案”过程中，首先把对犯人张差疯颠提出质疑的王之窠逮捕入狱，并置于死地。接着，又赦免了在“红丸案”中被充军的李可灼，起用了被贬放南京的崔文升，并任命崔文升为漕运总督。选侍西李竟被封为康妃。这样，王之窠、孙慎行；杨涟，遂被定为“挺击”、“红丸”、“移宫”三案之罪首。当时正修光宗实录，魏忠贤又下令，凡事关“三案”者，都必须按《三朝要典》改写。在魏忠贤的淫威下，似乎《三朝要典》已是千秋铁案，魏忠贤的谎言就是当朝圣旨。然而，随着魏忠贤的垮台，这些也都变成了历史的笑料。
满布生祠 恶贯满盈
　　魏忠贤在疯狂镇压其政敌东林党人过程中，横行不法，趾高气扬。而阉党对他的吹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疏奏中凡提到魏忠贤的地方，均讳其姓名，称为“厂臣”。内阁拟旨，竟将“朕与厂臣”联名并称，严然以皇帝自居。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倡为魏忠贤建造生祠。其后，遍布各地的狐群狗党，争先效尤，生祠几遍天下。除建生祠外，大同巡抚张翼明又奏请为魏忠贤建坊。其后，奏请为“厂臣”建坊者，不可胜计。这些祠和坊都是奉旨建造的，各有赐名，诸如“广恩”、“崇仁”、“崇德”、“报功”之类。祠的建造，极为华丽。“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建祠，毁民房二千余间。童蒙在延绥建祠，用的是琉璃瓦，犹如宫殿一般。
　　各祠中都供有魏忠贤像。蓟州、大同、湖广等地的生祠，供的是金像，头戴冕旒，执笏，俨如帝王。有的像系用沉香木雕成，极为华丽。魏忠贤像入祠安放时，还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如天津巡抚黄运泰，“迎逆贤喜容于郊，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及像至祠所，安置讫，运泰列拜丹墀，率文武诸官俱五拜三叩头。运泰复至像前万福，口称‘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岁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月，蒙九千岁升拔’，又叩头谢。致辞毕，就班，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皆汗下浃踵，运泰扬扬甚得意也”。又河间、真定等处迎逆像，“行五拜礼，呼九千九百岁”。生像两旁，悬挂着颂扬魏忠贤的楹联。山东巡抚李精白撰写的楹联云：“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
　　凡对建祠不满或入祠不拜者，均遭迫害。工部郎中叶宪祖，对建祠流露了一点不满情绪，立即被削籍。原提学副使黄汝亨经过西湖生祠时，微发诧叹语，竟被活活打死。蓟州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下狱论死。兵备副使耿如杞，因入祠不拜，下狱论死(未等执行，忠贤已败)。
　　魏忠贤生祠生像，遍布各地，强令人们顶礼膜拜。魏阉党羽甚至把魏忠贤与孔子并尊。其时，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就是当朝皇帝进入孔庙也得行礼。把魏忠贤与孔子并尊，自然又比皇帝高出一等，魏忠贤十分高兴。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国子监生员陆万龄奏请以魏忠贤配孔子，忠贤父配启圣公。他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这还不算，他还请求皇上制碑文一道，勒名显扬。国子监司业林钎看了觉得太不象话，未敢上报，结果被削籍。另一个司业朱之俊立刻奏上，马上便被批准。朱之俊贴出告示，说魏忠贤之功在“孟子之上”，要国子监生员捐款建造魏忠贤与孔子并尊的祠。还有个生员更进而奏请奉魏忠贤像入孔庙与孔字并坐。正当他们丰舞足蹈，鼓噪一时之际，熹宗死，其弟由检入继帝位，改元崇祯，是为思宗。魏阉失去靠山，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弹劾阉党。崇祯帝为收揽人心、稳定统治，遂下令将魏忠贤贬谪凤阳，接着又派人逮捕治罪。魏忠贤闻讯，畏罪自杀。崇祯二年(1629年)，把依附魏忠贤的阉党定为“逆案”，魏忠贤遂被定为“逆案”之首。妄想流芳千古的魏忠贤，却落了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