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书《唐将书帖》后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史-书《唐将书帖》后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书《唐将书帖》后
《唐将书帖》为韩国保存的朝鲜古文书《河间丰山柳氏文书•书简通告》之一种，所收虽为朝鲜宣祖（1568－1608）时代着名相臣柳成龙的家族文书，但《唐将书帖》的作者却均为明代万曆援朝战争期间的东征将士。
万曆援朝战争(1592-1598)，发生在十六世纪末的朝鲜半岛及所属海域，为中、朝联军与日本之间的国际战争。硝烟虽已散去四百年，历史遗产却曆久弥新。
柳成龙，朝鲜宣祖时代着名大臣，安东人,字而见，号西厓，早年从学于李滉之门,明宗十九年（1564，明嘉靖四十三年）中司马试，两年后登第，选补承文院，隆庆元年（1567年）荐入艺文馆，曆仕修撰、正言、吏兵曹郎、吏曹参议、副提学、都承旨、大司宪、递任礼曹判书兼同知经筵事，弘文馆提学，出入经幄二十五年,遂入相。历任刑、兵、礼、吏诸曹判书、左议政、领议政。宣祖二十六年（明万曆二十一年）“以首相独当中外机务,天将咨揭,日夕旁午,诸道奏牍,东西交集,成龙左右酬应，敏速如流。”[1]有追记壬辰（1592年）抗倭事实的笔记《惩毖录》行世。
《唐将书帖》总共43通，其中有确切作者的25通，署名包括明朝总兵刘綎2、戚金3；参将骆尚志3、陈寅1；游击王必迪6、吴惟忠1、李化龙1、副将游击沈惟敬1、明朝兵部标下练兵千总邵应忠与兵部原委平壤管粮委官董元1，领兵教官郑德3；骆尚志标下旗牌官张三六1、主事袁黄标下教练徐文1、吴惟林1等，余为“名别居”、“名正具”、“名不具”或“名具端柬”、“名具正幅”、“名具正柬”、“贱名别居”等未署或另署名书帖18通。结合书帖内容及书法形式等进行考察，尚能断定作者的有11通，余6通作者俟考[2]。
书信的形式分为启、拜帖、揭帖、书等几类。
时间确切的有二份。一份是万曆二十二（1594）年正月十四日兵部主事袁黄标下将官邵应忠、董元致柳成龙书；另一份是万曆二十五（1597）年十二月初九日游击李化龙之书。因此，大致可以断定：这批书信是明朝东征军先后两次入朝（从万曆二十年底至万曆二十八年大部撤回，即1592－1600年）期间的数年内产生的。这些书信，翰墨淋漓，四百年后看起来依然如夕。
查考《唐将书帖》的作者，除总兵刘綎《明史》有传，吴惟忠、陈寅、沈惟敬在《明史·外国传》的《朝鲜》及《日本》传中被提到过外，其他人均无考，在相关的明史书籍中也找不到多少像样的材料，包括《明实录》在内。至于各地的方志，虽有少数提到个别人物，但文字记载寥若晨星，令人所知甚少。这些曾经名闻遐迩的抗倭将士，至少已经寂寞了四百年。
通过数年的查考和走访，结合柳成龙的文集以及其他朝鲜及中国官私史籍的记载，现已可知这些书信作者的大致情况，粗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南兵“三营将”——骆尚志、王必迪、吴惟忠之书；二是南兵教师（包括邵应忠、郑德、徐文、张三六等人）的书帖；三是其他作者，包括着名总兵刘綎、中日和谈的首席谈判官、译员沈惟敬、总兵戚金、李化龙、陈寅等人。通过他们的亲历亲闻，我们不仅可以复原四百年前有关这场战争的一些珍贵场景，也可聊补国内相关史籍寥落的缺憾。以下就作简要介绍。
（一） 南兵“三营将”之一：参将骆尚志之书 《唐将书帖》中，数量最多的是南兵参将骆尚志致柳成龙之书，共有八封。除明确署名的3通（第十一、十八、四十通）外，尚有5通（第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四十二通）亦可断定为骆尚志所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标準是东征经略宋应昌所言：“沈茂浙兵，俱系招募义乌等处之人，与吴惟忠兵无二，虽骆尚志之兵稍有不同，然止六百余名”[3]——骆营所属兵将数600余名，成为一个鲜明的标誌——这六百名或应视为亲丁[4]。骆尚志，号云穀，浙江绍兴府（慈溪县今横河镇洋山岗村）人，以钦差统领浙直调兵神机营左参将率兵入朝，膐力绝伦，能举千斤，故号“骆千斤”，“体甚肥大”，凡事躬亲，“造车之时，亲持其役”，虽然性急但“为人表裏如一”[5]。未署名的第二十八通书曰：
径渎。敝营官兵原额六百余员名，除阵亡、病故等项，见在不满五百矣。所费行粮，较之别营一日之需，可济我兵十日之用。今奉文撤兵回国，闻得前路驿站，钱粮不敷，有碍进发。俛想敝营官兵自守义州及破平壤，东至全罗，南原，庆州，光阳，顺天等处，备御侦探，辛苦最久，倍出诸营，为国除氛，颇有尽心之效。但兵少贼多，不能如愿悉扫为恨耳。今因给散关内解来坐粮，故停缓一二日，准拟初十日官兵先行。烦念久戍之劳，乞先发一文或差一官于前途，如开城、平壤诸处，预备大米百数包接济，足仞始终之盛德，何如？如何！否则，各营人马将至矣，恐不能普及，千乞吹嘘于户曹，速赐预图之，不惟生之感佩，足见贵国少分优劣之阶耳。冯妇多端，弗嗔幸甚。名别具 沖。（二十八/A234-235/B589）
从“原额六百余员名”可断定此书为骆尚志所作。他谈及所余兵士不满五百，经历从义州、平壤、全罗、南原、庆州、光阳、顺天等处战守，“备御侦探，辛苦最久，倍出诸营”的情况，也与南兵营的历史实际相吻合。再从时间上判断，当是万曆二十二年初接令回国之前，恐撤归路途断粮，希望朝鲜相臣柳成龙早作预备。又未署名的第二十四通书曰：
正适闻荣登贵国首辅，诚贵国有幸，砥柱中流而永赖矣。果不负苍生之素望也。曷胜庆贺庆贺。今生与贼为邻，操戈无息，变出不常，何时是了？自南原拒贼之后，而营心设备机宜、劳工修造，将竣而调赴大丘、八莒，与刘总府合营防御。正采寨木，将完而欲成栅，又为庆州报警，率兵急奔救援，动辄人先，官兵怨苦。溪岖鸟道，极目边涯，暑往寒来，经年旅邸，征人莫不惨伤。及诸营到后，方据山立寨，或木或土，成坦俱草苫栖止。生因执木调度，被树节偶伤左腿臁脊，俄尔成疮，形如小碟，动履艰难，痛不可忍。饮食俱废，勉强支持，在此陪臣无不知见。十月内，倭奴突犯庆州迤南二十裏之间烧掠，随发官兵堵截，不遂而遁。又于十一月初三日，複统大众，六路连营，恣肆烧蕩，延至安康，离庆州北数十裏之程，系各县运粮通衢，焉得不发兵救剿？生带兵守住营寨，以为后应。吴游府统兵前去，相机拒堵。彼处草深林厚，被贼诱入咽喉，两下冲杀，讵料贼众漫山寨涧而来，不但无暇取级，抑且折损官兵，深愧无谋，以至如此。但生所部，不满六百，安能自展庸才，徒付之慨歎。虽然安康遭害，幸得庆城安堵，亦可塞其责耳。（二十四/A222-225/B585-586）
此书当略早于前书，当书于万曆二十一年底。其中提到南原战后，与刘总府、吴游府共事，采木修城，且“所部不满六百”者自为骆营无疑。骆尚志还曾亲自执木调度，被树所伤，成疮难行，这与他凡事躬亲的个性特点也相符合。文中提到十一月初，日军六路连营袭击安康，骆营担任守营后应之责，而前往拒堵的吴营军士则颇有损伤，但最终守住了庆州这个“各县运粮通衢”，也是不小的战绩，这不是骆氏自夸，也得到了朝鲜方面的认可：“庆州得免丧败，而左道及江原沿海州县，尚未瓦解者，实此一战之功也。”[6]
在骆尚志的所有书贴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一通：
……近因倭奴畏威效顺，让还朝鲜，退回日本……既而送还尔国储君，并被掳居民及剃髮为倭者，一一还之，是亦□□之意也。今闻贵国之人，欲同倭奴往日本者，何也？恐彼反怪无情，谢□不杀之恩，有言回去之说，又恐尔国法度森严，归则既付法曹者有之，是皆处之无可奈何耳？为今之计，理宜与诸公陪臣议之，何不将计就计，宥其既往之愆，原其来归之意……或将倭巢出来之人，一万数千有余，立一大元帅统之，定立头目，教习武艺，修整器械，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以千教万，务成精兵，虽倭奴有複来之念，我有精兵待之，法曰弗侍不来，侍吾有以待之。何如？军务纷纷，草草布达，此亦富国强兵之道，百姓安堵，居民乐业，岂不美哉？骆参将。（十一/A204/B579)
在这则署名书帖中，骆尚志建议柳成龙将曾经降倭的朝鲜人组织起来，教习操练，增强实力，防备将来再犯的日军。柳成龙立即接受其建议，上书朝鲜国王：“不如乘此南兵未还之前，急急学习、操练火炮、筤筅、长枪、用剑、鸟铳、器械，一一传习，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则数年之后，可得精卒数万，倭虽再来而势可防守。”完全引用了骆尚志的原话。
柳成龙的《西厓集》集中，颇有记敍与东征将士往来的文字。其答骆书曰：“前日老爷所教操练之法，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甚为切要。虽孙、吴複起，其为小邦谋不过如此矣。……近于城中召募年少伶俐之人得数十，伏愿老爷先下营中，各以南兵一人，主教一人，如教阅歌舞者之依趁节奏，择城内房屋閑旷之处，逐日训习，以试其成否如何?所选四十余人，其中十余人乃炮手，其余枪、剑、筤筅、阵法，随其所习，无所不可。又已令京畿诸道，挑选习斗骁健者，各数千余人，以相传习，千万怜察而指挥之，使小邦生灵永蒙老爷之恩，以有辞于万世也。”[7]至此，朝鲜兴起练兵之事——人数虽少却级别甚高，初在汉城的数十人，均住南兵营中，与南兵同吃同住，“南兵一人主教一人”，由南兵手把手地进行教练，除了专门学习火炮的十余名炮手，其他枪法、剑法、阵法等各有专人教习，还有京畿诸道“各数千余人”，等待“以相传习”。
与柳成龙共同负责练兵事宜的还有朝鲜兵曹判书李德馨。他曾建议：“今此各样武艺，用剑、用枪之法，能中《纪效新书》规式者，别为论赏，并试于科举以变沈痼难改之习，恐不无利益。”国王答语有“前在关西，予力言火炮训炼［练］之事，曰敎一以敎十，敎十以敎百，为有司小不动念”。[8]《纪效新书》是逝世于万曆十五年的着名抗倭将领戚继光所作的练兵书，此时被东征将士带到朝鲜，引起了朝鲜君臣的注意。
在朝鲜尚未馨动之时，正是东征经略宋应昌及南兵营将骆尚志等及时倡议并具体指导朝鲜君臣的行动。宋应昌认为：“朝鲜士卒虽柔脆难用，而鼓舞有方，调度得法，即弱可使强，寡可使众。”万曆二十一年八月，他正式移咨朝鲜国王：“亟行全罗、庆尚、京畿等道，令陪臣募选膂力精壮军人，以多为善，即使陪臣管辖，尽发副将刘綎、吴惟忠、骆尚志等营……令其所服衣甲与南兵同，所执器械与南兵同，令各营教师训练起伏击刺之法与南兵同，不数月间自与南兵无二。倭来则助我兵以与战守，由此渐渐增加，渐渐熟练。”[9]这样的“三同”训练法，是将明军战术精髓全盘托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朝鲜军队。其所谓的“各营教师”，仅万曆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所报标下就有“教练把总一员，段胡；南兵教师十名：金文盛、何文星、柳子贵、金忠、龚子义、丁言、娄虎、何元贵、社其、张子龙”[10]等。
朝鲜正规军的训练就此开展起来。此前，承平200年的朝鲜王朝“对国防和军备没有採取过适当的措施”，“军队未能很好地训练”，“国防设施没有任何效果”[11]，面对日军的侵略，除了分散、自发的义兵抵抗外，并无多少像样的作战。朝鲜国王也曾训示：“备边司自前处事弛缓，经贼二年,未尝炼一兵、修一械,只望天兵，惟竢贼退,无乃不可乎?……予意别设训炼都监,差出可合人员,抄发丁壮,日日或习射、或放炮，凡百武艺,无不敎训事议处。”[12]其中提到“经贼二年,未尝炼一兵、修一械,只望天兵，惟竢贼退”的基本事实，是很难被否认的——明朝“天兵”的作用，不仅直接体现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在训练朝鲜军队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
万曆二十一年六月，因日军退出汉城，集结到釜山一带，明朝舆论转向撤军息战，和谈使沈惟敬等数度出入日营，穿梭联络。朝鲜国王急急传敎政院：“经略言留兵之将，尔国可意之人请之云云，骆参将并请如何? 非此人，恐无以学习、训炼。”[13]对于留防将领的人选问题，朝鲜方面属意南兵将骆尚志[14]、吴惟忠、刘綎等共留，并以大臣尹根寿、韩应寅、李德馨等大力周旋于经略宋应昌及提督李如松处，却未得同意，骆尚志、吴惟忠、王必迪等于次年正月前后均撤归国内[15]。
撤归之前，骆尚志致书柳成龙：
正汉城匆匆话别，且承贵国主厚待，多方冗费，皆公等推爱所致，言莫以谢。其各项防御炮火、阵图、进止及武艺、御敌机宜，生势不及久居教演，已托委官闻愈等代生以为授受之勤。倘或略有次第，即当遣发归来而莫迟滞，感感。余情缕缕，使回冗夺，不及详裁，幸弗深罪，谢谢。书吏金彦希勤劳，亦希拔擢。谢谢。贱名别具。慎余。（二十七/A232-233/B588）
此书亦未署名，但“委官闻愈”直属骆尚志营，在柳成龙的文集中有明确的记载：“都城八方操练之事头绪渐见，此乃闻、鲁二子体奉老爷吩咐，尽心纲纪之效，敝邦之人方以为幸，不意相继沦逝。”他回忆道：“癸巳四月……骆公来访……仍言练兵备倭及他守国之要甚悉，余于是募得京中人七十余名，令军官二人统之，分为二队，送于骆公阵下，请学南方技艺、鸟铳、筤筅、长枪、用剑等事。骆公拨营中南校十人分教之，公或亲至卒伍中，手自舞剑用枪而教之甚勤。余以其事驰启行在，此我国训练之所由起也。既而骆公还中原，余请留教师数人，公临行在西郊，为留闻愈、鲁姓人而去。二人体公之意，二年在国中训士，昼夜几尽成才，且教营阵之法，不幸相继而死，槁葬城内。至是，二人姓亲来护丧柩而去，时骆公在蓟州，寄书于余，请护送其丧，余答书云云。”[16]骆尚志等撤回之后，委官闻愈等继续留居朝鲜，助其操练军兵。
闻愈其人，“尝与戚启[继]光同事，其作《纪效新书》也亦同参云”[17]。作为戚继光的亲军老将，闻愈到朝鲜时的身分是“千总”，他不仅“谙炼火炮制度”，且为人“甚温雅”。与其同事者还有骆尚志中军贾大才，“各样武艺妙絶无双”，当时为了留下这两位“必有大益于国家”的人，朝鲜君臣还颇费了一番心思。[18]闻愈、贾大才等南兵教练，不仅武艺了得，还各具才干，身怀绝技，被朝鲜君臣视为成就“大事”的适合襄助者。
与闻愈同时留下的另一教官名叫鲁天祥[19]，他们成为朝鲜新成立的军队训练机构——训练都监中的第一批南兵教练，为训练朝鲜军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万曆二十二年三月，两人几乎同时逝世于汉城，或是遭遇疾疫不及医治？时为东征大军撤回的最后期限。柳成龙答书，点出了骆尚志及所属南兵教练对朝鲜的意义，为训练朝鲜军队作出的贡献与牺牲——朝鲜军队的重建和训练，首先得益于明朝东征军的教导和南兵将、南兵师的艰苦工作。
闻愈死后，“闻愈手下”的胡汝和与王大贵等继续留任教官之职，与中军贾大才等一起训练朝鲜官兵。万曆二十二年三月，朝鲜兵曹启：“今者天将及敎师相继卒逝，而千摠、中军俱被论，群情不无解体。故今日臣大会各军于南别宫东门外，且请王大贵、胡汝和点阅试才, 其中最为成才者略给赏布，而不勤敎诲哨官，则随轻重施罚，使之警勑勉励，逐日炼习，以待贾中军回来。”[20]不仅显示出自然条件的恶劣导致明军将士和教练相继卒逝，明朝国内的矛盾和不同政治势力的斗争，也影响到留居朝鲜的军士教练。但即使在遭遇时艰之际，南兵教练依然训练朝鲜军士，坚持不缀，显见成效。
万曆二十一年十二月，朝鲜国王见训练院炮手，具备“我国数百年所未见之军容。其貌样、服制一依天兵，各知部伍，虽不试才，揣见其可用。”[21]次年四月，朝鲜国王检阅练兵场：“观今日习阵，则我国所无之阵法，且似已熟习。此由领相平日勉力之功，予甚嘉焉。”[22]大大表扬了柳成龙、李德馨与天朝敎师劝奬敎练之功。
这些朝鲜军队的早期训练师，除经略宋应昌所派教师，如“宋侍郞所送金文盛七人同在一处”[23]外，大都出自骆尚志营中：如朝鲜郞厅派人往质于“骆参将留营之人骆尙忠”处，他是骆尚志的“亲属”，属官闻愈、中军贾大才及继任者胡汝和、王大贵等。他们前赴后继地训练朝鲜军队，在朝鲜这块土地上贡献出自己的才华甚至生命。
这些训练师无一例外均属南兵将。无论是骆尚志及其亲族、属官及“最晓阵法,人物亦甚温藉”的金文盛，还是在军中教练朝鲜军士的刘綎等，均为南籍人士。东征军中的南兵师和南兵将，训练出一支朝鲜军队，这在历史上是一件不能忽视、影响达数百年之久的大事：“令总兵骆尚志等，选我国丁壮，教演浙兵技艺，设训练都监，以都体察使柳成龙、刑[兵]曹判书李德馨董其事。”[24]尤其是对朝鲜来说，“成龙去位,皆废不行,独训炼都监仍存,至今赖之”[25]。这个机构一直持续到朝鲜王朝末期被日本佔领之前，为朝鲜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骆尚志等南兵将和南兵师的启蒙作用和功绩，尤其不可被忽略和忘记。惟以题目所限，将另撰文详探。
（二） 南兵三营将之二：游击王（楼）必迪之书《唐将书帖》的作者中，署名游击王必迪的量多居首，共有六通，另有2通无署名者亦当为其所作。如：
朞服生王必迪再拜。……今我南兵驻守庆州，与贼伊迩，兵寡力疲，不堪屡战，况日夕哨伏，无时休息。毋论先后阵亡将四百人，感病物故贵国者已二百余人矣，俱系良家子弟应募而来，望博功名，今踵籍而死，莫非皆贵国累也！昨承惠布，骆爷兵四百余人，每□得分布二疋，本营三千官兵，除各死亡外，见在二千三百余人，五六名不得分布一疋。彼此均系南兵，共戍一营，而受惠有厚薄之殊。官兵多有愤闷而不平者。庆州天将，吴、骆、泊[洎]不佞止三人耳，地方官供应馈送之类，每每厚薄有无不一，同为贵国而分等第，别厚薄，恐非所以服人心也。不佞扶病宾士，将已半载，更二舍侄，均病死于此异域，征夫每为伤感，贱恙转增，即不佞惧不能自保时下。每欲乞归而大马倒死，苦乏骑坐，动辄艰难，每有不可愬者。 (三/A184-185/B573-574)
这是一封报告驻守庆州南兵状况的重要书信，时间当在万曆二十一年夏。王必迪，浙江义乌（今义亭镇铜锋王阡村）人，号吉吾，以军功授金华所千户，历任蓟镇崔黄口守备，升北京神机营游击转中路游击将军[26]。万曆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他与游击楼大有等领兵渡过鸭绿江，前往朝鲜抗倭。[27]此信为其入朝半载后所作，报告营中现状，自平壤战役后至驻守庆州期间，其所率三千南兵阵亡400余人，病故200余人，已减员20%，其中包括他的两名侄子[28]——王营军士的原数是3千名，在此得到印证，可见朝鲜方面的记载也不甚可靠[29]。必迪往往自称“侍生”，或“期服生”，年纪较大[30]，资格亦老，个性鲜明，说话几乎从不拐弯抹角，对与同驻庆州的其他两营（骆营、吴营）南兵的不同待遇提出抗议。
万曆二十一年正月的平壤之战，是明朝东征军大部入朝之后，与日军进行的第一场大战，主要运用火炮优势，歼灭日军千余人，取得辉煌战果。王必迪率南兵1500名参加了战斗。柳成龙致王必迪複书有二，其一为癸巳三月所作，表彰了王必迪所率的南兵功绩：“老爷总统南兵，自平壤之战，异绩尤着，表表在人耳目。远近之人以及稚童贱妇，莫不以老爷为依归。……诚以南军之宣力最多，而老爷之诚心恻怛，所以怜悯小邦者，特出于寻常万万故耳。”[31]明军光复平壤、开城后，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也告恢复。但因随后提督李如松以少数亲随在碧蹄馆与日军遭遇、受挫，明军主力撤回平壤，日军也退往釜山一带，明、日进入媾和阶段，明将李如松、宋应昌等撤回国内，“只留游击将军王必迪守开[城]府”[32]。
柳成龙曾有一个总结：“平壤战后，李如松退回，留王必迪独守开城。至四月初七日，提督还开城府。十九日贼兵弃城南去。二十日，提督大军入京城。先是余贻书王必迪曰：‘贼方据险固未易攻，当进驻东坡、坡州，蹑其尾，选南兵一万，从江华出于汉南，乘贼不意，击破忠州以上列屯，尚州以下之贼，疑天兵大至，必望风遁逃，京城之贼归路断绝，必向龙津而走，因以后兵覆诸江津，可一举扫灭。’必迪击节称奇策，拨侦探军三十六名，驰往忠清道义兵将李山谦阵，察贼形势，时贼精兵皆在京城，而后屯皆赢疲寡弱。侦卒踊跃还报，云不须一万，只得二三千可破。李提督北将，是役也痛抑南军，恐其成功，不许。”[33]在此，柳成龙透露在日军退出汉城后，曾与王必迪商议，欲抛开北兵，单独利用南兵一万名[34]，一鼓作气，对日寇横扫穷追，王必迪亦派兵侦探，并与忠清道的朝鲜义兵将李山谦取得联繫，探讨联合作战的可能性，但被明军高层、统帅李如松等制止。
朝鲜君臣对南兵的期待和倚靠表露无疑。柳成龙有个经典的解释：“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幍巾，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35]南兵的身形、面貌，尤其是着半臂五色衣很值得注意——看来他们没有统一的军服，冬天穿羊皮大衣，不喜吃小米，生活习惯与北兵完全不同，却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柳成龙的看法，代表了朝鲜君臣的意见，他们往往只认可南兵。万曆二十四年四月，朝鲜李好闵在《请兵粮奏文》中也斩钉截铁地说：“複破此贼，非得浙兵不可。”[36]朝鲜人所称的浙兵，只能说是狭义的“南兵”，还有江南、福建、两广之兵，而总兵刘綎所领西南地区的苗兵，包括云贵川等地的土兵、狼兵等，在中国史籍中往往被称为西兵，他们也应包括在广义的南兵範围中。
南兵驻守开城期间，朝鲜兵曹判书李德馨还曾目击：“提督每言南兵之功，而李如柏、张世爵等，性皆不顺，每毁短之，且毁王必迪之为人，南军以此怨之。提督至开城，诸将游击以下皆跪而听令，王必迪独立而言曰：‘老爷不智、不信、不仁如此，而可能用兵乎？’提督怒曰：‘何谓也？’必迪曰：‘平壤攻城之日，不令而战，故士兵不及炊食。为将者不念军士之饑而遽使攻城，是谓不仁也。围城之日，俺在军后闻之，老爷驰马城外督战曰：‘先上城者与银三百两，或授以都指挥佥使。’今者先登者众，而三百两银何在？指挥佥使又何在焉？是谓不信也。大军不为前进，只率先锋往击，一有蹉跌，大军挫气而退，以是言之，非不智而为何？如此而可以攻城耶？’提督闻其言，即出银给南兵云。”[37]这裏显示的明军内部矛盾非常具体，主要集中在平壤战役之后，王必迪等所率南兵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事先许诺的奖赏也不到位，尤其是李如松仅率近卫先锋驰往碧蹄馆，陷入优势兵力的日军包围，失利后“挫气而退”不愿再战，必迪所云道出南军不满以及南北将帅之间的不同意见，而作为东征提督的李如松被当众揭短，自然尴尬不堪，不得不拿出银子息事宁人，但对南兵将领的意见显然没有採纳，东征军中的南北矛盾相当尖锐。
在明朝与日本酝酿第一次媾和之际，王必迪等所率南兵移住庆州，遭遇时艰，基本生活也发生困难。如：
……本营客戍已久，数月以来，风雨暴露，俱患伤寒痢疟死者接踵。感事兴悲，不胜□惋。乞垂念官兵之苦，有盐酱惠赐一二，感当何如？(十/A201/B578-9)
此书无名，据内容、书法推断当为王必迪所书，显示当时援朝明军在吃、住、医药等方面均很匮乏，生活条件艰苦，兵员无法补充，损耗极大。柳成龙有万曆二十一年八月《答王游击（必迪）书》，就解释了朝鲜方面进行调度的困难，并“谨将鹿紬四端、茶食二百叶，奉呈行橐，而盐六包，略备营中支给之需”。[38]结合《朝鲜实录》中“刘綎、吴惟忠等兵留防岭外,有食而无盐菜。”[39]及“骆总兵、吴游击时驻庆州城中,军粮乏少,已曾累次启闻,近来放粮之际,蒸米交杂,或继或絶。当日则骆摠兵部下四百余名，仅以黄豆支给,他余军卒，自明日更无可支之米”[40]的记载，可知明军不仅遭遇断粮，即使有粮，也往往无盐无菜，东征军士生活普遍困难，但各方都在极力克服，共济时艰。
尔国遭此大难，又兼兵马蹂踏地方，居民困苦，不忍见闻，良为歎息。承惠牛八只，又返其原价，足仞大义，谢谢。查得应付驮载军器四十余只内，有无主跟随者十一只，皆瘦弱不堪，以八只留犒三军，三只完璧，希查收发票为照，其余牛只，通候事完之日发还，特此示知，见存牛四十五只。谨具云履壹双，绫帕贰方，侍生王必迪拜，奉申芹敬。（三十四/A248-249/B593-594）
王必迪此书反映的就是困难之中，朝明双方互相体谅、同舟共济的情形。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明将也没有放弃战备。王必迪致柳成龙书中，也谈到安康战役中本营的状况：
朞服生王必迪再拜启。昨寓八莒，具尺一申，候谅登记室矣。十月初三日倭犯安康，本营防守庆州，势不容于不援，距州北三十裏许，遇贼截杀，众寡不敌，彼此多伤。本营阵亡官兵二百十六员名，丁壮之夫，横罹锋刃，情实可惨。第不能代贵国贼寇，久戍于此，祗增汗颜。皮箱、顺袋已收，另跟役褡裢物件尚未见掷，已耑役走领，虔此布谢，不尽惓惓。外上好大样花席乞代多寻数条，其价容奉偿也，特恳。（二十二/A217-218/B584）
万曆二十一年十月的安康战役，参战者主要是驻守庆州的南兵三营将。当时，日寇数万分六路直扑安康，此为朝鲜运输军粮、接济大军的必由之路，如果失守，半岛南北陆路交通面临断绝危险。在庆州府治30余裏处，朝鲜兵使高彦伯、朴毅长等，各率精兵，连日血战，“抵敌不住”，南兵三营将吴惟忠、王必迪、骆尚志商议之后，“抄发诸营兵千数百余人，出城迎战，杀伤相当，毕竟贼势浩大，难以赌胜，官军颇有损折，而贼亦力疲，经夜遁归”，虽然此役三营将出战兵力达千余人，仅王必迪营阵亡兵丁即有216名（外加丁壮多人），但“庆州得免丧败，而左道及江原沿海州县尚未瓦解者，实此一战之功也”[41]维护粮道安全，保障未来作战的基地，其功蔑微。
王必迪归国的时间为万曆二十二年春三月。其致柳成龙告别书曰：
朞服生王必迪顿首拜谢。不佞滥竽贵国，业已阅岁。多辱雅情，感不自已。足下学裕经纶，才堪振起，国虽残破，而爱养元元，光复旧物，不过一转移之力耳！不佞虽别去，亦全权有厚望焉。脱如妖氛未靖，声势孔棘，必宜再请天王，同室有斗，谅能披发樱冠以捄也。初三日渡江，军冗猬集，百尔私衷，不尽辞缕。季春朔后二日，迪生再顿首。（十五/A207/B580）
王必迪东征归国后，仍领蓟州东路南兵驻守马松之地——当为蓟镇东路马兰、松棚两个驻守点的合称。在《铜峰楼氏宗谱》中，尚存万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敕书一份：“皇帝敕谕署都指挥佥事楼必迪：先该兵部议令南兵分为二班，以南将统领回浙。上边三年一换，近年俱不更番，常川驻守。令特命尔充游击将军，统领蓟镇东路南兵驻扎马松地方。务要督兵登台，昼夜了望，遇警极力堵剿，无事照常操练，不许需求科敛，生事害人，听蓟镇总督、抚镇官节制。尔持廉奉法，正己率下，以副委任，毋贪得残偾事，自取罪谴，尔其慎之，故谕，敕命。”也是一份珍贵的史料，证以《明神宗实录》万曆二十二年九月所载“以原任游击王必迪为蓟镇南兵营游击”[42]，可见家谱资料的真实性。
需要注意的是，王必迪在方志中被称为楼必迪，因其“旧从王姓。”[43]，该《楼氏宗谱》尚有一通万曆二十四年三月《複姓本》，称曰：
钦差蓟镇中路南兵营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臣王必迪等谨奏，为比例陈情，恳恩複姓，以明世系，以重伦纪纲事。臣浙江金华府义乌县民籍，祖系楼姓，高祖浩五生长子楼澄二，次子楼澄三，即臣之曾祖也。因姑亲全一无嗣，出继为子，从姓改名王珪一，后王全一续娶张氏，有二子珪六七、珪十六，是王氏宗支仍然有在也。自臣曾祖楼澄三以及至臣等，凡四世矣，皆以草莽氓未敢奏请，末由複姓。伏思臣以一介武夫，荷蒙皇上抜居重地，日思捐躯报效之未及，又安敢私家之自便。顾木本水源，忍忘所自？矧今王姓流裔繁衍，反置楼氏于不祀，臣心又何安也。臣伏睹大明会典内开一款：凡官员人等过房乞养、欲複本姓者，具奏改正，钦此。臣又查得戊辰进士叶懋中，系臣族叔也，先世亦因出继母舅叶芳为嗣，寄籍江都县，传曆四世。自懋中登第之后，具奏改複楼懋中。臣与前例相同，伏乞皇上俯念下私，敕下该部，将臣等准複本姓，承接楼氏宗支，庶世系不泯而存殁，永沾浩蕩之恩于无穷矣。为此除具奏，蒙通政司取二姓保给宗图外，理合具揭，稟知须至揭帖者。[44]
可见，王必迪是在东征归国之后请准改姓归宗的——因其曾祖楼澄三因姑亲王全一无嗣，过继为子，改名王珪一，已传四世，至必迪立功异域，请准恢复原姓楼氏，遂认夏演楼姓为祖。若不知其中曲折，欲在义乌找到王必迪，还真是缘木求鱼。
王必迪还有一事值得注意。万曆二十八年七月，翰林院编修成宪在《赠楼将军晋阶副元帅序》中有透露：“南兵自戊子（万曆十六年）鼓噪以来，气愈骄，行愈横，最难束也。将军不苛不纵，有恩有法，故其卒之事将军也，若子弟之戴父兄，将军之使其卒也，如心膂之役手足。操纵指示，罔不效顺。罗文之战，首先诸军，征其素矣。任久而徳崇，功高而望重。乃晋将军以副元帅之阶，协守晴岗，李将军暨一时同事者荣焉。”提到自万曆十六年以来就经常发生南兵鼓噪事件，但楼必迪约束有方，在安抚南兵过程中颇有表现，故得到提升副总兵的奖励。文中提到的李将军，如果是指李如松的话，则其与李家将自朝鲜战役以来的紧张关係当有所缓和，原因何在，仍需解谜。
不止一人肯定了同样的事实。同年十月，翰林院检讨孙如游亦序：“往年倭夷震邻，守戍不足备戎行，又举募南兵度辽而征。既奠属国度支艰经费，撤幕归农，有饑而哗于伍者，至烦萧斧。时中路南营佐将楼公简阅有方，凡省几万金，军中帖然，而备亦不驰。兰台使者上最，以廉称优叙，複总计酬勋加今官。……楼公在南营者七年，所以圣天子加官而不移镇，欲士卒服习，纯于教也。余守在史籍，不能曆行阵睹楼公所教何状，而其门下士持牍而来乞言为贺。”[45]明确指出楼必迪安抚的正是从属国征战归来以饑饿而哗变的南兵，不仅省万金且令军中贴然，不知所用何法，惜文人未曾细述。南兵的特殊作用及其悲剧性的结局，在此已初露端倪。
（三） 南兵三营将之游击吴惟忠书吴惟忠也是驻守庆州的南兵三营将之一，与骆尚志、王必迪齐名，字汝诚，号云峰，浙江金华府义乌（今夏演吴坎头村）人。“幼习诗书”，“自嘉靖四十年寇扰台州，始奋志从戎”[46]，“以武生应募，累功授松门卫指挥，万曆五年升蓟镇大毛山提调，转三屯营游击将军，升三沌[屯]参将，十九年奉旨取用，授石匣游击，转海防参将，总督南兵出边援朝鲜，论功升海防加衔副总兵。”[47]。吴惟忠致柳成龙书云：
侍生吴惟忠拜：不佞未入朝鲜，闻公盛德，忧国忧民，常以未识刑[荆]为恨。继渡鸭江，询及鲜人，口碑啧啧，真可为鼎鼐之器也。慰甚，喜甚。见今倭奴退屯釜山，尚未下海归国，况倭奴狡猾诡谲，兼熟朝鲜道路，则窥视之情，必不能免。纵使倭归複来，侵扰尤未可知，诚不可不豫防之也。所提防者，在沖要之地设险以御之也。但釜山东连庆尚，西接全罗，均属要害，地理形势，莫知其详，难以区画。敢伏足下，奋投查勘，自釜山东连庆尚以及大丘、善山、高灵、陕川等处，西抵全罗以及南原、求礼、头趾、阴山等处，倘别处可以御之者，又须相机处置，不可泥于此说，必择以寡敌众之地为妙耳。宜当分析要见，某处极沖，设险可御大敌，某处次沖，设险可御中敌，某处稍沖，设险可御小敌。某处有江河贼船可否通往两岸，可以制御否；某处多山，某处至某处，路程多少，及总括四面极沖要路并鹹镜各道贼势，由海有无可乘之处，兼赐备细画图贴，说明白速为教之，未识尊意以为如何？……(八/A197-198/B577-578)
吴惟忠致柳成龙之书，当是平壤战役后，日军退守釜山、明日进入媾和之际所作。他以特有的军事眼光，为承平日久、武备鬆懈的朝鲜政府领导和军队防务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所虑非细。结合方志记载及《柳溪吴氏宗谱》所载吴惟忠的《行传》[48]，可以清楚知道其由武生应募、从戎抗倭及随戚继光奉调蓟镇、驻守山海、修葺长城、东征援朝，最后告标回卫的经历。作为戚家军中的抗倭老将，吴惟忠曾随戚继光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所附《创修滦阳驿记》即有“乃率左、右二营史君宸、马君承允、吴君惟忠诫诸部士鸠材塞外”之语，时系隆庆六年底[49]——则至其出征朝鲜，吴惟忠至少已在长城北边驻守了二十年。他先后两次出援朝鲜，是东征军中在朝鲜留下最佳口碑的一位明朝老将。
援朝战争初期，吴惟忠为钦差统领浙江游击将军，所率四千南兵，于万曆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渡江入朝，是最早入朝的东征先遣部队，十二日抵达义州，在叶邦荣、娄大有等督率下，同钱世祯、王问、王必迪等人明哨侦探兼护粮草。[50] 在平壤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攻城时“中铅洞胸，血流腹肿，而犹能奋呼督战。”[51]战前，东征经略宋应星曾特嘱兵部主事袁黄：“吴惟忠素称名将，门下当私以鄙意，谕渠努力建功，后必首叙。”[52]朝鲜人亲眼看到的事实也是：“南兵不顾生死，一向直前，吴惟忠之功最高。”[53]“游击吴惟忠领南兵进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军力战，死伤尤多，游击亦中铁丸，千总一员竟至殒命。”[54]但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外。
第一，平壤战役之后，酬功之言久不兑现。万曆二十一年二月，东征经略宋应昌亦言：“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55]说明平壤酬功事事迟缓，宋应昌希望内阁首辅王锡爵能留意此事，儘快促使事情得到解决。但王锡爵五月既已致仕，恐怕对解决此事也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
第二，战前宋应昌曾许诺、战后也得到承认的“首叙”之功，最后归之于杨元：“门下与戚将军等冒险先登，功居第一。”[56]杨元是经略宋应昌的中军官，之所以得到特别对待，或与其论援朝之际，首倡“献策召募江南沙船沙兵，聚为精锐，退为故业”有关，故被“重授署指挥佥事充海营中军指挥官，前往召募”[57]。先入为主是否有很大关係？结果则是众论不平。万曆二十二年三月，总督顾养谦言东征始末：“平壤之捷，先登者各有其人，而归之杨元，则众论不平。”宋应昌的表现颇有耐人寻味处。顾的结论是：“南北将领分为二心，彼此媒孽，是以功罪淆耳。”[58]还是道出了部分真情：平壤酬功不平导致了南北矛盾，吴惟忠成为首当其冲的政治牺牲品。
平壤酬功事件象口难测的深井，预示着吴惟忠及所领南兵未来的坎坷命运。朝鲜左议政尹斗寿曾报告：“吴则铁丸正中中心，病势危急，卧而见臣，亦为功高不录于首功，心裏怏怏，以此病势尤紧。……吴、李两将病势深重，吴则至于欲得柏子棺板，屡发于言辞，大概骆、吴二将攻破此城（指平壤）,功无与伍。臣闻定州染源山有柏子木，亦可为棺板，速令斫取回报便当。”[59]郁闷之余,吴惟忠病倒，病情甚至一度严重到将料理后事的地步。李德馨也曾上启：“臣见吴游击对坐款款，吐尽心曲。又出见所撰各衙门稟帖一册，前后皆是再请南兵之意……手自指示紧要处曰：‘此等说话，大触忌讳，故终被除官。官则吾不愿做，但虑时事日非耳。’仍脱衣示铁丸所中处曰：‘李提督乃谓吴某非真中铁丸，必是假作而要上功，天下安有此事耶？’”[60]看来吴惟忠后来也明白了自己一再请求参战，触犯了某种忌讳。
日军退出汉城之后，由沈惟敬主持的明日和谈行动已经展开。万曆二十一年六月，日军攻陷晋州，杀军民六万。“天将骆尙志、査大受、宋大斌等及我国将洪季男等皆退次。已而刘綎遣军援南原，骆、宋诸将始与我国李薲等入守南原城。贼遂卷兵还晋州，仍归海上，复议和事。”[61]骆尚志、宋大斌等虽回守南原，却只能着眼防守。
吴惟忠却不肯专守。宋应昌就说：“骆尚志与吴惟忠同守尚、庆州，今尚志稟称乱民烧掠，而惟忠独报倭贼抢掠；尚志安守不动，而惟忠独轻率渡江深入，以致损军最多。明系贪功，咎将谁诿？……游击吴惟忠，好大喜功，寡谋轻敌，驱杀无知乱民，不足为武，伤折远戍我军，实已损威。……所当革任者也。”[62]具体损失数字是：吴惟忠折损官兵227名，陆承恩下甲兵49名，骆尚志兵24员名，提调马禹卿、李为瑚下官兵27员名。此役吴营的损失，与驻守庆州的王必迪军旗鼓相当，但后者却不被注意。“癸巳九月，（吴惟忠）同骆尚志、穀燧等连营在庆州。惟忠与贼战于安康县，兵败，多死伤。惟忠曰：吾恨不听老将之言，以至于败。盖其时尚志戒勿轻战也。”[63]南兵将领之间的意见分歧，或许是出于对保存实力的不同考虑（如骆尚志原本六百名，折损之余存四百），但当事者“好大喜功”的意见恐别有居心：吴惟忠承担了明军失败的所有责任。对此，利害攸关的朝鲜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至以安康大举之贼为我国叛民，而则吴游府以贪功轻战，竟至隳职。此岂非小邦天亡之秋！”[64]
《宣祖修正实录》也记载：“倭兵掠庆州安康县, 天兵战不利。倭久屯海上, 以完和事为言, 而时出抢掠、收粮穀。刘綎移书行长责之, 行长答书‘此贼倭之所为，非我所知。’至是, 焚蕩安康县, 取仓谷累千石去。高彦伯、洪季男等不敢击, 但钞零贼献级而已。时天将吴惟忠、骆尙志、马禹卿在庆州, 出兵千余人, 阵于城外, 见倭兵少, 长驱直进, 发炮杀贼数十。旣而倭兵舞剑突前, 天兵不能抵当，一时溃退。背有大川, 争先涉水, 衣甲尽湿, 不能运步，贼自后乱斫，死者二百余人。贼初畏天兵, 自是意甚轻之, 我人亦无所恃。”[65]这裏提到明军死者仅200余人相当不确：仅王必迪营中死者216员，吴惟忠军折损官兵227名，加之骆营及他营损失，明军安康之役至少折损南军官兵500余名——若以出兵千余比例论，则已伤亡过半——明军固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保持了粮道畅通，这一点《朝鲜实录》的编修者却没有提到，反曰日军“意甚轻之, 我人亦无所恃”，完全是自灭威风之语，聊长他人的志气，多少有些不负责任。
也许明朝高层考虑的是要保存实力：“今议留兵，原为朝鲜修设选练，本部节行，但欲保守无事即为有功……惟忠为将已久，不审事机，轻率渡河，贪冒功级，致伤军兵。……姑行申饬。”[66]但若对咄咄逼人的日军挑衅也视而不见，那也枉为“天兵”了。吴惟忠积极迎战的态度违背了“保守无事即为有功”的原则，被点名批评，充当替罪羊，固然不令人意外，但实在是不公平。
吴惟忠归国之前，万曆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与三营将骆尙志、王必迪等，同受到朝鲜国王接见。惟忠不平曰:“朝廷以俺安康之战，为捕杀乱民，乃至参劾亏官……此则小不挂念。但边报阻拦之事，俺甚痛惋，须以贼情详报朝廷。”[67]很显然，他忿忿不平的不是自己个人的遭遇，而是边报被阻、实情被瞒的现状，这与当时明廷中枢倾向议和的战略意图相一致，与此相违背的，自然不会有好结果。朝鲜国王也替吴惟忠打抱不平：“实是先锋，身中铁丸，功冠诸营，非徒不蒙赏典，反以我国之事至于被参亏职，不胜悲愤，直欲吁天而无从。”唯以送礼表示慰问而已。[68]
首次归国与第二次出征之间，吴惟忠曾被“革任提问”——其履历单上亦无记载，成为一个谜团。《柳溪吴氏宗谱》卷九:“（万曆）二十二年九月内，功升御寇副总兵，九月到任。”[69]此说升职与朝鲜国王所说“被参亏职”恰恰相反，或许是升职在前，亏职在后。同年十月初三日，辽东巡抚李化龙有疏：“查得吴惟忠所领浙兵，原系防倭兵数，前者东征稍有损伤，合无仍募足三千七百名，其安家银两即取足于宽奠募兵银内，或即于台兵内抽补，令驻扎山海、石门等处操练，遇有倭警，调发凤凰城一带防御，无事仍回蓟镇。”[70]奉旨议行。这则材料因有残缺，未能显示吴惟忠的职衔。但首次东征后，吴惟忠所领南兵撤回辽东，驻扎山海关、石门等处，守台操练，并陆续募足3700名，却是有据可查的事实。可见入朝参战的吴惟忠部确有近4千兵员，虽在第一次朝鲜战争中有所损失，回国后又募足原数，需银8800余两。
但是，吴营近４千南兵，三年后已不足２千。万曆二十五年三月，兵部有一题本：“原议调发蓟鎭南兵二千名, 今召募未集, 部伍不敷, 照议增一千七百八十五名, 竝台兵共足三千七百八十五员名。……今议原任副总兵吴惟忠堪领浙兵, 杨元堪领辽兵。査得吴惟忠先经革任提问, 杨元革任听勘，缘事未结。但系紧要用人，责令立功赎罪，应如所议, 各以副总兵职衔，令其领兵前往効用，合用旗牌, 照例请给，俟有功之日, 一体议叙。”[71]证实吴惟忠确实“原任副总兵“，但被“革职提问”；同时也显示吴营减员幅度极为惊人：蓟镇吴营南兵原近４千，何以2千也凑不足数？其中的蹊跷需要一明确解释，吴又因何“革职提问”？
或许前引李化龙所疏吴营募兵所需行粮月费共8800余两银子的事实，是个重要肯綮。16世纪末17世纪早期，“募兵年饷银为18两”[72]是通行的标準。正如宋应昌所言：“沈茂浙兵俱系招募义乌等处之人，与吴惟忠兵无二，虽骆尚志之兵稍有不同，然止六百余名，以上各官兵俱系远戍，似宜一视同仁，俱照南兵事例，每名月支粮银一两五钱，行粮盐菜银一两五钱，衣鞋银三钱，犒赏银三钱，共三两六钱，将官、千、把总等官廪给，各于原支数目外，量加一倍，以寓优恤之意。”[73]算下来则是年薪43两余，比通行标準高出不少，实因出国作战“饷银必须加倍”[74]，且副、参、游、都一日支廪给米五升，廪粮银一钱；千总一日支廪给米三升，廪粮银八分；把总一日支廪给米三升，廪粮银五分；管贴队军丁一日支米五合，盐菜银三分，一日支折色总给银五分[75]。待遇还比较优厚，因此，应募东征才成为一件具有吸引力的事情。
另有记载：“奈何封事一起，已将东征士马尽撤回籍，刘綎兵已还四川，其天津、登莱戍守南兵俱各议罪。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如松攻平壤时约先登者给银万两，南兵果先登）鼓噪于石门寨。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人心迄愤惋，故召募鲜有应者。”[76]东征南兵撤回之后被议罪、战前许诺的攻城赏银也落空，南兵鼓噪于石门寨——这正是吴惟忠军驻扎之所！至此，吴营南兵被杀的事实浮出水面。朝鲜人则曰：“建昌营调南兵三千留养，以备倭之缓急。而十月间，以离家日久，钱粮不加，含忿谋作乱。事觉，杀三千三百余口。”[77]时间发生在万曆二十三年十月，被杀南兵人数达3300余人。前后两条记载的人数虽有参差，但南兵索要钱粮、鼓噪被杀之事显然不虚。
《明实录》的相关记载是：“加京营游击陈云鸿游击职衔，与原任游击季金，统押防海南兵，发回原籍，有不听命者，以军法从事。”继叙“时防海南兵鼓噪，既已命将押回，兵科给事中吴文梓等複恐首恶未必正法，撤留未必宜合，欲勅兵部严饬该镇将，将解京首恶务得真正主谋，回南各兵官军加意防範，俱毋苟且纵容，兵部覆请报可。”但御史马经纶複言“南兵屡噪乃蓟镇痼疾，然向来鼓噪止协众要恩，今则渐成逆乱，若複过为姑息，不行尽数驱逐，贻患必深”[78]，主张从严处理，将南兵从“要恩”鼓噪的一般群体事件，升级为“逆乱”性质，为屠杀埋下了伏笔——如此对待浴血奋战、以性命博取酬金和功名的东征将士，实在令人心寒。
朝鲜人卢稷观察到：“当初南兵先登有功, 而李提督不爲录功，是以南兵多怨怼者, 拿致提督之旗牌（官名）数罪枭首，故提督以爲乱兵, 介介鏖刘。”李德馨也提到：“以月银不给事，人多怨詈。而李提督以我庆州安康（属县名）之战败，归罪于南人，罢斥吴惟忠。惟忠将罢归鄕裏，孙军门劝惟忠留军门云矣。”看来主将吴惟忠被削职，也是引发南兵愤慨的导火线。石门仓或石门寨同为一地，吴惟忠兵即驻扎于此，而“都督必杀石门仓”意味李如松也与事件有牵连，“杀害南兵之事，天下莫不怨骂石尙书、李提督”[79]，看来兵部是后台。
总兵王保在屠杀事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南兵鼓噪本非仅见，但“总兵王保欲张大其事，冀以邀赏，且南北兵素不相能，乘其衅，杀戮不免过当，亦有滥及居民者。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交章论之，言南兵以要赏结聚，本无逆谋，及总兵王保令各纳军器、赴教场听处分，南兵已唯唯听命，及甫入教场，而王保挥兵乱斫，死者无数。乱斫之后令分队过台，按籍点名，随点随斩，虽长平、新安之杀降坑卒未为过之。且传言杀南兵之夜，官军乘势劫掠，抢掳被害诸商，确有的证。滥杀之惨，何可胜言。”[80]明朝实录的记载也显示：南兵不过以要赏结聚，而蓟镇总兵王保挟淫威滥杀无辜，是惨剧的主要责任人，戴士衡、汪以时曾请严勘；但被马文卿力阻，罗织“南兵之大逆者有十”，而为屠杀者戴上“早见密谋、转危为安者有三”保护伞，兵部据以覆请免行勘覆，上如部议。
可见，围绕南兵鼓噪事件，朝廷舆论颇有分歧，前台御史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背后的斗争也峰迴路转，而兵部则站在南兵的对立面，支持严惩舆论。至十二月，“南兵鼓噪罪首叛胡怀德及伪军师李无逸等，淩迟斩首有差，仍令枭示各边镇”[81]。滥杀无辜的王保等人得到姑息，一个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就这样被轻易抹平、放过了。吴惟忠部损失半数以上，戚继光北戍长城的南兵精锐几近丧失，狡兔未死而走狗已烹，出现这种悲剧性的结局，除了感歎当事者的短视外，也说明部分文臣武将对国事轻重完全不以为意，他们的个人素质直接影响到国力兴衰、边防御固。时论有曰：“臣闻囊者南兵之变，盖帅臣统驭失宜所致，又闻朝鲜苦我兵骚扰特甚，皆缘诸将不能禁戢。今宜亟返故辙，抚臣孙矿虽当移镇，总督尤宜慎择一大将，往领各处募兵。”[82]这代表的不仅是个别闽籍官员的意见，实在也是历史的要求。
无可否认的是，屠杀南兵事件，从根本上说还有制度的缺陷。因经济矛盾引发军纪问题（如王必迪曾向李如松索要赏银，及马经纶所言南兵屡噪乃蓟镇痼疾）——明代财政制度的缺陷，一直是军队的软肋，兵饷支付体系久成问题，如南方数省军队的“供给方法是在抗倭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83]。援朝期间所需的军费，很大部分来源是太僕寺的马价银，宋应昌调兵伊始，则从山东布政司借支“泰山香税银或登州府库贮民屯银共五万两”[84]，依时价召买粮料供应军前，而召募水兵——江南沙船沙兵的经费，除动支太僕寺马价外，尚有“南京兵部车场租银”[85]一项，因此，替军队找钱成为任事者不得不承担的一项职责，粮饷供应不及时或拖欠现象屡见不鲜。
为害最烈者自然就是拖欠军饷，索要赏银或钱粮的士兵正当行为，却使当事大臣动了杀机，尤其是对备尝艰辛的东征撤归南兵，问题尤显得不简单——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南兵，或许是被当成了难以摆脱的包袱，以为天下太平再无可用之处，将其以武力押送，强行解甲归田。虽“兵部以倭封就绪，议撤沿海水陆官兵，檄蓟镇将永平防海南兵炤天津议撤。督抚报：蓟门与天津沖缓不同……况各兵弃农从戎，归无所依，一概撤回，健士可惜。部据以覆：除愿归农者，厚给资饷，令归；愿充兵者，查台操见缺填补，未尽补者，责成新任游击李皆春加意操练，陆续候补，从之。”[86]更了解实情的督抚与兵部之间意见分歧，虽兵部表示愿充军者可补台缺，愿归农者可“厚给资饷”，从结果看，显然是没有做到而导致惨剧发生。从吴惟忠军募足原数就需近万两银子看，军饷问题实在是一个令筹饷部门头疼的大问题。但问题不能不解决，在此也需要格外关注明代财政大臣在这个时期的努力。
东征善后处置失宜引发恶果，还说明明代军制的变革过程充满艰辛。南兵的主要来源是募兵，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和果敢能战性，在《唐将书帖》中已有生动的表现。自土木之变后开始实行的募兵制，虽已颇有时日，但运行起来仍不顺畅，尤其是在没有制度化的财政体系支援的情况下。即使同为南兵，不隶军籍者也“所在多有”[87]，如何妥帖处理东征各项善后事务，合理疏导来源不同、身份不同的南兵归宿，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在是关係到明代军制变革成败的大局，断不是一杀即可百了的事。更何况日军还在朝鲜沿海地区虎视眈眈，撤兵和谈本来就在朝廷引起极大争论，若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讲，无疑是个错误举措，而处分东征将士、甚至屠杀南兵，更是错上加错，使艰难的军制变革过程雪上加霜。
吴惟忠前后二次东援朝鲜，留下极佳口碑，甚至是众口一词。“丁酉来驻忠州，性清严，与士卒同甘苦。前后出来将官，无不克减饷银，而独无所取。在岭南，多露处野中……故能得军心，号令明肃，所过不折一草。虽瓜菜之微，必出其价而买之，岭南一路皆立碑颂之。沿路之民避大兵于山上，闻吴军之来，则必下来尽力供顿。”[88]留下了东征军中的最佳口碑，为南兵及明朝东征军争光不浅。吴悬《云峰将军传》亦言：“其才敏而练，行直而廉，法尚严明，令先抚养，甘苦直与士卒同，勤劳每以一身倡。料敌知彼知己，行师有正有奇，出征秋毫无犯，行己权毫不避。横戈四出，收捷万全；南複西清，东恢北靖；筑长城、防山海，朝鲜号为铁面，日本称为神仙。”[89]还提到吴惟忠所率子弟孙侄有数十人入朝参战，最后惟忠虽论功升海防加衔副总兵，万曆二十七年三月升都督佥事，但次年即因老病被免职回家，隐居义乌夏演乡间。
（四） 浙籍南兵教练之书
《唐将书帖》的作者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东征期间的南兵教练。他们大都为南兵将营中所携浙籍人士，与南兵将共同努力，打造出一支技艺精善的邻国军队——朝鲜王朝军队的正规军，却未在史册上留下相应分量的痕迹。而这些宝贵的书信却提示我们去了解这一点。
《唐将书帖》中第一份具有明确时间的书信，正是万曆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兵部主事袁黄属下将官邵应忠、董元致柳成龙书：
启 殿下 兵部标下练兵千总邵应忠、兵部原委平壤管粮委官董元稽首上书：
忠本鄙陋武夫，不谙文事。至于忠君报国之心，未尝不拳拳在念。昨者西虏跳樑，东倭窃发，凡有血气，莫不附膺流襟。缘我王邦国，仁义存心，圣贤对面，以致风霾骤起，掩日无光。虽然收桑榆之功者，又在我王上之进取也。且忠谬承兵部袁主政带赴军前，满拟啖贼血肉，以酬此志，讵期袁公寻遭尘谤，挂冠西归。然袁公之慕赤松久矣，寄迹烟霞，浪游蓬岛，几尝以去留为荣辱，其如天下苍生何？袁公问学渊源江南，名士从征塞上，将士蒙恩。祗缘性稟耿介，致忤权家，且破平壤，複取鹹镜，退王京，发从指示，皆其方略。站设官，禁冒温［滥］，丽人口碑，啧啧盈耳。今日鞭挞馆夫，分外需索，世有袁公，民无此苦。我王霄衣旰食，进贤远奸，何忍袁公拂袖而缄默乎？况忠寓居王邦经年，颇知贵邦人物，颠沛流离之中，各怀灭贼之志。第承平日久，武备未修，贼出不意故也。若能保留谋勇天将数人，传授火器，演习阵法，鼓其勇气，教其进止，且兵且农，数年间足成富国强兵矣。何患仇之不雪乎？忠叨食我王水土，凡有见闻，複感隐讳？予夺进取，又在我王独断而已。为此端肃，具启下情，无任激切之至。(一/A177-178/B571)
信中背景人物“兵部袁主政”即袁黄，字坤仪，号了丸，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万曆丙戌（1586）进士，以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钦差经略赞画防海御倭军务”，邵应忠是其标下差官，万曆二十年入朝，任练兵千总，即将撤归回国之际，他希望通过柳成龙，说服朝鲜国王留下明将数人，设营练兵——东征战争虽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却仍没有结束。
作为供职兵部的南籍官员，袁黄对兵机将略当不陌生，他与赞画刘黄裳同出，“一路馆站，置标下差官，禁其作拿。性好佛道，持身如山僧”，曾被称为“老和尚”。他初到义州，即遣幕下士冯仲缨到安边日军营垒，希图弄回两个朝鲜王子，未果；又尝与朝鲜领议政崔兴源论学，不合，被言官弹劾“左道惑众，革职”[90]回国，时为万曆二十一年六月。着有《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了凡四训》、《两行斋集》等。作为“功过格”的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他在晚明伦理道德思想史上影响极大，尤其是《了凡四训》曾被胡适认为是研究中世思想史的一部代表作。[91]他被革职有明显的特殊政争背景。[92]
邵应忠亦当为浙籍人氏，到朝鲜后参加过平壤、鹹镜、汉城等地作战，因袁黄挂冠失去依靠，故向柳成龙请求教习机会，自荐所长在火器操作和阵法演练。柳成龙《答邵参军应忠书》曰：“去夏，鄙生卧病城中，始得戚爷书一部，读之累日而不厌，盖其规模巨集远，节目分明，就孙吴遗法尔新出机轴，变化自如，真将家之指南，而兵法之要诀叶。第其中微辞奥义及营阵、器械等条，尚多有难晓处……今蒙来谕，即明师良匠临于几席之近，而久未知依归。”对邵应忠的请求正是求之不得：“敝邦虽残败已甚，犹有余民，可堪招集，但患粮乏，今见在教场者仅五百人，如得陶镕于炉锤之中，则一日二日之间精彩立变，苟能继此传习，稍稍自振，雪国家无穷之耻，则戚将军事业，因大人而益有光于海东矣。谨当启知寡君，拨将官领赴麾下，听候指挥。”[93]可见当时在习的朝鲜炮手已增加到500人。再证以柳氏《募京城军卒练习浙江火炮状》看，他已将骆尚志、邵应忠等人的建议落到了实处：“今日备贼之事，一刻为急，而抄出年少勇锐之军，配于天将，传习南方器械阵法，乃是第一件事。”[94]邵应忠后来成为朝鲜炮手的教习官，得到国王的夸奖。
与邵应忠经历类似的，还有浙江千总将官徐文之书：
如面，久闻令公英名而不能谒见，仰愧仰愧！生原系旧任赞画袁主事标下千总，上年经略宋老爷、赞画袁、刘二爷因归国，二王子并陪臣五员有韩进士名格，被倭奴掳禁咸镜道安边地方，生等四人即奉差，于上年二月十五日，奋身突入安边倭巢数次，随说鹹镜之倭奴，于本月二十日即起程往王京，退其鹹镜之一道地方，况又领成川判官朴震男之兵马，杀截首级数十颗，而后又说还王子。后不幸旧恩主袁主事罢职还家，生等毫无微功，可歎。生想浙江来此万里程途，有如此之功，毫不得之于心，何忍？后又蒙经略宋老爷收录标下千总，向随营报效，而今宋老爷以进关，生即带教师家丁十余名，俱系浙江人，前往全罗见刘总兵，欲操练贵国之兵。而今来此，闻知此处兵众，缺人操练，而生等颇知阵法，武艺皆通，可以面试。如生往前见刘总兵而来，则往回之浚涉也，故今特差家丁沈文龙，走叩台前，请乞示下为幸。生欲亲叩令公，诚恐起居不便，故不敢进谒也。只此知伏，惟监察焉，何如？余容面谈不一。侍教生徐文顿首拜。(二十五/A226-229/B586-587)
这封书信的时间应作于万曆二十一年六月之后。与邵应忠相同，原属袁黄标下的千总徐文，在说还朝鲜王子过程中有功，但因袁黄去职、经略宋应昌等先后回国而流离，其所领教师、家丁十余名，均系浙江人，愿留下寻找建功机会，以前往全罗道（总兵刘綎驻扎处）路途遥远，欲就近在汉城训练朝鲜官兵。看来，徐文及所领教师、家丁不隶军籍。
最具细节特色的是“南兵营”将领郑德之书：
统领海防南兵营领兵官郑德为镇守重地以保不虞以安宗庙事。切见王□□□□国建都东南咽喉之重地也。况今倭贼未退，其性变态不常，若不将精兵防守，恐一时有变，则将何所御敌也？且我浙兵三千，奉朝廷之命令，不辞万裏之劳苦，到正月初八日，不惧怕斧钺之诛，冒死冲锋，攻破平壤，势如雷霆，振开千百里之土地，而使倭贼闻风逃遁，皆我浙兵之力，汝国君臣所共知者也。今汝国王春秋鼎盛，正乃中兴之明主也，若不以重兵镇守，仍恐一时水陆小路，再有不测，一则费我浙兵之劳苦，二则难镇汝国中兴之威风，吾切思之，岂不谓之寒心哉？君既为国之元老，栋樑之重托，古云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公何不将此事奏明国王，撤我浙兵数百，一则以保城池，二则护汝国王，三则显用浙兵，岂不谓之长策乎？（五/A189/B575）
郑德自称统领海防南兵营领兵官——南兵三营将中有“海防”之责的吴惟忠耳，故当属吴营。他突出强调了浙兵在攻破平壤战役中的作用，要求重用、显用“浙兵”，以此增强自己的背景实力，希望朝鲜国王特别留下数百浙兵。产生这种想法，对募兵郑德来说，是很自然的。因此，训练朝鲜军队实在是一件双方一拍即合的事情：朝鲜方面亦有需求，而东征将士中又不乏积极请鞭者。说得更明白的是这封书信：
侍教生郑德顿首拜……生看尚州、大丘又无房屋栖身，雨水霜雪，其苦不可胜言，奈何，奈何！况我浙江俱是富家子弟，召募而来，又与马军不同，皆是为名利而至，攻城掠地，实肯向前。目今天寒地冻，其实难存。今有愚见，虽不堪听，生托相知，故此具陈，倘其言可采，望乞玉音示下，以图进退可也。……德再拜具。(九/A199/B578)
此信显示驻守南部的浙兵面临艰苦的环境，应是万曆二十一、二年冬春之季，颇有投石问路之意，若朝鲜君臣有所需求，郑德表示愿留朝鲜，且侃侃谈及“况我浙江俱是富家子弟”，应募当兵“皆是为名利而至”，直截了当又特立独行地表明南兵所具的地域、行业特色，与来自边兵卫所的北方马军不同，心理基础各异，昭示南兵敢战首先是为了追逐功名富贵的现实利益，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参以“东阳、义乌、永康、武义万山之中，其人鸷悍飞扬，不乐畎亩，岛夷乱后，此数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至千金”[95]可证。
出自吴营的南兵教师尚有屠科、刘光远等人。如朝鲜车天辂《答平壤炼[练]兵千把总刘（光远）屠（科）揭帖（奉教撰）》载：“二公受明命，辱临下邑，操练人卒……教成六千，可使即成，遂激不振之气，一变至勇……天其或者恩二公而幸不穀之社稷也……且屠把总足下，曾与吴游击据鞍，又从陈中军剑及于此，勤劳我家，荣问且畅。激昂佩服，尤有所欵欵也。”[96]显示屠科也是两次出征朝鲜，首次东征朝鲜即属吴惟忠营，且为朝鲜军士的教练员。
又如骆副将标下旗牌官张三六的揭帖，更是提供了许多史籍中难得一见的细节：
标下旗牌官张三六为公论难明，小人谗谤以别效尤以励人心事。切六原系骆副将标下旗牌，因去年正月间，攻克平壤得级二颗，贼见斩首赶来，被伤两腿，力战数人，早从日暮，回营口吐鲜血，两胁疼痛，伏枕号呼，数月略愈。而命途多舛，又遭时疾，在八莒卧炕岁除，不期撤□镇，六形如枯骨，弱体难以随营，即蒙骆副爷给票，仰各驿站供应，仅存生命。不逾时，而刘总爷移营南原驻扎，扛抬残喘至彼，极蒙刘总爷情如父子，照常支给等等周全，至正月间稍愈，欲留旗牌管事。六思离家日久，思归亦切，家有七旬父母，幼子娇妻，倚门悬盼，目断云霓。告辞赐票，四月间至王京，有练兵官是同乡亲友，拉六同往。旬日之间，适兵部李尚书来探，偶遇同谈，讲其军旅颇谙，御敌有方，武备而超群出众，教兵而练艺过人。彼云我国板蕩，亦无智深识远，以救倒悬之苦，闷极，闷极。欲留足下暂救生灵，恳请之诚如三顾，为国求贤，追寻月下。六见殷勤眷恋，知遇隆厚，剖心应允，则无辞志，图效用，意在策勋，少伸宿志，何分异国。传言李堂官通事重加供应，优异非常，傍有申翰林、赵侍郎劝留，忭然得此艺精之辈，少助国威，实邦家之洪福。依命教练武艺数月，而李尚书丁忧辞阙守制，而分袂拳拳耿耿，丁宁不可鬆懈，是有甄别重报也。不料小人进，则大事不成，谗言议作，谤謏交兴，则将支给口粮革去，不容久住王京。吞声月余，上白方行。六非哺啜之徒、贪婪之辈，屡克有功，一于朝廷出力，二于本国图成，辱可忍，言不可忽也。……六无颇牧之能，非有管乐之贤，致误事机，无颜久恋，西归在即，觌面告辞。训艺三月有余，少有成功，而幽烛不明，徒为恺悌，意欲仰叩殿庭，剖沥愚衷，以伸心迹，以别效尤，虽无名而有甄别之名，死得瞑目。……(二十三/A218-221/B584-585)
这封信申告信的注脚可在《朝鲜实录》中找到。
二十二年七月，朝鲜兵曹判书沈忠谦启曰：“当初敎师有闻愈手下胡汝和、王大贵二人，其后李二者追到。又有骆参将逃军张六三者，自刘摠兵营来到, 无端以敎师自处，一日所支米五升、豆七升，日设虚名，冒受家丁马匹料于江监，非但虚费甚多，挟娼作弊，事甚可恶。接待都监觉其为逃军，减去其料。敎师辈呈帖于臣，请因以敎师待之。臣答以敎师旣有启知之数，未敢擅便云。则六三以减料疑臣所为，昨[日]授帖于领议政柳成龙，语颇侵臣，至有进贤退奸等语, 其诪张可怪。臣与领相相议，还给其料，而不许其仍留，使通事厚待以送，其所不满之意，多出于此。且今敎师辈欲受其节制，如待闻愈。闻愈乃有职将官，而人物与技艺皆可观，此辈乃厮役贱卒，别无技能。臣之妄意，国家恐不可以待闻愈者待之。”朝鲜国王的意见是：“与天朝人何足较?但胡、王二人，则国家初旣不以为厮役贱卒，而待之以敎师，使诸军就习焉，则其有职无职似不须论。如以为厮役无技能云而待之贱恶，则不如关遣之为愈。大凡人之学于彼者，只学其道而已，其人之贵贱似不系焉。……一边称之为师, 一边贱恶蔑之，恐为未稳。此二人，予常时至诚待之，今此启辞，恐或及于其耳。与领相参酌方便，好样为之。勿待罪。’”[97]
张三六原是骆尚志标下旗牌官，即书中自称“六”者，名三六而非六三[98]。因在平壤战役中负伤，养病年余，概亦不隶军籍者，故未随骆尚志部撤回，遂留居朝鲜，此即被称“逃军”之由来。后得到总兵刘綎照应，伤癒欲留管事，其间应李德馨之邀，至汉城教练朝鲜军人武艺三月余，因李丁忧，继事大臣以其地位不如闻愈而轻斥之，并裁撤其口粮，为其他南兵教师呈帖反对，朝鲜国王也亲自介入调和，终至化解矛盾。
从张三六所引“同乡亲友练兵官”判断，胡汝和应即拉他入伙的老乡，二人均出自骆尚志营中。张三六、胡汝和等教练朝鲜军士，最终受到礼曹判书李廷龟的表扬：“两足下为小邦劬勤数年，留练不教之民，一变恬嬉之习，稍习节制之方，敝邦之受赐多矣。”[99]也证实张三六后来成为南兵教师的首领，朝鲜挑选精兵集中“听六爷节制，兼与南兵同其起居衣服，法其起伏击刺，以期有成”[100]。
南兵教练的作用不容低估，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均出自南兵将营中，尤以骆营、吴营为多，他们应募而来，拥有真才实学，愿意留居朝鲜，靠才艺吃饭，也不怕考验测试。大概多半不隶军籍，故比他兵更易脱离军队。若此，朝鲜君臣极为关注和紧张的“逃兵”问题，也有其制度根源。
朝鲜兵曹判书沈忠谦，还受到郑德的告发：
侍生郑德顿首拜。昨者奉别，不得面领，心甚谦谦。特□古书二十八卷，箱一只，未知收否？今有本将亲侄尸骨葬在沈宗谦园内，被他主唆教住房奴才，将尸故意藏匿，瓦石搬去砌炕。切思为国亡躯，尸骨不得归葬，情实可伤。再有兵部侍郎沈宗谦主唆藏匿，情法难容，伏乞大人追究，生死感恩难忘，为此连犯送府，速追骸骨还朝。顶恩感戴，激切屏容之至。问安。侍教生郑德拜。（三十九/A256-257/B595-596）
虽不知沈忠谦为何唆藏郑德亲侄尸骨，但联繫其苛待张三六之事看，他与南兵将之间存在不小矛盾。从这些意外曲折、矛盾中，也可看出朝鲜人对明军留居朝鲜之事，极为警惕。一方面他们迫切需要明军为他们御寇练军，一方面又时刻抱紧张心态，怕前门区驱虎，后门进狼，表现出一个弱小国家特有的敏感与矛盾。
至于南兵教练的工作流程和具体练兵经过，尚需另文撰述，以免枝蔓。
（五）其他作者之书除南兵三营将及部分南兵教练外，《唐将书帖》中还有一些着名作者。
（1）沈惟敬 这是一个在中日和谈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译员，或可称之为首席谈判员，挂职“游击将军”。他是浙江嘉兴人，东征期间数次前往日本，在明、日之间穿针引线。
兹者东行，非不才身事，促装数日而未获一好马，纵有数匹，皆残嬴弱不堪，如此冰道难行，恐非事体，欲情布国君，似涉轻亵，辜为告戒，速催好马，幸幸。外领一启，再得通事二名，应用前送陪臣，又为更易，今者形类佝偻，不堪为□□□□才干者来，政府柳老□……□侍生沈惟敬拜（十七/A209/B581）
关于沈惟敬，“其父以商往来日本，备谙其国事情。又自言嘉靖年间，在浙直总督胡宗宪票下，用间谍鸠倭众甚多，因谙倭国事情，上书于朝，因此出来，值探贼情，且许便宜从事。”[101]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市井无赖”[102]之徒，以商人的狡诈与日人尔虞我诈，拿国事当儿戏。但最近的研究已摘掉其“奸人”、“奸细”的帽子，结论也更趋平实，并对“这种由民间人士在外交领域唱主角的情形”进行了特别的讨论[103]。作为草根阶层的一介小民，他承担国事的勇气与建功异域的开拓精神难道不也令人讶异？朝鲜君臣一直认为他“聪慧敢为”，其在信中所说的冰道难行及求马、求通事的情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不畏艰险、知书达理且好面子的个人形象。
东征军经略宋应昌曾对他有客观评议：“倭奴远遁西生浦等处……游击沈惟敬宣扬晓谕之功实不可泯。况出入倭巢已经数次，而今天气冱寒，不辞艰险，毅然前往，晓谕倭众，必欲令其尽数浮海，具表乞封，此其忠诚任事，尤可嘉。尚且据稟：讨官丁廪月粮饷向未领给，情殊可悯……牌仰本官，即将惟敬并从行员役应得廪月粮银，照册名数，按月查给。仍动马价一百两，给赏惟敬，以慰寒月劳役之苦。”[104]显然可与上书参看。
另有未署名一启，通过内容也可判断为沈惟敬所书。第三十二通：
启 东坡、剑水、平壤三具[县]小启致公，谅已撤览。且行且候，至十二日抵义州。今赍本官尚尔迟迟未到，哄军门乎？骗不佞乎？总而言之，误国也，数月之内立可见矣。不佞前路獞刘兵主差官，皆言军门顾恩府不动，孙经略已不来此，先边如是。后顾恩府又上本，必欲孙经略出来，今又允矣。顾恩府已于七月初六日起马，至广甯候代孙经略，约在月终可到。前不佞差旗牌範有仓同通官李愉赍疏稿，二十四日王京起身，初一日到辽阳见顾恩府，问通官有本，何来迟？此本在五月到，可救你国王，今难救你国之死亡也。分付不佞旗牌云，快快着不佞前进。又有一牌催之，又云与孙经略计议，此本可上则上，不可则止。此前不佞原如此见，未有军门、经略两相矛盾耶。事体如斯，不佞势不可再稽，十三日渡江西向，留官候许公同行。来与不来，不佞不得而晓也。谨此再致行，速启国王知之，余接伴官回，再布不一。名具正幅沖。（三十二/A244-246/B592-593）
书中提及“通官李愉”，此人一直跟随沈惟敬行动，从万曆二十年开始直到东征结束，后任朝鲜地方官，在《朝鲜宣祖实录》中屡屡出现。此外，书中所启的内容、口吻也与沈惟敬的身份及一贯行径相符合，颇有自大成分。从其“顾恩府”的特称看，另一通无署名书似也可归于沈惟敬名下：
贱恙辱公高雅，赐以妙丸，足感爱我之心盛矣。但不佞抵此，今以一月，顾恩府望回之心切切，公贵恙已愈，乞为速催疏稿，并回文稿，一改政之。早一日，早完一日之事。不佞虽卧床，无时不虑及此。一有稿成，贱恙可不药而愈也。幸明公加意焉。前送览三稿并希掷来手，少俟略可，当面晤以悉所私，外具不賟，少申芹意，仰惟笑留是荷。精神恍惚，不知所言。泽生再顿首，左沖。(二十六/A230-231/B588)
多少表现出他带病工作的勤谨。而其中“泽生”之称谓，或许是沈惟敬字、号？俟考。但他最后捲入朝政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下场堪称悲惨。[105]
（2）戚金 总兵戚金的署名书帖有三通：
别来抵八莒，细察行长情形，无他，止是要求封贡。至于和亲二字，乃倭奴狡诈，说出一端言语难我，欲沈游击居功，恐别人分其功耳。今行长有书来，谓表已在熊川营内，即与沈矣。沿海倭奴有暂过釜山奇别，不穀昨有书示行长云：‘朝鲜受我天朝正朔，乃吃紧东藩，是必挣[争]之国也。虽调兵百万，征讨百年，必要朝鲜安枕而天朝方肯息肩。汝万勿妄想我天朝弃朝鲜而不救也。以具表之后，万不可再纵一倭上岸，抢虏杀害朝鲜之人，方保封贡得成，否即徒耽日时，致神京台省有言封贡不准，是汝枉费一番心力，慎思慎思。’行长已允，令不穀差二人守伴彼营，不许纵倭生事。昨夕，沈游击取表，不日可至大丘。表一来，即不穀即还归矣。南方一应事，经略已置属之刘君矣。贵国君相善承之是望。明岁四月中，天使可至釜山封关白，或川兵至彼时撤之。第要贵国首先开矿铸分以通交易，以养民生，其次修城，造火器，练精兵，裁冗员，省刑罚，薄税敛，以养元元，以图报复，此贤相之事也。时在知爱，乃尔琐琐，冗中草草，不尽欲言。知生戚金拜具，十二月廿七日寄。李汉荫若至王京，望为致念想之意。（三十/A238-243/B590-591）
戚金，号萧塘，山东登州卫人（一说他是凤阳定远县人），据说是“戚南塘继光同宗，或云其孙也，领步兵一千”[106]东征朝鲜，可视为南籍北将的代表。此书发寄时间在万曆二十一年十二月廿七日。其中谈到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两人之间惺惺相惜，且有内定之约，书中引用的致行长书也是难得的史料。有人说明朝出兵跨海东征，抗倭援朝，是为了自己，因为丰臣秀吉是想侵略中国，进攻朝鲜不过是一个过渡而已。我们当然不能断定丰臣秀吉的终极侵略目标一定不是侵略中国。但丰臣秀吉採取重大步骤之前，总得掂掂自己和明朝的份量，则纵有此心，也只能掖着。当时的历史实际是，倭寇妄图吞併朝鲜，明军就是去援助朝鲜抗击倭寇，出兵原因、战斗决心都明明白白，是保护朝鲜人民安枕。没有显露端倪的中国存亡安危的威胁，自然也没有出现在明军官兵的头脑中，戚金的书信再现了真实的历史。刘君即指刘綎，是留防东征军的统帅。最后提到的李汉荫即朝鲜兵曹判书李徳馨。
戚金信中的建议代表了多数明朝东征将领的意见：开矿，修城，造器，练兵等等——尤其是将“开矿铸分以通交易”作为培养民生的第一要义，表现出东征将士把握时代脉搏的鲜明意识，这在南兵将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万曆二十一年三月，宋应昌即建议：“访得本邦（指朝鲜）银矿甚多，似可开做，且其国银钱绝不使用，虽产此利，民不知行。……某今议行，求一善策，令朝鲜辅臣主其事，所得之利，散给新军作为粮饷，则上不烦国课，中不累小邦，下可鼓士卒，况藉此厚其价值，招致辽阳诸处客商往彼生理，乘便进剿，亦一策也。”[107]因此，南兵将对在朝鲜寻找矿脉之事，极为在意关心，甚至引起部分朝鲜大臣的恐慌。如万曆二十三年九月，南兵教练胡大受曾与朝鲜都监大臣谈到“采银之事”，“其本意似以此为重，且分派敎师等俱欲开矿，日后巨弊又不可不虑”，引起这位大臣的担忧。他还提到“经略宋爷亦遣矿长，欲採取而终不成”[108]的往事，可见宋应昌也曾将建议付诸实行，只是未能成功而已。胡大受抵达朝鲜之际，出示过一幅朝鲜各处产银地点的名单，显示他对朝鲜有相当的了解，即使不是得自于宋应昌，也说明南兵将们之前已经下过不少工夫。又如原明兵部尚书石星的差人、据说是松江翰林董其昌“妾父”[109]的黄应旸也曾建议朝鲜国王：“开取端川之银以助军饷, 至如城北山及东大门外皆有产银之处矣。”[110]可见他同样相当关注朝鲜的银矿资源情况。黄应旸来自江南这个开风气之先、最敢开拓、进取之地，热衷在朝鲜找寻新资源，这是很自然的，反映的正是经历过商品经济大潮洗礼的南籍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世界进入“白银资本”[111]的时代，明代有个突出表现是“社会下层对财富的普遍追求”成为风尚，“江浙地区民风变化最烈最繁，涉及社会生活所有方面”。尤其是嘉靖、隆庆、万曆这一百年间，是明代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最辉煌”及“社会生活变化最深刻”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均出现了明显的“社会转型”现象[112]，具有领先意识、开拓精神的南籍人士，无时不刻表现出他们紧扣时代脉搏的特点，并将这种意识带到朝鲜。
万曆二十二年二月，朝鲜大臣沈忠谦主张：“今之所可行者，采银也。”国王也提到:“唐之富商陈臣曰尔国所过皆是银山, 若採用国可富云。”尹根寿则转述“天朝人尝言尔国不采银, 不用钱, 不畜鸡豚, 何以通货, 何以食肉?”柳成龙更谈到“世宗朝尝用钱, 故有朝鲜通宝钱矣, 时有上疏止之。今则采银，可与中原通财。”[113]朝鲜君臣不断得到东征军的建议和鼓励，赞成开矿的意见也开始增多。
但是，东征提督李如松却曾密语朝鲜大臣李徳馨“尔国勿为采银”，因“来此诸将皆贪汙，须待宋爷入去之后，采之无妨”[114]——作为东征军统帅，李如松固属北军阵营，但他并不反对开矿，只是出于南北矛盾，建议朝鲜推迟採矿。由此推测：东征军中全体将士都寄希望朝鲜开矿，以支付军事开支，大体不差。这是明代万曆年间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现实在军队中的反映。自从朝廷开放矿禁政策以来，开闢新财源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对新资源重要性的认识，也成东征将士的普遍共识，只不过南军将士在行动上更为积极一些。因此，东征将士最终将朝鲜也带入世界白银资本的潮流中，这并不奇怪。但对朝鲜来说，却是200年未有的大事，成为东征战事影响深远的又一个表徵。
据《象村杂录》载：“我东方多银矿，故丽未被中国需索，民不堪命，我朝初年敷奏得免上贡。上贡旣免，则不可用之为国货，故列圣遵守，遂闭采银之路，着之令甲至于舌官，赴京如有私赍渡江者则罪至于诛。迨二百年至壬辰倭警，中国以银颁赐我国，军粮军赏亦皆用银，以此银货大行。通贸上国之禁，废而不举，市井买卖之徒，不畜他货，惟用银为高下。至于今日度支经费、上国奏请、诏使接待尤为浩穰。而银价翔贵，闾间废，举子母者仍以牟大利。朝延上黑墨吏吏相贿，舍此无由；官爵除拜、刑狱宥免但以是为绍介；甚至排金门入紫闼，与晋之孔方相甲乙，可见其世变之易流而难遏也。”儘管朝鲜君臣似乎不乐意看到这样的变化，但商品经济、白银资本的大潮却不可阻挡，朝鲜也不能置身于潮流之外——明代的社会现状影响并带动朝鲜发生变化，也是一种“瓜熟蒂落”的自然现象吧。
戚金书法走行草一端，据此断定另二通无署名的草书亦为戚金所作。
别后无时不念。承公以兵、粮二事再入嘱，不佞既已面领，敢托诿之？容抵辽阳谒军门时，当力陈颠末。军门乃我朝杰出者，必有一番高远作用，亮[谅]不因人成事也。近于嘉平[乐？]馆会周游戎，公云司农告匮，只欲息肩。要以封、贡二事许倭，而科道必竟不允，且看倭表入都有何言说。各营兵马既撤，凡流连贵国不归者，必为恶之人，如此之类，当启贵国君，行八道禁逐之。如用强伤人者，即绑解军门老爷台前，请治一二，其余即息矣。三月初七日渡鸭绿江，旋便此谢，余希嗣音柳公，同此致声，不及另书。名具端柬。（七/A195-196/B576-577)
这是戚金归国之前所书，透露明朝科道对撤兵、封贡颇有意见分歧。他曾袒露：“倭奴已在吾目中,大炮胜小炮,多炮胜少炮,如用兵不难胜矣……又言石尙书虽贤而无才,今此主和乃尙书本意。”同时也认为和谈使者所呈表文“似是假作”，并表示“卑职非忌嫉人功而言,所闻如此，关天下利害故”[115]，终显名将风範——实是倾向通过战争取胜，而非谈判桌上的讲和，这与前线其他南兵将领的意见是一致的，无论是吴惟忠的“此等说话，大触忌讳”，还是骆尚志的“以理言之，则决不可和”都说明这一点。但朝廷决策者却不以为然。最后，“戚揔兵、刘游击得罪于顾爷，皆遭棍杖，遣归乡裏。”[116]
戚金在朝鲜的经历颇值得注意。平壤战役中，事先计画先放毒火飞箭千万枝入城，“悬重赏召死士，俟黎明时，每人含戚金所合解药二三丸，用艾主事所置布袋，或盛米，或盛土，或盛沙石，再用柴草堆垛于上，攀援登城”[117]。戚金显然懂医道，进攻平壤各军都得益于他的解药方子。事后，宋应昌致书戚金：“幸执事奋勇当先，一鼓遂下平壤，此希世功也”[118]，也谈到戚金为其所荐的私交。可见，戚金与南兵三营将类似，也是平壤城的先登者之一，但宋应昌以中军杨元居首：“戚与钱二将继之。”[119]戚金变成第二，南兵三营将的不满溢于言辞，戚金的立场却不甚清楚。
万曆二十一年，他还应经略宋应昌命，同查大受、李如梅等“率死士夜往”焚烧了被日军佔领的朝鲜二百年租赋之所龙山仓[120]，这也是迫使日军行长部倾向和谈的一个原因。
不佞初五日于凤山相会天使，连日谭论率皆为贵国万世治安之事，此行最重。公可启国君，凡百振作起来，不可多令人在傍教唆，语言流沟者。先筹画停当，临时讲之，至于练兵、修险事可极口应承，曰准经略提督咨，已于某日命某专发运粮，某练兵，某修险，近日迎光海君至王京矣。不日南行，由全罗赴大丘，断不敢懈怠，以贻皇上东顾之忧。光海君及公并李德馨可与天使一见，此皆天朝久知仁贤者。其倭奴事，不必听信下人虚报，以碍封事要紧，可云朝鲜力能练兵一万，分三路防守全罗、大丘、庆州，杂于天兵内演习，明春可用。独少硝磺，求皇上敕下兵部，于山东海船内运赐数万斤，以为守御之具，天使覆命，必达无疑。时下先求天使转致经略，将辽东合药剩下硝磺，发数千斤来，以备目前之急，切记切记。看毕即发丙丁，免存形迹，名不具。（三十一/A241-243/B591-2）
这封书信是戚金南下之前所书，显示了与柳成龙的特殊关係，也提及敦促朝鲜练兵及朝鲜急需硝磺之事，建议请求宋应昌发来辽东所余硝磺备用。
看来戚金与宋应昌的关係确实不一般。万曆二十一年八月，宋应昌致信李如松有言“戚金不知堪重托否”[121]——显示戚金承担着一个重大干係。此时，明廷已定议撤军，欲对小西行长所遣日使小西飞弹守实行“牢笼”策略，促使日军退归，戚金负责处理善后事宜，率兵一千驻扎王京，“候事完，同留守各将撤回”[122]。
朝鲜人对这个顾命大臣极为紧张。领议政柳成龙认为“此人亦未脱经略科臼中”，“必以无贼瞒报朝廷，而不复为我料理。小西飞又引入辽东，天下事恐由此辈手裏坏了。”[123]认为他与宋应昌是同一战线，必定也会瞒报敌情，赞成和谈。“戚与宋一体”，“大要宋专委戚句当讲和一事”[124]。后来，顾养谦取代宋应昌，戚金“而今欲附顾侍郞”[125]仍然对他看法不佳。最后，戚金通过与柳成龙推心置腹的密谈，解开了对方的疑虑。
万曆二十二年二月，朝鲜国王接见摠兵戚金、参将胡泽时，言及日军上降表，是“巧诈益深”，戚金亦示无力扭转乾坤，只说：“俺之西行，一要撤还旧兵，二要替出新兵，三为勿扰贵邦刷马等役，四为陈达贼情。”[126]戚金终以“陈达贼情”结束在朝鲜的使命，归国后“亦受捆杖”[127]，结局是“充军”[128]。
总之，作为南籍北将的代表，戚金的身分和态度都曾难以归属：既曾被“性急”的南兵“尽拔其须”[129]，也被李如松“捆责”[130]打过板子，在南北矛盾中，他似乎总扮演替罪羊的角色，与吴惟忠的命运有相似处，根源就在于主战。
万曆二十六年，兵戈再起后，戚金倩材官赍揭帖至朝鲜：“往年以兵革从事贵邦，得接光仪，足慰平生至愿。继而贼势小炽，敛卒西归，荷辱深恩，执手叮咛，眷眷不舍。而又承沿涂赤子，勒石记名，使不肖揽辔东顾，恋恋不忍去，此国主爱之深，而诸士庶感之笃也。但倭贼情形不测，金亦知有变诈状, 故临别时以《纪效新书》为别后赠，欲贵邦知此书而敎此法，富国强兵以拒贼耳。近闻倭贼又犯，而盍国文谟武略者想皆奋志，以报昔恨。此上天欲速此贼之自灭也，指日矣。兹因材官之便，肃此以代，惟天慈垂察焉。名具正幅。裕后。”表示对朝鲜君臣勒石记功之举的感谢之情,并希望所赠之书能起作用。
万曆三十年，戚金得任镇守南直隶江南地方副总兵署都指挥使佥事[131]，当已起複。天启元年（1621），后金攻瀋阳，戚金仍率“浙兵三千营于河北”[132]，以死事戎行结束其为战将的一生。
（3）刘綎 原四川总兵刘綎是《明史》唯一有传的《书帖》作者，所率军士以地处西南云、贵、川的苗土兵为主，中国史籍称为“西军”或“西人”，熟悉火炮运用，与浙籍南兵有相似之处，更别具特色，曾在西南地区建立不少战功。他入朝时间在万曆二十一年四月，南兵三营将陆续撤回后，刘綎独留，总领南兵驻扎全罗道设防，有一拨兵防守大丘书：
据来报，知倭情叵测，提防当严。今已发兵二队，先赴大丘屯守，明旦统领众兵俱往，庶声援密迩，狡奴或者寝其邪心也。凡地方有事，着人探实，预报本府，自为裁酌应酬，此複。刘总兵。（十四/A206/B580）
当年八月二十三日，“刘总兵綎、吴游击惟忠方领大众入驻城中（尚州）。而两将号令严明，志行廉洁，所留万余之卒，秋毫不敢有所犯。且取本国流殍之人，散米赈救，务令安集。两将之贤，仍此可想。南兵北兵，大半相杂，而皆于所着帽有表以别之。南兵，浙江人，北兵辽东之人，而至于放炮，南兵为最，志行之良，亦绝胜于辽人云矣。且闻刘总兵善于用剑，所持之剑重七十余斤，而运于掌上，捷如优人之弄丸。盖剑是关将军羽所佩之物，而关公以后惟刘君始用。刘之为人，容貌端重，风神英奕，吴君简抗，有愈于刘。中国有人，岂虚语哉！”[133]刚入住尚州时，刘綎与吴惟忠不同驻，南北兵所戴帽子、甚至志行都有明显区别，刘綎用剑如飞，吴惟忠简抗更过于刘，给朝鲜臣民留下良好的印象。刘綎所部于万曆二十二年九月还国，晚于大部。其归国告别书如下：
详览来书，忧深虑远，非通达国体、洞识时务者曷克[及]兹？当是属国艰难之秋，正需安危出群之士。倘使大展筹策，久计灵长，则朝鲜十年可回元气矣。突尔召还，劻勷何赖？可为长大息也。区区谬拜简书，东来尾事，恨不奋兵决战，歼此岛夷。而中制外监，动末自便，朝徒怒发，夕枉拊膺！虽欲亟拯一方民，竟未获遂除凶志。回视畴昔，南征西讨，辄有成功。今则尺寸莫收，忸怩无措矣。时势不同，谁则谅之？而称许太殷，胡独见知最深耶？此行归报国主，劝以亲贤远佞，整肃朝廷，缮甲修兵，提防边圉，善后之策，不出来书所云。第倭奴果尔遁还，则撤兵省费，固可图完聚而定远猷，或釜山之寇久屯，境上之师日老，则既烦兵饷，又苦民穷，国事之甯，尚不知在何日也！冗中聊複，不既欲言。刘总兵。（六/A193-194/B575-576）
刘綎到朝鲜接防后，骆尚志、王必迪等南兵将陆续撤回，刘綎统管留军5000人，是东征第一阶段最后撤回的部队。书中所云“突尔召还”仍表达出他对朝廷撤军决定的意外，而“尺寸未收”则显示其无成就感的遗憾。[134]关于东征第一阶段的撤兵，是明廷内政外交几经反复、各种政治力量冲突斗争的结果。其中，“南京科道官之论议最为峥嵘”，而刘綎“姻亲”[135]内阁张位的作用值得特别关注。
明廷最初定议出援朝鲜时，张位的身影已时隐时现。虽然廷论过程争吵不休，议论纷然[136]，但明廷最后仍决定出兵朝鲜，表示决定维护传统朝贡体系及自身安全的需求占了上风，出援朝鲜成为压倒性的——也是正确的决定。万曆二十年春，内阁首辅王家屏罢，王锡爵召未到，兰溪人赵志皋暂摄首辅之职，他虽“年耄柔懦”，辅助他的却是精干有才而“果于自用”的新建人张位，这两位都是前首辅申时行所荐，明廷作出这个具有进取性的出援决议时，他们二人，尤其是张位的作用显然更大——因为赵志皋年已七十，老人从政的特点向来是希“冀无事”，要作出大动干戈的决断，恐非能轻易拍板。但他的身边有张位，而且与赵志皋“相厚善”，有了这个亲密关係的基础，位以精悍敢任之姿，对政事多所裁决，自不为过。
但这一正确的决议却多少带有偶然性。“性刚负气”的太仓人王锡爵二十一年正月还朝，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册立太子争国本的事务中，赵志皋、张位与他似不同调——或许正是内阁主事诸臣着集眼争国本还是重外交的力量起伏，造成了国事不同的结局。同年二月，敕劳东征将士；七月召援朝鲜诸边镇兵还；十二月蓟辽总督顾养谦兼理朝鲜事，召宋应昌、李如松还。[137]万曆二十一年发生的这几件事，说明当时的内阁首辅对朝事仍具有决定权，为力保国本之争得到顺利解决，内阁倾向于在朝鲜息事宁人，这种重朝政轻外交的取向，决定明朝致力于全盘和谈——若可撇开内政，专就外交或军事领域而言，撤兵回国，犯了这场战争中的第一个错误。“臣恐东征无罢兵之日矣！”[138]东征经略宋应昌的预言不到四年就成为现实。
万曆二十二年正月，皇长子出阁。三月，播酋杨应龙杀明官兵，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对东征却都有影响。迫在眉睫的危机一旦消失，对内政外交方面急需处理的问题就必须拿出意见。四月，王锡爵言“目前国事莫急于倭虏”，处理意见惟“羁縻驾驭”[139]这两端。虽然《明史》传记中未载其对朝鲜战事的态度，但他既不赞成奋勇进取的征战派，也不主张绝不通使的做法，因此，派出使臣和谈，就地停战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朝鲜方面也透露：“封贡一款，中朝论议不一，只王阁老以爲可许, 石尙书、顾揔督亦皆主张。”[140]证实王锡爵在撤兵许和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
当时朝廷有三派不同意见，称为“三策”，明神宗无所适从，请本兵定夺而无主张，兵部又把皮球踢回朝堂：吏部尚书陈有年、侍郎赵参鲁及科道官等“以罢款议守为主”，礼部尚书罗万化等主张“遣使往谕”，督抚孙鑛等请“封贡并绝，自修内备，令朝鲜淬砺图存而我遥为声援，兵饷俱难再助。”[141]陈、赵所议得到众论签同。“时廷臣交章，皆以罢封贡、议战守为言”[142]《明史》的总结很到位，但并非决定性意见。五月，王锡爵致仕，赵志皋实为首辅。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封贡，志皋“相与应和”[143]，遂诏日使小西飞藤原如忠入朝。张位纵是精明强干，也难以扭转大局，“东征将士擧皆被参”[144]的局面就此出笼，封议定局。
御史郭实弹劾经略宋应昌七不可，被日本学者视为“围绕国是”之争的发端，是“内阁与六部的关係很成问题”的赵、张内阁的一个表现，是他们“欲在天子的名义下，将六部的决定权收回于内阁”这一努力的尝试，也是反对派的东林党人在争取确保政治批评自由、独立监察权和儘量扩大言论管道的积蓄力量的一个过程。[145]东林党人的努力是可贵的，也是必需和必要的，只是他们的斗争目标所指的外交领域和选取的时机却使这种可贵的政治目标蒙上一层失败的阴影，他们在把言论变成力量的同时也陷入了朋党和门户的泥沼，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失去主动，意味着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还需付出历史失机的重大代价。
万曆二十四年九月，平臣秀吉不受明封，複侵朝鲜。封贡事偾，首辅赵志皋、尚书石星俱被劾：“东事之溃裂，元辅、枢臣俱不得辞其责”[146]，至此，强硬派张位才再次得到机会掌握内阁实权，重新贯彻他重外交的方针：“偕一贯陈经理朝鲜事宜：请于开城、平壤建置重镇，练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国输挽。且择人为长帅，分署朝鲜八道，为持久计。”[147]朝事于此显出生气，明显看出他想大干一番，欲在朝鲜有所作为，遂以右佥都御史杨镐爲经理, 兵部尙书邢玠爲摠督, 再次发兵，重征朝鲜。第二阶段战火重燃，正是第一阶段未能解决的矛盾累积、爆发的结果：倭未退而议撤军，虽遭前线将士共同反对，但未得决策者重视——所有不平、不幸的根源均在于此。
另有一通未署名者，从书法、内容看，亦像是刘綎所书，为应付上级查考，派人持币向朝鲜军营购买日本武器：
启辱承使至存问，知贤相用情于僕也多矣。感谢感谢。僕抱病伏枕，日就汤药，每怀灭寇之志而无起舞之能。当事执持，目击时艰，徒自热中而已。足下文武全才，忠贞懋着，当此乱后余黎，文故当修，武亦当备，坚甲利兵，不数月民知亲上死长。纵有侵淩之变，何足畏哉！僕为病么所苦，百事俱废。适当事檄至营，索倭器甚急，顾僕箕城战后，一无所得，兹坐使守购，将何以应？情不得以，差人持布至贵营中，凡有所得者，乞留神代贸数柄，以了此前件。倘得遂愿，足下高情，讵直令人感佩已耶？谨楮附恳，统惟原照不尽。名别具。（十九/A210-211/B581-582）
虽然弄虚作假也有不得已的原因，毕竟很不光彩，却也生动还原了当时战争中的一些细节。证之以朝鲜史料所载，刘綎初次入朝时，“久住八莒县，性机警，多权诈，外自巧饰，自奉甚约，能禁戢军卒。时经大兵，年甚歉，民多饑色。提督设法令军中有余米者悉贸卖于鲜民，以资其食，民赖尔得活者众，人甚思之。戊戌，以西路提督出来，骄亢颇甚，大言曰当不使伊贼只轮得返也。待到南原，便生退避之计，本情尽露。……民不堪其苦。且忌陈璘之成功，不肯进攻……仍聚铁匠于南原，打造刀枪，一如倭制，且乞首级及倭衣器械于都元帅权栗，以为献捷之资。及回京城，盛陈首级器物于军前以自夸功。”[148]看来刘綎两次入朝，前后行径不一，导致人有微言。虽然他初次入朝口碑甚佳[149]，但再次入朝有娇亢心，扰民之事便多有发生，也存在向朝鲜元帅乞首级之事，故推断上书为刘綎所作，大致不差。
（４）李化龙 游击李化龙与同期担任辽东巡抚的李化龙是两人，这是需澄清的第一点。万曆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游击李化龙之书：
发兵之日，国王殿下当祭告天地山川及先王先公之神，又当下罪己之诏于郡县，又当与贤公卿侧躬励行，凡贵邦有弊政，当兴革者，兴革之，以挽回天心，以收复人心。此今日战胜之本也。不知国王与二三执政有此议否？倘未有此举，乞柳台辅移文举行之，未晚也。何如？李游击化龙书丁酉十二月九日驰启（三十六/A251/B594-595）。
李化龙似乎是个倒楣蛋，号雷门，保定中卫人，在战争第二阶段，以钦差统领保定兵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领马兵2500人，万曆二十五年十月入朝，岛山之战时以观望不前，被经理杨镐绑示军前。明军强攻岛山，“经理提督诸军，四面攻城，欲为火攻，而贼于城外自先明火放炮，经理斩士卒之退却者，又绑游击李化龙循示军中，诸军见此，争相进击。”[150]时为二十六年正月初四。在李化龙的示範作用下，明军抵死苦战，终因天公不作美而撤军，酿出一枚功败垂成、杨镐去职的苦果。这封信是李化龙在战前所作，显示东征军将士均信奉神鬼[151]，要求朝鲜君臣配合做些战前準备，也有关係“兴革”大政的一些建议。
李化龙后被参奏革职[152]。回国前，朝鲜李山海有多诗相送，称之为“群鸡独鹤知难并，一字千金未易酬”[153]。
（５）陈寅 另有南兵将陈寅之书：
侍生陈寅顿 □□□出围，据官兵拿获一男子来，因其人避匿草丛，□□□□□□疑恐属奸细，故不得捉送审问耳。生译审之，未得其真，幸详加究问，如果不无诈伪，情弊当释放之，连人端送。惟备照不宣。（十六/A208/B581）
陈寅，温州府金乡卫人，号宾阳，“膂力绝人，能追及奔马，倒拖其尾以归，初授金盘备倭，着名海上。”[154]他曾自言早年经历“与刘綎父现[显]从事, 而亦与余大猷同行于戎阵之间”，可见也是一员抗倭老将。万曆二十五年十一月，以钦差统领蓟镇永平添防南北官兵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使佥事，领步军３８５０入朝，“岛山之战，中丸，抬还京城，出资立关帝庙于南大门外，己亥四月回去。”[155]他第二阶段入朝参战，闻名于蔚山之战：“裨将陈寅身先士卒，冒弹矢勇呼而上，砍栅两重，清正白袍跃马督倭兵拒守，至第三栅，垂拔，杨镐遽令（茅）国器窃割倭级，战稍解。”[156]《明史》亦曰：“游击陈寅连破贼二栅，第三栅垂拔矣，镐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鸣金收军。”[157]蔚山会战是东征战事第二阶段最难啃的一块骨头，虽经理杨镐私亲北兵、不欲南将立功之事，已有前辈学者为之辩证[158]，但其听信谣传退兵、部署草率不周终是事实，吴惟忠、祖承训等部未及退回，为日军所迫，“浙兵多堕水死”[159]，损失千三四百人，伤数千人，陈寅、陈豫钟、杨湾禁诸将均中弹。
陈寅有关蔚山战役的自述，值得重视：“上年蔚山之役也, 至十二月二十三日骑兵先到，攻破蔚山外栅。翌日，俺领步兵共破内木栅三重, 至石窟下。城坚攻之未易下，欲以积草而焚之，人持一束而上，铳丸如雨, 近者辄倒, 无敢扑城者。欲以大碗撞破, 而城高势仰, 不得施技。俺谓杨、麻两爷曰:‘看今日之势, 似难轻举。徐竢大军齐到, 一举而蹂躏之。’经理曰:‘当攻外城之时, 汝旣先登。汝军之勇健冠于诸军, 须急攻勿失也。’俺遂唾掌奋锐, 贾勇先登, 贼丸中齿而小无怖心，益励士卒, 鹰扬鹘击，而丸又中腿, 隔于超距, 遂乃退步。思之至今, 不胜忸怩。”[160]虽然负伤仍表现得相当英勇。《明神宗实录》亦表彰其“乘胜登蔚城，援桴鼓之，可灭此朝食”[161]的英勇气概，续写了东征以来南兵敢战力战的优良传统，朝鲜祠庙也记录了这一段永不泯灭的往事。
朝鲜汉城的第一座关王庙即为陈寅所建，从此将中国传统的关帝信仰引入了朝鲜。据柳成龙记载：“万曆壬辰，我国为倭贼所侵，国几亡。天朝发兵救之，连六七载未已。丁酉冬，天将合诸营兵，进攻蔚山贼垒，不利。戊戌正月初四退师。有游击将军陈寅力战中贼丸，载还汉都调病。乃于所寓崇礼门外山麓，起庙堂一座，中设神像，以奉关王。诸将杨经理以下各出银两助其费。我国亦以银两助之。庙成，上亦往观之。”[162]其后，明朝将领及朝鲜王室还在汉城及朝鲜各地修建了多所关王庙，有的至今仍存（如今首尔市内的东庙），成为朝鲜尊周思明的重要表徵[163]，这是东征战事深刻影响朝鲜社会、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万曆二十六年正月，陈寅受到朝鲜国王接见。接见过程的对话，反映了东征军跨境作战面临的诸多问题，也集中体现了陈寅本人的思想状况，颇有代表性，故为之一述。
在朝鲜国王慰问寒暄之后，陈寅首先提出了心中的疑问：“俺初到安东, 闻邑主输穀于倭营, 以为实然而疑之, 攻破蔚山之后, 见其倭粮皆是贼土山稻, 而无朝鲜之米, 始觉其非实也。俺行军上下时, 厥倅尽力支供, 且其救疗极其诚意, 甚可嘉也。”反映的是在东征过程中，明、朝两国军队、民众之间存在的误解，谣言往往不胫而走。但事实胜于雄辩，双方共同苦干实干的努力，最终化解了彼此的误解与防御心理——说明东征明军面临的形势比起内境作战更加複杂和艰难，仅仅做到知彼知己，还是不够。
其次谈到对日军的看法。陈寅谓：“彼贼不足畏也，不足虑也。只以入据窟中，故攻之未易也。……淸正之兵稍强, 而行长之军不甚劲锐。当连船来救之际, 欲为绕出军后之计, 且进且退, 势若登岸。俺初以大炮撞破一船而沈之,贼犹不退, 又撞破一船，须臾二船继破之, 贼乃退遁, 更无向岸之意。贼若有飞渡之勇、殊死之力, 则岂以此三船之破而退北乎? 以此知其贼之无能为也。”在知彼知己、熟悉水战、且有丰富对日作战经验的南军将领心中，打败日军实在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他建议：“后日御倭之策不须攻城, 竢其出城而掩击之, 则蔑不胜矣。吾自年十七八岁从事于讨倭, 今至四十余年, 岂不知倭情乎? 倭贼不足畏也。”再次表现出战胜日军的强烈信心。
再次，对军纪不严的北军提出批评，并讚扬了配合作战的朝鲜军队：“俺曾闻朝鲜兵马怯懦无用, 今试于战场则甚锐且勇, 眞劲卒也。”这是一种高度评价，实际上也反映了经过第一阶段入朝东征军的训练，朝鲜军队已经能够胜任本土作战。“虽云朝鲜兵善于北走, 而北兵之奔溃尤善于朝鲜。而扰害村落无所不至, 朝鲜之民何辜何罪? 可怜可怜。大槪天朝本欲来救朝鲜而反扰朝鲜, 至于此极, 安有救之之意乎?”对北军军纪问题提出严厉批评——不独陈寅，东征战役中的诸多例子，都可证明南兵将领对军纪问题一直相当重视，故谈及东征军的军纪问题，必须区分南北两军，否则很难做到公正平允，而这在有关这场战争的论着中，却往往被忽视。
最后，还对朝鲜士民表达了感激之情及高度评价：“安东、荣川两太守尽力于天兵之支供, 厥功最大。”“荣川儒生无少无大，亲为负戴，以输粮饷。荣川何等地方？而太守最贤，人民亦贤? 俺中丸来时, 非但人人皆来致慰, 稚儒少士亦来而悲伤, 诚可嘉也……如此仁风厚俗, 若不一一通之于国王, 缘何知有此等好个?”[164]反映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和官员亲切热情地支持中国赴朝抗倭部队的行动，一直看得清楚，不会忘记。
（六）《唐将书帖》的启示首先，《唐将书帖》只是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域外汉籍文献之一。近来，伴随着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对东亚海域世界研究热情的升温，万曆援朝战争——这场发生在十六世纪末的东亚国际战争也重新引发关注，越来越多的域外汉籍或史料被整理发掘出来，研究领域扩大、内容逐渐深化。如韩国方面在2001年由晋州博物馆出版发行的《壬辰倭乱史料丛书》历史部分10册、对明外交有11册，对日外交部分也有相当的份量。[165]其近年陆续出版的大型汉文史籍如《燕行录》（仅有少量韩文）、《韩国文集丛刊》、《古文书》等更是不能忽视的物件。如朝鲜时代古文书中包含的私文书，除柳氏文书中的《唐将书帖》外，《韩氏两世墨妙》中也有称《艾主事主管》的文书被发现并得到研究[166]，这是东征军中专管粮饷问题的主事艾维新的手书，是研究万曆援朝东征军中粮饷供应问题的原始资料。韩国学者已应用于研究的明人笔记徐希震的《东征记》[167]，在国内似乎也不易见。日本东洋文库1934年所刊的《朝鲜史料丛刊》第三种《军门誊录》，对国内学者来说也是一种新史料。至于散落、收藏在中、日、韩等国机构、民间的相关实物（文物）、资料也不罕见，只是未曾广为人知而已[168]。因此值得下工夫扩大範围，儘量发现、收集更多的新史料用以深入研究，以增加国内学术研究的份量，争取国际学术对话的话语权。
其次，《唐将书帖》涉及的诸人籍贯，以南籍占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南兵、南将及南人是《唐将书帖》的主体作者，尤其是以骆尚志、吴惟忠、王必迪为代表的南兵三营将及其所属南兵教练官闻愈、邵应忠、郑德、徐文、张三六等人，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是得到戚继光亲炙的北戍长城的“戚家军”本部及余脉[169]，他们以“戚家军”的战法与日军作战，以《纪效新书》训练朝鲜军队，不仅成为朝鲜君臣崇敬、信任的对象，而且军纪严明，为明朝万曆东征军赢得了这场战争中最多的讚誉，甚至也赢得了对手的敬意。他们的功绩，无疑是“戚家军”在海外再建新功的铁证。若将其置于东亚全局背景中进行深入研究，万曆援朝战争及其起过重要作用的南兵群体，更应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不仅仅是对朝鲜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从明军将士“再造藩邦”的东征、南兵将及南兵师所训练的朝鲜正规军、推动朝鲜开矿、使用白银到对朝鲜宗教信仰、祠庙制度等方面的影响都是确证），尤其是在奠定未来三百年东亚和平全局中所起的作用，无疑具有更大吸引力。
再次，《唐将书帖》彰显的南兵结局及其历史命运，还是一个重要警示：在历史转折关头，当事者的抉择和作为直接决定了其后的历史面貌；万曆援朝战争中南兵的作用和其后的命运，与明清易代也存在着显然的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170]正如已有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样：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受到排挤，北边防御每况愈下，募兵制也出现严重弊端，“戚继光等将领的练兵方法没有继承下来”[171]——若对北军而言确实如此，因为技术只掌握在南兵手中，而他们却几乎被人彻底遗忘。万曆四十七年六月，徐光启《练兵疏》也说：“辽人不善火器，且不肯习，其守台放炮，非南兵、西兵从本营将官择取原籍家族众盛及素有行止者，不可用耳。”[172]徐光启上疏之际，离东征已经过去二十年，火器的使用必定更加普遍，但技术推广却没有在军中实行。南兵最擅长的独门秘术仅只依靠家族传习，没有得到国家应有的重视和大力推广，这一点无疑影响了其后的历史进程。而东征之际，南兵教练在朝鲜的传习，却颇显成效，朝鲜军士不仅取得独立作战的能力，而且势头长盛不衰，甚至在明清易代之际仍显威力，正是南兵，这群几乎被历史遗忘的人训练出来的朝鲜军队，尤其是其中的火炮手，被迫参与松锦大战，“汉兵死亡甚多，而中炮者十居七八”，以至“中朝民士，逢我国（朝鲜）之人，必流涕而言曰：‘大明之覆亡，专由于锦州之沦陷，锦州之沦陷，专由于你国之精炮’云”[173]四十年后，东北边外兴起的满洲控制了朝鲜，在参与明清角逐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这些朝鲜精炮手，正是东征军中的南兵将士捨生忘死训练出来的异国精兵，在没有断绝传统的训练下，上演了一出“儿子打老子”的悲剧——战胜过倭寇的“戚家军”真本，只在异国得到模制流传，这种典型的墙裏开花墙外香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最后，《唐将书帖》还保存了诸多东征将士的音容笑貌，尤其是借助朝鲜官私史籍的补充，不仅使明代天兵天将的形象得以保留天壤间，也弥补了中国史籍缺失的遗憾。
总之，当初的常识成为新发现时，被选择性遗忘的历史，也因纷呈迭现的细节涌现，展示出令人惊异的面貌，与我们原有的历史印象竟大相径庭。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一版）
[1] 《朝鲜宣祖修正实录》（以下简称《宣修》，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刊本）卷41，宣祖四十年（万曆三十五年）五月癸亥，1日。
[2] 朝鲜《古文书集成》第16册，第177-264页载有《河间丰山柳氏文书•书简通告类·唐将书帖》手书原件，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4年版。所有手书原件的摄影工作，得到本院民族和人类学研究所江桥师妹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另《古文书集成》第52册，第571-598页则是《唐将书帖》的正书体印刷本，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2000年版。按：本文研究结合这两种版本，前者称A，后者称B。正书本识读有误者在文中以[ ]标出，以下所引书帖均出自这两处来源，不再一一注明，书帖序号为原书16册中的排列顺序，以大写阿拉伯数字表示，A为手书页码，B是52册正书页码。另：根据第37通书帖内容判断作者或为管粮主事艾维新或通判张三畏，仍需确证，故作者确切者仍算36通。
[3] 宋应昌：《经略複国要编》卷9，《移本部咨》（万曆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台湾华文书局据万曆刊本影印本，第769－770页；参见卷4，《檄蓟辽等七道及艾主事》（万曆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第281页。
[4] 按：朝鲜方面的记载都谓骆部有步兵“三千”名，如申钦：《象村稿》卷39，《韩国文集丛刊》，法人财团民族促进会1991年刊本，第72册，第370－371页、《朝鲜宣祖实录》（以下简称《宣录》，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2年刊本）卷34所载《天兵各营领兵数》均同。
[5] 《宣录》卷29，宣祖二十五年八月庚子，13日；卷36，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己未，4日。
[6] [朝鲜]李好闵：《五峰集》卷13，《吴游府惟忠前揭帖》（癸巳），《韩国文集丛刊》第59册，第521页；参[朝鲜]申灵：《再造藩邦志》卷2，《大东野乘》七，朝鲜古书刊行会1971年版，第569页。
[7] [朝鲜]柳成龙：《西厓集》卷9，《答骆参将尚志书》，《韩国文集丛刊》第52册，第193页。
[8] 《宣录》卷48，宣祖二十七年(万曆二十二年)二月庚申，11日。按：《宣录》所有“训炼”均当为“训练”，以下不一一回改。
[9] 《经略複国要编》卷6，《与参军郑同知赵知县书》（万曆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第461页；卷10，《檄朝鲜国王咨》（同年八月初四日），第805页；另八月八日《移咨刘綎谕帖》（821页）、八月十二日《议朝鲜防守要害并善后事宜疏》（838页）也都提到类似的话语。按：文中“副将”之称概为笼统称呼，不确。
[10] 《经略複国要编》卷4，《报石司马书》（万曆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293页。
[11] 以上未指明出处者见[朝鲜]李清源《壬辰卫国战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文化宣传省1955年版，第25、33、4页。
[12] 《宣录》卷41，宣祖二十六年（万曆二十一年）八月庚子，19日。
[13] 《宣录》卷39，宣祖二十六年六月庚寅，7日。
[14] 按：骆尚志曾考察过朝鲜汉城宗簿寺基、宫城废墟等处，认为形势甚好。其“亲戚”周元谓李德馨：“我欲以管下兵留此习阵，以教贵国。而各军虚费粮料，顿无遄归之意。我若先送，则诸兵亦相继而归。我兵掇回后，若得换来南兵五千或三千，使我统领，而不受他人节制，则庶可小伸己志。且我回还之后，你国咨奏请留我，则我当只率手下数人，轻装还来。”虽难以断定是否另有私意，但依常理判断，多少还是表现了骆尚志欲留之意。参见李德馨《骆总兵周览正殿遗墟启》（载《汉阴文稿》，《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年2006版，第8册，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