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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首都图书馆藏彩绘《九边图》考述
首都图书馆藏彩绘《九边图》考述
赵现海
摘要：首都图书馆藏彩绘《九边图》，绘于崇祯后期，民国年间由汪申伯收藏。全图采用形象绘法，是现存《九边图》中形象绘法最为突出的地图，是一幅军事示意图，而非作战地图，反映出直到明末，以直观、实用为目的的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人文传统，仍发挥着主要作用。首图《九边图》机构、方位错讹较多。不过由于这副地图很可能是明代最后一幅长城地图，反映了明末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全貌，具有一定的学术与文物价值。
关键词：《九边图》 形象绘法 职方司
ZhaoXianhai
Abstract:Jiubian Map that WangShenbo donated was drewed in the late Chongzhen period of Ming and preserv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museum. The maps was drawed by copying the kinds,and it showes that maps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humanistic tradition in the Ming. Although the map did much mistake,it was the last map about the Great Wall of Ming and recalled the whole appearance of the nine frontier fortification system of the late Ming , the map has great value in the learning and historical relic.
Key Words: Jiubian Map copying the kinds ZhiFangsi(the Authorities that manage and draw maps)
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专长为明代长城史。
联系方式：北京市建内大街5号，100732
电话：13581729581
为抵御边疆民族的进攻，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绘有一些专门的军事地图，以供中央了解边防体系。明朝在长期抵御蒙古的过程中，绘制了不少《九边图》，成为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引人关注的历史现象。嘉靖三年（1524），兵部职方司主事郑晓撰绘《九边图志》时，已开始分镇绘制地图。第一幅从整体上反映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地图是嘉靖十三年（1534）兵部职方司主事许论绘制的《九边图说》。该地图原本被世宗藏于宫廷之中，不见流传。不过副本一直保存在其乡里河南灵宝。目前藏于三门峡市博物馆的《九边图说》残卷便是这一副本。另外，辽宁省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别藏有两幅《九边图》，皆是隆庆元年（1567）据许论《九边图说》的改绘本。南京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三年（1605）黄兆梦绘《边镇地图》绘制九边之外，又绘西边松潘、建昌、麻阳、虔镇诸镇。[1]中国历史博物馆又藏崇祯初年申用懋绘《九边图说》残卷，反映了万历三十年以前的情况。[2]虽然崇祯年间陈祖绶《皇明职方地图》反映了崇祯年间的九边防御形势，不过未留有原图。现存崇祯十七年（1644）曹君义刊《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及康熙二年（1663）王君甫据其编印的《天下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虽名为“九边”，其实是世界地图，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绘制甚为简略。
首都图书馆藏崇祯末年绘制《九边图》残卷凡九轴，上题“汪申伯藏”。该图绘制了崇祯十年（1637）以前九边长城防御体系，应是明代最晚绘制的《九边图》。在绘制方式上，也是明代形象绘法最为突出的地图。虽然该图记载内容与地图方位颇有错讹，不过仍具鲜明特点与独特地位。鉴于学界一直未有介绍者，本文尝试考察其内容、年代、体例与作者，以俟广博者鉴定。
一、内容与成图年代
首都图书馆藏《九边图》凡十轴，目前存九轴，佚失者为第二轴。每轴长约148厘米，全图应长近15米，是存世《九边图》中最长的一幅。该图并未有名称，汪申伯称其为《九边图》，当是依据地图内容。该幅地图描绘了东起辽东，西至西域的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绘制了包括镇城、卫所、营堡、墩台、驿站在内的长城设施，对边墙外蒙古、西域地带用图记标注。
《九边图》如一般惯例，采取自东向西绘制的次序。第一幅为辽东镇图、第二幅为蓟州镇图、第三幅为宣府镇图、第四、五幅为大同镇图、第六幅为山西镇图、第七幅为榆林镇图、第八幅为宁夏镇图、第九幅为固原镇图、第十幅为甘肃镇图。不过各图之间互有参差，并未完全限定一图专绘一镇。
首图《九边图》成图于何时呢？这通过该图所绘制的机构便可看出。嘉靖十八年（1539），大同镇修筑的镇川堡、镇河堡、弘赐堡；嘉靖二十五年辽东镇修筑的孤山、险山、宁东、一堵墙、李千户屯堡等五堡；嘉靖三十二年（1553），大同镇修筑的灭虏堡；嘉靖三十七年大同镇修筑的云阳堡、红土堡；嘉靖四十三年（1564），榆林镇修筑的保宁堡；嘉靖四十五年大同镇修筑的乃河堡皆已绘出，反映了首图《九边图》成于隆庆以后。隆庆三年（1569），大同镇修筑的三屯堡已绘出。万历二年（1574），山西镇修筑的柏杨岭堡已绘出，作白羊岭堡（老营城东北）。万历二十年（1592），山西镇修筑的桦林堡已绘出，作“化林堡”。这反映出首图《九边图》成图年代晚于万历中期。崇祯十年（1637）修筑的五眼井堡也被绘制了出来。可见该图成于崇祯十年以后。山西镇崇祯十一年、十六年修筑之靖安堡、全民堡、安民堡[3]皆未绘出，这也可能是属于漏绘，也可能说明首图《九边图》绘于崇祯十年，故对此后增筑之堡并未绘出。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该图成图早于顺治元年（1644），因为此后地图绘制避“胡”、“虏”、“夷”等字，而这一现象在这幅地图中并未出现。故而，目前可以判断，首图《九边图》成图年代在崇祯十年至崇祯十七年。首图《九边图》很可能是明朝最后绘制的长城地图，反映了明末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全貌。
从职官记载也可以看出首图《九边图》绘制较晚。如《山西镇图》宁武关处标注：“宁武关镇守太仆寺守备各一员”。山西总兵官经历了驻太原，再到代州，最后定于宁武关的转变。嘉靖二十一年，戴廉始改充总兵官。“升山西副总兵戴廉为总兵官，镇守山西地方。”[4]《偏关志》亦载：“后以雁门与偏头地方窜远，势难遥制，嘉靖二十一年，添设岢岚道驻关防秋，而总兵官亦于是年移驻宁武关，以参将领其兵。”[5]榆林镇定边营副总兵在嘉靖前期成书的《皇明九边考》中尚无记载。定边营副总兵在明实录中直到嘉靖末年才出现。“先是四十四年虏连犯皇甫川。……定边副总兵李荫观望不援。”[6]榆林镇镇靖堡后标明职官为参将。这一官职在明实录中直到万历末年才出现。“覆延绥巡抚题标下中军副总兵杜文焕补中路添设副总兵，镇靖堡参将赵率教调标下中军，原任游击李荣起补镇靖堡参将，从之。”[7]
首图《九边图》漏绘、错绘机构很多，方位也多不准确，与实际位置有很大偏差，各幅地图方向甚至也不相同，从而与其他绘制严谨的《九边图》形成了明显的差距。比如辽东镇在万历元年（1573）移建的宽奠六堡也没有标示出来。山西镇在崇祯五年（1632）建立的好汉山堡、崇祯九年建立的老牛湾堡同样被漏绘。榆林镇图相对于其他镇图，机构错绘情况较少，但错误也不少，参见下表。（表格左侧为营堡名，右侧为《九边图》所标营堡名，错讹处涂黑，漏绘处空白。）
榆林镇营堡与首图《九边图》错绘、漏绘情况表
响水堡
响水堡
建安堡
建安堡
孤山堡
孤山堡
双山堡
双塞儿堡
旧安边营
旧安边营
鱼河堡
榆河堡
砖井堡
砖井堡
靖边营
静穆营
定边营
定边营
宁塞堡
宁塞营
高家堡
高家堡
新安边营
新安边营
波罗堡
波罗堡
新兴堡
新兴堡
怀远堡
怀远堡
石涝池堡
石涝池堡
清平堡
归德堡
归德堡
栢林堡
栢林堡
永兴堡
永兴堡
常乐堡
常乐堡
盐场堡
盐场堡
镇羌堡
镇强堡
饶阳水堡
清水营
青水营
木瓜园堡
木瓜园堡
威武堡
威武堡
大栢油堡
大栢油堡
龙州堡
龙州城
黄甫川堡
黄甫川堡
镇靖堡
镇静堡
镇川堡
柳树涧堡
柳树涧堡
保宁堡
保宁堡
三山堡
三山堡
神木堡
把都河堡
把都河堡
在首图《九边图》中，许多山川、机构的位置都出现了严重的地理偏差。最为严重的是辽东镇与甘肃镇。辽东镇处于渤海湾与辽东湾的交汇处，许论系列《九边图》皆在辽东镇下方绘出二者。首图《九边图》的《辽东镇图》右侧绘注“海水”，东辽河与渤海湾海水连在了一起。东辽河水竟延伸至辽西，从而与辽东镇地理位置形成错位。辽东镇东边墙也失真严重，应是北边墙的形状。此外，辽东镇许多营堡方位同样出现了严重的错位。最离谱的是位于边墙内的威远堡竟然被绘在了东辽河外。位于辽河东边墙的长营、长勇、长安三堡在首图《九边图》上被绘于辽河西边墙。甘肃镇图上、下分为两个部分，从地理方位上来讲呈现了一个“几”字形。上半图由西至东，分别是庄浪、永昌、甘州，下半图从甘州向西折，分别是肃州、嘉峪关、哈密、土鲁番等，呈现了“几”字形，这与实际地理严重相悖。与辽东镇、甘肃镇相比，榆林镇方位的地理偏差更体现了该图绘制的一种普遍性。由于多幅地图为纵向绘制，图幅较窄，这就使原先横向分布的营堡改为“几”字形分布。榆林镇大边、二边本为东西向大体平行的两条边墙，在边墙之上修筑营堡。不过由于图幅较窄的缘故，东西两缘分别向南折收，从而呈现了“几”字形，与原地理位置呈现了巨大的偏差。
首图《九边图》大多遵循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原则，只有甘肃镇图例外。该图上方为甘肃镇的一部分，下方为宁夏镇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上南下北的图例，与传统的视图观完全相反。不过这幅地图仍然保持左西右东的规则。另外，各幅地图存在横向绘制、纵向绘制的差别。辽东镇、宣府镇、山西镇、榆林镇、甘肃镇横向绘制。大同镇图、宁夏镇图纵向绘制。辽东镇、宁夏镇庄浪以西机构绘制呈向西方向，其他八幅地图皆呈向东方向。
不过总体而言，首图《九边图》仍然增绘了许多其他《九边图》未载的机构，反映了明末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面貌，具有一定的学术与文物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天启年间明朝已尽失辽东镇辽河以东地区，不过首图《九边图》仍按前代旧图，据以绘出辽东镇全图。
二、形象绘法与体例
首图《九边图》一方面呈现了与其他《九边图》相似的特征，比如亦采用形象绘法，甚至从部分细节可以看出与《九边图说》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不过另一方面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图《九边图》与目前存世其他《九边图》一样，亦皆青墨重彩，采用形象绘法。全图为浅黄色，长城墙体为黄色，城楼蓝红相间。道路红色细线，水道绿色粗线。海湾墨绿色，黄河为黄色粗线。机构以方框圈注，地位越高，方框越大。方框内为粉红色，中间为蓝灰色，外层绘有关楼、垛口，关楼涂红，跺口用细线条勾勒，呈灰色。尽管在具体着色上，首图《九边图》与其他《九边图》稍有区别，不过强调用颜色区分绘制的内容，从而显得具有层次感与美感，颇具艺术性，是首图《九边图》与其他《九边图》共同的特征与追求。
此外，在形象绘法的采用上，首图《九边图》走得更远，在以下四个方面尤其充分发扬了形象绘法的特点。一、首图《九边图》山形、树木十分逼真（也有部分树木用墨点简单地表示），并且在着色上也十分考究。山体下层绘土黄色，上层绘绿色，树为墨绿色，颜色的对比性十分突出，更具层次感与美感。二、在《山西镇图》上，应县木塔被十分形象地绘制出来。三、在蒙古地带绘有人马羊、蒙古包。在《宁夏镇图》上方绘二人策马飞奔，旁有二羊。《固原镇图》上方绘有一座蒙古包，前有一男一女，相对而座，男着黄，女着红，远方二马在驰骋。《甘肃镇图》上方绘黄白绵羊各一只，[8]黑色山羊一只。这些都十分形象地刻画了蒙古地带的游牧环境。四，榆林镇、宁夏镇交界处绘一门楼，红柱蓝瓦，两旁分别注“榆林镇西界”、“宁夏镇东界”。明代现存多幅《九边图》中，只有首图《九边图》采取了如此逼真的形象绘法，典型地体现了明代地图绘制中形象绘法的特征。但也因此，首图《九边图》同样是一幅供中央了解九边的军事示意图，而非将领据以指挥战争的作战地图。加之其地名、方位漏绘、错讹较多的情况，更可见其绘制初衷只是描绘九边大意而已。
“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经过罗洪先《广舆图》的发扬后，在明后期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嘉隆年间兵部职方司绘制的三幅《九边图》仍然采用传统的形象绘法，不过崇祯年间陈祖绶《皇明职方地图》已将这种方法正式运用于官方地图的绘制。这也是以往研究认为科学制图学在元、明达至高峰的证据之一。[9]但通过首图《九边图》可以看出，直到明末，中国古代地图创作仍然根深蒂固地受到人文传统的影响，形象绘法甚至进一步彰显，《皇明职方地图》只能作为明末地图绘制的个案来看待，而不能以之作为明末科学制图学传统昂扬的标志。首图《九边图》反映出直到明末，明朝地图绘制仍受到人文传统的强烈影响，以直观、实用为目的，对中国古代地图史的研究，不能单纯以科学、定量作为标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具有自身的内在传统。
在机构图记方面，首图《九边图》继承了三门峡市博物馆藏许论原绘《九边图说》标注职官的体例，并有发展，从而与历博、辽博《九边图》标注四至的体例不同。以辽东镇广宁城为例。《九边图说》残卷在广宁城旁注：“巡抚、总兵、分巡、河西领兵二游备御。”历博、辽博《九边图》在广宁城内注：“东至盘山驿四十五里，南至昌阳驿五十里，西至义州城十里，北至镇静堡六十里。”首图《九边图》在广宁城内注：“广宁镇城抚镇兵道游击都司”。《九边图说》仅在镇卫所城与大型堡旁注明职官、职责。历博、辽博《九边图》堡以下无图记标注。首图《九边图》各卫旁标注：“兵道”，在各所与州县后注：“守备”。辽东镇、宣府镇、大同镇堡寨后基本不标注职责，偶或标以“操守”、“防守”、“守备”等名目。山西镇堡寨后多数标“防守”，少数标“操守”或“守备”。榆林镇堡寨后堡寨后皆标以“操守”。固原镇堡寨后标“防守”。宁夏镇堡寨后多标“操守”，少数不标职责。甘肃镇堡寨后标以“防守”。所有文字皆用黄底黑字的小标签竖写贴于相应位置上。多数标签保存完好，只有少数标签已经脱落或磨损。
在一些细节上，可以看出首图《九边图》与许论《九边图》系列地图在一些方面存在直接继承关系，比如在辽东湾上，二者皆绘一桥。在首图《九边图》出现以前，这一特征只存在于《九边图说》与根据这一地图翻刻而成的各版本《九边图论》中。辽博、历博《九边图》皆未绘出。首图《九边图》文字用书于标签、贴于图上的方式也与《九边图说》残卷一致，与辽博、历博直接绘于图上不同。首图《九边图》地名“驿”多数改作“驲”，这也是万历七年（1579）何镗刊修攘通考本《九边图论》之后各版本许论《九边图》的共同特征。可见首图《九边图》在绘制时应参考了许论《九边图》系列地图。
在边墙外地域绘注方面，首图《九边图》与其他版本《九边图》毫无继承关系。其他版本在边墙外绘有山川、地名，但以介绍蒙古部落驻牧情况的图记居多。首图《九边图》图记仅有一处，即在榆林镇上方标注：“白台吉部落住牧”。重点绘制的湖泊与地名。以榆林镇为例，在榆林镇边墙之外，由东至西绘有白海子、月牙海子、长盐池、狮子城、锅底池、连城、五处海子、草滩墩、小沙子、大沙子等。
相对于其他《九边图》，首图《九边图》更重视地理、宗教等因素。山川、水道、黄河比其他《九边图》绘制得更为形象。在宁夏镇边墙上，十分醒目地绘出了贺兰山。在域外地图的绘制上，除十分详细地标注湖泊、地名外，在宁夏镇、甘肃镇图上方皆十分形象地绘出寺院。边墙内宗教场所除十分形象地绘出应县木塔外，还在山西镇图上下方绘出佛教胜地五台山与海神庙。
相对于其他《九边图》，首图《九边图》在西域地名的绘制上，最为丰富。在西域地带绘制出哈密、土鲁番、撒马儿城、天方国城、佛肩城、海中城及以西的群山。海中城被绘于海湾之中。
三、绘制者与收藏者
边防地图作为中国古代军事军图，涉及国家机密，故而只有政府官员才有条件利用官府掌握的档案资料，绘制地图。中国古代具体负责绘制地图的便是兵部的职方官员。职方官员掌管地图可以追溯至《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10]唐以后兵部职方清吏司负责掌管地方军事资料。明朝建国伊始，亦继承了此一制度，规定兵部职方清吏司（洪武年间称职方部）的职责是掌管“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政。”[11]并责成“凡天下要冲及险阻去处，合画图本，并军人版籍，须令所司成造送部，务知险易。”[12]职方司遂成为明朝专门负责搜集各地资料，尤其军事资料，绘制各地地图，尤其军事地图的专职机构。目前所见《九边图》皆由兵部职方司主事绘制。
首图《九边图》增绘了许多其他《九边图》未绘制的机构。以辽东镇为例，首图《九边图》增绘了沟峪堡、铅江湖堡、八里店、在城驲、宋川堡、荣河堡、彭（？）站堡、沿河城、速邦峪堡、狼须北城、青羊堡等机构。除了在兵部职方司任职的官员，很难掌握如此之详细的边防机构设置信息。明代尽管在野士人也有绘制《九边图》者，如罗洪先《广舆图》中便有九边图，不过在内容上与官方绘制《九边图》不同，由于未能掌握机构设置的详细信息，故而只能依据历代地理记载，重点描绘九边地理，这与官绘《九边图》构成明显区别。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图《九边图》也应由明末兵部职方司官员绘制。不过另一方面，兵部职方司应藏有许论《九边图》系列，在地理方位的绘制上应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首图《九边图》又应非兵部职方司官员绘制。
崇祯年间，工部官员宋枚曾绘制《九边图》。崇祯十五年六月，明朝会推阁臣，礼部右侍郎蒋德璟、工部右侍郎宋玫皆在列。“六月，廷推阁臣，首德璟。入对，言边臣须久任，蓟督半载更五人，事将益废弛。帝曰：‘不称当更。’对曰：‘与其更于后，曷若慎于初。’帝问：‘天变何由弭？’蒋对曰：‘莫如拯百姓。近加辽饷千万，练饷七百万，民何以堪！祖制，三协止一督、一抚、一总兵，今增二督、三抚、六总兵，又设副将数十人，权不统一，何由制胜！’帝颔之。”[13]但与之同时召对是宋枚，虽然作了更多功课，进献《九边图》，但效果却完全相反。“时宋少司空玫亦召对娓娓，九边地形，画成地图，上疑其干进，反不悦。”[14]宋玫，字文玉，山东莱阳人，先后官吏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工部右侍郎。周玫之所以未受青睐，与其在阁臣会推中，获得了阁臣周延儒党浙江巡抚盛顺支持有关。“十五年夏，廷推阁臣，顺为玫营推甚力。会诏令再推。玫与焉。帝已中流言，疑诸臣有私比。入对，枚冀得帝意，侃侃敷奏。帝发怒叱退之，与吏部尚书李日宣等并下狱。”[15]但无论如何，宋玫《九边图》在绘制时间、绘者身份上，都十分符合首都图书馆藏《九边图》，可能便是这一地图之绘者。
首图《九边图》每幅轴脊上皆题“汪申伯藏”，可见该图的收藏者是民国年间的汪申伯。汪氏留学法国，曾任中法大学法文系主任，也是中国营造学会的成员。首都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基本来自京师通俗图书馆、北京孔德学校和北京法文图书馆旧藏。而后两个图书馆，皆为中法大学图书馆的组成部分。故而，首图《九边图》应为关心中国古代建筑的汪申伯将自己的私藏，捐于这两个图书馆。建国后，又辗转保存于首都图书馆。
结 论
首都图书馆藏民国年间建筑学家汪申伯捐献《九边图》成图于崇祯后期，全长约15米，是现存《九边图》中最长的一幅。全图采用形象绘法，青墨重彩，是现藏《九边图》中最为形象的地图，是一幅军事示意图，而非作战地图。这反映出直到明末，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仍受到人文传统的强烈影响，以直观、实用为目的，对中国古代地图史的研究，不能单纯以科学、定量作为标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具有自身的内在传统。首图《九边图》借鉴了许论《九边图》系列，又发展了形象绘法的特点，非常重视地理、宗教因素。不过这一地图机构错讹、漏绘很多，地理方位也有不小的偏差，甚至制图方向也不断变化，给人以错讹、凌乱之感，是现存《九边图》精确性最差的一幅地图，很可能是崇祯十五年，工部右侍郎宋玫所绘。不过该图很可能是明代最后一幅长城地图，反映了明末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全貌，也是目前所见唯一一幅明末长城地图，具有一定的学术与文物价值。
[1] 张宝钗：《明绘本〈边镇地图〉考》，《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
[2] 周铮：《彩绘申用懋九边图残卷》，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6页。
[3] （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太原府·关隘》，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清史馆藏进呈写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4] （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七，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癸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5152页。
[5] （明）卢承业原编，（清）马振文等增修，民国王有宗校订《偏关志》卷上《职官》，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道光年间刊民国四年铅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15页。
[6] 《明世宗实录》卷五五六，嘉靖四十五年三月戊午条，第8947页。
[7] （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四九四，万历四十四年四月癸未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9307页。
[8] 黄色的羊应为黄羊，较其他羊体型较大，是蒙古草原主要羊种，《蒙古黄金史纲》所载唯一一次猎羊便是黄羊。“后来，该富人嫁女于哈尔固楚克台吉。行猎之际，围中有二十只黄羊，哈尔固楚克放掉两只，其余，全部射死。”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5页。朱棣首次北征途中，“见草间有两途，如驿道。上曰：‘此黄羊、野马所行路也。’”（明）金幼孜：《北征录》，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35页。《蒙古黄金史纲》所载脱脱不花君臣以黄羊为喻，更反映出黄羊在蒙古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卫喇特参与会议的人散去以后，岱总可汗向阿噶巴尔济济农追索先时披戴甲胄盗哈剌哈马叛投过去的、阿勒噶齐古特的名为伊纳克察罕的人，而济农不与。伊纳克遂挑拨说：‘济农想问一问可汗，“公黄羊几时发情，公狍子几时解角？”’可汗愤慨地说：‘发情的公羊系笨货，问话的阿噶巴尔济济农是蠢才。’”《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69页。朱棣首次北征途中所猎获之物也主要是黄羊。《北征录》，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第34页、36页、37页。黄羊给明方留下的印象亦最深刻。“癸亥，敕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曰：‘比闻黄羊、野马俱望西行，或是走失捏干阿鲁台之众。向西行则宁夏、山西，不可无备。尔等更须严兵勿怠。’”（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五，永乐十年二月癸亥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567页。而明朝与蒙古交界之地，亦产黄羊。“（陕西）出黄羊，身尾似鹿，而角似羊，肉甚美。”（明）李翊撰，魏连科点校《戒庵老人漫笔》卷三《周尚书谈边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0页。
[9] 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几种。（法）沙畹（Edouard Chavannes）：《中国地图学中两幅最古老的地图》（Les Deux Plus Anciens Specimens de la Car- tographie Chinoise, Bulletin de I’Ecole Francaise de I’Extreme Orient，Vol，3，1903.）（日）小川琢治：《近世西洋交通以前の支那地图に就て》，《地学杂志》（日本）第22年第258号，1910年。《中国地图史纲》，第1—72页。（英）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48页。
[10]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周礼注疏》卷三三《职方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0页。
[11] （明）霍善等：《诸司职掌·兵部·职方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页。
[12] 《诸司职掌·兵部·职方部》，第724页。
[13]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五一《蒋德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500页。（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9页。
[14] 《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第199页。
[15]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六七《宋玫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8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