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刚登基时，也一样雄心勃勃、血气方刚，老是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早早确立起齐国的霸权，汲汲于“欲诛大国之无道者”。管仲谏阻他，告诉他时机并不成熟，“不可，甲兵未足” 。可他全然当作耳边风，一意孤行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满心以为中原霸主的宝座可以唾手而得。

　　然而，他的热情之火很快便让长勺之战那一大盆冷水给浇灭了。他引以为豪的强大齐军，居然让曹刿率领的鲁国兵马杀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真是败得无话可说，败得窝囊透顶。不过这次出乎意料的惨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得齐桓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平复下来。

　　既然单纯的战争手段连鲁国这样军力很一般的国家都摆不平，那么，想靠它去对付比鲁国强大十倍的楚国、比鲁军能打仗的戎狄，这不纯粹是自讨没趣吗 !看来不能单纯依赖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称霸目标，而应该更多地运用政治、外交手段，伐谋、伐交、伐兵三管齐下，才是正道。齐桓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改急取冒进为稳重待机，变单凭武力为文武并举。而正是这种稳重的做法，才保证了他日后少走弯路，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齐桓公的稳重，也表现在他善于正确判断形势，根据实际情况与对手作必要的妥协，进两步退一步，见好便收，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战略诉求。战略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战略利益有多大，战略目标有多高，而关键看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脱离实际条件，脱离具体许可，那么，最好的战略方案也等于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所以，善于妥协，本身就是战略运筹中的一门高明的艺术，是寻求战略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无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标志。

　　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 656年举行的召陵之盟，充分体现了他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了虽说有限但却实在的战略利益的稳重政治风格。当时，楚国兵锋咄咄北上，成为中原诸侯的巨大威胁，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这种情况下，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这样保护不了中原中小诸侯，任凭“南夷”四处横行，齐国岂能称为“霸主”。

　　然而，如果心血来潮，孤注一掷，真的同楚国真刀真枪干上一仗，弄得两败俱伤，恐怕也不是明智的选择。最好的办法是，出面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兵临楚国边境，给楚国施加巨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迫使对手作出一定的让步。如此，既可以压制楚国嚣张的气焰，安定中原动荡的局面，又不必使自己陷入战争的深渊，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这叫作“全胜不斗，大兵不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略运用上的“善之善者也”。

　　于是，齐桓公与楚国方面便在召陵(今河南偃城东)地区联袂上演了一出妥协大戏，楚国承认了不向周天子进贡“苞茅”的过错，表示愿意承担服从“王室”的义务，算是多少作了让步，给了齐桓公所需要的脸面;而齐桓公也达到了警告楚国、阻遏其北进迅猛势头的有限战略目的，于是也就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种战略上不走极端、巧妙妥协的做法，可能会让习惯于唱“攘夷”高调的人觉得不够过瘾，可它恰恰是当时齐桓公唯一可行的正确抉择。

　　齐桓公的稳重，更表现为他善于把握时机，算账算得十分精明，从不做赔本买卖，总是用最小的投入去换回最可观的利益，不费多少工夫而赢得充分的好处，不损多少成本而博取漂亮的名声。成本要低，回报要大，这是从事政治、军事斗争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衡量评估任何战略决策高下得失的主要指标。“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绝不是聪明人所干的事情。在战略运用上，与其焦头烂额，不如曲突徙薪。战略利益要争取，但要争得巧妙，争得自然，争得冠冕堂皇。否则，便是犯傻，便是笨拙，落下话柄，留有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