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李贞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列入黑名单，并在街上贴出了通缉她的布告，她那胆小怕事的婆家被这种场面吓坏了，反复申明这个儿媳已与婆家断绝了关系，并急急忙忙给李贞的母亲送去了一纸休书。当时的李贞，正躲在娘家屋后的深山里。当送饭的母亲把这件事告诉她时，李贞欣慰地笑了，她庆幸自己终于彻底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桎梏，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投身革命斗争了。
战火纷飞的年代，成就一段“双子将星”佳话
李贞一生经历了三次婚姻，在血与火交融的戎马生涯中饱尝了爱情与婚姻的酸甜苦辣。
当童养媳是旧社会强加给她的不幸，因双方人生理想大相径庭而分道扬镳；后参加革命，与入党介绍人张启龙结合，但在红军“肃反”时期被迫离婚；后来，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做媒，李贞和甘泗淇组成了一个家庭，这段婚姻成就了一段“双子将星”的佳话。
1934年10月，贺龙领导的红2军团与任弼时领导的红6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两支队伍转战到湘西，开创新的根据地。当时，李贞从红6军团组织部长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在任弼时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一天，李贞从农村刚回来，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找到她，询问了农村工作的情况。而后，陈琮英若有所指地说：“女人结了婚，事情是多一些，可又不能总单身一个人呀！”李贞没反应。陈琮英挑明了：“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李贞问：“谁？”“甘主任，你熟悉的！”甘主任就是甘洒淇，此时已由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调任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
对甘泗淇，李贞很熟悉。他原名姜凤威，别名姜炳坤。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贫农家庭。李贞在吉安县委任军事部长时，湘赣省委有意调她担任省委宣传部长一职，但李贞考虑到自己文化不高，坚决让贤。于是，1930年刚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不久的甘泗淇，即从独立1师党代表调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当时李贞恰好也调到湘赣省委工作，两人从此就认识了。甘泗淇与李贞后来又一起在红6军团工作，互相接触的机会多了，相互了解也比较透彻。有几次，他俩在一起谈工作、谈理想，一直谈到了爱情，甘泗淇还帮助李贞写了一篇总结工作情况的报告。李贞见这位知识渊博的首长这么平易近人，这么关心她的工作，极为感动，特意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他。
与甘泗淇交往的情景，一幕幕在李贞头脑里闪过，她非常敬仰这位有知识有才华的战将，但要和他谈婚论嫁，却从来想都没想过。“恐怕不行吧。”李贞心有顾虑，“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可是个童养媳出身，没有文化。”“那怕什么，你说他的文化高，这不正好让他帮助你学嘛！”陈琮英认真地说。见李贞总是摇头反对，陈琮英又说：“甘主任对你印象可是相当好，他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这句话说得李贞心里一动――甘泗淇对她这样评价，而这个人又是自己所敬慕的。她的心不觉地向甘泗淇靠近了。
1935年元旦，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在婚礼上，贺龙风趣地说：“今天，甘泗淇和李贞结婚，完全是新式的，没有封建色彩。一不拜天地，二不拜祖宗，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他们是很好的一对革命夫妇。”大伙全被逗乐了。
了解甘泗淇和李贞的人都知道，夫妻二人晚年虽然有20多个孩子，但那都是烈士遗孤，没有一个是他们亲生的。实际上，他们曾生过一个儿子，但由于长征中艰苦恶劣的环境，小生命仅存活了十几天便夭折了。
长征征途漫长而艰难，战斗频繁，供应紧张，气候多变，人地生疏。为精简机关，军团组织部只留下三个干部，人员少，工作量大，这对已经身怀有孕的李贞来说困难就更大了。当时，李贞有一匹马，有一顶小帐篷，但她常将这些让给伤病员。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病倒了，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还是艰难地跟着部队。战友们发现后，纷纷来看她。伤员流着泪将马还给她，可她坚决不要，最后大家不由分说，用一条长布带将她强行捆在了马背上。
由于战斗的需要，甘泗淇和李贞并不能常在一起行动。当得知妻子病重时，他急速赶到了她的身边，把自己惟一的私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卖掉，买来了针剂，才把李贞的高烧退下来。
恰恰是在最艰难困苦的过草地途中，怀孕七个月的李贞早产了。没有充饥之粮，李贞缺乏奶水，孩子饿得啼哭不止。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尿布，送来了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作营养品，但这毕竟非常有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没等李贞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
孩子的夭折，产后的虚弱，伤寒病的侵袭，这一重又一重的难关使李贞病痛缠身，常常昏迷不醒，甘泗淇只要有机会，就想方设法来照顾她。李贞不宜骑马，甘泗淇就背着、扶着她走。战友们见这样下去不行，临时做了副担架硬要抬李贞。甘泗淇很受感动，坚持自己抬一头，尽量减少战友们的负担。就这样，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终于顺利地到达了陕北。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解放后，有些老同志见到甘泗淇，非常遗憾地说：“老甘啊，太遗憾了，你革命几十年，连个孩子也没有啊！”李贞也觉得内疚，觉得对不起丈夫。可甘泗淇对她说：“我要的是爱人，不是孩子！”这句话虽然看不出半点柔情蜜意，但谁又能说它没有完全表达甘泗淇对李贞的一腔爱意呢？
1955年9月，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李贞、甘泗淇夫妻二人同时被授予将军军衔，丈夫是上将，妻子是少将，他们是开国将星中惟一一对“双子将星”，这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从此，在中国光辉的革命史上，有了第一对将军夫妇。
坎坷而又荣光的一生，她无怨无悔
1964年2月5日，甘泗淇60岁刚过两个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匆匆离开了相依为命30年的妻子。此后，李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然而，更大的磨难在三年后汹汹而来，因为曾长期在彭德怀、贺龙的领导下工作，李贞被强加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林彪、“四人帮”之流为她成立专案组，把她发配到湖南长沙，专门接受审查。这期间，她四年失去自由，六年没有工作。
专案组勒令她揭发彭德怀、贺龙的“罪行”，李贞对此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软的，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你们去调查好了；二是硬的，没有什么好揭发和交待的，历史就是历史，都在那里摆着，谁也改变不了！
接连的审讯逼供，使李贞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李贞身上本来就留下了不少后遗症。抗美援朝时期，她落下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后来又得了心脏病，还做过胆切除手术。被关押在长沙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忍着病痛应付专案组的折磨。在那愤懑和压抑的生活中，李贞始终坚信真理，坚信历史终有一天会恢复本来的面目。
1975年，在邓小平的关怀和过问下，李贞恢复了名誉。后来，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李贞的级别定为大军区副职级，担任总政组织部顾问、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常委，可她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沈阳军区的一位老战友帮她买了一双大头棉鞋，她穿了十几年，仍不肯换新的；晚年穿的衣服，大多是60年代留下来的青布衣服，都是一个补丁接一个补丁。平时去参加会议，她就穿一身褪了色的青布衣服；冬天外出，就是一件旧的棉布军大衣。她住在一套窄小的房子里，一到节假日，老同志和亲属们来看望她，小小的会客室就挤得坐不下。直到组织上反复要求她搬家，才搬到北京市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的一套军职干部楼房里住。在这儿，她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的六个春秋。
李贞虽位高至将军，但却是不折不扣的“种菜高手”，这在全军是出了名的。战争年代，她打仗闲暇还抢时抢工种菜，就连后来上朝鲜作战，她还精心选了一袋菜种带到异国战场。在北京香山一所平房里住的时候，每年春天一到，李贞就坐不住了。清明节前，她便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把院子前面的土地翻了又翻，施上有机肥，然后撒下各色菜种。“五一”节后，园里的西红柿、黄瓜、辣椒等都挂果了，一派生机。走廊上，李贞摆上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坛坛罐罐，这都是她亲手腌的咸菜。生前，她曾风趣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她之所以身体这么好，种菜有一份功劳。
1985年，在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给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写信，申请辞去最后身兼的中顾委委员和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职务，为党和军队干部制度的改革带个好头，这一举动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爱戴。
1990年3月22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讣告：“……鲜花与翠柏，簇拥着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身着将官服的彩色遗像……”李贞的遗嘱中交待：将其平时节省下来的工资，一部分交党费，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捐献给丈夫甘泗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作办学补助。她最后一次履行了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贞使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祖国下一代的殷切关怀，作为一个妻子对情深意笃的丈夫及其家乡的无尽爱意。
83岁的李贞走完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祖国和人民给了她这个英雄女儿至高的论定。几十年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战功、奉献毕生。（人民日报）将军的婚姻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威名早已传扬中外，但她那颇为曲折的婚姻生活，却至今鲜为人知。跟许多历尽艰辛的革命前辈一样，女将军的感情道路也很不平坦，她曾经三次结婚，两次离婚，在血与火交融的戎马生涯中，饱尝了爱情与婚姻的酸甜苦辣…… 苦难的童养媳。 1908年正月，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是一个真正贫穷而且十分不幸的家庭：家里仅有两亩薄田，几间草房，父母亲生了 6个孩子，全是女的，而且当李贞那最小的妹妹出生才两天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便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在那个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年代，孤儿寡母是很难维持生计的。李贞6岁那年，母亲含着眼泪对她说：“有个姓古的人家，家里没有女孩，希望找一个养女，妈打算让你去，你愿意吗？”李贞看到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便点头答应了。可是，她到古家之后，才发现自己不是来做养女的。古家已有3个女儿，这家的大女儿对李贞说：“嘻嘻！你还不知道哩，你是来给我弟弟做婆娘的。”李贞听后，哭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是来做童养媳的。 那时的童养媳，实际上也是变相的丫环。从此，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便落到了李贞那还十分弱小的身上。她要去打水，大盆的水端不起，倒掉了，就要挨打；她要去砍柴，砍了不会捆，捆了又背不起，回来迟了，也要挨打；她要负责背一个比自己还大一岁的孩子，背不起把孩子摔着了，就更要挨打。在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李贞记不清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骂，不知不觉地，她熬到了十五六岁。 人长大了，胆子也随着大了起来。一次，倔强的李贞跟几个要好的童养媳悄悄商量，想偷偷离开婆家，到城里去做女工。李贞的这些想法，被古家人察觉了。婆婆怕她真的要走，便决定马上让她跟儿子圆房。1924年正月，16岁的李贞与丈夫举行了旧式婚礼，正式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然而，这段酝酿了整整十年的婚姻并没有给李贞带来幸福。丈夫叫古天顺，比李贞大 4岁，是个耿直忠厚但脾气暴躁的青年。由于长期受虐待，李贞对古家人怀有一种难以化解的敌意，对丈夫也是如此，虽然表面顺从，但内心却毫无爱情可言。古天顺对于这个从小被家里当作粗使丫环看待的妻子，也很难生出多少柔情蜜意。因此，婚后两人的感情并不怎么融洽。 有一次，李贞上山砍柴，碰上了倾盆大雨，待她把柴担回家时，浑身已湿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这时候，古家其他人从田里劳动回来，也被雨淋湿了。因为没有干衣服换，婆婆就责骂李贞没有把衣服洗出来。李贞生气地回嘴说：“我也上山砍柴去了，哪里有工夫洗衣呢？”古天顺见她竟跟母亲顶嘴，抄起一根棍子就朝她劈头盖脑地打来。 丈夫的粗暴行为，使李贞伤心透了。她对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绝望，觉得天地虽大，却没有自己的一线生机，于是，她穿着一身湿衣服，披头散发地跑出去准备投塘自杀。左邻右舍连忙把她追了回来，邻家的刘婆婆含着眼泪劝她说：“旦娃子啊（注：李贞先前无名，人称“旦娃子”，参加革命后才取名“李贞”），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呀！你看我，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丈夫的打骂，这是命呐，女人的命啊!我们女人就要认命呐……” 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李贞也许会像刘婆婆所说的那样认了“女人的命”，做一个任由丈夫打骂的所谓“贤妻良母”。但是，历史不是一潭死水，新的潮流的涌动，使李贞的生活翻开了全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