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研究-美国明史研究的开拓者范德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史研究-美国明史研究的开拓者范德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美国明史研究的开拓者范德
西方汉学研究，即西方对于中国的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始于16世纪中国明代后期中西直接交往开端以后。从那时起，传教士眼里的明代中国，使欧洲对于中国的知识迅速增长，西方对于中国的研究也由此起步，并初具规模。[1] 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形成西方研究中国史的重镇，被称为“美国中国学之父”的着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创办了美国第一个东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此后费正清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达21年之久，并把中美关系作为东亚研究的重点，培养了一批有志于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对促使美国的中国研究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
爱德华·法默（Edward L. Farmer），中文名范德，是费正清在哈佛培养的汉学家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从哈佛大学获得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以后，他就开始了漫长的中国史教学与研究的学术生涯，迄今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历史系任教已有40多年，成为美国明史研究领域着名的开拓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探究范德与明史研究的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其学术思想和方法，有益于理解西方明史研究的独到之处，也有利于明史研究开辟新的境界。
范德（Edward L. Farmer）于1935年出生在美国加州波罗·阿尔图一个大学教授之家。在学术背景上，1957年他获得斯坦福大学历史哲学学士学位，1962年获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68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1967年~1968年于耶鲁大学历史系短期任教后，他自1968年起到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任教，从助教、副教授到教授，40多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国史，特别是明史的教学和研究，颇有学术建树，成就斐然。1975年，他创办了西方第一个明史研究专业刊物——《明史研究》（Ming Studies），担任编辑达10 年之久。1995年, 在他的倡导下，美国明史研究学会（Society for Ming Studies）成立,他被推举为第一任学会会长。由此，他将《明史研究》改为学会会刊。迄今为止，这一美国史学界，也是西方史学界惟一的明史研究专业刊物，对促进西方明史研究学术交流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范德还主编了《明史研究丛书》，为西方学术界的明史研究发展进行了大量开拓性工作。
范德对于明史研究的贡献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开拓性的学术论着；第二，是为明史教学和推动美国乃至西方的明史研究而撰写的教材和编写的工具书，以及主编的丛书；第三，是创办明史研究学术刊物和学术组织，推动整个西方的明史研究发展。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范德学术贡献的整体面貌。以下将分别略述之。
一、 开拓性的学术论着
（一）明初两京制度的研究
在哈佛大学期间，范德选定了明代两京作为研究对象。1968年，范德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明代两京研究。他敏锐地认识到明代两京的结构触及到明代社会建立和形成的许多重要方面，并决定以动态的眼光透视明代两京建立对明代社会的作用。这一独到的研究取向，使他对明初历史的研究真正是独树一帜。
1976年, 在获得博士学位10年以后，他的第一部专着《明初两京制度》（Early Ming Government :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一书出版。[2]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着作，其中有不少精辟而独到的见解，是对于明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对于明代两京，此前鲜见有学者进行研究。清代学者赵翼《陔余丛考》中，有《前明有两北京》条。[3]1935年，华绘《明代定都南北京的经过》一文发表在《禹贡》上，是一篇叙述性文章。[4]同年，吴晗发表《明代靖难之役和国都北迁》。[5] 此后，探讨迁都问题的论文不少，但对于明代两京的综合考察，仅见郑天挺先生1948年的一篇短文《明清的‘两京’》。[6]这个中国学者没有太多关注的重要问题，成为美国学者范德的切入点，范德以独特的视角，对明代两京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他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进而全面剖析了明初政治及其制度，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他寻找到了明初政治的一个关节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明代中国的全新视角。他对于明代两京的综合分析研究，可以说开启了明代两京制度系统研究的先河。
在这部书的自序中，范德满含感情地谈到了自己对中国史研究的兴趣，他说这一兴趣首先是得自他的老师芮沃寿(Arthur F. Wright)，又说自己是在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杨联陞的帮助下，确定了以明史作为研究方向的。进而，他说感到非常幸运地是认识费正清作为老师、导师、朋友和学术楷模。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美国着名汉学家芮沃寿、史华兹和杨联陞是影响范德学术生涯的三位关键人物。芮沃寿(1913—1976), 与费正清同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 哈佛大学博士,耶鲁大学教授,佛教史和隋唐史的权威学者；史华兹(1916—1999)是美国着名中国学家.长期担任哈佛大学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在中国思想史、现代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留下了很有影响的着作，被公认为富有预见的“中国通”； 杨联陞(1914—1990)，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师从陈寅恪。20世纪40年代求学哈佛, 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成为美国中国史学界的着名教授，擅长于制度史研究。因此，正是在美国老一辈着名汉学家的引导下，范德得到了第一流的汉学研究训练，从此走上了汉学研究的道路，进入了明史研究的学术生涯。
美国中国学之父费正清为范德《明初两京制度》所作《序言》中，称赞此书是范德对中国史研究实践20年的产物，并称范德为“明史研究新前沿的带头人”。他指出，正是长期持续的汉语和中国史的学习与实践，使范德能够娴熟地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使他“能够把中国15世纪初的历史置于一个相当新的视野中”。总之，对这部书，费正清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范德是从一个新的、过去很少有人涉足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明代初年的历史。
《明初两京制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的，全书共分为七章。首章总括了明朝统治区域和首都的建立；以下依次展开论述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建都，以及北部的被迫防御态势；建文朝制度的变化以及靖难之役；永乐即位后迁都北京；两京的系统；迁都北京与控制全国资源的关系；以及作为权力中心的首都。书中开篇明义，范德首先指出首都是帝国的中心，它的位置对帝国的政治、经济和组织结构都有重大影响。接着，他提出了明初首都的特点：“首先建立在南京，随后迁移到北京，而南京继续起着第二都城作用，在过渡时期，两京在南北起了相同的作用”。
以两京为观察点，范德论述了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治、军事、经济特征，也就是控制边疆、掌握最高军权、控制资源的三大职能。他认为永乐迁都本身揭示了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军事特征，迁都将控制边疆和军权独揽两个职能结合起来。而由于首都北迁，迫切需要解决资源问题，重新开通大运河，直接联系起生产地区和消费地区，把作为经济中心的南京和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北京连接起来，这使得最高统治者的第三个职能也得到了解决。他强调明代两京颇具特色，通过大运河连接了南部长江流域和北部长城一带，使全国都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范德对明初建立和巩固时期历史的研究，揭示了明初两京制度在政治上巩固政权，军事上控制边疆，经济上把握全国资源，进而统治全国的重要作用。
此后，范德在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1994年他发表《论明之移都北京》一文[7]，从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发展趋势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明、清两朝政体不同特点等几个方面，高屋建瓴地论述了明代北京乃至全国的规划问题。他指出：“北京于13世纪开始成为整个中华帝国的首都，它对南方物质上的依赖，表明中国政治体制于早期近代完成了其最终布局”。进而指出：“元、明、清三朝相继以北京作为国都，这很容易使人过分强调其延续性，但三者国都功能的不同，表明了王朝性质的差异”。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些差异显示了今后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从而提出了深化北京历史研究和将元、明、清朝北京作为首都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课题，极具启示意义。
（二）明初立法与社会整合的研究
这里我们将要谈到范德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在上述两京研究之后，范德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明初立法和社会整合方面，这是范德学术理路的合理进展。1978年11月，范德参加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举行的社会科学史学会议，当时他对明初历史的认识已有了新的发展。1980年，他来华参加南开大学召开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论文《明朝初期（1350~1425）的政体发展》中[8]，范德开门见山地指出：“明代国家约在公元1350年至1425年间形成。这一新的国家是如何创建的？共分几个发展阶段？在建立社会新秩序时产生了什么新问题？这就是我要在这里论述的三个主要问题。重点是阐述社会秩序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森严的等级制度”。这篇论文反映了范德学术研究的继续向前发展，范德的兴趣一直是在于明初国家创建期的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在这篇论文的结束语中，范德提出：“可以认为，朝代并不是划分历史时期的令人满意的工具，朝代的名称及年代仅仅反映了一个皇朝统治的延续，并不一定说明所处社会的根本变化。然而，历代王朝创建确实往往与重大的社会变革相对应”。在这里，他充分说明了自己致力于明初历史研究的深意。
继承费正清等人重视第一手史料的做法，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范德开始将他的研究深入到法制史的领域。他从明代法律的原文入手，翻译和分析朱元璋关于社会秩序的一大批诏令文告，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明初立法与社会的论文，逐步形成了他对明代历史研究的一套完整的认知体系。
1988年, 范德提交台湾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的论文, 是《规范的国家：明代早期的社会立法》一文[9]。文中的前两部分论述了明代的创建以及朱元璋的儒士顾问们；第三部分述及明代法典：大明令和大明律；第四部分则分析了从明代法典中反映出来的社会蓝图；最后，他谈到明代法典的实施。全文旨在阐明明代法典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影响。事实上，范德所关注的不仅是社会，他在更早的时候已开始关注到法律中人的地位问题，撰写过《明代早期法律中人的地位》一文。[10]
1990年，范德发表了《明代开国皇帝的社会整合——作为权威功能的正统观念》[11]，这篇论文集中体现了范德对明初立法作用于整个社会的思想已经趋于完全成熟。在文中，范德再次指出了对明初历史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明朝的建立标志着蒙古统治之后汉民族统治的复兴；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具有极强有力的个性，他所创建的国家典章制度，富有其个人思想色彩；洪武时期是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和皇权达到高度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典章制度的影响深远，延伸至以下的五个世纪。由此，他认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鸦片战争前的传统中国，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产生自明初。因此，明王朝的建立留给中国的深刻印记，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他的论文首先探讨了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于政治思想方面做出的抉择，即理学正统地位的确认，揭示出明朝缔造者运用文化的影响力，创造了一个从属关系的体系。皇帝希望皇权超越于整个中国社会之上，从各方面反映出国家权力的多种特性。接着，他从皇权影响国家的五个方面来考察，即社会、行政、家族、乡村、宗教等五方面。他指出：第一，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皇帝是由上天选就，居于所有臣民之上；第二，在国家行政管理等级制度中，皇帝是国家官员之首，所有官员都必须服从于他；第三，在家族宗法等级制度中，皇帝是最高的家长形象，是臣民之父母和家庭德行的典范；第四，在乡村等级制度中，皇帝是立法者和裁决者，乡村基层行政必须寻求他的支持；第五，在宗教等级制度中，他是最高祭司，不仅是敬天的代表，而且控制了各种宗教学说。最终，范德归结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皇帝在各方面的权威，全都清楚地载入了王朝创建者的诏令文告之中。由此可见，范德的明史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归纳，同时，他的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也给我们以很多思考和启示。
《大明令：对明代早期社会立法的考察》一文[12]，是范德在以往对于明初诏令文告研究的基础上，对大明令所作的一个全面的考察，从而具体而系统地论证了明初统治者对社会的立法和控制。他首先考察了大明令的产生及其背景，并对明代重要法典大明令和大明律加以比较；随后, 展开了对大明令的全面分析，对条文中涉及的各类阶层人等进行了分类统计说明，并将大明令规定的行为管理分为6类：审判和处罚，政策和管理，礼仪，资源和税收，家庭和婚姻，流动和安全。并进一步加以详细分析论述，揭示出大明令体现的社会立法及其历史意义。最后，他指出：大明令的颁布，只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立法的开始，因此大明令为明朝后来制定的法律提供了一个衡量的基础。可以说这篇论文填补了对明初重要法典大明令的研究空白。
1993年8月，范德到西安参加“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题目是《朱元璋与中国文化的复兴——明朝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13]这篇论文更显示出他学术研究的宽阔视野。在文中，他着重指出，在蒙古人统治了近一百年之后，朱元璋开始着手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明初立法不仅强化与稳定了明朝的君主专制体制，而且在中国政治文化上投下了深深的印痕。在这里，范德将政治文化的概念引入了明史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深化了明初政治史的研究。
1995年，在发表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范德出版了《朱元璋与明初立法：蒙古统治之后中国社会的整合》（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The Reordering of Chinese Society Following the Era of Mongol Rule）一书[14]。这是范德对明初立法和社会关系方面研究的一个总结。在此书的序言中, 范德说道：如果说他研究明史的第一部书用了10年的时间，那么，第二部书则用了相当第一部书一倍的时间，即20年。由此可见，这部书是范德长期以来在明史领域进行学术探索与研究的重要结晶。全书分为7章，分别论述了朱元璋建立新王朝；朱元璋的救世思想和统治经验的学习；明王朝建立的新秩序；明初大诰的颁布以及王朝的危机；四部明代法典：大明令、皇明祖训、教民榜文、大明律的论述；明代汉族统治的恢复；明代的专制统治。书后附录有范德英译的《皇明祖训》、《大明令》、《教民榜文》全文，以及《大明律》全部目录。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位美国汉学家对明史史料掌握和运用的深厚功底。
范德对于明朝创建者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他在2006年还撰写了《国家的家长：朱元璋的理想社会秩序观》，提交给《明太祖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15]
通过多年研究，范德以丰厚的学养和广阔的视野阐述了他对明代历史奠基时期的整体看法，以及明朝建立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生活所具有的极为深远的影响。他的着作颇多创见，更在理论层次上给人以深刻启迪。
综上所述，范德的学术研究昭示我们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明代诏令文书的研究。诏令是古代王朝发布的“王言”，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诏书文告，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古代帝王以颁布诏令来治理国家。作为国家法令、行政命令文书，诏令文书的传达与贯彻执行，形成了古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形式。诏令与皇帝的权力体制紧密相连，对于国家运行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同样，对于国家与社会的深入探讨，也离不开对诏令文书的研究。明代诏令文书是明王朝276年间，各代帝王处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外交等有关国家大政的原始政务文书，内容涉及有明一代重大史事和典章制度，具有资料的原始性、内容的丰富性等特征，是国家治理方面最为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史料。特别是迄今为止明代档案存世已经不多、诏令类更是寥寥无几的情况下，诏令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毋庸置疑地对于明史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近年，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承担了院重点课题《明代诏令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从洪武朝卷开始，启动了对于明代诏令文书的系统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范德10多年前对于明初立法方面的开拓性研究成果，成为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必读。
（三）全球视野中的明史研究
在深入研究明史的过程中，范德还特别留意于人类文明史，这为他的中国史研究打开了一个全球视野。1977年，范德与戈文·韩布雷（Gavin R.G. Hambly）、大卫·考珀夫（David Kopf）、白朗·马歇尔（Byron K. Marshall）、戴乐（Romeyn Taylor）合着了《亚洲文明比较史》（Comparativ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in Asia）一书。[16]他们认为，有必要将中国与东亚的历史置于平行于其他亚洲区域史的背景之下，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这部书是成功的，在1986年再版。明显的是，这部书是受到西方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 ）的经典之作《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的启发而撰写的，在书中，他们同意麦氏书的前半部关于四大文明平行发展的论述，但是拒绝了麦氏书的后半部强调欧洲文明优越性的观点。
在《亚洲文明比较史》这部书中，范德是第一作者。他撰写了全书的导论，以及南亚哈拉帕文明、雅利安文明、世界帝国建立过程导言、印度教、早期近代帝国进程、明朝和清朝、衰落的历程导言、清朝的衰落、西欧在东南亚的统治、中国的海上整合、中国的分裂、东南亚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东南亚的变化、中国的变化等一系列章节。由此可见，他的研究范围之广和视野之宽，整个亚洲及其各国和地区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的聚焦点。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学识使他驾轻就熟地考察了以上一系列饶有趣味的专题。关于明史的研究，则成为这部文明比较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他对于中国明史研究的深厚基础，使得这部文明比较史中的中国部分显示出了研究的厚度。
20世纪80年代，明尼苏达大学成立了早期近代研究中心，将一批对世界不同地区有研究专长的西方史学家聚集在一起，开展了早期近代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比较和相互作用的历史研究，他们对欧洲中心论提出了挑战。范德立足于明史研究，以一个更加开阔的比较角度出发，从事他的学术研究。1987年，范德与罗斯·邓恩（Ross Dunn）等人合着了《世界历史：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链接》（A World History: Links Across Time and Place）一书。[17]他在多年为学生开设的世界史课程中，运用自如地从亚洲乃至全球的比较角度来认识中国历史，并在比较的大视野下，形成了对明史总体的看法。范德一直认为：“因为明朝是早期近代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和最富庶的国家和社会，所以明史研究在西方学者努力创造一个更平衡的历史观上起了重要作用”。[18] 他的研究，尤其是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明史研究，这种从世界文明高度对中华文明的宏观思考，为西方学术界开拓了分享中国“经验”的途径，同时也为中国同行提供了某些反思自身传统的参考框架。
1997年，范德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第49届会议”上作了题为“为什么作为一个朝代研究明代历史”的报告。[19]他从年代学、空间和理论三个范畴论述了明代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具体由四个方面加以阐述。他的主要观点有：第一，是在版图、制度和统治权力方面，明代与元代、清代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把三个朝代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时期，或者用”中国历史“来说明那段历史，是模糊了“中国”和“中国的”定义；第二，明朝是汉族统治者统治和控制的王朝，王朝建立者在中国内陆曾力图推进汉文化本体；第三，清朝时期在满族征服者统治的帝国里，汉人在两个多世纪中是被压抑的，这一情况使对中国国家特性的研究极大地复杂化了；第四，明代是作为满族征服前和西方侵入前的一段时期，因此，明代为我们提供了世界前近代史中一个相互比较和相互作用的典型的最佳研究领域。
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学者摒弃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从“西方中心论”向“中国中心观”转变，研究向中国内部纵深发展。30多年来，他们试图从中国内部研究中国，使研究稳步地深入进行。此后，从“中国中心观”到更为客观的世界体系的全球视野，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显着转变，范德的学术历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写照。正如他所说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美国人对历史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狭隘的欧洲中心论让位于全球观。在历史的讨论中曾经无一席之地的明史，现在作为早期现代历史中一个重要内容而得到关注。”[20] 他正是将明史置于全球体系之中以确定它的地位，评价它的作用，通过客观坚实的学术研究，以详细具体的研究为基础，为明代中国做出历史定位。他提醒学术界，明史对于理解世界早期现代史变得相当重要，要有全球的大视野，同时又不应只注意到社会长期发展趋势的研究，而忽视了社会历史阶段特殊性的研究。
从全球体系的观念出发，范德既注意到采用比较方法，对历史进行宏观考察，又强调对明朝历史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就这样，范德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佳境。这从两方面体现了出来：一是他对明史的研究推动了整体学术研究进展；二是整体学术研究的进展深化了局部的明史研究。
大视野给他的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前景。我们可以看到，在《朱元璋的明初立法：蒙古统治之后的中国社会整合》一书中，随处可见上下纵横比较方法的运用，不仅有中外纵横的比较，而且有前后王朝乃至现代的比较。能够如此游刃有余地运用比较方法，与范德宽阔的研究领域和广阔的研究视野有着密切关系。范德在明史领域建立起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解释体系，而正是这一点，奠定了范德作为明史研究开拓者的坚实基础。
（四）关于地方志图像学研究的新开拓
范德曾说：“当我40多年前学习中国史时，就经常考虑，一名在太平洋彼岸另一种文化中的学者，怎样能够对中国人感兴趣的学术研究做出贡献？我的回答始终是，一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史，最好的贡献是不同的视角”。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他对学术研究不断进取，保持着学术思想的常青，孜孜不倦地为明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在研究中,他提出了许多中国学者尚未涉及, 且相当有启发性的问题。其原因可能就是由于他从西方学者的角度、从整体世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文化的差异反而有助于他发现中国学者在熟悉的文化中容易忽视的问题。
与20世纪末以来学术日益精密化的发展方向同步，范德的学术研究显示出了新的走向。他发表了《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Picturing Ming China: A Study of Ming Dynasty Gazetteer Illustrations）一文，[21] 转向了明代方志插图的细致研究。而事实上，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已包括在他较早撰写的《明代城墙的等级》一文中。[22] 当我们向前追溯，范德从1967年已经开始关注明代地图，[23]近年的研究既是他以往研究工作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延续，又是他的研究领域转向地方社会的一种新的开拓。
范德把方志作为明代社会的窗口来看待，从明朝地方志的插图，也就是他所说的“视觉证据”这一独特视角出发，解读明帝国的全景图象。同时，他特别关注其中展现出的地方上的千差万别。他认为，明朝地方志中所命名的行政单元，是以一种等级制度安排的，首都——南京和北京在最上层，然后自上而下依次是省、府、州、县。他从收集到的大量明代方志的疆域图中，选择典型实例，力图说明明朝秩序的缔造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有序的世界，这是一个由明确的行政单元等级制统治的图景。进一步，他阐明的是，方志插图显示出一种汉文化在明帝国整个中原地带具有高度一致的整齐划一的特征：一个尊重学问，恪守礼仪，支持正统宗教的世界；在汉文化统治的边缘地带，也就是北方、沿海和西南边界，则另具特色，更多的考虑军事与安全。但他也举例说明，在边远地区的地图上标示的申明亭，表明了明朝向当地居民灌输汉族社会文化规范的努力。阅读他的这篇论文，感觉虽然他使用的材料是方志中的图像, 但讨论的却不是传统意义的出版史和方志编纂的问题, 而是明代社会文化史乃至明代历史的大问题。他在这里展现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视界。可以说作为一位美国学者，范德眼里的明代中国不是缩小了，而是更为拓展了。
事实上，世纪初，范德已经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明代方志图像学的学术论文，在此恕不一一介绍。[24]2003年夏，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三届亚洲学人国际会议”上，范德提供的论文标题是“作为文本、绘画和地图的插图：关于明代地方志图象的思考”，[25]这说明关于方志插图的研究，业已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一个长期规划，正在不断地推进之中。
重要的是，从范德对美国明史研究做出的贡献和带来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汉学的发展脉络和研究方向。
二、 对美国明史教学及史料学领域的贡献
在范德长达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曾担任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早期近代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开设有亚洲史、世界史、中国现代史等方面的课程，但他的学术研究重点，却是始终放在明史研究上。见过范德的中国学者，都对他纯正熟练的汉语留下了深刻印象。40多年的汉学教学和研究，使他不仅学术成就斐然，而且以明尼苏达大学为基地, 培养造就了一批明史研究的学者。其中，有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张哲郎，美国《明史研究》编辑、北伊利诺斯大学的安尼塔·安德鲁（Anita M. Andrew）等等。在1997年笔者访问明尼苏达大学时，看到在范德指导下的研究生中，有一些是美国人，而也有不少是从台湾和大陆去的中国人。
20世纪80年代, 为了明史教学和研究的需要，范德除了创办和编辑美国《明史研究》刊物以外，还加强基础资料建设，编纂学术工具书，为美国明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是开始有计划地出版关于明史的工具书。他主持编辑了一套《明史研究丛书》（Ming Studies Research Series），其宗旨是编辑出版明史教学和科研的辅助工具书，以便促进美国的明史教学和研究的发展。
《明史研究丛书》在80年代出版了两部：凯丝·哈瑟顿(Keith Hazelton)编《 中西日历对照表1341~1661年》（A Synchronic Chinese-Western Daily Calendar 1341-1661 A.D.1984），王查理（Richard T. Wang）编《 日本明史研究分类目录1961~1981年》（Ming Studies in Japan 1961-1981:A Classified Bibliography1961-1981.1985.）。到90年代，这项工作全面展开并进入高潮的标志，是范德与明尼苏达大学的另外两位明史教授戴乐（Romeyn Taylor）和安·沃特纳（Ann Waltner）合编的《明史研究指南》（Ming History: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Research）的出版，[26]这是一部西方学习和研究明史的必备工具书。
为了明史教学的需要，他还为研究生开设研讨班, 对学生进行鼓励和多方指导。他在研讨班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明清史专题、近代中国的地方体系、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史、比较早期近代史、东亚研究的范围与方法、中国法律史、编辑与出版等。《明史研究指南》一书，就是为明尼苏达大学研讨班课程而编辑的，当这部书出版的时候，这一课程由范德和戴乐在明大共同教授已有20多年的教学经验，安·沃特纳在80年代末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多年的教学实践，使这部书成为引导西方学生学习和研究明史入门最有利用价值的工具书。
这部书的一开始是导言，下面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常规实习，包括罗马化拼音、人名、地名、日历转换、官员和官衔、着作和编辑；第二部分是传统资料，包括总论、明史、明实录、大明会典、明朝法典、地方志、丛书、文集和笔记、经世文编、百科全书类史籍等；第三部分是当代学术，包括有关明史研究的杂志、西文文献、日文文献、中文文献、博士论文、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献资料；第四部分是文献词汇和注释，选取包括《明通鉴》、《明会
要》、《明史》、《明实录》、《皇明泳化类编》、《皇明制书》、《皇明诏令》、《明通鉴》、《明会要》、《震泽县志》等文献中的词汇，进行中译英，并加以注释；第五部分是文献实例分析，选取《明通鉴》、《明会要》、《明史》、《明太祖实录》、《皇明泳化类编》、《皇明制书》、《皇明诏令》、《震泽县志》等文献，进行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分析实习；第六部分是明史研究参考工具书，包括有手册、四角号码、英语拼音和汉语拼音转换表、明代度量衡表、明代统治年代表、明代地图等。从内容来看，这部书既对明史研究资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又充分考虑到了西方人学习和研究明史的特殊需要，极具实用价值。
正因为如此，虽然《明史研究指南》一书是明大开设研究生课程的教材和实习用书，但它既可作为汉学专业教材，又很适合西方明史研究者放在案头提供查考之用。可以说此书充分体现出了范德等美国中国学者在教学实践中贯彻学用结合的原则，为西方汉学教学所做出的可贵努力。
2008年，范德主编的《明史研究丛书》又出版了新的成果：即莎拉·施内温德（Sarah Schneewind）编《皇帝万岁：东亚历史600年中明代创建者的利用》（Long Live the Emperor! Uses of the Ming Founder across Six Centuries of East Asian History）; 和托马斯·尼米克（Thomas G. Nimick）《明代中国的地方行政：知县、知府和省级官员作用的变迁》（Local Administration in Ming China: The Changing Roles of Magistrates, Prefects, and Provincial Officials）。
目前，这套《明史研究丛书》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早期近代研究中心出版，范德是中心出版部的主管，也是这套丛书的主编，老当益壮的他在新世纪准备再次将明史研究推向高潮。
三、 对促进西方明史研究做出的贡献近40年来，范德教授孜孜致力于中国明史的教学和研究，成绩显着，而事实证明，他也长于学术组织，对于促进西方的明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创办专业刊物和创办专业学术组织两个方面。
（一）创办美国《明史研究》(Ming Studies)
1975年，范德开始创办了美国《明史研究》杂志，并担任编辑达10年之久，编辑出版了20 期。这份刊物虽然篇幅不大，但迄今为止，是美国乃至西方惟一的明史研究专业学术刊物。由范德主办的这份刊物，内容包括关于明史研究的论文、书评、以及明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信息。在1995年他倡导成立美国明史学会后，将《明史研究》作为会刊，继续出版，并担任主编直至2008年。正如范德所说：“杂志的出版对于明史研究贡献颇大，标志着美国明史研究走向成熟”。“杂志将美国明史专家聚集在一起，让他们与欧洲和亚洲的学者们进行交流”。 [27]美国与欧洲许多着名明史研究专家的论文在这一刊物上发表，例如达迪斯（John W. Dardess）等教授的明史研究专着出版前的一些前期研究成果，都是在《明史研究》上首先发表，并引起明史学界学人关注的。范德在《明史研究》上发表撰写的论文，如《明史的日程：探索15世纪》，[28]也发表明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信息，如与罗杰·福吉斯（Roger Des Forges）合写的《关于第五届明史国际会议的报告》，[29]是1993年西安召开的第五届明史国际研讨会的综述；他还翻译中国学者的文章，发表在《明史研究》上，例如郑天挺对于吴晗的纪念文章，[30]等等。当然，范德有关明史研究动态的论文绝不仅仅发表在《明史研究》上，例如1976年他的《明史研究的最新发展》一文，就发表在《亚洲思想与社会》杂志中。[31]
（二）创办美国明史研究学会(Society for Ming Studies)
多年以来，《明史研究》这一刊物的连续出版，对西方学术界明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作用体现在“非正式的一年一度的读者订户年会最终导致了明史研究学会于1995年成立”。[32]1995年，主要在范德的倡议下，成立了美国明史研究学会，范德被推举担任第一任会长。学会从属于美国研究亚洲、特别是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明史研究学会每年的年会与亚洲研究协会同期举行。
美国明史研究学会是海外明史研究领域成立的第二个专业学会，（另一个是日本明代史研究会），是西方明史研究学者的学术团体，学会的宗旨是促进美国的中国明史研究，支持有关明史研究的学术着作出版和推进明史研究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应该说, 通过学会联系西方的明史研究学者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对美国乃至西方的明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促进。
1999年，范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近年英语世界明史研究新趋向”专题报告中，[33]曾回顾了自己学习和从事中国明史研究的经历，他很有感触地特别指出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不同之处：“中国学者是在自己家中，研究工作是国家关注的中心，并且构成了任何一所大学历史系中的大多数，而且研究成果在出版的书刊杂志中占有优势；可惜的是，在欧洲和美国学术界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已不再被考虑为‘奇异的’，但仍然是边缘，是拥有相对很少资料的小部分学者在关心着。明史研究学者分散在占有优势的欧洲史和美国史专家组成的系里，美国明史研究学会的学者每年只召开一次会议，在一年一度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聚会。为了保持专业，我们必须与不了解中国的同事联系和工作，而即使他们知道明代的话，也只是青花瓷等。当与同事或者甚至是研究生谈到中国史时，必须准备使我们谈的与他们了解和关心的联系起来，这就意味着我们谈中国史时所用的词语是外国的”。鉴于这种状况，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在互相了解方面努力工作和交流信息。到目前为止，在美国，《明史研究》这一刊物起了重要的输送中国学术界信息的作用，他说在这方面还将做大量的工作。
此外，范德还曾多次组织学术研讨会。进入新世纪，在他的倡议下，2006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办、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早期近代史中心合作举办了《明太祖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范德曾建议组织编辑全球明史研究人名录，这是对于明史学界功德无量的事情。
结语
范德在明史研究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了40多年，明尼苏达大学的明史研究作为美国明史研究的中心, 范德功不可没。平心而论，苍天不负有心人，明史研究在美国和西方的发展，与范德的努力分不开。他本人不仅对美国明史研究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对西方明史研究也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2004年，为了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暨明史室成立50周年，范德特别撰写了《世界史中的明史研究》一文，[34]让我们有机会倾听了这位作为“他者”的汉学专家对西方明史研究趋势进行的客观评价。其中，范德着重思考了美国明史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发展历程。他认为，这个发展过程与美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对自己在世界中位置的认识方式，是大有关联的。他说在二十世纪，美国人的认识经历了从强调西欧重要性到强调全球联系的变化。回顾这一过程，他特别指出：“世纪初，明史研究在学术界还未占有一席之地，而至世纪末，明史不仅成为一引人瞩目的学术领域， 而且成为美国世界历史学科建设过程中一个重要内容”。在这种变化中，无疑有着范德等美国明史研究者的重要贡献。
一般认为，美国汉学具有两种方向，一是转向地方史，一是转向全球史。在范德长达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为明史研究与交流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范德的明史研究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强调明史在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认为研究中国，就应该对明代历史的特殊重要性有所认识；第二，侧重明代政治管理制度、法律体系与整个社会治理关系的研究，重建明代图像，并提出如果不研究明代历史，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第三，着重研究明代中国在亚洲文明史，乃至全球史中的作用与意义。
从两京制度的研究到明初立法的研究，从世界历史中的明史研究到地方史中的明史研究，在范德的治学路径中，清晰地反映出了美国汉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早在30多年前，费正清在为范德《明初两京制度》一书作序时，曾称范德为“明史研究新前沿的带头人”。时至今日，以其深厚的功力和全新的视野，应该说范德完全无愧于这一评价，他始终擅守着这一美誉。
发表于《海外中国学评论》第4辑，2012年
[1] 葡萄牙人是16世纪首先到达中国的西方人，他们留下的首批关于中国的记述，是关于汉学萌芽时期的珍贵记录，不容忽视。参见拙文《西方汉学萌芽时期——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记述》，《世界汉学》创刊号，1998年。
[2] Early Ming Government :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1976.
[3] 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本。
[4] 华绘《明代定都南北两京的经过》，《禹贡半月刊》二卷十一期，1935年2月。
[5] 吴晗《明代靖难之役和国都北迁》，《清华学报》十卷四期，1935年10月。
[6] 郑天挺《明清的‘两京’》，《周论》一卷四期，1948年2月。
[7] 姜永琳译，《明史研究》第4辑，黄山书社。
[8]王占梅、蔡丽文译，收入《明清史国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9] The Prescriptive State: Social Legislatio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0] The Status of the Person in Early Ming Law,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1 (1985): 73-80.
[11] 原文载〔美〕刘广京编《中华帝国晚期的正统观念》一书， Kwang-ching Liu, e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03-125. 万明译文刊于《明史研究》第5辑,黄山书社1997年。
[12] The Great Ming Commandment: An Inquiry into Early-Ming Social Legislation, Asia Major, Princeton University,1993.
[13] 收入张中政编《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明史论文集》，黄山书社1994年。
[14]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The Reordering of Chinese Society Following the Era of Mongol Rule, E.J.Brill, Leiden·New York·Koln，1995.
[15] “Patriarchy in One Country: Zhu Yuanzhang’s Concept of the Ideal Social Order,” Conference on “Ming Taizu and His Times,” Hong Kong, March, 2006.
[16] Comparativ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in Asia. An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2 Vol.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7; Paperback,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6.
[17] A World History: Links Across Time and Place. Evanston: McDougal Littell, 1987.
[18] 参见拙文《第49届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暨美国明史学会年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7期。
[19] “Why Study the Ming as a Dynasty?,”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Chicago, 1997。参见拙文《第49届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暨美国明史学会年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7期。
[20]范德撰，房琴译《世界史中的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黄山书社2004年。
[21] 吴莉苇译，《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第二卷，2000年。
[22] “The hierarchy of Ming city walls,” Chapter 15 in James D. Tracy, ed., City Walls: The Urban Enceinte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61-487.
[23] 范德与凯塞勒（L. Kessler）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Ming ti-li chih-t'u (Historical Map of Ming China)，Taipei, 1967.
[24] “Portraits of Places: The Ming Empire Seen Through Gazetteer Illustrations,” paper read at the Midwest Conference on Asian Affairs, Bloomington, Indiana, October, 2000；“On Ming Gazetteers: Picturing Empire From the Bottom Up,” paper read to faculty seminar, History Departmen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June 2001；“Ming China in Pictures: The Empire Seen Through Gazetteer Illustrations,” paper read in Research Seminar Serie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October, 2001.
[25] “Illustration as Text, as Painting and as Map: Some Thoughts about Ming Gazetteer Images,” ICAS3 Conference, Singapore, August 2003.
[26] Ming History: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Research. Ming Studies Research Series Number 3. Minneapolis: Center for Early Modern History, 1994.
[27] 《世界史中的明史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
[28] An Agenda for Ming History: Explo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Ming Studies, 26 (1988): 1-17.
[29] “Report on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ng History” (Xi’an, August 1993), Ming Studies, 33(August 1994): 56-76.
[30]Zheng Tianting, “A Learned, Able, Spirited Historian: In Memory of Comrade Wu Han,” Ming Studies, 11 (1980): 23-26.
[31]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ing Studies”, 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 2.2 (1976): 131-143.
[32] 《世界史中的明史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
[33] “Ming History From Afar: Comments on Recent English Language Scholarship”，万明译《近年英语世界明史研究新趋向》，《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期。
[34] 范德撰，房琴译《世界史中的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黄山书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