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刘备临终托付后事时，明确告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这样说，很可能确实出自内心，出自对诸葛亮的无比信任。诸葛亮流着眼泪表示：愿竭尽全力辅佐太子，献出自己的忠诚与节操，一直到死。其后，他始终实践着自己的这一诺言，一心辅助刘禅，竭尽自己的全部才智。

　　当时，蜀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汉末三国那个乱世年代，你倾我轧，相互吞并，多少人一旦大权在握，就想背主自立，曹氏父子、司马氏父子只是其中突出的例子。诸葛亮尽管权倾朝野，实际执掌着蜀国政权，但始终恪守自己的职责与臣节，为完成刘备未竟的事业，为实现自己对人生的追求，废寝忘食，昼夜操劳，不遗余力，真正达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地步。

　　这种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事业的赤胆忠诚，不能单纯以封建社会忠君思想的尺度来衡量，它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表现，也是反映其思想品德和气节的一个重要方面。

任人唯贤　不存偏见

　　诸葛亮在主持蜀国军政事务期间，十分注意任用贤才，切实推行了一条任人唯贤的正确路线，不存门阀、名望、个人恩怨等偏见;并强调“治实而不治名”，注重“循名责实”，改变汉末那种名不符实、弄虚作假、表里不一的官场风气，使确有才能的人能够施展其才，名实不符、只求虚华、没有实绩的人失去市场，违反法令贪赃枉法之徒得以惩处，蜀中一时“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为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一面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核，以求“进用贤良，退去贪懦”;一面鼓励朝中下属和地方官推荐有才能的人。

　　广汉太守姚伷，向诸葛亮推荐了不少有用之才，诸葛亮特地表扬他，称赞他，告诉大家“忠益者莫大于进人，”鼓励大家都能像姚伷那样多为国家推荐贤能的人才(《三国志·蜀志·杨戏传》)。 诚然，诸葛亮在用人上也有过失误，主要反映在重用马谡上。马谡好论兵法，但他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刘备临终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国志·蜀志·马良传》)。诸葛亮没有很好听取，对马谡十分器重，用为参军，每次跟他谈论，“自昼达夜”。

　　公元225年南征平叛时，就是这个马谡，为诸葛亮进献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对策，据此七擒七纵孟获，赢得了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真心臣服，从此未再发生叛乱。

　　公元227年冬北伐曹魏时，也许诸葛亮看到马谡对平定南中所起的作用，任用他为前锋，不想马谡自命不凡，不听节制，也不听取王平劝谏，死搬书本上“凭高视下势如劈竹”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说法，放弃要道，固执地扎营山上，结果被魏将张合阝切断水源，兵无斗志，导致失街亭、全军落败，断送了本有可能取胜的首次北伐。这是诸葛亮用人失察之处，事后他深为后悔，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依然不失令人敬佩。

赏罚严明　躬身力行

　　由于汉末法治废弛，特权阶层自恃“法不阿贵”，超然法律之上，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导致朝政日益腐败。有鉴于此，魏、蜀、吴三方从巩固发展自己的势力出发，都十分重视严肃法治。相比而言，诸葛亮治蜀在执法上更为公正严明，从没有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