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诸葛亮治国，自古以来评价甚高，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写道：“开城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在今天，更有人盛赞其“以法治国”，“坚持法律公正的原则”。是这样吗?未必。今试举几例以飨读者。

　　其一是法正一案。刘备夺得益州后，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见三国志·法正传)。即是说法正受到刘备的信任倚重，不仅让他担任了京都之地的蜀郡太守，扬武将军，而且对他言听计从。然而法正是得志猖狂的中山狼，在得宠之后，立即以个人恩怨为是非标准，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其报复手段很严厉，竟将曾经诋毁伤害过他的很多人擅自杀了，并不经过法律程序。

　　对这种无法无天的骄横，有人建议诸葛亮启奏刘备，抑制一下法正的作福作威。诸葛亮却解释说：主公还在南郡公安时，北边畏惧曹操的强大，东边担心孙权的威逼，近则怕孙夫人变生肘腋，那时候真可谓进退狼狈。自得法正辅佐以来，让主公在天空翱然飞翔，不受制约。怎么能禁止法正心得意满地行事呢!

　　刘备活着的时候，约束处理大臣由不得诸葛亮做主，要说他执法不公则有偏颇，但这种解释却令人困惑不解。一个科教严明者，绝不会以上述口实给违法杀人进行辩解。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诸葛亮深知刘备对法正特别的倚重，所以投其所好而加以奉迎。

　　其二是常房一案。据《魏氏春秋》载，益州从事常房接到密报，检举的详柯太守朱褒密谋叛变。常房是十分忠于蜀汉政权的官员，立即将朱褒主簿(相当于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抓起来审讯后“杀之”。朱褒大怒，遂率兵袭杀了常房，而且诬陷常房谋反。诸葛亮得知之后，不分青红皂白，竟将常房的几个儿子全部处死，还将常房四弟流放于越儁山区。今试分析，常房是从事而已，敢将朱褒主簿审讯后杀，肯定有可靠的定案依据;只是他过于自信，不该在主犯未曾归案前杀了从犯，从而自毁了人证。常房是文职，不是主官更没有兵权，他凭什么敢谋反?这是基本的常识。朱褒的诬陷不过是贼喊捉贼，故意弄混水罢了，不可能有证据支持。诸葛亮已从政多年，处理此事时又处在丞相高位，不可能分不清是非。那么为什么要对常房诸子处以极刑并流放其弟?《魏氏春秋》的作者看得明白，故以“欲以安之”四字揭示其用意，即用杀其对立面安抚朱褒。显然，这不是追求法律公平的原则，完全是权谋。

　　可惜的是，诸葛亮给足了朱褒面子，朱褒却以反叛给了诸葛亮一记响亮的耳光。为《三国志》加注的悲松之也为此不平，认为执政者应该澄清案底，怎么以滥杀无辜取悦奸佞?太不该了!

　　其三是刘琰一案。刘琰是刘备旧人，风流倜傥，善于谈论，更加有宗室之亲，所以受到皇室的重用，刘禅时封为都乡候，车骑将军，班位仅于李严。由于与前军师魏延不和，受到诸葛亮责备后，打发回成都赋闲家居。

　　某年正月，其妻胡氏进宫朝贺太后，一个月后才出宫回家。由于胡氏年轻漂亮，刘琰怀疑其与刘禅通奸，难明就里中，令兵丁殴打了妻子后休回娘家。其妻大概倚仗背后靠山的缘故，将刘琰告到有司(即法院)，有司以“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判刘琰死刑，行刑后更暴尸街头宣示罪恶。

　　刘案的处理有几点值得思考：(一)，有司不可能是一般的司法人员，涉及朝廷如此政治地位的官员，更牵连到皇帝刘禅，非诸葛亮拍板，无人敢为之定案。(二)，高官殴打妻子以至杀妻等，在专制社会司空见惯，不可能构罪更不能构成死罪。(三)，暴尸街头与其说彰刘琰罪恶，莫如说彰显刘禅的荒唐行经，在“为尊者讳”的封建社会，此做法于情于法都不妥当。虽甚不妥而行之者，是为日后取代刘禅制造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