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不扩大”，乃是指将冲突控制在华北，而非控制冲突的升级——在日本的战略计划里，掌控华北的资源，始终是其对苏作战准备的关键一环。

　　所以，在7月11日，内阁一面主张“不扩大”，一面同意了陆军省部要求派遣3个师团来华的要求;首相近卫文麿也在当天发表公开谈话：为了敦促国民政府反省，“派遣关东军、日本朝鲜军以及从日本本土调派相当的兵力，目前已是不得已之事”。

　　近卫文麿的判断是：只要日方表现出派兵的强硬姿态，按以往惯例，“中国方面会屈服”，那么事件就会在短期内获得解决，不会扩大为两国的全面战争。

　　对近卫文麿关于增兵华北的公开谈话，蒋介石的判断是：其目标仍在华北，而非对整个中国开战，增兵乃是为了逼迫中方屈服。作为回应，蒋遂发表了立场同样强硬的“庐山谈话稿”，希望以此喝阻日本对华北的野心。但让蒋意外的是，日军的增兵之举，丝毫未受“庐山谈话稿”的影响。

　　日方之所以无视蒋的“庐山谈话稿”，乃是因为其陆军内部，“扩大派”力量早已压过“不扩大派”，且“一击论”盛行。如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与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均主张趁机给国民政府一次沉痛打击，使其转变抗日态度，以“一击”彻底解决中日问题。

　　武藤章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弱国，日本如能强势，中国必将屈服，如能使中国屈服，将华北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可加强对苏联的作战体制，卢沟桥事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这种“日本如能强势，中国必将屈服”的判断，与首相近卫文麿高度一致，而与蒋介石的“通过强硬立场逼使日方退缩”的策略高度冲突。

　　日本一心要压迫蒋屈服，蒋一心要逼退日本对华北的野心。互不退让的结果，是日本本土的7个师团及东北的3个师团，开始集中向华北出动。大约在7月24日，鉴于大军压境，蒋介石终于不再坚持自己“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的判断，转而认为“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开始紧急备战。

　　28日，华北日军对中国军队发起全面攻击。29日，天津失陷，二十九军被迫撤离北平。同日，蒋部署联苏外交，并召开记者会，宣布：当前事态，已是中方“最后的关头”，全面的武装抵抗是唯一的选择，“局部解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没有了”。

　　8月4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决心抗日的缘由：“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8月7日，蒋约集各派系军阀领袖，在南京召开国防联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承诺“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全面抗战，遂仓促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