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个比较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士族不愿娶公主为妻。我们透过唐代正史、笔记的有关记载，可以了解这一点，此举两例：《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附《杜传》：“(宪宗为长女岐阳公主选驸马)令宰臣于卿士家选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于文学后进中选择，皆辞疾不应。”

　　《东观奏记》卷上：“万寿公主，上(按：指宣宗)女，钟爱独异。将下嫁，命择郎婿。郑颢，相门子，首科及第，声名籍甚，时婚卢氏。宰臣白敏中奏选尚主，颢衔之，上未尝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为宁都统。行有日，奏上曰：.顷者，陛下爱女下嫁贵臣，郎婿郑颢赴婚楚州，会有日。行次郑州，臣堂帖追回，上副圣念。颢不乐国婚，衔臣入骨髓。臣在中书，颢无如臣何;一去玉阶，必媒孽臣短，死无种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柽木小函子来，扃锁甚固。谓敏中曰：.此尽郑郎说卿文字，便以赐卿。若听颢言，不任卿如此矣!.” 宪宗选尚公主，士族子弟“皆辞疾不应”;白敏中奏选相门之子郑颢尚主，结果，“不乐国婚”的郑颢对白敏中恨之入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唐代士族之家对于尚主的态度。其实，不仅士族如此，甚至连隐士也不肯娶公主为妻，请看《明皇杂录》卷下的记载： 时玄宗欲令(张果)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笔谓二人(按：指王迥质、萧华)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质与华相顾，未谕其言。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诏，二人方悟向来之言。

　　唐朝士族为什么不愿娶公主为妻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服丧之礼的规定。在五服之中，斩衰是最重要的一种，齐衰次之。《新唐书》卷二十《礼乐十》规定：妻死，夫服“齐衰杖周”之礼(指居丧持杖周年)。但是如果妻子是公主，丈夫就必须为之服斩衰三年。

　　唐文宗时，杜就曾遇到这一问题。《新唐书·杜佑传》所附《杜传》记载：“开成初，(杜)入为工部尚书、判度支。属岐阳公主薨，久而未谢。文宗怪之，问左右。户部侍郎李珏对曰：.近日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愿为国戚者，半为此也。杜未谢，拘此服纪也。.”李珏向文宗提出这种现象以后，文宗惊愕之余，下诏改制：“(文宗)诏曰：.制服轻重，必由典礼。如闻往者驸马为公主服三年，缘情之义，殊非故实，违经之制，今乃闻知。宜令行杖周，永为通制。.”至此，驸马为公主服斩衰三年的情况才得以改变。 其次，门第观使然。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初至中唐，重视门第，这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以为，唐人所谓门第之高，不仅仅指拥有显赫的权位，而且指具有优良的家族文化传统、家法门风以及令人钦羡的婚姻关系。对照上述几个标准，我们发现，在权位方面，李唐皇室贵不可言，但在文化传统、家法门风上，李氏家族则有所欠缺，不及传统高门望族尤其是山东士族，《汪隋唐史论稿》曾论及这一问题。李唐皇室源自突厥，而非汉族，对此，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之中已有详细论述。正因为出自胡夷，所以在家族文化上，李唐皇室无法与汉族高门大姓相提并论。此外，在婚恋问题上，李唐皇室也继承了胡夷之风，显得过于自由乃至放纵。

　　笔者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初步统计，唐代至少有26位公主改嫁，其中定安公主、齐国公主更是三嫁。太宗纳弟媳杨氏为妇，高宗以父亲宫中的才人武媚娘为皇后，玄宗强占儿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