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既有此议案，赞成退还的美国人士和中国人士自然努力说服美国政府。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以及国内的教育人士分别活动，与在华美国教育人士交换意见，这其中武昌文华大学的图书馆主任韦棣华女士最为热心拜访顾维钧、黎元洪等，谈及如果赔款即还，应拨付一部分开办公共图书馆。韦女士曾去华盛顿遇到上海米勒顿评论报编辑John B Powell,请教其如何进行庚子赔款余款退还作为建设公共图书馆之用。John B Powell给韦女士一本国会纪要，建议其拜访每一个人。韦女士在美六个月间，拜访了八十二位参议员，四百二十位众议员。韦女士为中国教育不辞辛劳的奔走终于有了效果。通过众位美国及中国教育人士的努力，1924年5月21日，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继续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的决定。1924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致我国驻美公使函(译文)如下：兹谨检奉1924年5月21日国会通过之议案一份，此案授权大总统退还1917年10月1日起应付之庚子赔款于中国，由大总统认为适当之时期与情形中，依国会在该案并言内所表示之意旨，发展中国之教育文化事业。”(图一为当年报纸的社论其中的罗斯福为1908年第一次退还庚子赔款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翻译的电报)。对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的目的当年报纸的评点可谓一针见血：“美国籍退还之名，其实用以鼓吹亲美热度使华人美化为目的之教义。”

　　1924年9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成立，北京政府派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廉、黄炎培、顾维钧、周怡春、施肇基、丁文江、(华籍)杜威、贝克、贝诺德、顾林(美籍)十五人组成董事会，制定章程共十条。简单的说一下章程。

　　章程第二条设立之目的：

　　甲：接受根据1924年6月24日美国国务总理致中国驻美公使照会所退还之款项。

　　乙：酌量存储该款于一银行或数银行，并得酌用其他生利之方法。

　　丙：酌量保留该款之一部分作为基金，以其收入充本会的事业之用。

　　丁：使用该款用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事业。

　　戊：接受其他用于教育文化之款项，本会在原赠与条件内，对于此等款项有支配之全权，与原退还款项相同。

　　章程第三条规定，该会董事会实物人，中国籍十人，美国籍五人，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在董事会闭幕期间执行职务。并设有财政委员会，掌握基金及代管款项之存放及投资。

　　该基金存放于美花旗银行。1925年8月11日税务处致安格联第965号令：“美国公使收到该项支票时，即在支票上缮写交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收领字样送交。该董事会收到该项支票，即行缮给收据一张。”(限于篇幅未载全文)在世界会计界占有极其高地位的杨汝梅先生在1931年12月7日给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出过，《关于整理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用途意见书》其中就说道：“庚款源于关税，前因担保赔款信用，将此项巨款存放外国银行，致我国金融界常受人之操作压迫，全国商民均判政府之能早变更办法，以解除其束缚。今因协定赔款退还，而该款仍存放于外国银行，实使全国商民失望。嗣后应随时设法，使此项赔款余额收支，能全数移归中国金融界经营，以期调剂金融活动市面。”杨汝梅先生的想法是好的，但限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金融不在己手不可能实现!管微窥豹旧中国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从1926年——1948年，共举行年会十九次。包括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孙科赵元任等都曾经成为董事会成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自从成立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行消散，主要做了如下的工作。

　　1、代管清华大学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