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后来为何不愿恢复中共党籍?(2)

  然而,正在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来,把当时苏联正在严厉镇压托派的狂风带到中国,又把前一年他们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连篇累牍诬陷中国托派和陈独秀是“汉奸”的丑行,带回国内,硬是诬陷陈独秀等是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津贴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并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杂志上公开散布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此举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抗议,严重影响党的威望。陈独秀和罗汉也以为这是中共中央的意见,分别发表公开信,说了一些很激烈的话语。从此陈独秀与党的关系就彻底决裂了。
  1937年9月中旬,陈独秀来到武汉。这时的武汉,是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和群众抗日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云集,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凭着他对政治局势的敏感观察,决心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与一时在武汉耽搁的王文元、罗汉、濮德志等人共同努力,以争取民主与自由为旗帜,联络那些中间党派和势力,组成一个“不拥国(民党),不阿共(产党)的联合战线”,企图在抗日阵营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为国家和民族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他对国、共及托派都失望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又专制独裁,不发动民众抗战,致使正面战场一败涂地,他觉得靠国民党来夺取抗战胜利是无望了;对中共又有以上的偏见和恩怨不可能合作;昨天他还寄于热望的托派,忠实执行托洛茨基指示的路线,口头上支持抗战,而把主要矛头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特别抨击共产党再次与国民党合作是对国民党“投降”,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他们主张直接搬用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策略,在战争中引发革命,即变国外战争为国内战争,对本国政府实行“革命的失败主义”,促使其在战争失败的危机中垮台,以造成革命形势,乘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条极左路线实际上是破坏抗战,有利于日本侵略,遭到当时全国正派舆论的强烈谴责,使“托派即汉奸”的宣传在全国流行开来。陈独秀极端痛恨这条路线,并与推行这条路线的上海托派中央“极左派小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公开宣布自己与这个集团脱离关系:“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而托派中央却反过来多次作出决议,强烈谴责陈独秀坚持“机会主义”,背离“托洛茨基主义”。双方也因此决裂了。

  陈独秀认为托派传统的靠一张报纸来活动的方式,在武汉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更无实效,必须抛弃,应该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于是,他以新方法和自己的新的政治抱负,与王文元等人同中间势力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何基沣等抗日军人接触。何部即“七七”事变时抗击日军的部队,他在战斗中负了伤,来武汉治疗。他不满蒋介石的统治,正在探索新的出路,与陈接谈后颇为投机,双方达成一项计划: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到何的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为参谋。陈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兵士群众中进行教育工作,以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但是,这个情况很快被蒋介石侦知,在王等赴任前夕,蒋介石停了何的职;同时,由于王明、康生制造的陈独秀“汉奸”事件的影响,那些中间党派也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十足的诬蔑,但他们也不愿得罪共产党。
  就这样,陈独秀最后一次独立开创政治局面的企图也落空了。有天时而无人和,真是天人不合志难酬,长使英雄泪沾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