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造借口杀人竟被最高当局特赦在范将军被刺和国民党当局保护凶手掩盖案件真相过程中，杨维骞所谓“子报父仇”一直贯穿始终。显然，凶手父仇的真伪是揭示将军被害真相的重要线索。
一、杨维骞凭猜测把杀其父的动机强加于将军。杨维骞由旧云南日报全文发表的自首书，称其父杨蓁曾与范石生义结金兰，原已赋闲上海，却被时任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的范石生请至广州委以该军总指挥之职。1925年二军战于南宁，范“渐生忌嫉之心，且以为无需予父，顿起毒意……必欲置予父于死地而后心安”。这里，杨维骞首先指认了将军杀害其父的动机。但是所谓“忌嫉之心……以为无需予父”等，都属于思想意识的问题，只有通过一定的行为表示或直接的语言表达，他人才能察觉。但该杨的自首书未能提供聊以表明将军“忌嫉之心……顿起毒意”的任何蛛丝马迹，也未说出将军当时对部下杨蓁究竟有何“忌嫉”。不言而喻，杨维骞凭主观猜测给将军编造了一个杀害杨蓁的动机。
二、无法证实父仇，反露其父罪孽。杨维骞的自首书详述了杨蓁被杀情形：“民国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予父与老贼（该杨指范石生――引者注）同住于桂省武鸣甘墟关帝庙中一小室内……有老贼羽党十余人为兵者拥入，立向余父射击一枪，伤足部，老贼视若无睹”。此后，凶手将“余父”拖出室外，又连刺数刀后离去。“余父速命随行副官请老贼数十次……老贼始终不来，且深恐有变，又出钜金，使心腹将余父活活扼死”。1925年杨维骞只有7岁，其自首书所述如同亲眼所见，却未提供任何证人姓名及其他证据。该杨上述的描述也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将军如果刻意谋害杨蓁，实在用不着杀得如此拖泥带水。范将军被害翌日，其儿女即函呈省政府主席龙云鸣冤。据案发当年3月20日云南日报所作的简要报道，该函称杨蓁乃因治军过严，激变军心，由兵变致死，非将军谋杀，并列举滇二军当年发动兵变致杨蓁被杀的第三师师长徐德等为证人。据查，旧报纸及现存旧档案中，有关原、被告双方举证与辩论杨蓁之死的记录极少。仅见当年8月24日云南日报有《范石生案展期辩论》的简讯，称“被告曾请求法院，再开辩论，此闻证人李正方尚未来昆明，故辩论日期暂缓决定”。笔者认为，杨维骞以“替父报仇”为名杀人投案并称自首，他对所谓父仇具有举证责任，而李是凶手自首书中未提及，且在其投案很长时间后才请出来的唯一证人，今天研究这段历史，对李的证词应格外注意。所幸笔者从当年9月12日的庭审档案中找到了李的证词实录。李当庭说明他与范石生、杨蓁系同学同事，相互感情很好。他由杨从杭州约至滇二军任独立团长。杨被害之日清晨四时，他听见枪声后发现该团已被三师派兵包围，随即赶到范、杨住处，已不见有杨，询问后范答：“今早突然来三个人，二个将杨蓁按住要拉他出去，杨蓁不肯走，就见这两个人一个抬一头将杨蓁抬出去。”李当时请求去看，范说：“你不能去，恐怕受怀疑。”李的证词通篇无一处可证明将军指使人杀害杨蓁，他在法庭上特别申明：“杨蓁是如何死我不知道，死后我也没看见。当时害杨蓁的凶手无人知道，既后才听见这三个人先后死在滇粤的边境了”。杨维骞找来的唯一证人未能证实杨蓁被将军谋害，那就自然反证凶手的自首书所言不实。出人意料的是，李正方的证词中透露了一个涉及杨蓁真实死因的重要线索。即李于法庭陈述其与杨蓁相约到滇二军的情形时说：“……杨蓁先去了，我到第二年三月才去。我到时，他们的队伍已到南宁了。那时龙主席的队伍在南宁城内，我的意思叫范石生同龙主席合作，杨蓁很愿意，范石生则反对，于是就意见相左。不过他们交情太深，即有不满的心表面也看不出来”。当时，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权即将北伐，而龙云所部是西南土皇帝唐继尧勾结北方军阀图谋两广的劲旅，孙中山生前曾经部署滇二军入桂拒唐。因龙部已抢占南宁，二军兵临城下与之决战。此时，由李正方提出、身居二军前敌总指挥之职的杨蓁支持与龙云合作，实为出卖国民革命之举，若得逞将使北伐军腹背受敌。如此叛逆罪孽，必然令杨蓁无法见容于追随孙中山苦战多年的二军将士，将军对杨之私情也难阻大义。杨维骞如此举证，旧法院也不敢贸然认定他暗杀将军是“子报父仇”，最终无根据地以自首轻判其罪。
三、杨蓁确实死于兵变。据笔者查阅，报刊书籍言及杨蓁死因者为数不多，且系听闻传言，说法不一。唯见台湾省出版于1972年的《李宗黄回忆录》，作者当年曾由孙中山指派到滇二军任混成旅旅长，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回忆杨蓁遇害情形：龙云侵占南宁，所部继续推进，被匆匆入桂的滇二军连续击溃于宾阳八塘、二塘，损失惨重，退入南宁坚守。“照说，我军原可趁此两度胜利余威，长驱直入，衔尾急追。说不定可以一举攻入南宁。然而，指挥官却不此之图，南宁攻城战毫无理由的被延缓了两天，使龙云得以从容收集溃兵，部署城防，自此他便据城而守，誓死不退”。此后，滇二军攻城旬余不克，唐继尧部第三路胡若愚军突然而至，与龙云里应外合。“滇二军腹背受敌因而大败……总指挥杨蓁是一个治军严明，认真负责颇有才华的老将领，早在护国讨袁之役中卓著功勋。滇二军的师旅长徐德、张安定等对他平时的功利心切，要求部下过于苛严早已起了反感，南宁一败，败得出乎意外，徐、张两部都吃了很大的亏。这两位师旅长便在残部撤退到甘墟的时候，派部下第九团的一名连长，把杨总指挥从军部里拖出来捆起加以惨杀”。李宗黄主要从当时滇二军面临的战况阐述了发生兵变的原因和过程，说明杨蓁确实为兵变所杀并指明了杀害杨蓁的责任人，与本文前述旧云南日报所载将军儿女致龙云函所称杨蓁死于徐德等发动兵变完全一致，又与李正方在法庭上的证词互不矛盾且相互印证，读来令人信服。而将军对部下杨蓁，一般来说无须忌嫉，何况当时战事不利，需要团结对敌，将军更不可能去“忌嫉”杨蓁。因此，笔者肯定杨维骞的自首书满纸谎言，其所谓父仇纯粹是为了杀害将军而凭空捏造的借口。
四、专制与谎言结合的特赦。1943年5月23日的云南日报突然刊登国民党中央社电讯《杨维骞刺范案国府明令特赦》。据讯，特赦令称“查杨维骞因其父杨蓁被范石生使人杀害，蓄志复仇，嗣于行刺遂后投案自首……其杀人行为，固犯法纪，而年少志纯，出于孝思，奋身不顾，衡情殊属可原……徒刑九年五月，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民国中央政府未在此特赦令中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出示将军指使人杀害杨蓁的证据，而本文前述已证实杨维骞的所谓父仇是为了杀害将军而凭空捏造的借口。既然连杀父之仇都可以凭空捏造，凶手又有何“孝思”可言！民国中央政府的“矜恤”难道不是欺人之谈？至于杨维骞作案后仅被羁押10月有余就得保外就医，一获特赦即赴国民党国防部任职，这在当时的云南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笔者认为，如此以谎言为根据的特赦，是国民党极右派实行专制统治滥用国权的产物，其目的与地方司法当局掩盖案件真相的所谓查办一脉相承。重要史料并非孤证
现场回放真相大白范将军故乡――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的政协组织1989年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范石生专集》。其中有将军旧部、曾任云南省政协委员的严中英所撰《我所知范石生的几件事》，提供了将军被害前后的一些重要史料。文中说到将军回乡后住昆明城内蒲草田一号老家，行医为生，“只在家应诊，下午有时也出诊……是1939年3月17日被杀的，那时我在他家就医，知道一些情形。这天上午9点钟，有一个年纪二十来岁的伙子，到范石生家请他出诊，范正看病，答应下午去，到了下午两点多钟，范就提前出门，坐了人力车，跟着来喊出诊的伙子沿南城埂脚走，刚要到市立医院的时候，城墙边突然跳出两个人来，叫出诊的伙子即向范的后背连续开枪，射击子弹多发，随即逃去。从城墙脚跑过来的二人中，有一人又从范的侧后方，对头部打了两枪，范当即从人力车上扑到地面死去。附近的警察听到枪声即赶到现场，抓住了从城墙脚跑过来的两人，先已逃去的凶手追捕不及。之后，我和范石生的家属到了现场，看到范石生倒在血泊之中，他身上连头部共有十三个枪眼。我们照了两张相。法院的人也到了现场检验”。文中还说到主谋杀杨蓁不是范将军而是师长徐德及所部人员。徐德“当时住在昆明东寺街，他在范石生死后第二天即到范家吊唁，他在灵堂前痛哭流涕地说：‘小泉（范石生字――引者注）呀，你死得太冤啦！我对不住你。’接着大声说：‘你们要杀就来杀我徐德，你们不能冤枉别人’”。严先生所言者，有现场亲见，有当时听闻，文中并附声明：“事隔多年，加之年老记忆力差，其中可能有遗漏和错误之处（例如时间地点等），但我对这份材料的真实性完全负责”。由此可见，严对政协文史资料持有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过，从历史研究角度，其史料无论真实程度如何，若系孤证，仅为一家之言。经笔者把这些史料与有关将军被害的其他史料对照，发现它不仅不是孤证，而且还可供今人回放将军被刺的实况，揭示将军被害的真相。
一、在杨维骞“子报父仇”的幌子下，将军被多名刺客共同预谋暗杀.
严先生说将军“只在家应诊，下午有时也出诊”。回头看旧云南日报《范石生出诊遇刺毙命》的消息开篇也说“午来皆外出应诊”。将军的蒲草田旧宅紧临老昆明小西门，无论出城还是往城内行走都是路径纵横四通八达，而出诊须遇病家邀请且病家住处各异，因此他出诊的时间和走向变数极大事先无法预料。杨维骞得以定时定点事先埋伏袭击将军，杨维襄能够候于附近适时现身，须有其他同伙按预定计划配合行动才能做得到。严先生所言有一“伙子”以叫出诊为名把将军骗往既定地点与杨氏兄弟共同实施暗杀，其真实性确定无疑。而笔者前文已经以确凿的证据证实了案发时有两个人向将军射击，杨维襄未开枪仅案发后现身，这与严先生提供的主要情况相符。即叫出诊者在市立医院门口见杨维骞冲出，立马从背后向将军开枪，杨维骞同时从正侧面向将军射击。两凶手对将军夹击，而不是杨维骞一人背对车夫面向将军射击，才会导致车夫被流弹击中。接着就是车夫吴星光所见“两凶犯放枪后即往甘公祠走去”。可以肯定，叫出诊者即前文所揭证的神秘杀手，实施暗杀后他在与杨维骞一起往甘公祠走去的过程中逃逸，杨维骞马上高呼“我是替父报仇，杀人的是我！”早已候于附近的杨维襄闻声而至，他如前述警士钱士道所言在其兄之后两分钟投案。这样，三名暗杀实施者密切配合，用狸猫换太子的方式加上所谓“子报父仇”的噱头，给大白天街道上可能存在的见证人一个作案者就是杨氏兄弟二人的假象，以隐匿叫出诊者的存在。旧云南日报《范石生出诊遇刺毙命》的消息还讲到案发后“一时观者如堵”，足见旁观议论者不少。严先生前述史料中有案发时杨氏兄弟同时从城墙脚跳出的听闻，说明刺客们“子报父仇”的骗局和狸猫换太子的障眼法，已经在群众中产生了蒙蔽视听的预期效果。
二、谋杀将军是国民党极右派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将军被杨维骞兄弟与叫出诊者共同预谋暗杀的事实确定无疑。那么，证明谋害将军是国民党极右派有组织有计划行动的证据链接就清晰地凸现出来了。按照近现代社会公认的法理或国民政府当时通行的法律，犯罪嫌疑人的自首都必须是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罪行。本文前述已经用确凿事实证明杨维骞兄弟投案后并未如实供述其罪行。他们与叫出诊者共同实施的暗杀活动中，包含着杨氏兄弟捏造父仇作为公开杀害将军的借口、掩护叫出诊者逃逸、真投案假自首以隐蔽案件真相并逃脱处罚三个要素。当然，他们若要得逞，必须以当局受蒙蔽或与之共同作弊为条件。根据本文前述所揭示，国民党当局从地方到中央、从官方报纸到司法部门，都不是受了蒙蔽而是处心积虑地掩盖案件真相，不择手段地包庇杀人凶手。其所谓查办也包含着三个要素：故意回避将军中弹实况以避免叫出诊者暴露；在杨维骞根本不如实供述罪行的情况下确认其自首并从轻判刑；毫无根据地宣称杨维骞之父被范石生杀害并以此为由将其特赦。显然，如果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谋害将军，杨维骞等三名刺客和地方有关机构及其人员乃至最高当局，就很难如此上下一致密切配合，把暗杀将军并掩盖案件真相的事情做得这样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毫无疑问，谋害将军是国民党当局所为，与将军实际上并无杀父之仇的杨维骞兄弟及叫出诊者，仅仅充当了马前卒、刽子手的角色，而特赦杨维骞并将其安排到国防部任职，这是掩盖案件真相的需要。纵观现代历史，蒋介石专制集团在反共中对爱国民主进步人士的迫害，无一不出于政治原因。将军死于国共合作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时期。当时，只有日本侵略者、汉奸卖国贼是国共两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对范石生这个已释兵权手无寸铁在大后方悬壶济世的国民革命老将，国民党当局为何动用大量政治资源精心组织暗杀?
这只能从历史上、政治上寻求答案。历史上自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绝不容忍任何所谓通共者。将军曾于中共着手武装反蒋的关键时候与南昌起义部队建立统一战线，给革命队伍以得力支持，特别是掩护和帮助了后来成为中共军事斗争重要领导人的朱德，这在国民党极右派眼中属杀无赦之罪。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越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对将军的仇恨就越深刻。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极右派一贯坚持积极反共的方针。1939年前后，日本侵华改变策略，加强了对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军事进攻和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诱降，导致蒋介石集团的对日妥协和反共倾向日趋严重，中国出现全民族团结喋血抗日，而国民党右派积极反共的局面。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年内，蒋介石集团制订了《共党问题处理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等秘密文件，相继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政治事件和血腥惨案，掀起了反共高潮并围绕反共目标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迫害。当年，毛泽东曾经在《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中愤怒地揭露：“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当年蒋介石察觉将军掩护和支持南昌起义余部的事情后，已经日渐将其降职削权，而将军对蒋介石集团亦保持距离直到愤然辞职，他们彼此心照不宣终未释嫌。将军饶有军事斗争经验又敢做敢为，在民国政界资望较深又广有人缘，虽然解甲归里安居昆明也会让蒋介石集团感到更难控制。从历史到现实，国民党右派都不可能不对将军进行报复，也不能不将其视为心腹之患在反共反人民活动中列入打击对象。根据本文前述种种事实，也只有掌握着国民政府党政核心权力的国民党右派，才能做到中央到地方当局密切配合，调动各有关机构，指挥各方面人员，有计划地暗杀将军并掩盖案件真相。可以肯定，将军并非殒于所谓“范杨仇杀”，而是牺牲于国民党极右派的政治谋杀。
三、蒋介石是杀害将军的主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