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始于约公元前2000年，一般按王朝划分。上表只是简化记录;例如，宋代一般被分为两个时期(它在异族入侵后瓦解，并在另一个地方重建了权力中心)。这个清单也没有展示各朝代之间混乱的过渡期—通常说1368年明朝夺取了政权，但它和元朝的战斗在这一年前后共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明朝的贸易禁令经常被形容为中国文化缺陷的标志(兰德斯称其为“儒教国家憎恶商业成就”)。但事实远复杂于此。海禁并没有阻断所有与海外的联系。它们批准了一个特例：“朝贡贸易”(tributepayments)，它基本上允许那些住进指定的政府馆驿的外国人向统治者敬献礼品。之后，皇帝出于礼节会回赐中国商品给他们。皇帝还会允许他们出售所有皇帝不想要的东西，而这些商品通常数量不少。

　　沿海的商人看清了这种“海禁–朝贡”的本质：这是政府控制海外贸易的方式。这项事务忙碌而利润丰厚，1403年至1404年海禁最高峰时，明朝廷接纳了不下38个国家的“贡使团”。理所当然，朝廷希望从贸易中获利，但商人本身却不是朝廷想要的;外国商品可以，外国人不行。除了少数特例，所有与海外的接触都应在京城的监督下进行。

　　按照官僚的逻辑，朝廷官员论断称海外贸易是违法的，因此国家没有设置海岸军队来维持贸易治安的需要。明政府将海军裁减到仅剩几只舰船，根本不够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巡逻。令人毫不吃惊的是，这造成了走私的疯狂增长(如果做生意被定为违法，那就只有违法之徒会去做生意了)。

　　倭寇遍及东南沿海。倭寇的字面意思是“日本海盗”，但其中大多数并不是日本人，许多甚至不是海盗。虽然他们有时在日本也有基地，但主要的倭寇群体是由中国商人指挥的，这些商人因明朝的禁令或其他法规而断绝了生计，转而开始走私。他们的船员是一群各式各样陷入困境的百姓：未能谋得一官半职的秀才，破产的商贩，逃避兵役者，被官府解雇的胥吏，饥饿的农民，名声不好的僧人，逃犯，当然还有真正的职业走私犯。他们之中还有许多是被发财的承诺引诱成为海盗的老水手。每当官员试图剿灭他们，就会引发暴力对抗，而这常常导致城镇失守。“商即是盗，盗即是商”，厦门大学历史学家林仁川告诉我，如果条件允许，他们会和平地做生意;但如果不能，就没有和平可言了。

　　顶层统治者的昏聩阻碍了中国打击海盗的努力。明朝后期的历史就像宣传民主制度优势的广告。有一位沉溺酒乡;另一位抛下大任，住进皇家园林，研究长生不老的炼丹术;更有一位皇帝长达二三十年拒绝上朝。追求炼丹术的这位就是1521年至1567年在位的嘉靖皇帝，他将帝国交到了宰辅组成的内阁手中，但大臣们只关心个人的进退，而不是东南沿海的海盗之患。

　　遭海盗骚扰最严重的是中国东南部资源贫乏的福建省，它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相望。福建省大部分地区都是不高但陡峭的山脉，覆盖着红色的风化土;平坦、宜耕种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河谷和狭窄的沿海带状地区。“高者山至崔巍，力耕未止。”一位13世纪福建作家感叹道，“卑者弥望斥卤，不可种艺”。饥荒是长久的威胁;尽管进行了大规模开辟梯田和开垦土地的工程，福建的粮食生产仍然无法自给自足。

　　该省一半的稻米必须从外省运来，这并不容易，因为群山将福建与中国的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多礁岩的扇形海岸上分布的诸多天然良港，是这一地区为数不多的自然资源之一。理所当然的，大海是福建的依靠。长期以来，福建都是中国的海上贸易中心—在靠帆船航行的时代，这意味着它就是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当国际贸易被官方取缔后，福建人发现自己的位置非常不妙，他们从陆地上也得不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