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开埠之初，洋妇就和枪炮一样被拒之城外。当时远涉重洋而来的西洋妇女都暂时生活在船上。乾隆十一年(1746)开始，两广总督准许“番妇”居住澳门，厉行对外国妇女的查禁制度。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发生过一次洋女逛街事件，几乎让鸦片战争提前了10年开战。这一年的10月4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东印度公司最高领导层之一)师偕同几个外国女人从澳门来到广州省城，坐着绿呢小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商馆。

　　此后，一连几天，在师夫人带领下，几个穿戴时尚的外国女人坐着绿呢轿，到处观光。谁能料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们竟然成了一场外交风波的主角儿。

　　因驱逐“番妇”引起刀兵相见

　　“番妇”(晚清官方资料中对西方女性的蔑称)如此招摇弄得满城风雨，官方震惊。因为夷人私带家眷入广州，以及私自坐轿入商馆，都是中国官府曾明文规定禁止的。于是，中国政府责成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宾亲自过问，并令外商退回澳门，不许在广州省城停留，同时禁止夷人乘坐肩舆(轿子)。

　　一场轰轰烈烈的外交交涉活动就此拉开序幕。当师收到中国政府发来的公文时，并不领会中方提出的交涉;而英国商人雅各等，也拿着商行通事翻译的汉字禀帖，亲自跑到靖海门外呈递，表示外商留在广州商馆，如果不准携带家眷，实属不人道。李鸿宾对洋商的抗议申诉禀帖也不加理睬。最后事态发展成刀兵相见——中方通告：如两三天内， 师仍不遵命将夫人送回澳门，将派官兵进入商馆，实施驱逐。

　　对此，外方派出水兵百余人，携带轻便枪炮，午夜在商馆码头登陆，实施布防，保护商馆。

　　就这样两相对峙，“番妇”问题使中英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意把事态弄僵。广东官员怕涉外事件激化，难以向朝廷交代，于是急忙派洋行商人出面做输导。最后，还是英方先让了步，向清政府报告了派兵保护商馆的原因，并说如果中国官方肯保障商馆安全，水兵和枪炮自当撤去。在得到李鸿宾的保证后，英国水兵撤回到兵舰上去了。

　　水兵撤了，但师夫人以照顾有疾病的 师为理由，并没有立即回澳门，等玩够了，才动身回澳门。

　　乾隆锁国只许英商在广东贸易

　　为了开拓贸易，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英国的第一位“中国通”，开始到浙江沿海投石问路。这位英国人在广州贸易多年，通晓汉语，熟悉行情，汉语名字叫做洪任辉。他偕同公司大班汉森，乘船直抵浙海关宁波口岸。宁波在康熙年间是开放的口岸，后来因海岸滩浅水急和商人资本薄弱，被英商逐渐放弃。英船久不北上，此时忽然闯入海滨要地，乾隆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对浙江海防的忧虑。

　　为阻止英船北上，乾隆帝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案：不宣布禁令，而是提高浙江关税，让外商无利可图。奇怪的是，浙海关税额的增加并没有吓跑英国商人，不久，乾隆得到信息：英商宁可多交税也要到浙江贸易。

　　为处理浙江海关事宜，乾隆帝将熟悉广东外贸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杨应琚接连上了两份调查报告，认为浙江不比广东有虎门之险可守。浙江海面辽阔，无险可守，洋船扬帆就可以直达腹地。奏报中不无担心：洋船上装载炮械云集天朝商港，这对于沿海清军水师是个巨大的威胁。乾隆当即朱笔批示：“所见甚是。”然后分别密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和闽浙总督杨应琚：“口岸定于广东，洋船不得再赴浙省。”这就是给大清国的海疆政策带来划时代变动的 “一口通商”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