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贺钦之学与成化弘治间的学术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黄宗羲-贺钦之学与成化弘治间的学术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贺钦之学与成化弘治间的学术
明代辽东人而被称为理学家者，唯贺钦一人而已。他曾问学于白沙陈献章，故明代的记载往往将其与白沙相联系，黄宗羲亦将其归入《白沙学案》中叙述[1]。然贺钦虽以献章为师，但其学却与白沙之学有所不同，较多地体现了传统的学术观点。此现象反映了成化、弘治时期大多数学者共有的特点，即在新旧之间辗转与探索。
一、贺钦的离职与乡居
贺钦（1436－1510），字克恭，号医闾，世称医闾先生，辽东都司广宁后屯卫籍[2]。景泰七年（1456），贺钦二十岁时参加山东布政司乡试，以第二名的成绩中举[3]；成化二年（1466）中进士。次年二月被选为户科给事中[4]，一直到成化四年（1468）九月离职回卫，其职务始终没有变动。贺钦离职后始终没有再出仕，平静地过着乡居生活，直至正德五年（1510）十二月去世。因此，他的一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关于贺钦生平记录，自明代起至《明史》修成，期间为贺钦立传的史书甚伙，目前可见最早之贺钦传记，当属他的朋友潘辰播为他撰写的《医闾先生墓志铭》[5]。这篇《墓志铭》以贺钦弟子胡深所述《行状》为基础，详细叙述了贺钦的履历及其学术。其他传记虽于贺钦的学术各有评述，但丰富性均未出该《铭》之右。我们本节拟不缕述其行实，只就其离职原因和乡居状态进行叙述，此二者我们认为较能体现他的追求和学术。
??关于贺钦的离职原因。
贺钦自中进士至离职，仅有二年多的时间，他的主动离职引起当时及后人的关注。
明代人普遍认为，贺钦之离职与其思想受到陈献章的影响有关。如李贽说贺钦“见白沙论学，叹曰：至性不显，宝藏犹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为用？即日上疏辞官去”[6]。这类记载，细节上未必皆合史实，但大体上道出了贺钦初遇白沙之学的反应。白沙虽不承认是自己影响了贺钦的选择，但攻击白沙者仍然认为贺钦之离职是白沙“率人于伪，牵连而不仕”的证据[7]。其时，贺钦已闻白沙“为己端默之旨”，并笃信不疑，于是“澹然于富贵”，[8]去就之间，自不会有更多犹豫。另外，从贺钦对白沙的信服程度看，白沙的思想至少应该对贺钦的决定有推动作用。
但决定性的原因则不在此。
与贺钦同科的章懋曾记载说，贺钦对任给事中很不情愿，“陈士贤初擢御史，贺克恭初擢给事中，皆辞不愿受，以难尽其职也，皆至于哭，后二公竟做出好来”[9]。可见贺钦对此职颇有些敬畏，他曾对家人说：“是官非窃禄者可得，其职岂可苟安！”[10]在这样的状态下，贺钦写出在当时很有些反响的《应天以实疏》和《自劾疏》[11]。成化四年（1468）自春至夏亢旱，礼部具状乞修省，贺钦于是上《应天以实疏》对官场敷衍怠惰之风进行明确批评，言辞犀利，锋芒毕露。显示出一位言官的高度责任感。
但疏未被采纳。史载，贺钦上疏一个月后，即成化四年六月，贺钦请病假休息，“以弗能谨疾得患风湿等病，调理三月”[12]，“先生复以言官旷职召灾，自劾求退，虽不得请，而去志决矣。”[13]同年底回到辽东。贺钦自己对决定其去志的原因有过明确的表述：“三十二即以病告归者，非不乐仕也，盖不得其言则去，儒者进退之道固如是也”[14]。所谓“道不合则去之”，说得直白些，就是对朝政的失望。
贺钦受职时对言官之职的敬畏状态，透露出他对国政的认真，而当他看到一切均流于形式时，其失望就不可避免。越是认真失望就越大。致君尧舜、泽被苍生的目标既无法实现，此刻，要么随波逐流，与大家一起将这场形式美的官场游戏进行下去，要么选择离开。他选择了后者。贺钦的离职，为他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成为不贪恋富贵、一心向学的典范，也为他后来在明代学术界取得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
??贺钦乡居生活的状态
贺钦的离职，与归隐山林并不同义，这从他的乡居生活中我们看得很清楚。
贺钦回到义州，始终以体悟探究学术为事，“既别白沙归闾山，构小斋，肖其像事之，夙夜读书其中，随事体验……杜门不出者十余年”[15]。经过这一番修为，“于性命道徳之藴，天理民物之彜，经世之要道，为学之大法，所得益深。”[16]治学是他还乡后的首先选择，也是他转变为理学家的关键。
除潜心学术，作为辽东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者，人们纷纷把子弟送到他的门下读书，于是教学活动成为其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的教学内容，充分表现出他的学术特色和追求，“其为教，一以躬行实践为主，文章、政事次之，磨砻淬厉，成其器业，故及门者，咸知有为己之学，学在有用，而不惑于他岐矣”[17]。虽然贺钦极力反对把登科举作为学习的目标，但他的教授仍然造就了许多科举人才，“邑士之登科目、笃行谊者，多出其门”[18]。
言贺钦之乡居非为归隐山林，还表现在他对朝政的关心。
还乡多年后，在大学士刘吉等人的举荐下，孝宗继位之初，贺钦即被任命为陕西布政司右参议，具体职责是“抚治商洛等处、提督官军民壮、兼分守汉中府地方”[19]。获晓这个任命时，贺钦的八十六岁母亲病重已经两个月，事母极孝的他准备以此辞拒任命。而在接到吏部正式任命后不久，贺母于四月二十六日去世，五月下旬葬母毕，贺钦即遣长子贺士咨诣京上《辞职陈言疏》，他的辞职获准，而陈言则未受到重视[20]。疏中贺钦依然保持了他直谏敢言的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他关心时政、报效朝廷的态度。“先生静修林下，而实未有忘天下之心”[21]。
在贺钦所陈四事中，对内官的指斥与担忧显得特别突出。实际上，他对此问题是非常认真的，在上疏后，他专门致信镇守辽东御马监太监兼监枪韦朗[22]，希望韦朗“充平日忠义为国、不私其党之本心，上章极论，使自今内臣一遵太祖高皇帝祖训”[23]，想借助韦朗的帮助，解决内臣乱政的弊端。
对朝政如此，对辽东的军政民生，贺钦更是关心有加，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关系，经常对辽东的防御和建设发表意见。在他的文集中这方面的内容甚多，如《医闾先生集》卷七所述皆为军事与边防，足见其对“国防”、对家乡的关心。正德初，贺钦担心的宦官问题再次凸显。由于刘瑾当权及其所行之改革，引起了社会的不安，人们长久以来对腐败的不满情绪此时被激发。这样背景下，正德四年（1509）义州发生兵变。传记中对贺钦在兵变中安抚约束士卒、保全一城军民的行动多有记述，[24]这些记述反映出贺钦在当地的巨大威望，毫无疑问，这种威望来自人们对他一生学行的高度认可。
正德五年（1510）十二月[25]，贺钦卒，乡人在义州城北之凌河南岸钓台立祠祀之[26]。
四十余年的乡居中，贺钦是一位学术的实践者。“冠婚丧祭，遵用《家礼》，其与圣贤之道，多所申畅，乡人皆兴于仁义”[27]。贺钦将自己学术应用于实际，他的努力取得良好效果，“医闾先生教化乡闾者四十年，异端之教不行焉”[28]。
同时，乡居中的贺钦，未曾忘记国计民生，弘治元年的《辞职陈言疏》就是最好的说明。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封建时代真儒者的固有之义，也是贺钦为学初衷的自然体现。因此，他的关心时政，仍然是一种学术的外化与实践。
二、贺钦之学术
对于贺钦之学，议者均强调其笃实与实践的特点，如“钦学不务博涉，専读四书、六经、小学，期于反身实践，谓为学不必求之髙逺，在主敬以收放心而已。”[29]这些看法基本符合贺钦的情况，但就贺钦自己而言，他首先看重的是为学的目的。
??贺钦的为己之学
贺钦最早的学生义州卫人范政（字以德）[30]，成化二十年（1484）成进士后，就任徽王府长史。[31]对于已经成才的门生，贺钦却非常自责，“所愧自不知古人躬行为己之学，不能以是为教，徒孤负以德一生相尊之意，与其淳厚之质，但得掇取科第而已。在时俗固以以德成名归德于余，余之自愧正谓妄窃师号，不能造就之如古君子之儒”[32]。贺钦的这些话，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信息：对为己之学，贺钦极力推崇并孜孜以求，此学为“君子之儒”所必备，它可以致君尧舜、泽被黔黎，但它与博取科举之名没有任何关系，而获得此学的途径，就是按照《大学》和朱熹《小学》的方法和内容去逐步实践。
显然，在贺钦看来，“为己之学”与博科名、谋利禄的“为人之学”相对，是一种包括了思想修习与日常实践的学术，也是一种修养个人品德、完善自我的学术，同时，还是经济天下、政治清明的基础，与《大学》“修齐治平”中的“修身”相当。
准确地说，为己之学只是一种对待学问的态度，与学问本身并无关系，无论哪种学问，都可有为己为人的区别。但贺钦把为己之学看得很重，“为己为人，天理人欲，所争毫末耳”[33]，“为己之学，自是休歇不得，今读书开口便是此理”[34]，他还认为，为己为人，是学者首先必须辨明的根本问题，他说：“为学先要正趋向，趋向正，然后可以言学，不然终不免于小人之归也。今人见有人言欲学圣贤，则讥诮之，不成为学只是学小人学愚人耶？”[35]为谁而学，学什么，这些可以与天理人欲并言，可见其重视之态度。正因如此，我们认为，为己之学已经成为贺钦学术的一个部分，也是其学术的特色之一。
贺钦之所以对为己之学强调不已，正是对现实的一种强烈“反弹”。
??贺钦的《小学》之教
既明为学之目标，在贺钦乡居期间的教育活动中，始终把为己之学作为主要的教育内容，“先生每教人收敛精神，潜心为己”[36]。他不仅要把先贤的学问教授给门生，还要让这些学问直接指导他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他们的自觉行动。他教导学生说：“圣贤之书，决然不是只教人科举，决然都是行得者。圣贤定不会欺人，圣贤处下的方子，人肯将去医病，无不效者”[37]，他还说：“古圣作经之意，欲使人皆明此理，而措之躬行，非徒使人记诵之以应科目，钓声名、取富贵以荣身也。今尔诸生须知此义，莫负古圣着书立言之意可也。”[38]
记录贺钦者普遍注意到他对《小学》格外重视，“先生教人必自《小学》始，时科举之学行，往往舍而不读，常命诸生曰：‘不愿读《小学》者，无留馆下！’于是《小学》之教，盛行乡邑焉”[39]。他之重视《小学》，是因为他认为这是进学应事的基础，是学者基本的行为规范，更是为己之学的阶梯，“观《小学》之书曰：‘必如此然后有益于身心，为圣贤之学也。他道非无一长可取，但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唯身心之学，推以治人，极于赞化，育参天地’。”[40]因此，拒绝学习《小学》者，是不能成为同道的，他说：“迂鄙之见，窃慕许鲁斋学朱文公，从洒扫应对循循而进，为务实为己之学也，己方有志，未能勇为。尝语在门，率不信从，志既不合，何名为友？”[41]。他认为，如果《小学》中的要求都做不到，为己之学就是空谈，“读书以躬行为本，躬行以孝弟为先，然必得师长之教，然后知孝弟而为之。故《小学》之教必曰隆师亲友，……于师长之礼怠乎如此，则家庭之间，事亲事兄之道，从可知矣。此一坎不能过，更学何事！”[42]
注重躬行实践，注重基本经典，是贺钦教学的特色，也是他自己的学术特点，“公不务博览，专读《五经》、《四书》、《小学》，静思默识，反身实践”[43]。他在把自己的学术经验传达给学生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进行另一种学术实践，一种培育真正人材的活动。
??贺钦对程朱学的态度
在贺钦致力为己之学的过程中，在他教授弟子的实践中，对朱熹及其学术是不排斥的。这表明如果没有充分的认同，贺钦不会用朱熹编撰的《小学》及《家礼》作为行为规范，也不会用它们教导学生。
事实上，贺钦对程朱，特别是对朱熹有着更高的评价。“先生看《朱子语类》，因命士咨曰：可取明白切要者点出，仿《近思录》卷，类抄为一书，与学生及乡之读书诵佛经耆老辈观之，以祛愚俗之惑，可得进道之门户也。”[44]很明显，贺钦将朱熹之言看做是道的表达，以其言行事，即可进入道的领地。相同的评价，还表现在他的《辽右书院记》中，文中他首先区别了古今之学的不同，“古今之道一，而古今之学不能一，古之学者将以明此道而体于身，足乎己而及乎物，非若今之学者务诵数、工织组、要声光、徼利禄而已”，而朱熹之教正可以摆脱今之学者的弊端，“盖其所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炳然具在，至所谓诚明两进、敬义偕立，其丁宁之意愈益深切”，是为进道经世的关键。[45]因此，程朱之学在贺钦的学术思想中具有影响，是非常自然的。
??贺钦的学术主张
但我们也注意到，贺钦在世界观上并没有沿袭程朱的观点，只是在修养进学的路径上较多采用了程朱的说法。
黄宗羲在介绍贺钦的学术思想时说，贺钦杜门不出者十余年，“乃见：实理充塞无间，化机显行，莫非体道。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实理，吾人之学不必求之高远，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谓本然者而已”[46]。黄宗羲的这个叙述基本道出了贺钦的观点，但并不全面。贺钦的这个认识是在写给陈献章的信中表达的：“今者屡承开示，潜玩久之，乃知此理充塞天地，贯彻古今，无处不有，无时不然，事事物物，各有本然之理，吾人何必劳攘，勿忘勿助，循其所谓本然者而已。然虽见得大意如此，苟非格物致知，灼见事事物物本然之妙，乌能勉强以循之？此知之所以当先也。然非敬以涵养此心，使其常主于中，不驰于外，则身且无主，虽视不见，虽听弗闻，至粗至近者且不能应酬之，况于究义理精微之极乎？此涵养之功所以又在知之先也。以是知今日用功之始，惟当先事涵养，放心不收，终难为学，此绝无疑矣。”[47]两厢对照，可知黄宗羲省略了贺钦关于修养次序方面的认识，这对于深入了解贺钦的观点是有影响的。
贺钦的这段话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的世界观，一是他对修养方法的认识。
他认为，盈天地古今皆是此理，万事万物也各具本然之理，欲求此理，人们无需费尽手段，不必借助外力（勿忘勿助），保持心境的本然状态，自能顺应此理。这里所说的“理”，就是“天理”或“道”；本然之理。是指事物各自包含的道或理。古人为学，归根到底无非是要体认天理，并依据天理行动，因而天理之所在，即成为追求之方向，也成为讨论的焦点。显然，贺钦认为天理是客观的，但也是至近的，随手可及。换言之，事事物物就都体现了此理，欲求此理，不必求之物外，我心只要保持自然，内外自可相通相契。“问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异端不如此，故有绝人事而求天理者。曰：世教不明，故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则流于粗浅，一则流于高虚”[48]。物外无理，天理人事原不相离，离人事天理何处着落，故体用一原。
这里要注意的是，贺钦虽然认为天理是客观的，但并没有强调天理的根本性，没有把天理作为事事物物产生的根源，而只是说事物的本然之理就是天理，同时，人获得此理的能力被扩张了，可以在勿忘勿助之间达到目标。这些，与程朱理学所主张的天理的绝对性、根本性是不同的，不管贺钦继承了多少程朱的东西，只此一点，就不能把贺钦等同于本义上的程朱学者。看来，黄宗羲将其归于《白沙学案》中，不仅仅是因为贺钦曾问学于白沙，还在于他在世界观上是有新意的。
但是贺钦在修养方法上，继承明显多于创新，或者创新很少。在上面的引文中，贺钦言毕其对“此理”的认识后，话锋一转，提出要认识“事事物物本然之妙”，必须“格物致知”，把“知”放于突出的位置；而要满足“知”的要求，又必得以“敬”来“涵养此心”，使此心保持常态。即是说，敬是涵养此心的手段，也是认识“本然之妙”的起点和基础。贺钦非常重视“敬”的意义，“今要躬行，须先以敬为主，不敬便不是圣门家风……自古贤圣未尝不以敬为首称，昔程夫子专以敬为学，当时苏东坡只要打破程夫子敬字，至今观之，程夫子便是贤圣之学，东坡不免于小人而无忌惮也”[49]。同时，他也非常自信于自己的心得，“近悟进学之始，全在收放心一事，日夕勉于持敬”[50]。
在贺钦观点中，持敬、涵养、收放心、知先行后等观念，都是程朱理学在修养论上的一贯主张，这说明贺钦在这方面受传统的影响很大。但他的修养论中，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特点，他虽然“主敬”，讲究“知先行后”，在用功次第、修养方法上没有大的突破，但他的修养目标却是“收放心”或者叫“涵养此心”，而把用功的目标完全放在“心”上，这却是与程朱理学相异的一点。
因此，贺钦的学术一方面讲究“勿忘勿助”，一方面要“持敬”“格物致知”，这些原本很难同时讲求的方法，被贺钦用“心”联系在了一起。或许在他看来，持敬以收放心，使心不驰于外，常守于中，如此才可见其本然，进而可以在“勿忘勿助”间体认“事事物物的本然之理”。然而矛盾可能也就在这里，此心若须以敬涵养，就不是“勿忘勿助”，反之，就无需涵养，因为此心是同一的。贺钦所以会有此观点，可能与他对“心”的认识有关，“且如此心，藏往知来，不可测度，何神如之？前乎开辟之初，后乎万世之后，高极于苍穹之表，深至于黄泉之下，何所不贯？此心之神如此，惜乎今人错用此心”[51]，此心既神，无所不在，体认事事物物之理也当然不再话下，但却被人错用，使此心妄具其神。依此，就应该有一段涵养的功夫，才能使此心之神得以发挥。
总之，贺钦之学，以“为己”为治学目标，以躬行实践为特点，在世界观上主张天理的客观性，但忽视天理的根本性，同时强调物外无理。在修养论上，主张以敬来涵养此心，最终使此心能够天理相通。他的观点既有传统程朱理学，也有当时新的学术思想，是新与旧的调和，也是新旧的过渡中的必然表现。
三、贺钦之学与当时学术的关联
贺钦之学虽是自得之学，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但这个结果，与成化弘治时期的学术有着密切的关联，既是当时整个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以当时学术的影响为前提而产生的。
??贺钦与白沙之学
贺钦非常重视其他学者的思想观点，“先生所友，皆当时第一流人。如陈白沙、罗一峰、林蒙庵、周翠渠辈。凡有言论书尺切于进德修业者，必籍录置座前，时用观省”[52]。特别是对陈献章的学术，贺钦既师事之，其所受影响也最大，如贺钦对“此理”的认识，就直接来自于白沙。白沙言：“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始终，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来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纽，一齐收拾，随时随处，无不是这个充塞，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此理包罗上下，贯彻终始，滚作一片，都无分别，无尽藏故也。”[53]对比贺钦所说，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只是贺钦没有白沙的自信和洒脱，未能接受“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思想。不仅如此，他的学以为己的思想也是从白沙而来，“白沙在太学，先生闻其为己端默之旨，笃信不疑，从而禀学”[54]。
贺钦十分钦佩白沙的为人和学问，“先生读白沙先生手书为学之方，叹曰：‘先生之资质高、功夫深，真豪杰之士，不为流俗之所移者。’”，“尝论天下之士曰：‘予在京中，独见一白沙耳。’”[55]，他的这些看法也写进了《辞职陈言疏》中：“陈献章天性高明，学术纯正，非记诵辞章之流，识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经世之才，是诚当代之大贤，宜为士夫之矜式。臣在京师接人多矣，未见有出其右者也”，只要朝廷重用之，“不三数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56]。正因如此，他对于白沙之教特别看重，“如饥之得食，渴之得饮”，“亲承先生之诲，或涵养或省察或致知力行，无所不信，无所不悦，随所闻见，以用其力”[57]。
或许是天资和环境的原因，贺钦对白沙的一些观点始终未能契合有得，如他说“白沙答张廷祥诗，所谓‘吾能握其机，何必窥陈编’等语，不免有过高之意”，“白沙《读秦誓》抑扬之间，亦有太过之意。”[58]，显示出他与白沙的分歧。而他与白沙在观点上的不同，无如“静坐”与“持敬”上的歧异。
应该说，贺钦对白沙的静坐之旨是很重视的，他说：“先生《潜轩赋》言为学之道在乎主静，以为应事建功之本，学者宜深味之”[59]，静坐是白沙之学的重点之一，但贺钦杜门数年未能在此有得，只悟得一个“敬”字。白沙对此颇尽师长之责，以各种方法开示之。“曾记白沙先生为贺克恭黄门许多年不悟，因书劝之读佛”[60]，此外，白沙还让弟子林光（缉熙）将自己的心得介绍给贺钦，“秉笔欲作一书寄克恭，论为学次第，罢之，不耐寻思，竟不能就。缉熙其代余言。大意只令他静坐，寻见端绪，却说上‘良知良能’一节，使之自信，以去驳杂支离之病，如近日之论可也”[61]。白沙亦专门写信确认林光的经验，并在这信中提出了“静中养出端倪”的着名论题，他说：“为学须从静中坐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林缉熙此纸是他向来经历过一个功案，如此是最不可不知……若未有入处，只依此下工，不至相误，未可便靠书策也”[62]。显然，白沙认为贺钦的问题在于“驳杂支离”，过多地缠绕于程朱旧说而不能自信，因此，要摆脱这些毛病，只有从“静”入手，开发良知良能。
然而，贺钦似乎仍未领悟，他一方面对白沙之教感激有加，一方面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致信白沙说：“端默之训，实示以入道之门、积德之基，所以教爱钦者，至矣！谨铭肺腑！惟是此时为养母治生之故，未果做此功夫，只且勉于持敬，以收此心，须异时家计颇立，菽水无虑，当偿此愿也。”[63]这是贺钦与白沙分手十年后的态度，而分手十六年后他给白沙的信中说：“去年冬小侄往山海关，在郑克修绣衣处领张叔亨绣衣转附先生前年十月二日与钦书，并和陶诗寄钦绝句。所以教爱钦者，至矣！书中复以庄定山得静中一趣发钦，读之惶汗浃背，别来屡承此教，而竟不能脱扰扰于方寸，其负教之罪甚矣。”[64]其后贺钦仍然如此，“奉别以来，三十年矣，斗山之仰，无时不然，自恨立志弗坚，有孤至教，因循岁月，年已及耆，略无所就”[65]。贺钦终于未能接受白沙的“静坐”之说，仍孜孜于持敬收心。故于白沙之学而言，贺钦未能登堂入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猜测其原因道：“盖先生之于白沙，其如鲁男子之学柳下惠欤？”[66]
白沙之学在成化弘治之时，是最具新意的学说，“陈献章学说的出现，既是明初朱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67]，“白沙学说固富创造性与革命性，而仍归于人文主义与淑世主义之儒学正宗也”[68]，“到了陈白沙由静坐悟道，其学问对朱子学有了一大转向，也正因着这个转向，才使心学真正奠基”[69]。而贺钦之于白沙学说，既有接受，又有保留，处于一个矛盾的状态。
??贺钦与其他学者的学术关联
与当时许多学者相比，贺钦无疑又是对新学说态度最积极的一位。史载，白沙之说既出，“一时名士如罗伦、庄昶、章懋、贺钦辈，皆乐从之游。钦时为给事中，闻先生论，即日抗疏辞官，事先生为师”[70]。其他人也都与白沙结下很深的友谊，但在学术上却与白沙之学不同，如罗伦“先生与白沙称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辙，学非白沙之学也，而皭然尘垢之外，所见专所守固耳”[71]；如章懋“其学墨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传授故表里洞彻，望之庞朴，即之和厚”[72]；而庄昶以“无言自得为宗”，其学与白沙较为相近，但黄宗羲认为“其自谓知白沙，亦未必也”[73]。在朋友中，有的人还对白沙之学持明确的批评态度，如周瑛，“以居敬穷理为鹄，白沙之学有所不契”[74]，他在为白沙的弟子李承箕题辞时说：“白沙，予友也，二十年前同在都下，瑛见其神清气完，心地定叠，往往以其静观天下之动，窃以为古闭关人也……今夫静坐，不相与讲学穷理，果足以立天下之大本乎？果足以行天下之达道乎？”[75]
这些人既是白沙之友，也是贺钦之友。罗伦、庄昶、章懋与贺钦为同科进士，其中罗伦为该科状元，章懋为该科会元；罗伦去世后，贺钦为之撰墓志铭[76]。他们惺惺相惜，相互推重。而周瑛与贺钦虽非同科，但过从甚密，“比庚辰再入京师，故人吴君绎思常道贱姓名于其所来往，他日，丘君时雍自辽左来会，梁君廷美自山西来会，而胡君以道、贺君克恭，则因丘君日得相亲。当时五人者，号为知己”[77]。贺钦还乡后，与他们仍不断有书信来往，切磋学问，相互问候。有这样一班宗奉程朱的朋友的熏陶，贺钦在学术上要想不受影响，也不是容易的事。
比如周瑛的学术，主张“以敬收敛此心，然后博物以穷理，而反约以施博”[78]，他说：“盖始学之要，以收放心为先务，收放心，居敬是已。盖居敬则心存，聪明睿智由此日生，然后可以穷理。穷理者，非静守此心而理自见也，盖亦推之以极其致焉耳……求其理，求其自然与其当然，又于自然当然求其所以然，积累既多，自然融会通贯。”[79]以这番话对比贺钦在为学次第上的看法，可以明显感受到其中的相通之处。虽然居敬穷理是程朱之学的基本观点，贺钦当然是早已熟知，但不能说周瑛的看法对贺钦坚守此观点没有作用。
显然，白沙之学在这一些人中，还未被接受。这种情形，实际也是当时整个思想界的状况，即程朱之学依然是思想界的主流，它的种种主张和观点仍被广泛认同。但白沙之学既出，也意味着向内寻求，在心体上着手的新观念正在学界之中逐步发展，冲蚀着旧学的堤岸，谈“心”，成为学者共同的话题。贺钦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思想环境，因而，其学表现为新旧并存，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在明代，对贺钦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境界虽各有评说，但无论是宗程朱者，还是奉信心学者，对他洒脱于利禄、笃行于学术的品行，均给予很高评价。如理学家崔铣说：“贺医闾钦，笃行渊雅，确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亚欤。”[80]崔铣是宗奉程朱的学者，对陈献章乃至罗伦、庄昶、章懋，均有明确的贬损之评价，而于贺钦却无异辞。而万历时另一学者林之盛说：“见白沙讲学，即解官执弟子礼，撤虎皋之勇不过是。予读《医闾集》，想其为人，在康节、伊川间。”[81]林之盛的这个评价，足以见其对贺钦的推重。至于那些与贺钦有渊源关系者，如李承勋等，他们的推许赞颂更多，在此不复缕述。
“谁知寂寞幽园里，犹有楸花一树红”[82]，作为一个理学家，贺钦在辽东可谓是一座孤岛，但应该说，作为一个注重躬行实践、关注时政民生的学者，辽东又为其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在这里，他有更多的机会在现实中实践、检验和印证自己的观点，因此，又未尝不是辽东成就了贺钦。
本文发表在《明史研究论丛》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白沙学案》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
[2]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八《辞职陈言疏》，辽海丛书本，辽沈书社1984。按，贺钦祖籍浙江定海人，军籍，永乐初，钦之父随钦之叔祖戍广宁，后占籍广宁后屯卫。广宁后屯卫设于洪武二十六年，初治旧懿州，永乐八年徙治于义州，（见杨旸等《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因与义州卫同治一城，故史料中多有以钦为义州卫人者，如《明史》、《明儒学案》等。
[3]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一《言行录》。
[4] 《明宪宗实录》卷三九“成化三年二月丁巳”。
[5] 见《盛京通志》卷一一四，四库全书本。
[6] 李贽：《续藏书》卷二一《理学名臣·参议贺公》，中华书局1959。
[7] 陈献章：《陈白沙集》卷二《复赵提学佥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白沙学案》下《给事贺医闾先生钦》。
[9] 李廷机：《皇明名臣言行录》卷三，引《枫山语录》，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本，（台）明文书局印行。
[10] 任洛：〔重修〕《辽东志》卷六《人物·学术·国朝·贺钦》，辽海丛书本，辽沈书社1984。
[11] 二疏全文见《医闾先生集》卷八《奏稿》。
[12]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八《辞职陈言疏》。
[13] 潘辰播：《医闾先生墓志铭》，见《钦定盛京通志》卷一一四。四库全书本。
[14]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六《与韦中贵书》。
[15] 尹守衡：《皇明史窃》卷七三《道学传》。
[16] 潘辰播：《医闾先生墓志铭》，见《钦定盛京通志》卷一一四。
[17] 潘辰播：《医闾先生墓志铭》，见《钦定盛京通志》卷一一四。
[18] 任洛：〔重修〕《辽东志》卷六《人物·学术·国朝·贺钦》，辽海丛书本。
[19]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八《辞职陈言疏》。另据《孝宗实录》，最早举荐贺钦的是工部主事林沂，时间是成化二十三年十月，该年十一月大学士刘吉举荐贺钦，十二月吏部覆议贺钦为布政司参议。（分见《孝宗实录》卷五“成化二十三年十月戊子”、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癸亥”、卷八“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癸酉”）
[20] 除《明儒学案》，几乎所有贺钦的传记都记载了此疏的内容，疏中四事为：一曰资真儒以讲圣学，二曰荐贤才以辅治道，三曰遵祖训以处内官，四曰兴礼乐以化天下。《孝宗实录》卷一五“弘治元年六月乙卯”条记事载是疏节要。
[21]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一《言行录》。
[22] 任洛：〔重修〕《辽东志》卷五《官师·使命·镇守内臣》，辽海丛书本。
[23]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六《与韦中贵书》。
[24] 他身边的人对此的记述最为生动：“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东人惊疑思乱，义州以守臣贪懦，遂先发。聚众纵火劫财，城中大扰，然相戒曰：‘毋入东街惊贺老爷！’乡人以告，遂请先生往谕。先生辞曰：‘吾非上官，获保里闬足矣’。请之再三，遂从弟子十余人往。彼即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汝辈既知悔，即不杀人，犹可解’。众稍戢，俄而相率至东街巷口，罗跪再请，先生曰：‘尔等烧屋劫财，皆可抵偿，惟杀人不可赦，明后日镇城当有体勘人来，尔辈须拜跪求生耳，慎无杀人。’……数日，竟如其言，城中不伤一人。”（见《医闾先生集》卷一《言行录》）
[2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白沙学案》下《给事贺医闾先生钦》。
[26] 任洛：〔重修〕《辽东志》卷二《建置·贤祠·钓台祠》，辽海丛书本。
[27] 傅维麟：《明书》卷一一三《儒林传》。
[28] 蔡天祐：《钓台祠碑记》，见任洛重修《辽东志》卷二《建置·贤祠·钓台祠》，辽海丛书本。
[29] 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二《贺钦》，中华书局，1975。
[30]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六《赠以德范进士》。
[31] 任洛：〔重修〕《辽东志》卷六《人物·科贡》。
[32]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六《赠以德范进士》。
[33]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一《言行录》。
[34]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三《言行录》。
[35]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二《言行录》。
[36]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二《言行录》。
[37]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三《言行录》。
[38]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二《言行录》。
[39]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二《言行录》。
[40]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二《言行录》。
[41]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六《示乡人》。
[42]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六《言行录》。
[43] 李贽：《续藏书》卷二一《理学名臣·参议贺公》。
[44]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二《言行录》。
[45]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四《辽右书院记》。
[46]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白沙学案》下《给事贺医闾先生钦》。
[47]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五《简石斋陈先生》之六。
[48]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二《言行录》。
[49]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三《言行录》。
[50]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五《简同年罗一峰先生》。
[51]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三《言行录》。
[52]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一《言行录》。
[53] 陈献章：《陈白沙集》卷三《与林郡博》。
[54]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白沙学案》下《给事贺医闾先生钦》。
[55]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二《言行录》。
[56]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八《辞职陈言疏》。
[57]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五《简石斋陈先生》之六。
[58]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二《言行录》。
[59]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二《言行录》。
[60] 湛若水：《甘泉文集》卷二三《天关通语录》，同治刻本。
[61] 林光：《南川冰蘖集》卷末，咸丰元年东莞明伦堂刻本。转引自容肇祖《明代思想史》，第三章《陆学的复活与陈献章学派》，页36－37，齐鲁书社1992。
[62] 陈献章：《陈白沙集》卷二《与贺克恭黄门》。
[63]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五《简石斋陈先生》之二。
[64]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五《简石斋陈先生》之五。
[65]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五《简石斋陈先生》之四。
[66]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白沙学案》下《给事贺医闾先生钦》。
[67] 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下卷，第六章《陈献章的江门心学》，页156，人民出版社1987。
[68] 黄桂兰：《白沙学说及其诗之研究》，第二章《白沙学说》，页25－26，〔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69] 吕妙芬：《胡居仁与陈献章》，第一章《南宋至明初的理学发展》，页42，〔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
[70] 邓球：《皇明泳化类编》卷四五《陈白沙先生》，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本，〔台北〕明文书局印行。
[71]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五《诸儒学案》上三《文毅罗一峰先生伦》。
[72]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五《诸儒学案》上三《文懿章枫山先生懋》。
[73]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五《诸儒学案》上三《郎中庄定山先生昶》。
[74]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五《诸儒学案》上四《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75] 周瑛：《翠渠摘稿》卷四《题嘉鱼李氏义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6]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四《一峰罗先生墓志铭》。
[77] 周瑛：《翠渠摘稿》卷一《金兰真意序》。
[78] 邓球：《皇明泳化类编》卷四四《周翠渠先生》。
[79] 周瑛：《翠渠摘稿》卷四《题嘉鱼李氏义学》。
[80] 崔铣：《洹词》卷九《松窗寤言》六十六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1] 林之盛：《皇明应谥名臣备考录》卷一《理学名臣·给事中贺钦》，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本，〔台〕明文书局印行。
[82] 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九《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