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记载与事实稍有出入.根据魏德迈自己的说法:「我明白告诉委员长我无意留在重庆被日本人俘虏或杀害,但如果可能我会到昆明去,如果情况许可在那里组织坚强的抵抗.」

　　一九四五年一月,魏德迈晋升陆军中将.除了扭转战事的劣势之外,魏德迈对中国战区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缩编国军兵力,提高国军待遇与建立后勤补给中心.魏氏抵华之初,国军约有三百师兵力,训练及装备均严重不足.魏氏在四月二十六日呈送给蒋介石的备忘录中指出「国军约有三百师之众,美国装备绝不足以配备如此多之单位,故先充实三十六师之训练与装备,若再有可能则扩充至五十师.」此一三十六师之精简,加上仍在缅境作战之三师,共三十九师,即为战后美国协助中国政府建立现代化军队,初步装备陆军三十九师计画之由来.(15 )

　　魏德迈深知仅凭训练与装备仍不足以致胜,士气是赢得战争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自古即让军队「就食於民」,而军人也认为保国卫民,受之无愧,因此强取豪夺之事实层出不穷,造成民怨甚深.魏德迈调查发现,中国人竟无「行军靠肚皮」(an army marches on its stomach) 的观念 (Wedemeyer, 1958: 335).国民政府所实施的给养制度是依士兵人数将定额款项发给各部队长,由其负责解决粮饷问题.但由於其时军官薪俸微薄,不足以养家活口,因此部队长克扣军粮及吃「空缺」的情形极为普遍,造成战力不足,士气低落.为彻底解决问题,蒋介石接受魏德迈之调薪建议,主动将国军待遇一律提高一倍 (Wedemeyer, 1958: 322, 335-336; 秦孝仪,1978, 5: 655-656).

　　为杜绝部队长的中饱私囊,魏氏又拟具新的配粮计画,分别在昆明及重庆设立一个给养中心,负责采购军粮,分发至各分支单位,再以卡车运送至各部队.此一新配粮计画在全国实施成效良好,不仅士兵粮食不虞匮乏,军民之间的关系亦大为改善.魏德迈并要求马歇尔派遣一位食品专家来华,研究国军膳食情形,并提出改善建议.同时,自美国运送维他命丸,以补充士兵营养之不足 (Wedemeyer, 1958: 322, 335-336; Romanus & Sunderland, 1985: 65).国民政府迁台之后沿用至今的国军后勤补给制度,多少是受魏德迈当年在中国战区所采行措施的影响。

　　除了协助解决国军兵员过剩及给养问题之外,魏德迈在抗战期间也曾数次向蒋介石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其所针对者虽非军国大事,但却颇收移风易俗之功效,更充分反映了魏氏对中国贫苦大众的同情与关怀.例如,魏德迈抵华之后常获国府官员邀宴,菜肴丰盛,有时竟达二十几道菜.魏德迈认为当无数中国人颠沛流离,身处饥馑,而领导阶级却如此奢侈,极为不当.因此他建议蒋介石,在战争期间,此类宴会应予停办,并建议蒋氏以身作则,本身宴客亦应以四菜为限.蒋氏对此欣然同意,并以婉转方式普遍实行 (Wedemeyer, 1958: 322).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建议改变中国人「靠左驶」的行车习惯.在中国,数千年来行人及路上交通工具皆是靠左行走.但是在抗战时期,此一行之多年的旧习惯却造成了不少意外.因为在中国战区所使用的车辆绝大多数是美制的汽车及卡车,其设计是靠右行驶,与英制的车辆不同.魏德迈向蒋介石建议,人车改为靠右行走.蒋氏立即接受此一建议,并打算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内立刻实施.魏氏建议给予数月缓冲期,并大力宣导.此一改变因影响英产汽车在华市场,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 (Sir Horace Sey-mour) 甚至指使若干中文报纸为文攻讦,并要求蒋介石重新考虑,收回成命 (Wedemeyer, 1958: 354-355).

　　此一新的规定於一九四六年元旦在全国开始实施,过程顺利,未发生任何意外.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靠右走」仍是海峡两岸中国人一体遵行的交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