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张献忠-“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新农民战争史”的提出

农民战争是长时期、结构性地影响中国历史整体进程的重大因素之一。不过在传统社会正史修撰中，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农民军（其实其原先身份并非一定是农民，还包括其他一些社会下层民众甚至知识分子）被视为“贼”、“寇”，被认为是社会祸乱之源。上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新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开启了“史界革命”、“新史学”之先声。他指出旧史存有“四弊”，前二者即分别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体而不知有群体。”此后史学界开始注重农民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不过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并存之态势，使史学界对农民战争之研究并未着力很多，评价亦不甚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作为工人的同盟军，在抗日战争和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地位大为提高。延安时期，毛泽东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历史上农民作用进行了一系列的阐述，甚至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的政治文件。建国之后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研究便在毛泽东观点的指导下，全面开展起来的。“文革”之前，农战史研究在“极左”史学思潮与历史主义的影响下，虽然不时摇摆，但仍取得了客观的成绩。“文革”中，极左史学思潮达到极致，历史已完全为现实所用。“文革”后，廓清了极左史学思潮的影响，农战史研究进入了高峰时期。近年来随着时代背景与学术理路的转变，却又趋向冷寂。
明末农民战争声势浩大、作用显着，《明史》特开《流贼传》以纪之。加之史料众多，成为农战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明末两支农民军其中一支的领袖，张献忠与其所建立的大西政权也很受关注。与农战史发展脉络一样，张献忠研究也呈现了由热至冷的变化，受到政治气候与学术理路变化的影响很大。
上世纪80年代张献忠研究处于热潮时，学界已开始对张献忠研究展开回顾。李晟文《张献忠农民起义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综述了张献忠研究的历程，重点总结了关于张献忠“屠蜀”与“降明”两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综述也相应总结了张献忠的研究。如孙祚民《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史杂志》1987年第6期）、屈小强《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动向——第二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史杂志》1987年第6期）、冯佐哲《日本史学会明末农战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
本文在全面梳理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张献忠研究的基础上，对张献忠研究的问题意识、史学理论展开分析展开分析，并探讨其后时代、学术背景，指出这种研究的利弊得失。在此基础上，尝试对中国古代农战史研究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行初步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的一些可能。
一、建国前后张献忠研究的起步与观念的大转变受到新史学开始注重下层群体的影响，上世纪初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已开始研究。对于张献忠的研究从二、三十年代便已开始。不过在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史学界仍称张献忠为“贼”、“匪”，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单一。在观点上，继承清初史籍所载张献忠“屠蜀”的说法，从道德立场出发，对张献忠所造成的四川惨剧大加鞭挞。参见以下论着：肖一山《清代通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于飞《关于张献忠的材料》（《民俗》第90期，1929年）、吴品今《中国历代匪乱之鸟瞰（6）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起义》（《汗血月刊》1933年第1卷第1期）、夏雍（吴承仕）《张献忠究竟杀了若干人》（《盍旦》创刊号，1934年）、萧远健《张献忠屠川考略》（《师大月刊》第18期，1935年）、王璞《张献忠在蜀二三事》（《人物杂志》1947年第2卷第2 期）、王璞《造成张献忠乱蜀的政治环境》（《唯民周刊》1946年6月11日）、商韬等《关于“湖广填四川”》（《大公报》1949年1月18日）。除却这一问题，徐宗泽《张献忠入川与耶稣会士》（《东方杂志》第43卷第13期，1947年）首次考察了张献忠在四川时期与耶稣会士的交往及对西方科技的兴趣。李文治发表两篇论文：《李自成与张献忠部众归明考》（《中央日报》1946年5月28日）、《李自成与张献忠余党的复国运动》（《中央日报》1946年6月25日），虽非对张献忠所展开的研究，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仍起到了为张献忠大西军张目之作用。
建国以后，随着政权的更迭，意识形态的变化，农民作为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吸引了史学界的关注。在毛泽东一系列农民战争史命题的指导与启发下，史学界全面展开对中国古代农战史的热议，观念也完全变化。张献忠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曾在建国前创作《明季奴变考》的谢国祯先生撰《农民起义与张献忠》（《历史教学》1952年第2期）一文，首次提出张献忠并“不妄杀”，杀的都是与农民军对立的“豪绅地主阶级”，这引起了后者的仇视，故加以诬蔑。陈登原《关于张献忠“屠僇生民”的辨正》（《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认为张献忠并不乐于杀人，所谓“屠僇生民，靡有孑遗”的说法并不准确。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考证了《明史·张献忠传》的史料来源，认为其所据王鸿绪《明史稿》、吴伟业《绥寇纪略》、毛奇龄《后鉴录》、冯苏《见闻随笔》或为迎合清朝统治者，或出于自身遭际与立场，将清军、“摇黄”屠杀四川之事挪移于张献忠身上。而能反映真相的欧阳直《蜀乱》诸书在“文字狱”的压力下，却未能流传，后世存本也皆经删改，不复原貌。客观记载张献忠在蜀事迹且目前保存下来的史籍是曾从鲁王抗清的查继佐所撰《罪惟录·张献忠传》。在这篇传记中，查继佐记载了张献忠在蜀三次杀人事件，所杀分别为蜀王、割据对抗之地主绅士、联络清军之士人。作者还在明末清初史籍中找到大量清军与摇黄土军杀戮川人的记载。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明末至康熙年间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是明军、清军、摇黄、吴三桂军的杀戮。清朝统治者却将人口减少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张献忠身上。该文首次详细考察了张献忠屠蜀说法的源流，颇有启示意义，不过并未考察全部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说服力相应有所局限。袁庭栋《关于张献忠杀人问题的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利用清初部分史料与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指出张献忠大西军有纪律，不乱杀人，但由于方法或策略上的缺点，出现打击面过宽、处理方法粗糙的问题，但这都是个别的、很少数的情况。对待广大人民，以兄弟相待。
在当时极左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张献忠研究中也出现了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刻意为农民军辩护的倾向。比如有些研究便认为张献忠并不杀人。部分站在历史主义立场上的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驳正。如陈波《张献忠不杀人辨》（《人民日报》1962年5月10日）。
受到大陆农战史研究的影响，台湾史学界也开始关注张献忠研究，且观点有所变化。李光涛《张献忠史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5本，1954年）认为张献忠在蜀虽曾杀过许多人，不过清人将所有杀人事件皆委之献忠，并虚张其数，与事实不符。
从建国至“文革”爆发前，张献忠研究成果较多，除屠蜀问题外，其他问题也开始有所涉及。董玉瑛《有关明末农民起义军流动作战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5年11月号）注意到了张献忠大西军流动作战的战术特点及其军事胜利。江流《张献忠攻克武昌的真实情况怎样》（《历史教学》1962年第6期）讨论了张献忠攻克武昌的经过。李文治《晚明统治阶级的投降清朝及农民起义军的反清斗争》（《进步日报》1952年1月10日）论述了张献忠及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方福仁《李自成张献忠两军关系考辨》（《光明日报》1963年1月30日）认为李自成、张献忠率领两大农民军，分别在南北不同地区作战，互相声援，共同与明清政权作战。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第一部张献忠研究的专着——袁定基《张献忠》(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华书局，1963年)，全面梳理了张献忠从参加起义到建立政权，直到最后失败的历史。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对张献忠大西军论述较少，指出张献忠“天性嗜杀”的说法是清朝统治者的诬蔑。在郑天挺先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成第一部明末农民起义史料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2年）。1957年，该书进一步扩充了史料，出版了新版——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7年第2版），搜录了部分与张献忠大西政权有关之史料。大西政权文物出土也有助于了解大西政权的具体情况。如袁炎兴《张献忠大顺三年铜镜》（《文物》1960年第1期）。关于张献忠的传说也开始得到搜集与整理，如李宗荣等整理《张献忠的传说》（《民间文学》1960年第8、9 期）。
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张献忠的深入研究
“文革”期间，极左史学思潮完全占据了史学研究的阵地，史学成为现实的附庸。同样是明末农民战争的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的历史地位却发生了不同变化。李自成被推崇为坚定走反孔主义路线的英雄，张献忠则由于谷城“降明”的问题，被认为“犯有严重路线错误”，相关研究更是无从开展。
“文革”后，廓清了极左史学思潮后，史学研究逐渐步入了正规，在农民战争研究问题上，学界还反思了“文革”前历史主义观念下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农民起义的评价更为客观与公允。张献忠研究领域也呈现了相应的变化，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在这一时期，除了张献忠屠蜀被热议外，其他问题开始得到更多的讨论，显示出张献忠研究逐渐走向深入。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颇有争议的话题——谷城“降明”事件。其实张献忠“真降”或“伪降”，对于理解明末农民战争，并无太多的实际意义。建国前后，这也不是一个“问题”。不过毛泽东曾指出真正的农民军领袖不会投降，此后直到文革结束之前，农战史学界一直遵循这个观点。文革结束后，史学界在反思过程中，也开始对这一“命题”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才凸显出来。多数学者通过对张献忠“受抚”后做法的考察，认为张献忠属于“伪降”。 持这一观点的有樊树志《关于张献忠谷城伪降问题》（《复旦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邓速《张献忠谷城投降驳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田培栋《怎样看待张献忠在谷城的“伪降”问题？》（《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傅玉璋《关于张献忠降明问题》（《文史哲》1980年第2期）、张显清《张献忠“谷城受抚”评析》（《明史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1年）。不过邓亚增《从大西政权的封建性质看张献忠的悲剧》（《绵阳市地方史志学会通讯》1987年第4期）、钟友铭《张献忠悲剧浅析》（《绵阳市地方史志学会通讯》1987年第4期）认为张献忠降明是从免死出发，以投机为目的，在农民军中影响恶劣。
关于张献忠生平、个性，主要有以下三篇论文。黎邦正《浅谈张献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全面考察了张献忠的作战方式、政权建立与其杀人问题。王纲《张献忠名号、籍贯和年龄小考》（《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考察了相关问题。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辨》（《张献忠在四川》，1981年）对张献忠个性与能力在其成为明末农民战争领袖所扮演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张献忠大西军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纵横南北数省，对这一作战过程进行研究的论文如下：孙祚民《张献忠智歼明督军杨嗣昌的斗争》（《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张云侠《张献忠三次入川述论》（《张献忠在四川》）、王纲《张献忠入川作战不是两次而是五次》（《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田尚《明末农民起义军初期入川作战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6期）、王纲《再谈张献忠入川作战次数问题——答田尚同志》（《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2期）、刘长荣、濮实《张献忠在绵阳地区的军事斗争》（《张献忠在四川》）、王纲《张献忠在安徽的重要战绩述论》（《江淮论坛》1981年第5期）、邹时炎《张献忠在湖北地区活动考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复刊号）、田培栋《对张献忠在湖广活动的评价》（《西安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周世昌《张献忠袭取襄阳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王纲《张献忠在湖南作战史迹述略》（《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2期）、单文彬《张献忠进军江西初探》（《江西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张献忠大西军在与明清官军作战的过程中，取得不少经典性的军事胜利，显示出张献忠大西军掌握了成熟的战略、战术。孙祚民《我国杰出的农民革命军事家——张献忠——谈谈张献忠与〈兵法〉》（《张献忠在四川》）指出张献忠在谷城时，曾学习《孙子兵法》，灵活地将其运用至战略、战术，尤其快速流动作战成为其制胜的重要原因。袁庭栋《关于张献忠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问题》（《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在肯定了大西军“以走致敌”所取得的军事胜利的同时，又指出缺乏根据地建设与经济基础是大西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袁庭栋《论张献忠的军事艺术及其杰出成就》（《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2辑，1982年）从大西军编制、行军、宿营、侦察、作战、攻城、训练、休整、作风、指挥等十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张献忠的军事才能与成就。王纲《大西农民军的组织纪律及其战术特点??读史札记》（《延安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考察了大西军的组织编制与发展规模、兵种与训练及纪律与战术。
张献忠鉴于长期流动作战所产生的不利情况，曾经尝试在湖广建立政权。陈权清《张献忠在湖南建立政权的尝试》（《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5期）考察了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开始转变“流寇主义”的观念，尝试在湖南建立政权的历史。杨济坤《大西政权建立日期小议》（《南充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认为大西政权建立于1644年8月15日。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辨》（《张献忠在四川》）考察了大西政权机构设置、开科取士、设局铸钱、行保甲法及招抚边疆土酋的情况。王纲《大西农民军与西南各族人民的关系》（《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指出大西军于顺治二年曾平定云南沙定洲叛乱，并发展云贵地区的经济生产。与主流看法认为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是一个反封建政权不同的是，邓亚曾《从大西政权的封建性质看张献忠的悲剧》（《绵阳市地方史志学会通讯》1987年第4期）认为大西政权的封建性质是其灭亡的原因之一。
明末农民军队伍由最初的“十三家”，逐渐合并为李自成大顺军、张献忠大西军两支军队，一南一北，分别与明清官军作战。关于这两支军队的关系，方福仁曾提出二者一直团结合作的结论，并撰《李自成张献忠永宁会师考实》（《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具体考察了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在永宁会师的经过，指出永宁会师显示出两支农民军的合作道路。袁庭栋《论明末李自成与张献忠两支农民军的关系——兼与方福仁同志商榷》则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李自成、张献忠在独立作战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沿着合作——分裂——对峙——冲突这样一条道路发展，这也是明末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郑定理《论张献忠和李自成在四川的争夺与大西政权的崩溃》（《绵阳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也持相似的观点。
这一时期张献忠研究的核心问题仍是屠蜀真相。一些学者仍持张献忠并未杀戮民众的观点。胡昭曦《“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考察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湖广人移民四川的历史过程，从侧面论证了张献忠并未屠杀民众。所谓张献忠屠蜀引发“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杨济堃《张献忠屠蜀还是明清统治阶级屠蜀》（《张献忠在四川》）认为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是明清官军杀戮。王纲《“湖广填四川”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张献忠在四川》）认为清前期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是明清官军，及吴三桂军队的作战与杀戮。天灾瘟疫也是一项因素。孙祚民《张献忠“屠蜀”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4期）依据《续绥寇纪略》与《蜀难续略》的记载，认为张献忠所杀主要是宗室、官僚与地主武装，并未杀戮民众。“青羊宫事件”中大西军杀戮士子的原因是后者的反扑。杨济堃《对张献忠“杀戳士子”的探讨：兼与孙祚民同志商榷》（《南充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对上文青羊宫事件结论提出质疑，并通过考察清初史籍、方志，发现青羊宫事件期间，大西政权还曾举行科举，地方志也皆未载屠士子之事，故青羊宫事件为虚构。青羊宫杀士事件的争议引起了学界对张献忠与士人关系的注意。顾诚《张献忠与知识分子》（《张献忠在四川》）全面梳理了张献忠与士人的关系。认为在明末农民军中，张献忠最早吸收士人，并向其学习《孙子兵法》，并以士人充任军师之职。在河南、湖广，以及进入四川的初期，对士绅都较礼遇，吸收其进入农民政权。此后与四川士人关系的恶化源于四川士人对大西政权的敌视与破坏，张献忠屠杀士子也存在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不过一些学者开始指出张献忠确曾屠杀过民众。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辨》认为清初人口减少的原因是饥荒、疫疠。张献忠屠城、杀士子是为防其与其他势力联合，杀民众与自相残杀，有取粮、节粮的考虑。1980年3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在成都召开“张献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张献忠屠蜀真相。会后结集出版了《张献忠在四川》，收录论文13篇，其中关于张献忠屠蜀者6篇。除上引两篇论文外，田培栋《对张献忠“屠蜀”应重新予以评价》（《张献忠在四川》）接受了清初史籍的观点，认为张献忠由于农民思想意识的局限性，确实屠杀过士子、降卒，甚至自相残杀。孙达人《张献忠“屠蜀”的真相——试论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张献忠在四川》）分三个时期考察了张献忠屠蜀的真相。在顺治元年正月入川到八月建立大西政权的第一时期内，张献忠提出并贯彻了“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则老弱不留”的攻城政策，对一些顽抗地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不过在成都“大杀三日”的说法纯属诬枉。从建立大西政权到顺治二年十月的第二个时期，大西军仅对宗室、官绅与逃遁山中者加以镇压，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从顺治二年十月到顺治三年十一月最后一个时期内，由于大西政权坚持反封建的方针，归顺官员多次反复，也多次发生针对大西政权官员的杀害事件，张献忠实行“除城尽剿”政策，并开“特科”以杀士子，甚至屠城，以维护政权。不过清初史籍记载的数量与程度往往有所夸大。张献忠的屠杀政策并未稳固大西政权，反而使其失去了基础，直接导致了其迅速失败。这篇论文对现有史料进行了仔细的辨析，分阶段详细考证，是一篇值得借重的论文。以下论文也皆持张献忠杀戮民众的观点。管维良《张献忠的屠杀政策与大西政权的失败：读〈圣教入川记〉等有感》（《重庆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邓亚增《从大西政权的封建性质看张献忠的悲剧》、钟友铭《张献忠悲剧浅析》、李三谋《明末大西军在四川“屠戮生民”之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阮明道《张献忠及其大西军在川北活动的几个问题》（《南充师院学报》1988年第3期）。
关于张献忠牺牲说法与地点，有多篇论文讨论。刘德鸿《张献忠之死》（《延安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考察了清初史籍所载张献忠牺牲的多种说法，最后指出张献忠是为清军所杀。关于张献忠牺牲地，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即在西充县西南凤凰山。这方面的论文有：王纲《张献忠牺牲的地点》（《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高翔《张献忠究竟牺牲在何地？》（《历史知识》1985年第2期）、李廷毛《张献忠殉难地——凤凰山》（《四川文物》1989年第3期）、李仲华《张献忠殉难西充凤凰山》（《文史杂志》1987年第4期）。
关于张献忠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田培栋《对张献忠“屠蜀”应重新予以评价》（《张献忠在四川》）认为张献忠占据四川之后，将李自成作为重要敌人，于川北重点防御，两支农民军之间的敌对与作战使张献忠未能趁机消灭四川敌对势力，导致了此后的孤立局面。张云侠《张献忠三次入川述论》认为张献忠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有四个，一是屠杀政策使其逐渐丧失统治基础，二是错误地将李自成当作主要敌人，三是流动作战，缺乏统治基础，四是粮食匮乏。
关于张献忠与西方自然科学的关系，张显清《张献忠与西方自然科学：读〈圣教入川记〉》（《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3辑，1981年）依据《圣教入川记》，指出张献忠向耶稣会士学习包括数学、天文历法、世界地理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戴执礼《张献忠对待西洋科学技术的态度》（《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也考察了这一情况。
这一时期开始纠正文革以来对张献忠大西军地位、作用加以贬低的倾向，这方面的论文有《四川讨论张献忠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谈农民战争中的平等思想》（《光明日报》1980年7月20日）、唐宇元《论张献忠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2辑，1981年）、王纲《论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南充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李殿元《张献忠事迹与作用述略》（《西华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并在对比李自成、张献忠二人的基础上，对“扬李贬张”观念进行了纠正。如王纲《“李自成领导明末农民起义”商榷》（《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姜晓平《李自成、张献忠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作用比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任乃强《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对记载张献忠的主要史料进行了梳理与分类，对不同史籍作者、背景、内容与价值都进行了交待，对于深入开展张献忠研究，是非常有用的一篇指南。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也搜录了一节张献忠料。不断出土的大西政权文物，也提供了越来越多关于张献忠大西军的信息。如李承祥《谈张献忠时期的一部蜀刻书（〈华岳全集〉十三卷）》（《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胡昭曦《四川地区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些碑石》（《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蒋志《从张献忠〈圣谕碑〉看大西政权的失败》（《绵阳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李恒贤《从大顺年号镜浅谈对张献忠的历史评价》（《南方文物》1981年第1期）、苏成纪《张献忠大顺三年铜镜》（《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赵树中《张献忠“大顺赤金”戒指》（《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滕绍箴《“锦江埋银”质疑》（《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4期）、薛玉树《也谈张献忠大顺通宝》（《中国钱币》1985年第2期）、《张献忠与梓潼大庙》（《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
随着张献忠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对张献忠大西政权历史进行整体论述的专着陆续问世。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以更为丰富的史料辨析了张献忠屠蜀真相。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袁永《张献忠与大西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都全面论述了张献忠农民军从陕北转战全国，建立大西政权，最后失败的历史。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胡允恭《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7年）偏重于论述李自成农民军的历史，但仍用一定篇幅论述了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历史。这些论着都坚持张献忠谷城伪降、并未妄杀川民的观点，顾诚还提出四川人口减少的一个原因是虎害。
三、张献忠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的可能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史学界也经历了学术理路的转变，大量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催生了众多新的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战史研究却由一度繁盛之“显学”骤然转冷，时至今日，几乎达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体现在张献忠研究上，不仅研究成果数量甚少，而且并未有新的问题意识产生，研究水平也基本停留在原地。
以下论文考察了张献忠大西军的军事活动。陈致远《张献忠军在常德活动考——兼考张献忠未掘杨嗣昌祖墓》（《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陈致远《掘杨嗣昌祖墓非张献忠所为考》（《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滕新才《从“吊何承光寺碑”看张献忠入峡作战》（《文史杂志》1999年第4期）、滕新才、甘立明《“圆盘计划”与张献忠土地岭大捷》（《文史杂志》2001年第3期）、滕新才《张献忠三峡战事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滕新才《张献忠“以走致敌”与黄陵城大捷》（《文史杂志》2002年第6期）。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两部张献忠研究专着：余同元《历史争议人物张献忠》（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王兴亚《狡黠的张献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都认为张献忠在四川实行了一些屠杀。一些随笔式的文章则批评得更为严厉。张宏杰《农民起义书写了怎样的历史——以张献忠为例》（《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0期）、章夫《张献忠成都屠城的历史路径》（《成败——甲申360年祭》，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吴蔚《话说张献忠“屠”四川》（《龙门阵》2006年第11期）。王春瑜《李自成张献忠与传教士》（《文史知识》1999年第3期）指出李自成、张献忠并不排斥传教士，拒绝西方文化。
关于张献忠的文献、文物仍在不断发现与公开。胡昭曦《巴蜀历史文化论集》（巴蜀书社，2002年）其中一章《有关张献忠起义的新见史料》引人注意。盛观熙《张献忠“西王赏功”钱说略》（《安徽钱币》1995年第2期）与方明、吴天文《彭山江口镇岷江和岛出土明代银锭——兼论张献忠江口沉银》（《四川文物》2006年第4期）则是两篇介绍大西政权文物的论文。陈学霖《传教士对张献忠据蜀称王的记载：〈圣教入川记〉的宗教与文化观点》（《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2辑，2011年）则提出应充分重视《圣教入川记》史料的原始性与客观性。
回顾近百年张献忠研究的历史，颇有沧海桑田、恍如梦境之感。张献忠之是非功过、历史褒贬、冷热温暖在百年过程中，经历了几多变化，也不禁引起我们的思考。建国之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张献忠研究的一度热潮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政治气候与意识形态的推动，故而随着时代、学术的变化，荣光不再，不过目前寥无人迹的局面也同样是不正常的，不利于史学整体发展的。
农战史之所以体现了从热至冷的骤变，主要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是随着国外史学观念的不断输入，大量新课题、新领域不断涌现，抢占了农战史研究的市场。另一个原因是之前的农战史研究多少都带有政治的影响，甚至存在较为严重的教条化、僵化、“以论代史”的问题。目前农战史研究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农民战争作为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的全局性问题，对其忽视会造成历史研究的缺环，其他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皆无法得到真正深入地解决。但如果仍然延续以往的研究方式，会重新陷入自说自话的怪圈。随着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人民群体的生活日益提高，但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中存在诸多不和谐的因素。如何避免群体暴动事件的再次发生，维护社会稳定，也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总之，无论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还是现实稳定的角度，对农战史重新展开研究是十分迫切的事情。时代呼唤“新农民战争史”的开展。
所谓“新农民战争史”，是指在广泛搜集、整理、考证农战史史料的基础上，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多学科的方法，运用至农战史研究的各种领域，以促进新理论、新命题的出现与开展，以期揭示农民战争与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整体关系。
仍以张献忠研究为例。到目前为止，虽然张献忠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选题较为集中，基本局限在张献忠屠蜀真相、谷城降明及其他大西军战术、大西政权建设及其失败等一些比较表层的问题上，尚缺乏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将张献忠置于明末时代背景下，综合考虑的研究成果。比如关于张献忠起义的原因，一直只是放在明末农民战争起因下一同论述。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原因，所有着作几乎都是罗列政治腐败、赋税沉重、地主阶级压迫、灾荒不断等，已经形成一种十分刻板的教条化论述。其实明末陕北农民战争的爆发与榆林镇军事经营有密切的关系。
明末农民战争领袖多为榆林镇人氏，多有参军或驿卒的经历，为何是这一地区、这一身份的人成为了揭竿而起者，成为了农民军的领袖？这反映了明末陕北社会人口构成的什么状况与什么特点，这一情况又源于何处？大量具有军事，或准军事经历的人成为明末农民军的骨干力量，这对明末农民战争的方式、性质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显然，这些都是极其重要且并非空想的问题。这些通过与明中后期以来的陕北历史相联系，便可找出解决问题的线索。成化年间，明朝在榆林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此后逐渐完善。不过由于陕北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条件落后，导致榆林镇一直处于财政匮乏的状态。嘉靖年间兵部职方司主事许论撰《九边图论》，便认为榆林镇最大的问题便是财政。万历年间，已有官员指出如果再不解决陕北的财政问题，这一地区将成祸乱之地。事实也不幸应验。因此，对明末包括张献忠起义在内的农民战争爆发原因的讨论，便可以引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考察明末榆林生态环境、经济条件、社会结构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研究模式不妨可以称作“区域农战史”研究。这将会大为改变此前农战史研究过于强调从国家的视角，“自上而下”进行研究，忽视农民战争于地方社会关系的局面，从而增加“自下而上”的角度，将研究引向具体与深入。
再比如屠蜀问题，目前研究已经揭示了各种势力在四川都进行了屠杀行为。那么，这种屠杀行为对四川造成了什么影响，屠杀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清初史籍会对张献忠屠蜀有如此繁多、详细、生动的记载？张献忠杀人与其幼年经历、精神状态有无关系。这些都是深入下去会有巨大收获的问题。
总之，目前包括张献忠研究在内的中国农战史研究，迫切需要回归学术本身，严格依据史料，利用多学科的视角方法，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如果这样的研究能够开展的话，将是大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农战史研究，是“新农民战争史”研究，农战史研究的重新繁荣也便可以预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