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未来世界，民主主义最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二)斯大林滥杀无辜的罪恶，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决定的；“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是孪生儿”；“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
　　(三)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民主。”
　　原先，陈独秀反对斯大林不反对托洛茨基，更不反对列宁和马克思，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逻辑地放弃了这个信仰。1941年12月23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于是他就接受了胡适赠给他的“终身反对派”的“桂冠”。
　　50多年过去了，陈独秀上述论断有些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则是英明的预见。由此表明，陈独秀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当时，陈独秀上述思想言论，首先遭到上海托派中央的激烈批判。托洛茨基得讯后，为了解决双方的矛盾，曾多次要求格拉斯设法把陈弄到美国去，参加第四国际的领导工作。但是，陈独秀表示祖国在危急中，自己应该留在国内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拒绝赴美。因为尽管他在政治上受到无数的打击和失败，生活上又如此的艰苦，但祖国山河的壮美和人民的朴实勤劳，依然使他产生深深的眷恋之情，如他在赠同乡好友胡子穆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依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
　　同时，国民党政府认为他攻击斯大林的言论，有碍联苏抗日的外交，因此，报上刊登陈写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后，当局就禁止再刊登该文的下篇。已经排除了王明影响的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虽已离开了党，但毕竟当过几年党的领袖，于是就托陈的朋友朱蕴山等去说服他，请他到延安去养老，不让他再在外面“胡说八道”。但是，他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寂寞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