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的上海滩上，有一个文明的聚集区——徐家汇，它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内阁大学士、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身上。
历经坎坷 踏上仕途
徐光启，字子先，号云扈，于公元1562年4月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家庭。遭倭寇劫掠过的家庭无法给他的童年提供优越的条件，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供他读书。通过科举考试人仕，是全家人对徐光启的期望。小光启能体会到父母的苦心，他聪明好学，读书成绩一直不错，徐光启20岁时如愿以偿地考中了秀才，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但此后徐光启的运气却不太好。连续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家境更加贫寒，通向功名的道路却依然漫长。被生计所迫的徐光启一面继续应付科举考试，一面帮家里干些农活，还不得不远赴广东、广西等地去做有钱人家的家庭教师。
公元1597年，35岁的徐先启再次奔赴乡试考场。为了筹备他赴安徽考试的盘费，母亲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为此全家人有几天断炊。而他为了节省路费，竟挑着行李，冒着大雨，沿江边步行100多里。这次考试，开始阅卷人仍把徐光启圈在榜外，直至发榜前两天，主考官、著名学者焦宏复查落选的试卷，一阅到徐光启的卷子就“击节叹赏”，看到后面时拍案叫绝，赞叹说：“此名士大儒无疑也!”于是把徐光启从落选者提为此次考试的第一名举人。一时间，徐光启名噪南北，他应试的那篇文章直至清代还被编人《读墨简练百篇》，作为全国秀才们的学习范文。
这次中举无疑给徐光启全家带来新的希望，甚至一些社会上层人物都对徐光启刮目相看。当时上海的大官僚地主顾冒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徐光启的儿子。徐光启金榜题名，虽感荣耀，亦有自己的苦衷。他20岁中秀才，25岁中举人，这十年中，徐光启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攻读四书五经、八股时文上面。其实，他并不是十分热衷功名的人，他参加科举考试，一是为了遂父母心愿，二是为了改变困窘的家庭状况及自卑环境。徐光启也并不在意八股时文，他后来曾对儿子说，那都是些雕虫小技，于经世致用无补。他更关心的是可强国利民的经世实学。因此他在埋头诗书和八股文的同时，也阅读了不少兵书和科技书籍。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是徐光启人生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这位传教士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等科技产品深深吸引了本就关注科技的徐光启。经过一年的交游，徐光启深受利玛窦的影响，被一种新奇的西方科技和文化所折服。次年，大明王朝的举人徐光启在南京受洗礼，正式加入了天主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天主教徒。
徐光启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明代晚期：一个危机四伏的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浪潮叠起，东南沿海的倭寇侵扰愈演愈烈，东北地区西临着女真族的一次次进攻，国家危在旦夕。此时，胸怀报国之志的徐光启把目光投向科技，希望利用科技最终富国强兵，拯救祖国。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科技向来不被人重视，被污蔑为“奇技淫巧”。我国一度在世界上领先的科学技术至明代已经落后于西方了。所以，安利玛窦将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介绍给徐光启时，徐光启的思想中就萌生了借西洋先进科技补中国科技不足，介绍西洋实用科学以振兴祖国的热望。1600年，他在南京和利玛窦一见如故，第二年就毫不犹豫地入了天主教，并取名paul，这在伦理道德规范森严的明代，不啻于石破天惊的举动。但徐光启此举并非出于宗教狂热，借西洋科技富国强兵才是他的根本动机。这一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决心和理想。不久，一个译介西洋科技的前无古人的创举就拉开了序幕。
译介西学 会通中西
1604年，徐光启走完了他科举旅程中的最后一站，中了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从此，他把平生痛恨的八股文一概扔到一边，而专门致力于有益致用的实学。徐光启是个学者型的官员，他以自己平日所学去救正时弊。针对明王朝政治、军事、经济的腐朽现状，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如《拟上安边御虏疏》、《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海防迂说》、《漕河议》等等，都是他这一阶段纵论时务的心血之作。但是由于人微言轻，以及大贵族，大官僚的排挤和反对，徐光启的这些合理的方案不能得以实施。
这时候，利玛窦也从南京来到北京，从此徐光启和利玛窦可以更方便地交流和探讨。在政治上失意的徐光启将满腔报国之情寄托于科学技术的钻研。他向利玛窦学习天文、算学、历法、水利、地理等学科，无一不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不仅要自己学习，徐光启还希望把西洋科学介绍到中国，让科技之花开遍神州。为了实现这一美好心愿，他向利玛窦提出翻译西洋书籍的要求。
他决定先从基础学科入手，首先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一本专门研究空间图形的形状、大小和位置及相互关系的书，在当时的欧洲一直受到科学家的赞誉，并被作为教科书使用。徐光启选译这本科学名著，显示了他学者的眼光。翻译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这项工作对徐光启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几何学对徐光启来说，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尤其是，一些学术名词的翻译，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徐光启对翻译工作充满澎湃的激情，他仅用了约一年多工夫，以顽强的意志力译完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翻译的出色程度为后人所赞誉，梁启超评价此书时说：“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
继《几何原本》之后，徐光启翻译了《测量法义》，又与李之藻、熊元拔等人合译了《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在他所编译的《大测》二卷中，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等概念。然而徐光启译介西洋科技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阻力首先来自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士来华的真正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介绍西洋学术只是传教的一种手段和诱饵，是用以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正因如此，他们向中国人传授科学知识决不是毫无保留地倾其所有。利玛窦了解到中国帝王看重历法，想通过先译介天文历法书籍打通中国政府上层，而徐光启认为数学是其他自然科学的基础。在徐光启的一再坚持和敦促下，利玛窦才勉强答应先译《几何原本》一书。《几何原本》一共15卷，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6卷，徐光启很想全部译完，但利玛窦却借故一再推托，终于没能完成全书。徐光启无限感慨地说，这也是西洋人奇货可居啊!
另一方面的阻力则来自中国内部的保守官僚士大夫。这一部分封建官僚对耶稣会士持仇视态度，在排斥西方天主教的同时，对西洋学术也一概加以贬斥，攻击西洋学术乱人学脉，是“奇器淫技”。因此他们主张厉行海禁，驱逐耶稣会士。在攻击耶稣会士的同时，他们也不放过国内的天主教徒。徐光启和李之藻这些人了天主教的官员更是他们讥讽和诽谤的主要对象。诸如“目无君父”、“不尊礼法”、“擅人邪教”的字眼如雨点般砸向徐光启等人。对于保守派的敬击，徐光启给予了严正驳斥。他认为西洋传教士播扬的科学技术，都是“致国家强盛，保天下太平的良策”，鲜明指出，如果西洋学术“真的有利于我国，又何必说什么远近呢”。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徐光启在《简平议说序》中极有远见地宣言，打破民族障壁，虚心博采外域先进文明，是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徐光启在此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溢于言表的爱国精神。更兼一种广阔的世界观和难得的开放精神。
此外，徐光启还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运算方法上并不比西方数学逊色，主张以西方数学的演绎推理补我国传统数学的不足，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会通中西，将中国的传统文明与西方先进的文化融会贯通。不仅如此，徐光启还雄心勃勃地提出。超胜西洋学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在徐光启的宏图规划中，会通”中西只是第一步，超胜西学才是他的宗旨所在。为了实现这一抱负，徐光启十分重视翻译和会通工作，信心十足地为超胜西学舴准备。
学以致用 训练新兵
徐光启从事科技研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在国难当头之际，他总希望能将自己的学识应用于现实社会，以了其学术救国的夙愿。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举兵南侵，攻占明朝东北的抚顺、清河等地。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为之震惊，群臣议论纷纷，无计可施。礼部侍郎何崇彦向神宗推荐徐光启，称徐光启熟知兵术，精通战守之策。神宗急召徐光启进京受命。身为左春坊左赞善(东宫官)的徐光启此时正在天津养病，得神宗诏令后不顾疾病缠身，立即动身进京听命。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廷再传噩耗，辽东经略杨镐率领40万大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以空前的惨败告终，这一次兵败震动了整个京师，北京米价为之猛涨。立志报效国家的徐光启出于爱国义愤，接连向神宗上了三道奏疏，披肝沥胆，痛切陈词，分析此次兵败之因，主张“正兵”自强。徐光启指出杨镐兵败并不是敌人的兵多，也不是敌人的计策特别高明，而是我方不知用兵，原来双方兵力众寡相等，杨镐却兵分四路，力量分散，互不支援，致使敌军集中力量攻我一路，指挥上犯了战略性的错误，怎不一败涂地呢？接下来，徐光启推出了以选才、造器，练兵、建台、联外为主要内容的“正兵”方案。他的“正兵”方案切中时弊，具有真知灼见。在徐光启的“正兵”方案中，他十分注重人才的选用，所以他把选才放在第一位。他一向认为“当今造就人才，要务必实用。”他引古语说：“才过十人谓之英，过百人谓之雄，过千人谓之俊，过万人谓之杰。”他要造就和选拔的军事人才就是这样的“英”、“雄”、“俊”、“杰”。在制造兵器和练兵上，徐光启也把选拔人才放在首位，主张挑选通兵术、聪明机智的人掌管造器局，博求海内知名工匠进行兵器制造；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总以精兵为根本”。
吏部尚书赵焕、工科给事中祝耀祖等人对徐光启都非常赏识，纷纷奏请朝廷任命徐光启兼监察御史，专事练兵。神宗皇帝在朝中大臣的压力下，眼看外患不息，战争不止，敌军虎视眈眈，不得不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八月下旨，晋升徐光启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
徐光启承担训练新兵、防御都城的任务后，满怀信心地开始实践他的“正兵”计划。九月，他上疏十条有关练兵的事宜——关防、驻扎、将领、选士、军资、召募等。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有职无权，徒有空名，向朝廷要兵没兵，要饷没饷，要器械没器械。他的练兵计划受到朝中昏聩大臣的阻挠，壮志难酬。在他的再三呼吁和争取下，他才勉强领到兵部、工部、户部的一些饷银，风尘仆仆地到北京郊外的通州、昌平选兵、练兵。然而，又出现了新问题。各地选送来的新兵太多，兵饷严重供应不足。在人情汹汹的局面下，朝廷担心新兵造反闹事，干脆把这个包袱推到徐光启身上。新兵到兵部去要饷，兵部欺骗他们说，兵饷都在徐光启那里，让各地新兵都到徐光启那里去领饷。徐光启叹息说：“我也正苦于无饷呢尸看着这些贫苦百姓出身、无饷无械，衣着破乱的新兵，徐光启动了恻隐之心。尽管自己一生拮据，徐光启仍倾其所有，拿出自己仅有的四百余两银子施舍给饥寒交迫的新兵们。
练兵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年岁已高的他又很投入，常常是言传身教，废寝忘食，过度的疲累，使他旧病复发。病魔缠身，又因计划屡屡遭到朝廷的阻挠和限制，徐光启痛感志不得伸，于是提出告假归田。
徐光启曾跟利玛窦学习西洋火器，知其威力。明军在同后金的作战中，由于火铳数量少而且落后，屡次败北。徐光启就决心把制造火器摆到重要地位，以补充明军火器的不足。早在昌平练兵时，徐光启就写信托李之藻到澳门购买西洋火器。徐光启告假不久，辽东缉略袁应泰同后金作战失利自杀，辽阳失陷。危急的局势使朝廷又想起了徐光启，以紧急军务诏他回京。还朝之后，徐光启就向朝廷提出制造西方火器的主张，得到明熹宗的赞同，朝中工部尚书王佐等人也极力支持他的计划。他对这一前景充满信心，写信给李之藻展望计划成功后的美好图景。然而徐光启的这一希望又落空了。当时，朝中大权为宦官魏忠贤所把持，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而徐光启为人正直，一心为国，不买魏忠贤的账，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魏忠贤的排挤。魏忠贤指使御史丘兆麟弹劾徐光启，使他制造火器的计划流产。徐光启满腔忧愤，再次称病辞职，回到老家上海去从事他的农业生产试验。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朝廷晋升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魏忠贤及其党羽对徐光启的拉拢收买，徐光启心里有数，圣旨发到上海请他赴任，他拒不动身。这一下又得罪了魏忠贤，魏忠贤指使党羽御史智铤弹劾徐光启，昏庸的熹宗下旨令他在家闲住。
发挥所长 著书立说
公元1627年，熹宗驾崩，崇祯皇帝即位，这是一位力图振兴国事的君主。继位之初，他就坚决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将一批因得罪魏忠贤而罢官的正直官员复职录用。徐光启就在此时被召回朝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崇祯帝考虑到国家用度不足，下旨让廷臣讨论行屯政、盐政之策。徐光启说，屯政关键在于垦荒，盐政的关键在于严禁私人贩卖。崇祯很是赏识。晋升光启为礼部尚书。
公元1629年5月发生一次日食，崇祯帝发现钦天监的推算不准，要予以治罪。徐光启精通历法知识，他用西法推算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很接近，他向崇祯解释说：“台官们是根据元代郭守敬的历法来测日食的。我听说时间久了，历法就会出现误差，应该及时修正。”崇祯帝依徐光启之言，用西洋人修订历法，设西法历局，命徐光启为监督，召西洋传教士龙华民、邓玉涵、罗：雅各等人推算历法，由此揭开了徐光启钻研天文，修治历法的序幕。
早在万历年间，徐光启在翻译西方科技著作时，就开始接触西洋测量、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立志要把西方先进的天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经过数十年的宣传和争取，终于有了设立历局编译西法的机会。
在徐光启的领导下，历局对我国古代历法进行了研究，同时认真钻研西方的科学方法，翻译了许多天文学方面的书。同时，他还引进了西方的先进天文仪器，如欧洲的时辰钟和伽利略发明的天体望远镜。从而绘制出一幅《全天球恒星图》。此次修历的最大成果是编撰了一部《崇祯历书》。徐光启深知历法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重大，因此，在编修过程中，70岁高龄的他不仅领导修历工作，还坚持亲自动手，从制订计划、引进人才和设备，制造仪器、观测、译撰到钱粮分配等，无不直接操持。据不完全统计，在他主持四年多历局事务期间，先后向皇帝上疏34次，作了种种努力，把汤若望、王应遴、陈应登等精通历法的人物调到历局工作。
徐光启自己也参加撰写、编译和修改、润色工作。他亲自撰写的就有《历书总目》、《历学小辩》等多卷。他对历书编撰工作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编历一开始他就订立原则：“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辩不能著数。”他对全部译撰的稿件都要进行审阅和修改。发现错误立即纠正。每卷往往须经过七八次修改，润色才能定稿。在病中，他还靠着床修改《崇祯历书》的草稿。
徐光启反复强调实际天象是检验历法疏密的唯一标准。在编历过程中，只要有日、月食发生，他都亲自到观象台上进行观测。有了次，徐光启忽然想到一种观测冬至时刻的巧妙方法，立即跑到观象台上去试测，不幸从台上跌落下来，损伤了腰部和膝盖。
整整花了三年时间，他终于编成130余卷的《崇祯历书》，即后来传之于世的《新法历书》。《崇祯历书》由《测天约说》、《浑天仪说》、《恒星历指》等多种书合编而成，做到了“上溯远古，下验将来”。依据《崇祯历书》来预测日食，误差已在半刻钟之内，其精密程度要比以往的历法高得多，已经赶上了西方最先进的水平。我们现在用的“农历”，就是在《崇祯历书》的基础上修正而成的。新的历书还引入了“地球”的概念，引入了地理经纬度的概念，从而在日、月食计算中，比旧历法大大前进了一步。徐光启还利用望远镜观察天象，在我国第一个说明了银河是由无数远星组成的。
在徐光启主持修历期间，同样遇到许多阻碍，受到多方攻击。一些保守官僚反对引进西洋历法，想用传统的历法压倒徐光启。四川巡按马如蛟声称冷守中精通历法，把他的历书送到历局，企图折服徐光启，并取而代之。可是冷守中推算的时刻是错误的，而徐光启用新法推算出来的结果却正确无误。不久，守旧派又发动一次进攻。有个叫魏文魁的写了《历元》、《历测》两部书，攻击历官推算节气有误，向徐光启叫板。徐光启看过他的历书后，提出不同意见。崇祯帝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结果是徐光启在争论中证明了新法的正确性。
徐光启留给我们的另一伟大文化遗产便是《农政全书》。这部农业科学的伟大著作总结了我国历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是我国古代农业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农政全书》由酝酿到成书，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主张经世致用的徐光启对国家之本的农业一直给予重视。早年，他就编写了通俗的《芜菁疏》、《吉贝蔬》等小册子向农民介绍种植经验和方法。万历四十一年，徐光启遭朝臣排挤，托假告病，前往天津购置土地，以屯田的亲身体验致力于对农学的研究。徐光启在天津参加农事活动，“随时采集，兼之访问”，先后撰成《壮耕录》、《宜垦令》等农书。《农政全书》中的开垦、水利和荒政三个项目部分内容就是他在天津屯田时的实践经验和心得。
天启年间，徐光启遭魏忠贤排挤，告假回上海闲住，开始专门致力于他的农业研究。徐光启不仅研究了大量的农业资料，并且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学实验。甘薯最初是由国外引进中国的，起初只在福建沿海很少的一些地方种植。徐光启把它引进家乡种植，进行了多次试种，终于获得成功。在上海推广后，他又将甘薯的种植扩大到全国。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初稿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当时徐光启编这部著作，只是统称为《农书》。至徐光启去世后，由陈子龙等人整理刊刻成现行的《农政全书》。《农政全书》是一部农业科学的百科全书。全书共计60卷，60万字，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木、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共12门，可谓农、林、牧、副之大成。凡关于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技术知识等，应有尽有。书中引录了229种古代和同时代的文献资料。徐光启不仅杂采众家，对大量材料进行分类汇辑，而且加了不少详注表明自己的见解。有时还记录自己亲自试验的结果。明末，政治腐败造成社会两大突出矛盾：“民怒”和“民饥”。徐光启从忧国爱民，备荒救灾出发，在农书中专辟“荒政”一门，收集了《救荒本草》述及的各种野生植物达473种。徐光启亲自尝过的就有30多种，并在书中注明哪些有“嘉味”可作蔬菜，哪些比较“难食”等字样。
在《农政全书》的编著过程中，徐光启多次深入农村访问调查，拜老农为师，遇一人则问，至一地则问。如在“荒政”一章中，“除蝗疏”里记载的关于蝗虫生长过程的内容，就是从老农那里采访来的。在“蚕桑广类”章中谈到本棉的种植，也引用了农民的经验说：我听毫农说棉种一定要在冬月碾取。碾取时必须先晒一晒。在“种植”章中讲到乌臼树韵接种方法，一位山中老圃给他介绍了一种新法子，他以此法去试验，得以成功。
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作物例如种茶，他便大力提倡。对于当时黑暗的社会政治，他也常常予以暴露、谴责。在“救荒”章“野菜谱”中，保留了许多表现农民痛苦生活的歌谣。如“丝荞荞，如丝缕。昔为养蚕人，今作挑菜侣。养蚕衣整齐，挑菜衣褴褛。张家姑，李家女，陇头相见泪如雨”。等等。
晚拜宰辅 鞠躬尽瘁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五月，徐光启以本官兼任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不久又加太子太保衔，进为文渊伺大学士。这时他已70多岁了，朝政为奸臣温体仁、周延儒等人把持，他只能办些琐杂的行政事务，自己虽有满腹经济之才，却不能有什么建树。第二年十月，72岁的徐光启因过度劳累而逝世。徐光启死于任上，官拜宰相，位极人臣，但“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两袖清风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崇祯帝下令追赠其为少保，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光启的故乡——上海徐家汇安葬。
伟哉，徐光启!以赤诚之心示祖国，以开放之心献科学，以进取之志求真理。传播文明之火，做会通中西第一人；身居高官，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图自强。明末清初的查继佐赞美他：“生平务有用之学，尽绝诸嗜好。博访坐论，无间寝食。”余秋雨先生说：“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可见，徐光启是我国历史上富有科学成就的一位可敬宰辅，他的中西合璧的开放精神，将永远昭示后人不断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