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迈将军被看作是国民党最后的诤友，当时在在中国战区参谋长任内,魏氏以同情,谅解与包容的态度对待蒋介石及其政府,并积极代为争取美国政府援助,同时又能直言不讳,指出其弊端及亟需改革之处。一起来看看蒋介石为什么说魏德迈将军是我国军人应效法的榜样。

　　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初来华担任蒋介石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因器量狭窄偏私,个性尖酸刻薄,与人难以相处,加以对中国政府军政领导阶层敌意甚深,因此宾主间的关系日趋恶化.虽然罗斯福派赫尔利来华调停,终未挽回.8 罗斯福应蒋介石之请,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下令将史迪威召回,并任命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所遗留之中国战区参谋长及美军指挥官的职务,而当时正在锡兰驻地康堤 (Kandy, 今名马哈努沃勒) 的魏德迈也於十月二十七日夜晚接到马歇尔的电讯.魏德迈对其新任命并不感到欣喜,因为除了仍然希望能率军赴欧洲战场外,他也早就耳闻「中国是美国军事及外交官员的坟场,有许多优秀官员的前程葬送在中国

　　为了避免魏德迈来华重蹈史迪威的覆辙,参谋总长联席会议在於十月二十四日给魏德迈的指令中,明确规定其主要任务如下:

　　1. 向蒋委员长提供建议并协助其进行对日作战.

　　2. 指挥其属下之美军作战部队自中国实施空中作战,并在作战,训练及后勤支援方面继续支持中国之空军地面部队.

　　3. 除因保护美国人民之生命及财产而有必要者外,不得使用美国的资源镇压〔中国〕内部的斗争. 此外,并将以往并未明确划分的中缅印战区正式划分为中国战区及印缅战区,后者由曾任史迪威中缅印战区副手的索尔登中将 (Lt. Gen. Daniel I. Sultan) 负责.(9 )此一决定无形中降低了中国战区在美国亚洲全盘战略考量中的地位,「史迪威事件」对中美战时合作关系的立即影响已然浮现.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身份,发布命令,任魏德迈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索尔登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 (秦孝仪, 1978, 5: 629).

　　十月三十日,魏德迈率随员自新德里飞越驼峰抵达昆明,在当地停留一宵,次日飞抵重庆,在机场迎接者有外交部长宋子文,赫尔利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人.(10) 十一月一日,魏德迈由赫尔利陪同晋谒蒋介石.魏德迈同时发现,史迪威对於其接任该注意之事项并无任何留言或交代。

魏德迈来重庆

　　抵达重庆之后,魏德迈发现当时中国的情形相当不乐观,西南之战况尤其危急.魏氏在十一月十日致参谋总长马歇尔的电报中表示:「毫无疑问目前中国的情况是严重的,而且在继续恶化.桂林事实上已被包围,柳州的陷落也在旦夕;而中国人的毫无组织,与计画的没有章法则更是出人意表.」事实上,在魏德迈拍发此一电报的前一天,桂林已经被日军攻下,柳州则在十一日陷落.(12) 贵阳之情况亦甚危急,如果贵阳失守,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则是作为美军空军基地以及援华空运唯一的终点昆明以及陪都重庆本身.魏德迈担心一旦昆明失守,不仅危及重庆,更可能造成中国政治及军事上的崩解.(13) 魏德迈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将曾受美军训练及装备,目前在缅甸作战的五师国军中的两师调回,并由参谋总长何应钦驰赴贵阳,指挥援军反攻,贵州战局始告稳定。

魏德迈对中国战事的建议

　　为未雨绸缪,魏德迈曾向蒋介石建议,如贵阳失守,应有迁都昆明之准备.於十二月二日,蒋以「余绝未考虑及此」婉拒.根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十二月四日之记载: 魏德迈参谋长来谒,於谈话中复以迁都之事相询,公乃郑重告之曰:「此为中华民族精神大节之所关,不能讨论,余纵在渝被敌包围,亦绝不离渝一步也.」魏氏为 公决心所感, 随亦言曰:「如委员长不离渝,余亦绝不离左右.」 公因自记曰:「闻其愿与共患难,同生死之言,殊以为感也.」(秦孝仪,1978, 5: 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