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初年甘肃的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的形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朝-洪武初年甘肃的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的形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洪武初年甘肃的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的形成
明朝在西北地区直接控制的地带在嘉峪关以东。嘉峪关向西至沙州（今甘肃敦煌）、哈密（今新疆哈密），是明朝实行羁縻统治的地区。《读史方舆纪要》称：“明洪武五年冯胜下河西，虽直抵玉门，而嘉峪以外皆为羁縻地。”[1]也即是说，明朝的西北疆界最远至沙州、哈密一线，[2]再向西便是东察合台汗国境，这一疆界在明初便已基本奠定。《九边图论》称：“洪武伍年，宋国公冯胜下河西，乃以嘉峪关为限，遂弃炖煌焉。”[3]这一疆界较汉唐大为内缩。“及明兴，使耿炳文收河、湟，冯胜取甘、肃，而于嘉峪关画玉斧以界华夷。其敦煌无虑数千里，委之外藩，不知古玉门、阳关者安在，遑问都护长史之置，然较秦则亦过之。”[4]恰与元朝甘肃行省界，也即元朝实际直接控制的地界相吻合。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体现了明朝对元朝的继承，值得探讨。
以往对于明朝西北讲解的研究集中关注于洪武末年明朝与东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之关系，以及“关西七卫”（又称“西北七卫”、“蒙古七卫”）之建立，但对洪武初年明朝与东察合台汗国的关系，二者与北元在西北边疆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对明朝西北边疆初步形成之影响，皆未见着墨。本文从元朝末年便参加朱元璋（1328-1398年，1368-1398年在位）军队的俞本在永乐（1403-1424年）年间撰成的《纪事录》（《明兴野记》）关于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1330？-1395年）“弃地”甘肃事件的记载入手，探讨这一事件背后的主客观因素，揭示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由此导致的明朝西北边界较汉唐内缩，继承元朝旧疆的格局。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借鉴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中“国家”(Country) 与“空间”（Space）、“权力”（Power）关系的理论，探讨了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的势力均衡态势，并吸收了该学科中“心脏地带”（Heartland）与“边缘地带”（Rimland）的概念，分析了甘肃地区在三方政权战略版图中，皆处于边缘地带的状况。
一 洪武五年“岭北之役”明军的战略目的与冯胜西路军的战略定位
洪武二年（1369年）底，明军已先后收复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东部等中原王朝的传统统治地区，基本恢复了中唐以后中原王朝之疆域格局，在长城以内建立了新政权。洪武三年，为彻底消除扩廓帖木儿（？-1375年）对边疆地区的威胁，明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徐达（1332-1385年）统领，向西进攻，经过沈儿峪（今甘肃定西𡽡口）大捷，连克兴元（今陕西汉中）、河州（今甘肃临夏），收复中唐以后被吐蕃占领之地区。另一路由李文忠（1339-1384年）率领，越过长城，北上直捣北元汗廷，连占兴和（今河北张北）、应昌（今内蒙古应昌），迫使爱猷识理达猎（1339-1378年，1370-1378年在位）逃向“东路诸王”封地，明朝藉此建立攻占蒙古大漠的前沿据点。经此一役，虽然扩廓帖木儿军与北元汗廷皆遭到重创，明军已基本收复了汉唐除河西走廊之外的传统统治地区，一改中唐以来汉族为北方民族所压制的军事态势，建立了一个力量强大的政权，但明军并未达到彻底消除扩廓帖木儿威胁的战略目的。
洪武五年，明军再次北伐，旨在完成汉唐所未完成的历史功绩，永清蒙古大漠。这次北伐主遭遇战发生在岭北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历史上便称之为“岭北之役”。《明太祖实录》记载了朱元璋君臣此次北伐的战略主旨。
上御武楼，与诸将臣筹边事。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曰：“今天下大定，庶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惟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上曰：“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閗，况穷寇乎？姑置之。”诸将曰：“王保保狡猾狙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达曰：“得兵十万足矣。”上曰：“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于是，命达为征虏大将军，出中路；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东路；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路。[5]
单纯从这条记载来看，似乎洪武五年北伐的计划由以徐达为首的武将集团提出，在朱元璋疑虑的情况下，徐等坚持态度，并最终付诸实施。朱元璋谕晋王朱棡（1358-1398年)也是如此自述。洪武三十年（1397年）六月二十六日，千户支翰赉朱元璋敕晋王圣旨：“噫！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十分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之变。其在朝诸人，日奏深入沙塞，初不准。日奏叠叠，试许之。不免兵疵于和林，轻信无谋者，以致伤生数万。此乃擅听群无谋者。”[6]但从朱氏政权历次重大战役皆由朱元璋亲自决策。制定计划的历史来看，[7]五年北伐这一事关明朝北疆安危的重大举措很难在朱元璋持疑虑态度的前提下展开。另外值得寻味的是，实录所载朱元璋关于扩廓帖木儿“困兽犹斗“的预测竟然与后来岭北之役明军惨败的原因完全符合，虽然实录馆臣采取如此记述的目的在于为朱元璋开脱责任，但“此地无银三百两”，恰恰暴露了实录为君王讳的动机与刻意弥缝的痕迹。可以相印证的是，非官方史籍记载了与实录完全不同的历史面相。
明后期人陈建（1497-1567年）着《皇明资治通纪》直接指出岭北之役计划由朱元璋提出。该书并未记载朱元璋君臣在武楼上的议论，而直接记载：“议征沙漠。上谓诸将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历代传国玺在胡未获。其二，统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闻音问。今遣汝等分道征之。’”[8]王世贞（1526-1590年）《弇州史料》的记载，大体将朱元璋与徐达的台词互换了一下。“高帝御武楼，与计边事。曰：‘扩廓游魂尚在，出没奈何？’达乃请曰：‘亟发兵厄竖子耳。’”[9]在这里，朱元璋仍然是发起五年北伐的倡导者。实录作为明朝历代都要修纂的官方文献，其史料价值是毋庸质疑的，但其对个别史事存在篡改之事，也是毋庸讳辨的。各朝实录中，尤以《太祖实录》经历三修，篡改最多。像这种完全改头换面，张冠李戴之事并不新鲜，黄彰健通过比照《毓庆勋懿集》与《明太祖实录》，便发现了实录将朱元璋赐郭英敕换成了赐燕王敕。[10]《龙飞纪略》所载朱元璋所作战略规划，更可能构成了明军轻率冒进的根本原因。“壬子春正月，以大将军徐达帅师伐迤西，李文忠总东道兵趋上都。帝以残虏未除，终为边患。乃以达帅师伐之。冯胜、傅友德、文忠各总东、西道兵。顾时、陈德为副将军，率兵以从。赐敕谕戒以务察胡人情状，审其来否，则慎督三军，一鼓可俘，否则坚守斥堠，以静朔方。”[11]
五年北伐的战略计划，延续了洪武三年北伐的成功思路，只是改两路并进为三路进取。明军北征前，朱元璋一如既往地对整个北伐行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对三支军队的职责任务进行了明确分工。
甲戌，命祭告太岁、风云、雷雨、山川、旗纛等神，遣征虏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左副将军曹国公李文忠、征西将军宋国公冯胜等率师征王保保。上戒之曰：“卿等力请北伐，志气甚锐。然古人有言：‘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将军由中路出雁门，扬言趍和林，而实迟重，致其来，击之必可破也。左副将军由东路自居庸出应昌，以掩其不备，必有所获。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以疑其兵，令虏不知所为，乃善计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轻敌。”达等遂受命而行。[12]
达力扎布对三路明军职责的解释是：“军事部署是大将军徐达率明军主力引诱北元主力至近边作战，左副将军李文忠率东路军奔袭北元朝廷，征西将军冯胜率西路军迷惑和牵制西北蒙古诸王，配合中路军作战。”[13]也即是说，三支军队中，徐达中路军是主力，东路李文忠军是奇兵，西路冯胜军负责牵制任务，中路军面临的是遭遇战，以歼灭蒙军主力为战略目的，是决定本次战役能否成功的重点与关键。东路军与中路军不同，并不以军事作战为目的，而旨在中路军的掩护下，以实现消灭北元汗廷为政治目的。西路军是三支军队中战略地位最轻的，只是一支起牵制作用的侧面部队，其承担这双重任务，一重任务是占领甘肃，这只是一个公开的表面任务，另一重职责是牵制甘肃蒙古势力，防止其东援扩廓帖木儿军。为便于西路军更好地实施掩护任务，朱元璋甚至在冯胜的将印名号上做起了文章。徐达佩“征虏大将军印”，李文忠佩“左副将军印”，而冯胜却不像洪武三年北伐那样佩“右副将军印”，[14]改佩“征西将军印”，有意将其与其他两路明军相区分。
可以讲，中路军的作战任务是最重的，东路军是最容易出彩的，而西路军却恐怕最容易是默默无闻的。在三支军队首将的选择上，朱元璋的做法也很耐人寻味。徐达是明朝开国第一武臣，以其主持三路军务，与扩廓帖木儿展开决战，是最正常、最合适的选择。李文忠以奇袭开平而一举奠定武将集团第二将领的地位，此次继续负责奇袭任务，既发挥其所长，也是朱元璋扶持外甥的一项举措。冯胜，初名国胜，更名宗异，最后名胜，定远人。元末结寨自保，与其兄冯国用（1324-1359年）是最早追随朱元璋的将领之一。最初甚受朱元璋倚重，元末农民军内部经常发生叛乱，朱元璋政权内部亦是如此。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建立“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其麾下亲信猛将多属此系统，是朱氏政权的主力军，[15]而充其首领者便是冯氏兄弟。至正十八年，冯氏兄弟任“帐前亲军都指挥使”，充其副职的是李文忠、康茂才。[16]冯胜任“指挥”。[17]至正十九年，冯国用以疾卒，冯胜袭其职，[18]“代领其众，居中宿卫。”[19]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改“帐前亲军”为“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冯胜担任最高职务“都护”。[20]冯胜起初是仅次于徐达的二号将领，常遇春尚居其后。[21]但冯胜爱排挤他人，军事行动也多有失误，因此屡受朱元璋责罚，渐居常遇春之后，开国后，常遇春（1330-1369年）去世，又居于李文忠之后，为明初第三将领。[22]
对此次北伐，明朝上下是抱有很乐观的态度的，但战事的进展却大为出乎明廷的意料。进入蒙古大漠的明军闯入了完全陌生的地域，徐达军在岭北和林遭遇惨败，[23]李文忠军因为缺少中路军的掩护，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伤亡亦大。而西路军由于是相对独立地在甘肃执行任务，并未受到中、东二路战事的影响，反而获得了重大胜利，几乎占领了甘肃行省全境。岭北之役是明军有史以来的最大惨败，多位高级将领战死，死亡士卒也应达到了数万，[24]促使明政权内部北边战略由武臣所主张的肃清蒙古、占领内亚（Inner Asia）的进攻策略，转变为文臣所倡导的依托长城，实施近边防御的战略，奠定了未来二百余年明、蒙长期对峙的格局，对明朝，及未来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甚大。[25]
关于中、东二路军作战情况，和田清与达力扎布已有研究，此处不赘。[26]本文所着意探讨的是西路军的情况。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戊寅，征西将军冯胜、左副将军陈德、右副将军傅友德率师至甘肃，故元将上都驴降。初，胜等师至兰州，友德先率骁骑五千直趋西凉，遇元失剌罕之兵，战败之。至永昌，又败元太尉朵儿只巴于忽剌罕口，大获其辎重、牛马。进至扫林山，胜等师亦至，共击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追斩其党四百余人，降太尉锁纳儿，加平章管着等。至是，上都驴知大军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余户迎降，胜等抚辑其民，留官军守之，遂进至亦集乃路。元守将卜颜帖木儿全城降。师次别笃山口，元岐王朵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友德复引兵至瓜、沙州，又败其兵，获金银印，马驼牛羊二万而还。[27]
从上条史料可以看出，冯胜军首先率师至兰州，经此进入甘肃，占领西凉（今甘肃武威），再至永昌（今甘肃永昌县），在这里歼灭了甘肃元军的一支主力军队。尔后经肃州“扫林山”（今甘肃酒泉北）一战，再次歼灭元军另一支主力军队，并招降上都驴部。从永昌至肃州，中间要经过甘州（今甘肃张掖），这里虽未交代占领甘州之事，想来应是先占甘州，后占肃州。[28]至此，明军沿河西走廊，一直向西进攻，若再往西，便是甘肃行省的最西境，也即察合台后王的一支出伯后代所占的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与哈密三地。明军并未继续西进，而是为完成掩护中路军的任务，自肃州沿弱水北进至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并获得重大胜利，很好地起到了牵制甘肃兵力，掩护中路军作战的任务。占领亦集乃后，明军开始回撤，途中占领瓜、沙二州。“至亦集乃，乃败俞宝兵，分兵守扼关塞。冯胜乃遣友德又率兵追击俞宝于瓜、沙州。”[29]这样明军便占领了除哈密外的甘肃行省的所有地区。此后，西路军应是听到了岭北之役失利的消息，了解到策应中路军的任务已经失去了意义，从而全线撤退出甘肃。
二 俞本《纪事录》中冯胜的形象及其弃地甘肃事件
洪武五年三路北伐军，仅冯胜西路军取得了胜利，但耐人寻味的是，冯胜返京之后，却与战败将领徐达、李文忠一样，皆未受到封赏。《明太祖实录》是这样解释的。“壬申，命赏征甘肃京卫军士一万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万四千两。时公侯、都督、指挥、千百户以匿所获马骡牛羊不赏。上因谕之曰：‘为将者不私其身，况于物乎？昔祭遵为将，忧国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载惟图书。汝等能法古人，则令名无穷。今之不赏，汝等当省躬，以思补过。’诸将皆叩头谢罪而退。”[30]这条史料显示贪黩马匹等物是西路军将领集体所为，并非冯胜一人。但王世贞《弇州史料》却将西路军将领不受封赏的责任完全归于冯胜一人。“时大将军达兵不利，左副将军文忠所失得相当，独胜以捷闻，而有言其匿私虏槖駞马者，赏不行。”[31]无论如何，冯胜因贪污不受封赏，是明代史籍的共同记载。
日本学者和田清并不满足于这个“浅显”的理由，将其引向另外一个思路。“这或许是性好猜忌的太祖，因宠将徐达、李文忠都失败，有意抑制冯、傅两将自身的跋扈，也未可知。”[32]虽然这一推测很有吸引力，但毕竟没有史料佐证。由于明人讳言岭北之役惨败的缘故，[33]相关史实的记载甚少，在《纪事录》发现之前，我们没有看到明人关于此事的其他说法。明初成书的《纪事录》记载了一个其他史籍皆未记载的惊人史事，洪武五年冯胜自甘肃撤退时，采取的是彻底放弃的方式，导致朱元璋对其严厉责罚。
冯胜西路军自甘肃撤退的方式，与中、东二路军是否一样，皆是完全放弃呢？这一问题在以前岭北之役的研究中，并未被提出来。这之所以可以构成一个问题，在于西路军的作战地点、方式与中、东路军具有很大的区别。中、东路军皆深入蒙古大漠作战，在进军途中，并未随地设置据守地点，而是旨在歼灭蒙古军队、直捣北元汗廷。失利撤退后，蒙古军队趁机南下至长城沿线，明军自然无法在蒙古大漠留驻守军。但西路军的作战地点一直在甘肃境内。甘肃生态环境与蒙古连绵起伏的草原面貌不同，狭长的河西走廊十分适合农耕，这也是汉唐能够长期占领甘肃，并将其作为切断北、西游牧势力阻隔带的根本原因。发达的农业、成熟的城市形态，都为明军实行长期驻守提供了条件。因此之故，西路军的作战方式与中、东二路军不同，采取拓展疆土、随地置守的方式。岭北之役后，虽然蒙军顺势南下至长城沿线，但对明朝的威胁主要在甘肃以东，甘肃形势并非十分危急，西路军撤退之时，完全可以留下足够的兵力防守甘肃，而不必将其与蒙古大漠视为一样，划为异域，彻底放弃。但据俞本《纪事录》的记载，西路军却采取了完全放弃的方式。
俞本《纪事录》是研究明朝开国史罕见的一手文献，这是由撰者身份与着述立场决定的。俞本，字从道，扬州高邮人，生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永乐初年仍然在世。至正十七年（1357年），俞本进入军伍，成为朱元璋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冯国用手下之“帐前黄旗先锋”。国用卒后，当改隶冯胜，经历战陈友谅、张士诚，与朱元璋称吴国公等大事。洪武改元，俞本改隶宁正（韦正，？-1396年），此后追随宁正四处征讨，晚年凭借记忆撰成《纪事录》，虽有年月错讹，但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为独一无二之着述。明末钱谦益（1582-1664年）着《国初群雄事略》，尚参考了大量《纪事录》的内容，但该书后来亡佚，多种丛书皆仅着录其名。陈学霖考证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的《明兴野记》正是《纪事录》的改编本，该书也得以重新为研习明史者所利用。[34]
《纪事录》的价值在于俞本对耳闻目睹之事秉笔直书，毫不隐讳，从而记载了大量其他史籍所不载的珍贵史实，尤其一些关于朱氏政权内部的负面记载，更揭示了我们所不了解的明朝开国史的另一面。俞本如此的记史态度，与其经历应有密切关系。俞本虽出身亲军，但在亲军内应过得并不如意，否则也不会在建国之初、赏功封爵的关键时刻脱离亲军队伍，改投边缘化的宁正部队。至于是否与亲军首领冯胜存在直接的矛盾，限于史料，难以作出肯定的判断，但俞本至少是不认同冯胜的，《纪事录》对开国诸将的评价，尤以对冯胜的评价最低。“胜乃急功贪财之徒，又不识大义。”[35]载其负面事件也最多。[36]追随宁正之后，俞本对朱氏政权核心集团的不满应进一步加剧。宁正，又称韦正，为元帅韦德成（？-1355年）义子。韦德成很早便追随朱元璋，是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氏集团脱离濠州郭氏政权，渡越长江，创建独立的朱氏政权的“渡江旧勋”之一。[37]但韦身死后，朱元璋因其妻有美色，与之通，并产有一子。后因有人言故将之妻不可纳，遂出配于胡汝名，以宁正统韦德成军。宁正很有军事才能，且有儒将之风，统领韦德成军后，屡立战功，却一直受到压制与欺凌，未能一展其才，获得高位。比如冯胜便曾打击宁正。
（洪武十一年）六月，归德州西番土人汝奴叛遁亦咂地方。宋国公冯胜遣人于韦正处索马，正不与，胜憾之，于上前谮曰：“韦正不以国法为重，不善治西番，致有叛。”敕遣中书舍人徐光祖赉御札谕正，赦其死，降为归德州守御千户，以陕西都指挥叶升代镇河州。升贪婪无耻，至则尽更正令。十一月，剌哥站土官剌哥，率合族酋长，以牛、羊、马匹羊毛至河州易粮。升见头蓄无数，欲尽得之，诡文密奏西番侵河州。上允其奏，悉收诛之，升拘番货牛羊马匹，尽入私家，其余六站番民，闻之皆遁去，朵甘思乌思藏之路自此亦梗，不复通往来矣。[38]
两任统帅所受到之不公正待遇，对宁正军队与朱氏政权的关系应产生了负面影响。此种环境加之个人遭遇，遂使俞本不再顾忌，直抒胸怀，直揭朱氏政权内部之斑斑劣迹。其中便记载了洪武五年冯胜“弃地”甘肃的重大事件，堪称振聋发聩。
（洪武五年）十二月，冯胜惧回鹘之兵，将甘州所葺城池、营房、仓库、转运米麦料豆二十余万石及军需尽焚之，弃城归，并宁夏、西凉、庄浪三城之地亦弃，仅以牛羊马驼令军人赶归。途中倒死者，军虽饥不敢食，仍负荷归，军人饿死载道，一无所问。上知之，追夺冯胜券诰爵禄，宥其罪，贬为庶人，录其家财，以牛羊骆驼马匹，令民牧养，愚民无知，驼死者并弃骨。胜后复职，憾之曰：“驼虽死，骨安在”，令有司官拷掠征骨，致贫民卖子买驼骨偿之。[39]
洪武五年时，俞本尚随宁正守于河州，此条记载应为耳闻所得。该记载十分惊人，与俞本秉笔直书的风格是完全一致的。但这一记载并不见诸于其他文献，[40]冯胜被罢免为庶人之事，也未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证。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冯胜于洪武五年九月返回南京，[41]洪武六年三月随徐达至山西、北平防边。[42]如果《纪事录》所载确实，那么冯胜应在此间被贬为庶人。冯胜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由庶人再次复职，难度是很大的，这不得不令人对《纪事录》记载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如此细致的记载，应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可以推测，冯胜确实遭受了比《明太祖实录》所载更为严厉的处罚，但是否严厉到如《纪事录》所载，还须进一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洪武后期冯胜确曾遭朱元璋重罚。洪武二十年（1387年），冯胜为总兵官，统兵征辽东，虽成功招降辽阳行省左丞相太尉纳哈出（？-1388年），但激变其部署，并且“会有言胜娶虏妃及受良马无筭者，又失其殿都督濮英三千骑，而茂亦自陈所以搏纳哈出，故且讦胜过。”从而招致朱元璋的责罚。“上乃命收大将军印。胜还京，命归凤阳里第奉朝请。……胜自是不复将大兵。”[43]洪武五年冯胜被贬为庶人不知是否是洪武二十年事件的“误移”，暂且存疑。
虽然冯胜受严厉处罚之事，未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证，但其弃地行为，结合种种迹象来看，应是可信的。首先，历史记载的细节或末节，着史者可以误载，甚至主观臆造，但重大事件却是难于伪造的。尽管俞本对冯胜心存厌恶，但对冯胜的评价还是很符合事实的。比如指出冯贪财而不识大义，这其实是明人的一般看法，这在冯胜征辽东时也表露无遗。况且永乐年间，冯胜既已去世，俞本杜撰对冯胜不利的记载并无任何现实意义，故而可以大体排除俞本存心造伪的可能。
第二，《明太祖实录》所载朱元璋斥责西路军高级将领贪黩马匹等的记载，是可以印证《纪事录》的部分内容的。
第三，洪武三年，朱元璋曾称：“说那甘肃省也无甚麽军马，如可守时节，就拨人守了。”[44]可见从明朝掌握的信息来看，洪武初年甘肃蒙古军队并不多。《秘阁元龟政要》、（万历）《肃镇志》与（乾隆）《五凉全志》关于明初甘肃行省成为一座空城的记载，也使冯胜弃地行为不再显得那么不可思议，冯胜放弃甘肃也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秘阁元龟政要》载：“胜分兵行定凉州、山丹、镇番、永昌、西寜，其故元守将闻胜等将至，自知不敌，已先将境内人民、牛马、驼羊尽拘出玉门、阳关二塞，所得者止是空城而已。”[45]（万历）《肃镇志》载：“（至正）二十二年，（山丹）升为州，隶甘肃行省亦集乃路，元末兵兴，居民逃散。洪武三年，宋国公冯胜兵至时惟空城。”[46]但（乾隆）《五凉全志》载：“明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定河西，元凉公搭搭乃北遁，胜视凉境空，以兰州等卫官军守御之。”[47]
第四，洪武五年之后明军在甘肃地区的军事活动与卫所建置过程也印证了洪武初年明朝应曾放弃此地。洪武五年明军既已完全占领了除哈密外的甘肃行省所有其他地区，但此后经略甘肃的将领宋晟（1342-1407年），主要的活动范围仍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以东。
（洪武）十二年，（宋晟）掌凉州卫。十三年，逐北虏至白城，获其人马甚众。十五年，父病，召晟还侍。又三年，父殁。既襄事，复镇凉州。虏时数为边患，晟率兵讨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斩其凶渠也速儿监等，及其众无筭，余悉生絷送京师。又招降虏伪国公吴把都等万八千人，而送其酋长工不答儿等百五十人诣京师，简其壮者补卒伍，余悉处之善地，俾耕牧自便。驿召晟还京，奖谕再四，赐赉甚厚。复镇凉州。十九年，召还，升骠骑将军，右军都督佥事，赐钞文绮，以其官赠其三代，仍镇凉州。二十三年夏，遣中使就赐白金及钞。至秋，复三遣，赐钞、文绮，授制谕，充总兵官，征哈密里，破之。哈密者，去肃州千余里，虏所城也。诛其伪王子别列怯等三十余人，获虏众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银印二，悉送京师，所获马牛羊，咸给将士。二十五年，复充总兵官，征罕东西番叛寇，诛擒七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五百，牛羊十万，遂还京师。二十七年，调中军都督府。[48]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宋晟在洪武二十五年，仍在沙州（罕东蒙古部落在沙州）、亦集乃等傅友德（？-1394年）早已占领过的地方展开军事行动。而其所可调动的军队仍是甘州以东的西凉、山丹（今甘肃山丹）二处的守军。[49]可见此时明军建立稳固统治的地方仍在甘州以东。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肃王朱楧（1376-1419年）至国，本应至甘州，却暂驻陕西中部的平凉（今陕西平凉）。“至是，甘肃以陕西各卫调戍士马未集，命肃王且驻平凉。”[50]当年，随着甘州建设的加快，陕西行都司治所由庄浪迁至甘州。[51]两年后，肃王终于之国甘州。[52]接替宋晟充任甘肃总兵官的李景隆（？-约1424年），也开始驻于甘州。[53]至此，明军已稳定地控制了甘州及其以东的地区。从这一经略的过程可以看出明军确实曾放弃过甘肃，否则不会造成后来再次经营的困难。
从甘肃地区卫所的建置过程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庄浪卫设于洪武五年十一月，西宁卫设于六年正月，凉州卫设于九年（1376年）十月，永昌卫设于十五年（1382年）三月，镇番卫（今甘肃民勤）设于洪武中，山丹卫设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九月，甘州左卫设于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甘州右卫、甘州中卫设于二十五年三月，肃州卫设于二十七年十一月，甘州前卫、甘州后卫设于二十九年（1396年），镇夷守御千户所（今属甘肃高台）置于三十年（1397年）。[54]从以上诸卫设置时间来看，除镇番卫控制甘肃东北部，较为特殊外，其他卫所之设置呈现了由东至西、逐步设置的过程。这反映了洪武五年之后，明朝在甘肃的经略呈现了由东至西、逐步经略的过程。山丹以西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卫所设置尤其之晚，已经到了洪武后期，甚至末年。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在洪武五年便已设甘肃卫。“壬子，置甘肃卫都指挥使司、庄浪卫指挥使司。”[55]但此后该卫便默默无闻，《明太祖实录》仅再记其一次。“丙辰，升甘肃卫经历沈立本为户部侍郎。”[56]郭红认为甘肃卫于洪武二十四年废除，改置“甘州左卫”，所依据的史料是《明太祖实录》。[57]但该条史料原文为“置甘州左卫”，[58]并不及甘肃卫废除之事。从其他史籍的记载来看，似乎洪武晚期甘肃卫经历过一次重新设置。《大明一统志》载：“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肃卫。”[59]“本朝为甘肃卫，寻分置甘州左卫。”[60]而（万历）《肃镇志》却载：“（洪武）二十四年，设甘肃卫。二十五年，分设甘州左、右、中、前、后、中中六卫。”[61]《重刊甘镇志》亦载：“（洪武）二十四年，设甘肃卫。二十五年，分设甘州左、右、中、前、后、中中六卫。”[62]《读史方舆纪要》亦载甘肃卫设于洪武二十四年，洪武二十九年，改为甘州左卫，并设右、中、前、后等四卫。[63]如果甘肃卫经历过重新设置的推测属实的话，那么，甘肃卫在洪武九年之后，应经历过一次裁革。无论如何，甘肃卫的默默无闻已能说明洪武时期，明朝在甘肃西部的经略十分薄弱。正如郭红指出的那样，“（洪武）七年之前河西零星分布着庄浪、甘肃、西宁诸卫，相去甚远”，“当时（洪武十五年之前）凉州与甘州间的广阔地带内没有其他卫所，军事防御过于稀疏。”[64]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应与冯胜弃地有关。
洪武五年末甘肃并无军队驻防的情况同样也是可以印证《纪事录》的。洪武五年十二月，冯胜军自甘肃撤退后，邓愈（1337-1377年）受命征吐蕃，曾进军甘肃。
（朱元璋）遣（濮英）领西安、平凉、巩昌、临洮将士，往西海追朵只巴，出兰州，由大通河，直抵西宁铁佛寺。遣陕西行指挥使韦正，自归德州渡黄河，由巴亦咂沿西海边抵北而进。上命卫国公邓愈授以征西将军印，遣人赉制谕付愈，愈遣俞本赉制追英，督英与正合兵，凡六昼夜大雪，不及而归。[65]
由青海向北进军六昼夜，追击敌军，而未得见，可见洪武五年末，甘肃几为一个无人把守的军事真空地带。
最后，洪武五年明朝确实弃地宁夏的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着俞本的记载。宣德年间，庆靖王朱㮵撰《宁夏志》，载“国朝初，立宁夏府。洪武五年，诏弃其地，徙其民于陕西。”[66]直倒洪武九年，“命长兴侯耿炳文弟耿忠为指挥，立宁夏卫，隶陕西都司，徙五方之人实之。后增宁夏前卫、宁夏左屯、右屯、中屯为五卫；寻并中屯于左、右二卫，为四卫。” [67]宁夏才开始逐渐经营。可见，冯胜确实在洪武五年放弃过甘肃等地，不过是在朱元璋授意之下，还是径自放弃，可以进一步探讨。目前来看，应是朱元璋授意。因为冯胜在弃地之后，并未受到惩罚。俞本记载此事时，可能出于对冯胜的厌恶，将此过失全部归罪于冯胜，并将洪武二十年冯胜辽东受罚之事移嫁于此事之上，以证冯胜之罪。
三 “回鹘”名称的考证与洪武初年甘肃的地缘政治
冯胜弃地甘肃的原因是什么呢？《纪事录》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惧回鹘之兵”。“回鹘”，原称“回纥”，是隋唐时期活跃于西域的一支游牧民族。唐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可汗被杀，回鹘也分成四支外迁。1283年，随着高昌城毁于战火，高昌回鹘政权的灭亡，“回鹘”作为一个民族、政权，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但“回鹘”一词并未随之从历史中消失，不仅“回鹘文”仍在广大西域地区流行，而且惯常用典的元代汉族文人也仍然经常用“回鹘”指代畏兀儿与西域，以及用此称元朝境内的西域人，与“回回”一词经常混用。[68]俞本这里的“回鹘”所指代的是哪个政权或民族呢？《纪事录》共记载“回鹘”4次，除了此处外，其他3处为：
（洪武元年八月）初三日，（徐）达、薛右丞（显）、参政傅友德领凤翔等五卫步军三万出虎北口追元君。初八日，至兴路，不获。元君行东路，友德军行西路，两路互差，但遇回鹘车辆人口，尽拘而回，获牛羊马匹十万。[69]
（洪武元年十月），（徐达）至通州，内有回鹘欲作乱，事泄，戮五千余人，妻女俱配军士。 [70]
（洪武二十二年）甘肃、巴西、回鹘遣使赉表及金珠、玩（马戎）马、紫驼、结金珠、璎珞进贡。[71]
可见，俞本用“回鹘”，是取的元、明之际最广泛的涵义。冯胜所惧为西域的哪个政权与民族，从这里无法看出。但通过对西域地缘格局的揭示，可以找出这里“回鹘”所对应的政权。
成吉思汗（1162-1227年，1206-1227年在位）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依照蒙古部落分家产的习俗，将蒙古东部封于诸弟，称“东道诸王”。又将蒙古以西分封朮赤（1177-1225年）、窝阔台（1186-1241年，1229-1241年在位）、察合台（？-1241年）三子，称“西道诸王”。蒙哥汗时期，其弟旭烈兀（1217-1265年，1264-1265年在位）受封西域，也属西道诸王。西道诸王由于皆属黄金家族，相应具备继承汗位的资格，离心力较强，与中央不断产生摩擦，四大兀鲁思也逐渐发展为独立、半独立的四大汗国，自西向东依次为钦察（金帐）汗国、伊利（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本不与元朝接境，察合台兀鲁思最初受封地仅为天山一带的牧场，但阿鲁忽（？-约1265年）汗利用忽必烈（1215-1294年，1260-1294年在位）与阿里不哥（？-1266年）争夺汗位的时机，占领了阿姆河以北原属元朝直接管辖的城郭农耕地带，怯别汗趁窝阔台汗国海都（约1235-1301年，1269-1301年在位）去世，势力衰微之机，将其吞并，势力达到土鲁番。[72]元朝末年，当蒙古统治者面临长城以内汉族的叛乱时，察合台汗国黄金家族的统治也大为削弱，非黄金家族的“异密”们掌握了实权，察合台汗国从而分裂为西部的帖木儿帝国与东部的东察合台汗国。东部朵豁剌惕异密播鲁拥立秃黑鲁帖木儿（Tuglug Temür，1330-1363年，1347-1363年在位）继承汗位，从而建立东察合台汗国（又称叶尔羌汗国，蒙兀儿斯坦，明人以其国都所在地称别失八里、亦力把里）。秃黑鲁帖木儿很有作为，宣布信仰伊斯兰教，从而稳固了社会基础，同时，逐渐削弱异密们的权力。在建立了强大的汗权之后，秃黑鲁帖木儿向西进攻河中地区，发动了统一察合台汗国的战争。虽然占领了大片地区，但并未在当地建立长期而稳固的统治。秃黑鲁帖木儿也向东扩张势力，其势力威慑到了哈密，与元朝声气相接。[73]洪武初年，明朝尚未与帖木儿帝国及更西势力形成直接接触，明朝对西域的了解，恐怕更多是对邻国东察合台汗国的认知。故而，冯胜所惧“回鹘”势力，便应是东察合台汗国。那么，洪武初年东察合台汗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明朝建国的1368年，当东方汉地正处于元、明易代的大规模战争中时，察合台汗国境内也正展开着一场长达22年的内部战争。1365年，权力遭到削夺的朵豁剌惕部异密哈马鲁丁趁也里亚思火者（īlyās-Khoja，？-1365年）汗去世的机会，大肆诛杀秃黑鲁帖木儿诸子，自立为汗，引起东察合台汗国部分势力的反对，帖木儿（1336-1405年，1370-1405年在位）趁机在1368年，对东察合台汗国发动进攻。而当明朝发动岭北之役的1375年，哈马鲁丁却向帖木儿帝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并占领了帖木儿帝国的大片领土，势头甚猛。[74]冯胜所面对的东察合台汗国，正处于此时势力大炽的时期。冯在岭北之役惨败的惊惧之下，对东察合台汗国东进甘肃心存畏惧，于是选择焚弃城池的弃地措施，以免贻粮于地的政策，也符合情理。傅友德占领瓜、沙二州后，之所以未进一步西进，也应在于避免与东察合台汗国发生战争。故而《纪事录》所载的“惧回鹘之兵”，便应是惧怕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
但冯胜撤兵之后，东察合台汗国并未东进，原因何在呢？这在于其与帖木儿帝国的长期内战使其无暇东进。东察合台汗国首要的战略目标是向西进攻帖木儿帝国，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东察合台汗国与西部帖木儿帝国，本来同属一个国家——察合台汗国，哈马鲁丁以非黄金家族的身份篡夺汗位，不仅遭到了国内诸多政治势力的反对，而且帖木儿帝国标榜黄金家族的正统地位，也对哈马鲁丁的正统性构成了威胁，无论从统一察合台汗国的角度，还是从维护汗位的合法性角度，哈马鲁丁皆将西进河中，统一察合台汗国，剪除异己势力作为东察台汗国首要的战略目标。二，东察合台汗国以牧立国，自然条件较差，河中地区农耕条件十分优越，有以牧立国的东察合台汗国所不具备的丰富资源，占领河中地区对于东察合台汗国壮大经济实力，也很有帮助。故而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东察合台汗国首要的经略目标是河中地区，甘肃只是其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秃黑鲁帖木儿汗在位时，东察合台汗国势力才延展到嘉峪关以西的沙州、哈密地区。但也仅仅是渗透进来，主宰这一地区的仍是出伯系察合台后王集团。至于甘肃，更从未与察合台汗国产生过瓜葛。对于东察合台汗国来讲，这是一片陌生的东方地域。相应，哈马鲁丁只有在统一察合台汗国，消除后顾之忧后，才有可能考虑东进甘肃的问题。14世纪90年代，随着帖木儿击溃哈马鲁丁势力，秃黑鲁帖木儿幼子黑的儿火者继承东察合台汗国汗位，采取与帖木儿联姻和好的方式，消除了西部的威胁后，才开始经略东部地区，扣留明朝使者傅安，占领土鲁番，[75]进攻哈密。帖木儿帝国采取的战略选择也是首先消除直接竞争对手——察合台汗国的威胁，此后西进消灭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统一中亚、西亚地区后，才开始掉转方向，于永乐三年（1404年）发动了一场进攻明朝的战争，只是由于其突然身死，战争才戛然而止。[76]总之，无论东察合台汗国，还是帖木儿帝国，皆是建立于中亚的蒙古后裔政权，其首要的战略目标皆是确立汗位的正统性与剪除西域异己势力，而非进攻遥远的东方地区，甘肃只是其战略规划中的边缘地带。
岭北之役后，北元军队趁势南下，但对甘肃的进攻只局限在兰州、河州、会宁等甘肃东部靠近陕西的地方，[77]对甘肃广大地域并未见有收复举措。这同样在于北元以岭北行省东部与辽阳行省作为其统治的“心脏地带”，甘肃只是其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源于蒙元汗位之争引发的中央与西道诸王的重重矛盾。察合台后王虽一直未争夺汗位，但却多次卷入蒙古帝国汗位之争，且因疆域屡次扩张的关系，侵夺了元朝的利益，二者之间存在矛盾。西道诸王还包括受封岭北行省西部的诸王。蒙古帝国汗位世系从窝阔台系转至拖雷（1193-1232年）系后，窝阔台汗国与元朝中央关系不睦。窝阔台汗国后被察合台汗国所灭，余部东迁至岭北行省西部也儿的石河东北处，对元朝政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窝阔台后王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甚至在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发动叛乱，拥兵数十万，直逼中都，问责元顺帝（1320-1370，1333-1370年在位）。“‘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太半；若以国玺付我，我当自为之。’帝遣报之曰：‘天命有在，汝欲为则为之。’命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等将兵击之，不克，军士皆溃，秃坚帖木儿走上都。”[78]对北元构成最大威胁的来自拖雷系内部势力，即蒙哥（1209-1259年，1251-1259年在位）后裔与阿里不哥后裔。蒙哥去世后，忽必烈即位，蒙哥后裔自然心怀不满。阿里不哥后裔更因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身死的缘故，与元中央结成世仇。蒙哥、阿里不哥后王封地皆在岭北行省西部，前者封地在札不罕河，后者封地在按台山至吉利吉思等处，[79]亦属西道诸王。可以讲，岭北行省西部甚至是北元的敌对地区，北元政权对岭北行省西部势力的担忧恐怕并不低于对明朝的程度，这也是元顺帝、昭宗爱猷识理达猎一直居于大漠东部，而不西进，甚至不愿向西北诸王求救的原因。元廷最初迁至上都后，御史徐敬熙请“征兵西北诸藩”，“上不之罪也”，并不采纳。[80]此后重臣再此奏请，仍不获允。“（知枢密院事）哈剌公尝太息，谓予曰：‘亡国之臣，岂可与图恢复？吾当与西北诸藩共图此事耳。’佶问何不早为此计，哈剌公曰：‘子独不见阿鲁辉王之事乎？’遂唏嘘而起。……（至正二十九年正月）初六日，平章政事李百家奴上疏，陈恢复大计，以兵力太弱，请征西北诸藩兵入援。疏入，寝不报，哈剌公之言，可谓先几矣。”[81]此后，顺帝甚至在臣僚屡屡提出西进建议的情况下，迟迟徘徊于上都、应昌二地，而不愿西进至蒙古帝国曾经的政治中心——和林，[82]原因也是和林距辽东远，而距西北诸王近的缘故。
东道诸王由于是成吉思汗诸弟，按照蒙古观念是无继承汗位的资格的，虽然在忽必烈时期曾联合海都，发动叛乱，但失败之后军队遭到重新分配，势力大损，已受岭北行省与辽阳行省的节制，[83]对中央的态度要更顺服一些，往往成为中央打击叛乱藩王的势力。[84]因此，辽阳行省与岭北行省东部一样，都是北元统治的大本营。甚至高丽境内之耽罗因是蒙古人聚居游牧之所，而成为顺帝王亡国前预先想好的避难之所。“时（己酉十八年，洪武二年，1369）王召元朝梓人元世于济州使营影殿世等十一人挈家而来。世言于宰辅曰：‘元皇帝好兴土木，以失民心，自知不能卒保四海，乃诏吾辈营宫殿耽罗，欲为避乱之计。功未讫而元亡，吾辈失衣食。……’”[85]可见北元政治中心之东移。顺帝北走，首先勤王的军队便是辽东之部也速不花与赛因帖木儿，左丞相失烈门卒于道路后，也速不花便充任左丞相，成为此时元廷的中坚力量。元廷迁至上都后，也赖辽东的供应，才立住脚跟。“十五日，车驾至上都，上都经红贼焚掠，公私埽地，宫殿官署皆焚毁，民居闲有存者。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公献币二万匹，粮五千石至，始有自存之势矣。”[86]顺帝去世之前，元廷所頼以保障者一直是也速不花，此人与明军多次作战。[87]而为世人所熟知的扩廓帖木儿此时一直未至元廷，更未起到保卫元廷的作用，只是在昭宗即位后，才扮演了北元中流砥柱的角色。洪武二十年，明军成功招降辽东木华黎（1170-1223年）后人纳哈出部，使北元汗廷失去了侧翼的保障，这才有了次年蓝玉（？-1393年）奇袭捕鱼儿海（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贝尔湖），北元汗脱古思帖木儿（1342-1388年，1378-1388年在位）无奈之下西进，却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所杀。[88]
相应，北元汗廷以岭北行省东部与辽阳行省作为统治的心脏地带，对于异己力量控制的西北地区，包括甘肃地区，视为边缘地带，无法顾及了。明军之所以能够迅速占领甘肃地区，恐怕与北元汗廷将军队集中于中、东二路，放弃西路有一定的关系。同样，明朝能在撤退甘肃之后，仍然可以从容不迫地再次收复甘肃，也得益于蒙古势力内部的纷争。正是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的势力均衡，以及北元、东察合台汗国皆以甘肃作为边缘地带的战略观念，也即洪武初年三方在甘肃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为明朝占领甘肃，确立西北疆界提供了条件。
四 西北地区在明朝版图中的“边缘化”地位与明初的不征西域
但另一方面，如果说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在甘肃地区处于势力均衡的状态，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在14世纪90年代，东察合台汗国经过长期战争，受到帖木儿帝国的残酷打击，损失惨重，北元汗廷也被明军歼灭，明朝在形式上完成了肃清沙漠的伟业，三方均势的战略格局已被打破，呈现了明朝一支独大的局面。在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下，明朝完全有条件利用察合台汗国内部战争的时机，如同汉唐那样，进军西域，实现对西域的直接控制。但明朝并未如此。另外，洪武十年（1377年），明军曾进至昆仑山，占领青海地区。“洪武九年丙辰（1376），五月，卫国公邓愈、西平侯沐英、南熊侯赵庸，上授以征西将军印剑，伐川藏，以都指挥韦正为前锋，直抵昆仑山，屠西番，获牛、羊、马匹数十万以归，遂于昆仑崖石间，刻‘征西将军邓愈总兵至此’绘其地里进上。”[89]山之背面即为东察合台汗国，当时西域战事正酬，明军也并未借机进一步西进，虽有山脉阻隔之缘故，但恐怕也与其无西进之心有关。明朝满足于与西域各国建立藩属关系，通过朝贡贸易维持双方的关系。[90]这其实延续了元朝与察合台汗国松散的关系形式。甚至在制御西域的方法上，明朝也呈现了继承元朝传统的特点，仍然以出伯系察合台后王控制沙州与哈密，牵制东察合台汗国，只是制度形式变成了羁縻卫所——关西七卫。
沙州、哈密是元甘肃行省最西端的两个地区，也是较为特殊的两个地区。忽必烈时期，察合台汗国内部由于争夺汗位的缘故，失利的出伯系察合台后王选择出走的方式，被元朝中央安置于沙州、哈密二地，借助其威望，以牵制察合台汗国，维持元朝西部边疆的安宁。最早注意到该地统治者与察合台家族关系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91]此后，日本学者陆续开展研究，其中以衫山正明的讨论较为深入。[92]胡小鹏对明初建立的关西七卫与出伯系察合台后王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察合台汗国发生分裂，以出伯家族为首的部分察合台后王在元朝扶持下，形成了另一个察合台兀鲁思。直至明朝初年，这一察合台后王集团仍是嘉峪关外的实际统治者，明初的关西诸卫，主要是由该集团转化而来。诸卫之上还设有两个王号，目的是利用该集团察合台正统的政治资源，使西陲平稳过渡到明朝统治之下。”[93]
明朝继承元朝传统，以较小的代价实现对嘉峪关以西的统治，虽然暂时行之有效，但由于这是以放弃对西域的积极经营为代价的，故而并不能根本性地解决西域问题。洪武、永乐年间，东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便已开始经略东方。明中后期，虽然西域地区再次回归到政权林立的传统形态，无力发动对明朝的大举进攻，但却逐渐攻陷关西七卫，不仅使明朝无法控制西域事务，甚至西部防御也变得十分紧张。
明朝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但却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并未收复汉唐旧疆，而是满足于继承元朝旧疆，原因何在呢？这源于西北地区在明朝战略版图中处于边缘地带。明朝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个起源于中南部，在东南部建立政权，统治者几乎皆来自中南方的的王朝，西北边疆远离明朝统治的心脏地带，只是一个边缘地带，明朝对西北地区，包括河西、西域不如建都关中的汉唐政权重视，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明末地理学家王士性指出：“前代都关中，则边备在萧关、玉门急，而渔阳、辽左为缓。本朝都燕，则边备在蓟门、宣府急，而甘、固、庄、凉为缓。”[94]毕竟古代国家经济、军事能力都十分有限，只能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战略重点地区。[95]西域之得失，尽管对西北边疆影响很大，但毕竟不如对汉唐政权影响之大。
洪武初年，西北地区的边缘地位尤其明显。中唐以来，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占领了原属汉族王朝统治的边疆地带，历经吐蕃、辽、金、西夏、蒙元政权的长期统治，长城沿线边疆地区的社会进程已纳入北族政权的脉络，在语言、宗教、文化、服饰等方面都呈现了“北方民族化”的特点。作为起源于东南中国的明政权，对新占领的西北地区存在疏远与隔膜，是十分正常的。冯胜在弃地甘肃之前，已经弃地河州（今甘肃临夏）了。通过《纪事录》的记载，我们能发现洪武初年政权内部对西北地区存在一定的疏远与隔膜态度。
大都督冯胜先于洪武二年四月克河州，以化外之地，不可守，将城楼库房屋尽行焚烧殆尽，拘虏南归。自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骸骨遍野，人烟一空。至是愈复克之，韦正守其地，军士食苦薇，采木葺之，城楼仓库卫大门厅舍一新。[96]
冯胜放弃河州对当地造成的重大破坏可以通过次年宁正看到的情形看出来。“正初至河州，时城邑空虚，人骨山积，将士见之，咸欲弃去。”[97]此时俞本在宁正军中，以上情况，应为亲眼所见。
值得注意的是冯胜放弃河州的原因，“以化外之地，不可守”。河州属河湟流域，是中原王朝的传统统治地区，汉唐皆在此设置郡县，直接统治。但由于中唐以后为吐蕃所占，此后又先后经历了西夏、蒙元之占领，在元时是吐蕃等处宣慰司治所，是元朝统治甘青藏地区的政治中心，[98]元代包括河州在内的整个河湟地区是多民族杂居的区域。“元时的河湟地区是多民族的聚居区，除吐蕃、汉、蒙三大民族外，尚有来自中亚的色目人和少量的西夏人、金人。”[99]“藏化”、“党项化”、“蒙古化”的现象都较突出，在社会文化面貌上，与汉族已有很大的差别，是北方民族化的典型地区。冯胜看到河州社会文化面貌不类汉族，加以放弃，反映了南方汉人对西北北方民族化边疆地区的隔膜。
冯胜放弃河州也可以作为放弃甘肃的一个参照。河西地区同样经历了吐蕃、西夏、蒙元之占领，在藏化、党项化、蒙古化之外，甚至还经历了“伊斯兰化”的洗礼，对于冯胜来讲，可能更加隔膜。在当时客观形势下，加以放弃，也便符合他的心理了。故而，冯胜弃地甘肃，也有其主观上以甘肃为化外之地的观念的影响。《明太祖实录》载朱元璋对冯胜擅回行为进行了批评。
辛巳，征虏右副将军都督同知冯宗异等至京。初宗异守平凉，以关陕既平，胡虏畏服，不请于朝，辄引众还。及见，上诘之曰：“将军在平凉，外御胡虏，内镇抚关中，国家所托非轻也。乃不俟命，辄引众还。阃外之事将谁任之？”宗异顿首谢。上以其勋旧，姑置之。[100]
《明史》载朱元璋对冯胜弃还进行了责罚。“（洪武二年）九月，帝召大将军还，命胜驻庆阳，节制诸军。胜以关、陕既定，辄引兵还。帝怒，切责之。念其功大，赦勿治。而赏赉金币，不能半大将军。”[101]显示初洪武初年政权对北方民族化边疆地区仍是持收复态度的，但却取消甘肃行省的设置，将之纳入陕西的版图，这样，包括现在甘肃、宁夏在内的广大地域皆属陕西一省管辖，这相对于元朝，是一个倒退。这充分显示了朱元璋并不积极经营、大力巩固西北地区的态度。他所关注的，主要是东北边疆，即防御北元汗廷的地带。
结 论
洪武五年岭北之役中，冯胜西路军虽获得了胜利，但由于冯胜彻底放弃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的广大地域，使西路军的战略成果化为乌有，因此与其他二路将领一起，并未受到封赏。冯胜弃地甘肃的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即在岭北之役失利消息的震恐下，惧怕当时势力正盛的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但无论北元，还是东察合台汗国皆未趁机进取甘肃，在于这两个政权皆以甘肃为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由于受困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皆无力进取甘肃。这就给明朝重新收复甘肃提供了时间与机会。但明朝在甘肃的经略最终也止于沙州与哈密，在于明朝作为建立在东南部的政权，同样将处于西北边疆的甘肃地区作为边缘地带，满足于收复元朝旧疆，对进一步边疆开拓缺乏兴趣。冯胜放弃甘肃还有其主观原因，即其面对甘肃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化的社会文化面貌，显得有些隔膜，以其为化外之地，遂加放弃。总之，明朝西北疆域的形成与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1]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陕西十二·甘肃镇》，《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第298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2]至于沙州原蒙古部落，明朝将其迁移至内地。“户科给事中王竑言二事，曰：‘沙州达官，安置东昌卫，素凶犷行劫，宜俵散江南。……’从之。” （清）谈迁：《国榷》卷二七，“英宗正统十四年”，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85页。
[3] （明）许论：《九边图论·甘肃》，《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影印中央图书馆三馆藏明万历七年何镗辑《修攘通考》自刻本，第463页，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按，《中国史学丛书》注《修攘通考》为“万历六年刻本”，本文依据《修攘通考》书后跋语时间，判断《修攘通考》刊刻时间应为“万历七年”。
[4] （清）梁份着，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校注：《秦边纪略》卷一《全秦边卫》，第21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 （明）姚广孝等：《明太祖实录》卷七一，洪武五年春正月庚午条，第1321页，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版。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记载北伐明军人数为15万，但陈建《皇明资治通纪》却记载40万人。和田清依据《弇州史料》与《明史》的记载，认为15万的说法可信。[日]和田清着，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第15-16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但从《弇州史料》的记载来看，加上后勤部队数字，至少要超过15万。“（朱元璋问）‘度兵几何？’（徐达）曰：‘十万足矣。’上曰：‘吾予尔十五万骑，大将军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将军出东路，胜以征西将军出西路，将各五万骑，转饷私役者不与焉。’”（明）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九《徐中山世家》，《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第30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很明显实录所载15万之数并未包括后勤部队。《纪事录》记载的西路军数字便达到10余万，便应包括了后勤部队。“五月，宋国公冯胜领河南陕西等各卫马步兵十余万征甘肃，克之。”（明）俞本：《纪事录》卷下，载陈学霖《史林漫识》，第445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
[6] （明）朱元璋：《太祖皇帝钦录》，载张德信《太祖皇帝钦录及其发现与研究辑录》，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6辑，第10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
[7] 朱元璋起自行伍，熟稔军事，对将领及战略的控制十分到位。参见以下两段议论。“太祖料敌如神，诸将皆奉指麾。如曰：‘陈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张士诚狡而懦，其器小。攻友谅，知士诚必不能越姑苏为之援；若先攻士诚，则友谅倾国至矣。’其议捣元都也，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守之，据其户槛，彼势孤援绝，元都不战自克。因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下也。数语判断南北用兵先后，鉴及毫发，姑置唐文皇勿论，汉、宋二祖瞠乎后矣。”（明）黄景昉着，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一《洪武》，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顾氏曰：‘太祖起自东南，奄有西北，为古今异数。尝考其用兵之法，实一出于孙、吴，攻瑕捣虚，是以所向无敌。夫有取天下之志，而无取天下之略，自开辟以来，未见有成功者也。太祖明于先后缓急之宜，分合向背之理，始则决机于两陈，继直制胜于庙廊，大略同于汉高，精密媲于光武，猗欤，岂非百代为昭者欤！’王氏曰：‘太祖自渡江之日，亲御戎行者九，而战苦蹈危，久而后决者，惟鄱阳之役。自克武昌后，下伪吴，取中原，六飞俱不在行间矣。’”《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历代州域形势九·明》，第377页。
[8] （明）陈建撰，岳元声订：《皇明资治通纪》卷六《壬子洪武五年》，《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第103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9]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九《徐中山世家》，第30页。
[10] 黄彰健：《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34本下册，第617-625页，1963年版。
[11] （明）吴朴：《龙飞纪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三年吴天禄等刻本，第574页，齐鲁书社，1996年版。
[12] 《明太祖实录》卷七一，洪武五年春正月甲戌条，第1322页。
[13] 达力扎布：《北元初期史实略述》，载氏着《明清蒙古史稿》，第6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14] 《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条，第948页。
[15] 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北大史学》第8期，第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 《明太祖实录》卷六，戊戌二月乙亥条，第62页；（明）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卷一二《更定旧官》，第22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7] 《纪事录》卷上，载《史林漫识》，第419页。
[18] 《邵荣事迹钩沉》，《北大史学》第8期，第80页。
[19]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六，洪武二十八年二月乙丑朔条，第3447页。
[20] 《纪事录》卷上，载《史林漫识》，第419页。
[21] 《明太祖实录》卷八，庚子闰五月庚申条，第103页。
[22]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九《冯宋公传》，第79-81页。
[23] 关于徐达军失利的原因，《弇州史料》认为“师数发𤭏，而心易虏，骤与之战，不利，死者万余人。”《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九《徐中山世家》，第30页。《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是蒙古军队通过消耗明军，尔后展开决战的方式击败明军。《美》爱德华·L.德雷尔：《明代的军事起源》，载《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13页。《黄金史纲》却提出另外一种说法。“（惠宗）由古北口逃出，乃建巴斯和坦以居守，而汉军则筑希尔萨和坦相对峙。据传，在那里，乌哈噶图汗之子必里克图祭‘札答’，降了风雪，汉军士马冻死殆尽，残部在回归途中，又被蒙古兵袭至长城脚下。据悉，那些逃兵烧箭杆取暖，却横死在灶火里。歇后语所谓‘汉军出了野狐岭，狐尾变成帽缨子’即由此而起。”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42-4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一神话传说是否反映了岭北之役发生时的气候条件及影响的客观状况，值得研究。东路军遭遇水源缺乏的事实，也揭示了明军在蒙古大漠遭遇了不明环境带来的诸多障碍。“至桑哥儿麻，士卒无水渴甚。文忠默祷于天，忽所乘马跪地长鸣，泉水涌出，人皆以为天助云。”《明太祖实录》卷七四，洪武五年六月甲辰条，第1373页。
[24] 关于此役明军死亡人数，不同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弇州史料·徐中山世家》载“万余人”，《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沿袭了这一记载。《明史·徐达传》却载“数万人”，陈建撰明万历余仙源刊本《皇明通纪》甚至载“四十余万人”。参见《明代蒙古史论集》，第15-16页。但依据上引《太祖皇帝钦录》史料，岭北之役中明军死亡人数应是数万人。
[25] 洪武三年，郑州知州苏琦所上奏疏，其核心思想便是依托长城，建立军镇，实行军屯，实施近边防御。“丁酉，郑州知州苏琦言时宜三事。其一，国家肇造区宇，西北余孽未平，关辅、平凉、北平、辽右与夷虏相接，一有警急，调兵转粟，事难卒办。请议屯田积粟，以示久长之规。其二，宜选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练达边事，分镇要害，以统制诸番。若其来归也，待之以诚，怀之以德；其叛也，喻之以义，示之以威，专明恩信，远示绥怀，勿启边衅，以疑远人；勿连兵祸，以劳中国。其沙漠非要害之处，当毁其城郭，徙其人户于内地。……上谓中书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驭夷狄之长策。李牧、赵充国常用此道，故能有功。……琦言有可采者，其参酌行之。’”《明太祖实录》卷五O，洪武三年三月丁酉条，第977-978页。尽管朱元璋对这一规划颇为赞同，但同时又制定进攻蒙古大漠的计划，可见当时朱元璋本人也处在攻或守的矛盾之中。而岭北之役促使朱元璋决定采纳苏琦的建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经营长城防线。如洪武六年便将北边战略改为防御。“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分遣左副将军李文忠、济宁侯顾时、南雄侯赵庸、颍川侯傅友德、永城侯薛显、巩昌侯郭子兴、临江侯陈德、营阳侯杨璟、都督佥事蓝玉、王弼统骑兵，右副将军冯胜、右副副将军汤和同南安侯俞通源、永嘉侯朱亮祖、宜春侯黄彬、都督何文辉、平章李伯升、都督佥事张温等统步兵，分驻山西、北平等处，相机擒讨残胡。遣指挥李玉入奏。诏可之。”《明太祖实录》卷八三，洪武六年六月丙午条，第1486页。直到洪武后期，朱元璋才藉纳哈出投降之机，命蓝玉奇袭北元汗廷，但旋即再次回归长城防御，已不复当年之勇。
[26] 《明代蒙古史论集》，第11-22页。《北元初期史实略述》，载《明清蒙古史稿》，第5-8页。
[27] 《明太祖实录》卷七四，洪武五年六月戊寅条，第1358-1359页。
[28] 关于西路军进军路线，马顺平利用黑水城出土文书，有更详细的考察。参见马顺平《洪武五年明蒙战争西路战役研究》（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6—12页）。
[29] 《龙飞纪略》，第574页。
[30] 《明太祖实录》卷七四，洪武五年六月癸卯条，第1371页；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条，第1406页。
[31]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九《冯宋公传》，第82页。《明史》也继承了这一记载。（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第3797-3798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32] 《明代蒙古史论集》，第22页。
[33] 和田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参见《明代蒙古史论集》，第15-16页。
[34] 陈学霖：《俞本〈纪事录〉与元末史料》，载《史林漫识》，第204-228页。
[35] 《纪事录》卷上，载《史林漫识》，第427页。
[36] 但据《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冯国用、冯胜尤其前者类于儒士。“定远人冯国用与弟国胜率众归附。太祖奇之，曰：‘尔被服若是，其儒生耶？愿定天下，计将安出？’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愿先拔金陵定鼎，然后命将四出，救生灵于水火，倡仁义于远迩，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难定也。’太祖大悦，俾兄弟皆居帷幄，预机密焉。”《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页。当时徐达、常遇春诸人尚仅限于一武莽匹夫，远未达到这种认识。可见冯氏兄弟在早期朱氏政权中，是兼具文武的两位重要人物。冯国用能说出此番大义，应说明他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那么，冯胜也应该有相似的经历与才识。开国诸将中，冯胜是最晚被朱元璋杀害的一批，也显示了他具有韬光养晦的才智。总之，冯胜才识究竟如何，值得进一步考察。
[37] 朱元璋最早追随濠州郭子兴，势力渐大。在郭身死及部队为龙凤政权收编后，朱元璋脱离郭氏政权，向南渡过长江，占领采石与集庆，建立太平兴国翼元帅府，从此纵横江南，建立起独立的政权。朱元璋与这一群体的关系较为密切。比如至正二十年，巢湖系将领、江南行枢密院佥院赵伯仲弃城逃跑。“太祖怒曰：‘主将不能坚守城池，城陷远遁，当诛之。’常遇春诤曰：‘伯仲系渡江旧勋，宜曲赦之。’太祖曰：‘不依军法，无以警后！’赐弓弦令自尽，而官其弟庸行枢密院事。”《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第37页。朱元璋与渡江群雄的关系，也相应经历了由相对平等的关系到严格的君臣尊卑。渡江作战，是朱元璋政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于最早与朱元璋一同渡江的亲信势力，谈迁最早将之视为一个群体，以“渡江勋旧”来概括。在评论朱元璋诛邵荣时，谈称：“噫！彼渡江旧勋旧，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虽桀骜犯大不韪，吾未敢遽臣属之也。”《国榷》卷一，至正二十二年七月丙辰，第299页。李新峰借鉴了这一提法，对渡江前后朱元璋集团内部君臣地位尚未建立，较为平等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朱、邵权力之争进行论述。《邵荣事迹钩沉》，《北大史学》第8期，第77页。
[38] 《纪事录》卷下，载《史林漫识》，第450页。
[39] 《纪事录》卷下，载《史林漫识》，第445页。
[40] 多种版本甘肃地方志皆未载此事。（明）陈光：（万历）《庄浪汇记》，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甘肃省图书馆藏明刻本，1992年。（明）周一敬：《甘肃镇考见略》，据南京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二年刻本拍摄，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1992年。（明）李应魁：（万历）《肃镇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高弥高顺治十四年重刊本,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清）杨春茂纂，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清）许容等：（乾隆）《甘肃通志》，《中国边疆丛书》第2辑影印清乾隆元年刻本，文海出版社1960年版。（清）钟赓起：（乾隆）《甘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清）邵陆：（乾隆）《庄浪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乾隆三十四年抄本，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这种情况不知是否和方志旨在光扬地方，不便记载当地负面之事的撰述宗旨有关，因为冯胜洪武二年放弃河州之事，在《纪事录》、《明太祖实录》与《明史》中皆有记载，而两个版本的《河州志》却也不载此事。参见下文。
[41] 《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九月丁酉条，第1401页。
[42] 《明太祖实录》卷八O，洪武六年三月壬子条，第1451页。
[43] 《弇州史料》前集卷二三《冯宋公传》，第83页。
[44]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六《诏令杂考二·与徐常冯》，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45—1646页。
[45] 《秘阁元龟政要》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明钞本，第474页，齐鲁书社，1996年版。
[46] （万历）《肃镇志》卷一《地理志·沿革》，第11页。
[47] （清）张玿美、曾钓等：《五凉全志》卷一《地里志·沿革》，《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乾隆十四年刊本，第20页，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
[48] （明）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二O《宋晟传》，《明代传记丛刊》，第225-226页，明文书局，1991年版。
[49]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癸酉条，第3183页。宋晟一度控制了亦集乃。“（洪武）十七年五月讨西番叛酋，至亦集乃路，擒元海道千户也先帖木儿、国公吴把都剌赤等，俘获万八千人，送酋长京师，简其精锐千人补卒伍，余悉放遣。”《明史》卷一五五《宋晟传》，第4245页。不过明军并未在当地驻扎，撤走之后，蒙古部落重新占据此地。“迤北王子、国公、司徒以下十余人帅所部驻亦集乃，乞内附。（何）福以闻。帝令庶子杨荣往佐福经历，其众悉降。福亲至亦集乃镇抚之，送其酋长于京师。”《明史》卷一四四《何福传》，第4073页。
[50]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四，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癸亥条，第3276页。
[51] 梁志胜：《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陕西行都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
[52] 邵如林：《甘肃明肃王初探》，《西北史地》1992年第4期。
[53]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辛酉条，第3375页。
[54] 《明史》卷四二《地理志三·陕西》，第1014-1016页。《皇明九边考》的记载明显有误，不知何据。“洪武九年，设甘州等五卫于张掖，设肃州卫于酒泉，设西宁卫于湟中，又设镇番、荘浪二卫。又于金城设兰州卫，皆置将屯兵拒守。”（明）魏焕辑：《皇明九边考》卷九《甘肃镇·甘州城·保障考》，《中华文史丛书》第3辑影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第352页，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版。
[55] 《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壬子条，第1403页。
[56]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O，洪武九年冬十月丙辰条，第1820页。
[57] 郭红：《明代都司卫所建置研究》，第83页，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58] 《明太祖实录》卷二O六，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甲戌条，第3075页。
[59] （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三七《陕西都指挥使司·建置沿革》，影印明天顺五年内府刻本，第652页，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
[60] 《大明一统志》卷三七《陕西都指挥使司·建置沿革》，第653页。
[61] （万历）《肃镇志》卷一《地理志·沿革》，第10页。
[62] 《重刊甘镇志·地理志·沿革》，第22页。
[63]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三《陕西十二·甘肃镇》，第2713页。
[64] 《明代都司卫所建置研究》，第78，79页。
[65] 《纪事录》卷下，载《史林漫识》，第445页。
[66] （明）朱㮵撰修，吴忠礼笺证，刘忠芳审校《宁夏志笺证》卷上《沿革》，宁夏史料丛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67] （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一《宁夏总镇·建置沿革》，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68] 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第59-7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9] 《纪事录》卷下，载《史林漫识》，第433页。
[70] 《纪事录》卷下，载《史林漫识》，第433页。
[71] 《纪事录》卷下，载《史林漫识》，第456页。
[72]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2页，第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73] 田卫疆：《东察合台汗国疆域范围及其变迁考释》，《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74] 关于明初东察合台汗国与帖木儿帝国的战争，参见朱新光《东察合台汗国与帖木儿帝国之战及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
[75] 田卫疆：《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的东察合台汗国》，《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76] 对帖木儿帝国东征之事，永乐朝廷是知道的。故而以甘肃总兵官节制除宁夏外整个陕西的军队。“癸巳，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奏鞑靼察罕帖木儿来归，言虏党伯客帖木儿欲寇甘肃、宁夏。上即日封晟所奏付宁夏总兵左都督何福，令严固守备。“（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卷二五，永乐元年十一月癸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第455页，1962年。“庚寅，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曰：‘回回倒兀言撒马儿罕回回与别失八里沙迷查干王假道率兵东向，彼必未敢肆志如此，然边备常不可怠。昔唐太宗兵力方盛，而突厥径至渭桥，此可鉴也。宜练士马、谨斥堠、计粮储，预为之备。’”《明太宗实录》卷三九，永乐三年春二月庚寅条，第658-659页。
[77] 《北元初期史实略述》，载《明清蒙古史论稿》，第7页。
[78] （明）宋濂等：《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第952-953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79]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第18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0] （元）刘佶：《北巡私记》，国学文库第45编，第4-5页，文殿阁书荘重印云窻丛刻本，1937年版。
[81] 《北巡私记》，第5页。
[82] 《北巡私记》，第4页，7-9页。
[83] 《元朝史》，第202页。
[84] 《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载《明清蒙古史论稿》，第38-41页。
[85]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四一《世家卷第四十一·恭愍王四》，第630页，朝鲜科学院，1957年版。
[86] 《北巡私记》，第2-3页。
[87] 《北巡私记》，第6-9页。
[88] 《明史》卷三《太祖纪三》，第45页，第47页。
[89] 《纪事录》卷下，载《史林漫识》，第449页。《明太祖实录》作十年四月。“命卫国公邓愈为征西将军，大都督府同知沐英为副将军，率师征讨吐蕃。先是，吐蕃所部川岁邀杀使者巩哥锁南等，故命愈等讨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年夏四月乙酉条，第1851页。《明史》沿袭了这一记载。《明史》卷二《太祖纪二》，第32页；卷一二六《邓愈传》，第3751页。《纪事录》所载年月，因系俞本晚年回忆，多有错讹，本文以实录为准。
[90]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二，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乙酉朔条，第3141-3142页。有学者将西北边疆政策概括为“放弃西域，重点经营甘青藏族地区”。杨秀清：《试论明朝对西北民族问题的决策》，《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董倩也提出明朝逐渐退出西域，经营甘青藏地区的观点。董倩：《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析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91] [法]伯希和：《〈明史〉中的火州及赛亦火辛》（Paul Pelliot, Le Hoja et Sayyaid Husain de I Histoire des Ming），《通报》，1948年版。
[92] [日]衫山正明着，特克希译：《豳王出伯及其世系——元明史料与〈穆伊兹·安萨布〉之比较》，原载《史林》，第65卷第1号，1982年，译文载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蒙古学译文选》（历史专集），1984年，第81-94页。
[93] 胡小鹏：《察合台系蒙古诸王集团与明初关西诸卫的成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胡小鹏《元代河西诸王与甘肃行省关系述论》一文论述了出伯系察合台后王与甘肃行省的关系。载《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程利英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参见《明初关西七卫探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4期。《明代关西七卫与西番诸卫》，《西藏研究》2005年第3期。
[94] （明）王士性着，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卷一《方舆崖略》，《元明笔记史料丛刊》，第1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95] 明政权起源于南方的特点，吸引了史家的关注。檀上宽提出“南人政权”的概念。[日]檀山宽：《明王朝成立期的轨迹——洪武朝的疑狱事件与京师问题》，载《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第329-3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96] 《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40页。这条记载并不见于明清两个版本的《河州志》。（明）吴祯撰，刘承学、朱琏重修：（嘉靖）《河州志》，《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清）王全臣：（康熙）《河州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辑·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
[97] 《明太祖实录》卷五六，洪武三年九月甲寅条，第1098页。
[98] 秦川：《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政策》，《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99] 武沐、王希隆：《论清代河州的再度兴起》，《回族研究》2001年第2期。
[100] 《明太祖实录》卷四七，洪武二年十二月辛巳条，第937—938页。
[101] 《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第37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