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让我们谈谈第二个问题：美国必须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全部的军事力量、拆除所有军事设施。这是自然的事情。

        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看来，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由杜勒斯在1954年签订的条约是非法的，我们不承认。就台湾问题来说，这是关键。(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7.)

        在早先筹备基辛格访华的过程中，周恩来曾于1971年5月26日主持商讨中美会谈方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送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这番话，就是按照这份报告的要点阐发的。

        对于尼克松和基辛格而言，尽管早已料到，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台湾问题是一个不得不接过的烫手山芋。然而，让他们始料不及的却是，这个热山芋竟然被抛出得如此之早、如此之有力。通过早前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及幕后联络渠道与中方的沟通，基辛格曾笃定：中国之所以接受美国对华主动的政策并且做出积极回应，目的不在于从根本上解决大使级会谈中的痼疾“台湾问题”，而在于同美国建立一种对抗苏联威胁的国际态势，解决中国的安全问题。他主观断定：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将会相当灵活。在1971年6月2日接到周恩来邀请他访华的正式邀请函后，基辛格仍按照自己的思路认为：“周恩来再次以最容易获得解决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轮廓：撤走美国军队。”(﹝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3、886-887、900、933页。)

        显然，周恩来提出的三项条件，包括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地位、美台防御条约及美国在台驻军等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而非简单的撤军，这比基辛格所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美方“挂钩”和“两步走”策略的破产

        面对中方提出的要求，基辛格坦承自己有些措手不及：“我注意到，总理的评论超出了我们先前联络中交换的意见。”周恩来回答说：“这是因为，如果要交换看法，每一方就必须把对问题的全部看法都说出来。”(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68.)

        那么，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策略究竟如何呢?在基辛格来华之前，尼克松亲自审查了基辛格及其助手准备的资料汇编，令他最为不满的就是对台湾问题的表述，认为立场“不够强硬”：“不到迫不得已，不要表达我们放弃支持台湾的意愿。……与中国人的会谈，不能让人看起来是在出卖台湾。”此外，不要在开篇就直白地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做了什么或是不再需要在台驻军，而是要强调“尼克松主义”的原则，表明美国没有必要在某个地区永久驻军。总之，应当让中国人感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意愿是“捉摸不定”的，不能看起来像是“抛弃了老朋友”。此外，尼克松还向基辛格提出了“挂钩”策略：“我们在台湾驻扎的6000名士兵，直接与我们在南越的作战行动相连。所以，如果越战问题解决了，那些军队也就不再需要了。”(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55-357.)言外之意，如果中国想要美国从台湾撤军，那么中国领导人则不得不做北越领导人的工作，协助美国尽快“体面地”结束越战。美国从台湾撤军虽是迟早之事，但若能借此邀得中国对美国结束越战的协助，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