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又叫卢沟桥事件，他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起初对于日本，蒋介石是不想那么快就撕破脸皮的，当时的蒋介石想的一直都是攘外安内，可是在七七事变中，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全面抗战，那么，您可知蒋介石为何有这种转变呢?是看到了日本的野心还是处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以上问题小编将在下文为大家一一揭晓。

　　据悉，当时中方决策层的想法是日本无意全面侵华，故有可能用强硬立场逼退其野心，“七七事变”最初，只是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次不大不小的军事摩擦。但这场摩擦，最终却演变成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那么，其具体演变脉络，究竟是怎样的呢?先来看中方高层的判断与决策。

　　事变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显然，蒋并不认为日军此举旨在对华全面开战。当时，驻华北日军总数不过6000余人，宋哲元之二十九军及地方保安部队的总兵力约在10万上下。这种力量对比，是蒋倾向于认为日军旨在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而非对华全面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回应，蒋决心显示中方的坚决立场，以强硬态度阻击日军的阴谋。所以，在7月13日，蒋通过电报向宋哲元如此交底：“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同时计划借机让中央军重返华北。7月17日，蒋更在“庐山谈话稿”中宣称：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不难看出，上述谈话，既是说给国人听，更是说给日本当局听，是在告诫日本当局，若继续企图以卢沟桥事变来制造第二个伪满，则将触及中国的抗日底线，必将引起中国的武装抵抗。当时，大多数国民政府高层政要，皆反对蒋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

　　但蒋判断，发表该讲话，“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相反，可以喝阻日本人，“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7月20日，蒋下令将“庐山谈话稿”公开发表。简言之，基于日方无意与中方全面开战的判断，蒋希望通过自己的强硬立场，来逼使日方退缩。其实，中方当时也没有做好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准备。

　　蒋的强硬，实际上是一种冒险。当然，这种冒险是有情报支撑的——1936年，日本政府所拟定的《国防方针》，已决定将对苏作战列为首要之务。

　　1937年4月，日本“四相会议”(外务相、大藏相、陆军相、海军相)又拟定了《对支实行策》及《北支指导方针》，决定不再挑战中国政府之尊严，不再在华北扩大冲突的层次，以缓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而利于对苏备战。

　　但日军稍后的动作，却与蒋介石“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的判断背道而驰。日方决策层：只要足够强势，按以往惯例，国民政府必将屈服，再来看日方高层的判断与决策。确如蒋介石所料，“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军方与内阁，均于7月8日作出了“不扩大”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