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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朝的区域来源、政权性格与“江浙士人”
政治史虽产生于庙堂之上，但卷入其中之人物，却来源于不同地区。相应，政治史之运作，便包含不同地域互动、冲突、协调之色彩。故而，从地域出发，审视政治运作的具体过程，是政治史研究颇值借援的方法与视角。本文尝试从明朝建国前后，不同政治群体的区域来源、文化特征及其互动关系入手，审视由此而造成的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
一、朱氏政权的区域来源与儒风不昌
朱元璋与构成其统治主干和基础的“淮西集团”出身于淮河以南，这一地区在南宋与金朝对峙中，处于南宋管辖之北边极限，相应容易受到来自宋、金两方面文化的影响。元末农民战争前期阶段主要是农民军内部的战争，朱元璋以淮河与长江下游之江淮地区为大本营，陈友谅以长江中游之湖广、江西为大本营，张士诚以长江下游之江浙地区为大本营，方国珍以浙南沿海地区为大本营。若从南宋地理分野而言，朱氏政权所在地为南宋北疆所在地区，而其它三种势力则属南宋京畿与外围地区。若从南宋政治格局而言，朱元璋与“淮西集团”为边鄙粗人，而其它政权治下则多儒学士人。四种政权虽皆标牓“复宋”，[1]但由于这种政治地理、文化传统之不同，在政权性格上呈现出显着差异。
北宋鉴于中唐、五代藩镇坐大，而大兴文官政治，与士大夫共天下，颇有儒家政治之追求。在这一政治文化下，北方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南方以江浙为中心，儒学呈现复兴、发展，乃至攀上巅峰。北宋覆屋之后，理学重心遂完全转移至南中国，尤其是首都杭州附近之江浙东西二路。伯颜下江南，南宋既灭，对当地经济、文化采取包容态度，南宋理学遂仍保存于杭州、江浙东西二路，只是行政区划改成了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元朝政治本位虽一度由草原向汉地转移，但政治立场一直游移其间，这便造成儒学作为汉族文明之代表，并未获得独尊地位，而与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一样，成为元朝管辖不同文明区域的工具之一。因此，虽然忽必烈在建国伊始，便仿照汉制，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国家体制，但却以草原体制并行其中，而在政治精神上仍基本沿用“家产制”政治思想，在经济上重用西域回回，在信仰上亲笃藏传佛教。故而，有元一代，元廷虽在形式上征召、聘用江浙士人，并设立翰林院，专蓄理学、文艺之士，但仅为政权之附丽，于国家大政并无关系。两宋以来“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传统遂受严重冲击。缺乏仕进空间之儒学，由于丧失利益驱动，而归于沉寂，仅为江浙士人学术研习之寄托。[2]
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政权所在地既为南宋文化重心，张士诚治下之杭州更为南宋故都所在，故而三种政权在建立之初，便受到当地儒学风气影响，招徕贤士、充斥政府。在这其中，张士诚政权重用文士、乐享太平之政治风气，未尝没有接续南宋遗风之迹象。而与之相比，朱元璋政权在淮河流域最初建立时，以淮西集团为政权柱石，该集团以武将为主体成分，且多有将才，在开国前后一系列内部清洗后，仍能具有很强战斗力，开拓明初广阔边疆。与之相比，文官数量较少，吏员出身之李善长竟为其中文人之代表，淮河流域之儒学不昌，并造成朱氏政权最初缺乏儒学氛围，于此可见一斑。朱元璋之招徕儒士是在占领南京之后，主要有江南四名士与江西朱升等。虽然朱元璋有气吞山河之胸怀，对江浙士人非常重视，但由于朱氏政权统治基础与精神风气已然形成，朱元璋亦有边鄙之人粗俗却实用之政治观念，故而仅以江浙士人为典章制度之制定者与军队幕府之佐贰官，并不以其为政权主体。这种右武左文之精神，不仅使朱氏政权核心群体较为团结，而且使朱氏政权体现出强烈的实用精神，从而能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发挥出坚强而实用之领导力量，是朱氏政权能够翦除群雄、统一全国之体制基础。
明初延续了这一政权性格，将右武左文政策贯彻于整个国家体制，比如武将可封爵，文官却不可；武将死有谥，文官却没有；淮西集团充斥军政部门，江浙士人却仅任礼部、翰林院等负责制定典章制度之机构。[3]明初右武左文格局十分明显，后世文官政治兴起之后，仍长期受其制约。朱元璋之所以实行如此政策，既出于重用淮西集团之需要，只能安排江浙士人于相对闲散部门；同时也与其打击敌对势力有关。由于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多有逃遁海上者，朱元璋为防范这一海寇势力与陆上残部相结，从而采取强迁江南民众于凤阳之举措；对失败政权之旧部士人，亦加罪迁徙，[4]或表面征召，实际置之闲地，甚至设“不为君用律”，加以打击，以控制其社会活动。虽然一意重用淮西集团有酿成其坐大之风险，但朱元璋既早已心存翦灭淮西集团之念，江浙士人便不具有制约其它政治势力之筹码作用。
二、洪武时期加强专制与压制江浙士人
伴随淮西集团被诛杀殆尽，江浙士人或被征召，或应科举，从而大量充斥政府，[5]似乎江浙士人成为明初政权的主导力量。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朱元璋出身社会最底层，又在统一战争中屡经部下叛乱，当时其它政权内部叛乱之事亦经常发生，受此影响，朱元璋对政权控制非常严格，重用私人，尤其是子侄、亲属、乡人，缺乏雍容大度之政治精神，可称之为“小农政治思想”。英雄人物个人在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主动角色，这在朱元璋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朱元璋既一扫中唐以来汉民族相对于北方民族武力不竞、政权覆灭之耻辱形象，被时人誉为得国最正、远迈汉唐、直接三代。[6]其所面对的蒙元虽为直接之历史遗产，但在驱逐“胡虏”之时代背景下，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南宋则为偏安一隅之失败政权，不足与计。因此历史留给朱元璋进行政治建设的空间非常广大。朱元璋遂从前代资源中充分借鉴各种有利于加强皇权、巩固朱氏皇族万世一统之政治制度，其中便包括蒙元“家产制”政治传统与唐宋削弱丞相权力的政治制度。
蒙元家产制政治传统之核心在于大汗为权力来源，子弟依照与大汗关系亲疏，获得相应土地与民众，其他人为大汗及其家族之奴仆，即使掌握再高权力，也仅是大汗管家。在这一政治观念下，大汗拥有至高无上、不受约束之最高权力，这与汉族强调皇权势统仍受儒家道统制约之政治理念存在巨大不同。元朝既已统治中国近百年，其“家产制”部落传统与政治观念，遂影响及于汉地社会。淮河流域既为儒学不昌之地，又长期受到金朝、蒙古风气影响，朱元璋容易受到北族思想观念影响，当为自然之事。朱元璋借鉴蒙元家产制政治传统，从其关于政治体制之制定便可看出。在国家基本制度上，朱元璋在仿照元代宗王出镇制度，实行分封制度，形成皇帝掌中央、诸王控地方之朱氏皇族“共天下”的政治体制。[7]此外，其它具体制度的制定尚有接续金元脉络者，如中书舍人制度。可见，朱元璋为纠正华夏传统中不利于皇权专制的因素，有意从北族制度脉络中寻找历史资源，加以弥补。
朱元璋既实行皇室共天下、废除丞相制，其不欲实行南宋士大夫政治之意至为明显。所实行之恢复华夏礼乐、衣冠、制度等举措，[8]不过是在政治、社会层面，为塑造和贯彻皇权至上提供工具而已。伴随明初皇权综合了汉地、内亚两项历史传统，朱元璋本人也合势统、道统于一身，对儒释道三家亲自注疏解释，甚至对儒家经典《孟子》加以删改，对朱熹多所批评，[9]专制程度空前加强。江浙士大夫遂面临远不同于南宋政治文化之格局，多不愿出仕，明初从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元代政治、学术二元对立之格局。故明初虽然存在接续南宋士大夫政治传统之官僚基础，并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复归华夏传统之历史取向，一时克服了元朝体制混乱造成的诸多内耗与乱象，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再次复兴，但在政治道路选择上却刻意弃置南宋文官政治传统，而吸收北族家产制政治传统下的君臣主奴意识，以加强皇权专制。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南宋士大夫政治传统与江浙士人成为被压制之政治潜流与群体。
三、永乐以后“江浙士人”崛起与宦官制衡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初制度建设中，与标榜华夏传统、恢复汉族旧制不同，明朝对于借鉴蒙元遗产讳莫如深、刻意掩盖，从而构成明初制度建设的“暗流”。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明初政治与社会之潮流指向皆在恢复汉族统治，北族因素在剔除之中，更毋论继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虽然朱元璋对江浙士人严厉压制，但这一政治群体仍伴随汉族典章制度之复兴、儒学意识形态之回归，政治与社会地位皆呈现上升之势，从而为文官政治复兴、江浙士人崛起埋下了历史伏笔。淮西集团既然很快集体性地被朱元璋几乎完全铲除，仅个别家族如徐达、郭英后裔仍长期保持名位，但对朝政则基本限于象征意义。对有明一代政治能够发挥长期决定性影响者便仅剩江浙士人，这一势力也成为明代政治中根基最固之政治群体，是明代文官集团之主体力量，[10]也成为反对明代皇权扩张，以及由此延伸之宦官、佞幸、阉党专权之主要群体。政治史、制度史研究之根本与主线索在于政治群体，政治现象与政治制度不过是因缘政治群体变动轨迹而呈现的外在形式。
由于废除了宰相制度，明朝中枢政治形成了巨大权力空缺，因此有明一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其实一直是在一定程度上重建这一机构，但又不能完全恢复，由此形成了各种政治势力的长期结构性斗争。内阁建立之前，明成祖朱棣与其后仁宗、宣宗已经开始思考用六部七卿与翰林院共同组成中枢权力集团。[11]既然缺乏制度保障，与皇帝或未来皇帝形成私人关系，便成为中枢权力争夺者政治斗争的核心。
由于江浙儒学最为发达，明初政府中的文官相应多为江浙士人。洪武末年，朱元璋留下的未来辅佐建文帝的政治班子，文官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皆为江浙士人。建文即位之后所实行的复古改革，其实便是江浙士人复兴文官政治的突破口。朱棣进入南京之后，一方面为建文殉主者多为江浙士人；但另一方面，逢迎朱棣者也多为江浙士人。朱棣遂延续金、元与国初传统，将其中优秀者集中于翰林院，专于宫廷中辟一办公地点，遂为内阁之起源。可见，翰林院作为宋以后擅长儒学的士人集中之所，在辽、金、元北族政权时期，承担了保存儒学火种之角色，而在汉族政权重建之后，再次成为士大夫政治的中心。明朝政权文官多来自江浙之事实，反映出明代江浙士人已然在崛起。[12]仁宣时期，明朝逐渐进入守成时期，文官政治进一步复兴，江浙士人势力进一步崛起。
经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政治斗争后，正统时期，由于六部七卿具有影响力之长官相继衰老，内阁“三杨”从而成为朝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加之英宗年幼，朝政处理制度由临朝问答一转而为奏疏批答，内阁权力相应大为提升，内阁在中枢政治中之独特地位[13]由此形成。与此同时，作为年幼皇帝玩伴而受到信赖的宦官也开始作为另一股政治势力，进入中枢政权核心。为避免皇帝受到宦官的影响，内阁主张将皇帝在宫廷中的教育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从中达到监督皇帝生活的目的，从而制约宦官与皇帝接近。内阁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便是“经筵讲读”。[14]对于内阁这一政治目的，宦官自然极力反对，双方围绕皇帝的经筵日讲，[15]与太子即未来皇帝的“东宫讲读”，形成长期政治斗争。无论“东宫讲读”还是“经筵讲读”，由于内阁与翰林院主要由善于文学之南方尤其是江浙士人组成，故而可视为南方士人地位逐渐上升，控制朝政的历史现象。
宦官势力的崛起，在客观上解决了明朝皇帝屡屡设法，但未能奏效的南北政治不平衡问题。伴随文官政治的复兴，南方尤其是江南由于属经济、文化之核心区，故文官集团亦以“南官”为主。虽然明朝历代皇帝多立意矫正，有意援引北人，但仍无法根本上改变南人独大之势。[16]而后妃、宦官由于多在北方即政治核心区，甚至北直隶选择，因而戏剧性地成为制约南官之“北阉”。[17]因此，明代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冲突，从地缘背景而言，未免无经济核心区、政治核心区冲突的意味。其中内阁官员主要出于南方，其与司礼监之冲突，尤有南北冲突的地域色彩。
结 语
在元末群雄逐鹿的历史格局中，来自中唐尤其南宋以降长期充作边疆战乱之地的淮河流域的农民下层，逐渐以朱元璋为政治核心，建立了具有浓厚实用粗鄙特征的朱氏政权，并最终统一中国。由于远离南宋以来的儒学重心，且受到蒙元家长制传统的影响，明初君臣关系差距悬昂，明显呈现出皇权专制加强的时代特征。元朝以来一直保存于江浙地区的儒学火种，仅成为塑造明朝华夏正统地位、加强皇权专制的工具，而其掌握者“江浙士人”也遭到皇室与“淮西集团”的长期压制。但伴随文官逐渐成为明政权的主体力量，永乐以后，以江浙士人为主的士人群体，在控制政府各个部门的同时，又借助翰林院这一元代江浙士人的主阵地，分化出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政治机构。并控制教育皇帝、太子的“经筵日讲”、“东宫讲读”，从而逐渐在中枢政治中施加影响。但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借助大多出身于北方地区的宦官，维持与江浙士人的政治地理平衡。
——原载《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
[1] 参见拙着：《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7－48页。
[2] 在元代有限的几次科举考试中，进士以江浙、江西最多，河南次之，可见元代儒学仍基本延续金朝、南宋格局。参见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4页。元代大都路儒学教育便远逊江南，甚至不如其它华北地区，可见元朝对儒学并无从政治上倡导之意。参见蔡春娟：《元代大都路儒学教育》，《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3] “国初赐谥，惟公侯伯都督，凡勋戚重臣有之。文臣有谥，始于永乐年间，然得之者亦鲜矣。今六卿之长，翰林之老，鲜有不得谥者。”佚名：《蓬轩类记二》，载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6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35页。
[4] “张士诚辟（杨基）为丞相府记室，未几辞去。又客饶介所。时左丞周伯琦留江南，以中朝贵臣尊重无比。厅事惟设一席，客至立谈遣之，惟基往，辄解榻款语，极欢乃罢。王师下江南，籍录诸伪官。基以饶氏客安置临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归。”王鏊：《震泽纪闻》卷下，《按察使杨公》，载王永熙汇辑，楼志伟、韩锡铎点校：《震泽先生别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65页。
[5] 洪武首次开科时，仅浙江士人便占四分之一。“洪武十年辛亥，始开科取士，时自畿辅外加行中书省，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名，而吾浙得三十一人，盖居四分之一。而会元俞友仁，复为浙西之仁和人。首藩盛科，盛事如此。是时，刘基、宋濂、章溢、王玮辈，俱浙人，一时同为开创名臣，宜其声气之相感也。累朝教育，遂以科第甲海内，信非偶然。是科独湖广一省无一人中式，而高丽国中一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5，《科场·开国第一科》，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4页。
[6] 洪武时儒士沈士荣上疏云：“皇上翦伐群雄，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于水火之中，奠四海于枕席之安，驱夷狄、复中夏，为汉、唐、宋之君一洗北面戎虏之耻，臣窃为千古豪杰庆快无已。”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洪武十五年九月壬申条，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344页。解缙也在洪武朝表达了同样的观念。“陛下挺生南服，一统华夷，功高万古，此放勋也。得国之正，皆非汉、唐、宋所及。”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11，《解学士文集·大庖西封事》（解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3页。
[7] 参见拙文：《明初分封制度渊源新探》，《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事实上，这是中国古代草原民族分封制度之共同特征，比如“匈奴之制，盖以同姓居外，异姓居内，亦可谓以同姓主兵，异姓主政也”， 由此亦可见明初政治对于内亚悠久历史传统之继承。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93页。
[8]与之形成对比的，便是北族文化在明初受到严禁。 《明太祖实录》纂修者赞云：“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明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条，第525页。
[9]“高庙看书，议论英发，且排朱文公集注。每儒臣进讲《论语》等书，必有辩说，呼朱熹曰：‘宋家迂阔老儒。’”李贤：《古穰杂录》，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页。
[10]郭培贵指出明代进士家族以浙江、南直最为集中。参见郭培贵：《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6期。
[11]参见拙文：《银章密奏与洪熙中枢政治》，《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
[12] 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以地缘相结的现象很早便已出现，且为习见之事。而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之分离，甚至促使统治者以政治区抑制经济区，以维持全国地缘平衡、政权内部制衡。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一书，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秦汉时期，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重合，皆在关中地区。隋唐时期，虽然政治中心仍在关中，但经济中心却移至太行山东，即“山东”地区。陈寅恪指出：隋唐统治者为实现“以西制东”，遂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以“关中”制“山东”。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北宋建都于华北，经济中心却在江南，统治者同样为实现权力平衡，实行“以北制南”。明代天顺时期，由于英宗习用北人，明朝政治中的南北分野格局已明确形成。“公（李贤）为人恭庄严重，得时行志，不为小廉曲，谨平居，号崇正学，能纳人言，容善类，无南北之分。天顺庚辰会试罢，予同众考官见公，询及人物，予曰：‘《五经》魁中，张元祯神童也。人物独王一夔，愿先生留意。’及请选庶吉士，英庙谕公专选北人，公曰：‘南人亦须选。’及会选于吏部，元祯初不与，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与进之。”尹直：《謇斋琐缀录三》，载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55，第1280页。成化时期更明显地形成南北之争。“（万）安日与（刘）珝争权，其门下士终不得相往来。吏部尚书尹旻、都御史王越，与珝皆北人，为一党。安与学士彭华为一党，互相倾诋。又以计陷旻，逮其子侍讲龙杖于午门前，父子皆罢去。山东人在朝者逐之一空。”王鏊：《震泽纪闻》卷下，《万安》，载王永熙汇辑，楼志伟、韩锡铎点校：《震泽先生别集》，第111－112页。万安为四川眉州人，彭华为江西安福人。
[13] “自太祖、太宗列圣临朝，每至日鼎食不遑暇，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阁老杨荣等虑圣体易倦，因创新制：每一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英宗既壮，三臣继卒，无人敢言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王锜撰，张德信点校：《寓圃杂记》卷1《早朝奏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
[14] 英宗即位之初，杨士奇请开经筵的同时，便请求慎选皇帝侍从，所指便是王振。“自古圣贤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皇上富于春秋，凡起居出入，一应随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选择行止端庄、立心行己正当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习，悉皆屏远，不得以上惑聪明。此事关系最重。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皆留圣心，为皇上慎选左右随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举动轻佻、语言亵慢，立心行己不正者，皆宐早去之。若不早去，随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觉其非，言听计从，后来欲去，其势难矣。古语云：‘与善人处，如入芝兰之室；与不善人处，如入鲍鱼之肆。’盖言慎所渐染也。此在常人，尚须谨择，何况天子之左右！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万万留意。” 《明经世文编》卷15，《杨文贞公文集一·请开经筵疏》（杨士奇），第108页。
[15]
[16] 给事中选拔标准的变化，也透露出南、北政治势力的斗争。“翰林编修张元祯尝建言，选六科给事中不必拘体貌长大，惟当以器识远大、学问该博、文章优瞻者充之。其言最当。徒以不拘体貌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盖六科系近侍官，兼主奏对。必选体貌端厚、语言的确者以壮班行，表仪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体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识、学问、文章，往往过人。盖出自精选，号为得人，如姚夔、叶盛、林聪、尹旻、张宁辈是已。以后则专以体貌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计。所谓出题考选，亦不过虚应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时典选者相机多北人，大率专主体貌，则其类得以并进。况学识兼备者，必思举其职，而屡有纠弹，不若安静简默者之易制也。盐山王忠肃公素有重望，亦进一二乡里之劣者，则其余不足责矣。使为吏部者，以公天下为心，不阴厚乡里，遇缺，选其体貌丰伟、音吐正当者，五倍其数，试其奏议弹文数篇，若场屋时文，则不以试。每五六人中择其优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陆容：《菽园杂记》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0－91页。即给事中选拔呈现了从学、貌并重，至专重体貌之变化。陆为南直隶太仓人，正属江浙士人之核心地区，其所持给事中选拔标准之变化，源于北人鉴于学问、文章不及南方，遂专主体貌之结论。
[17] 万历时期，依托郑贵妃势力之顺天考生，便攻击浙籍考生冒籍之事，不仅是明代科举考试中，南北地域冲突之显着案例，亦反映出北方后妃、外戚时常卷入南北之争，成为北人奥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6，《科场·乙酉京试冒籍》，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