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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
内容提要：1910年，日本并吞韩国，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中国，开展抗日复国斗争。申圭植等人投身辛亥革命，参加中国同盟会.。1912年，成立新亚同济社，吸纳两国志士。1921年，申圭植以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身份赴广州访问，会见孙中山，宣布承认“护法政府”为中华民国正统政府。
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等人积极支持来华的韩国志士。1924年，孙中山提出，中国人民的对外责任除“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外，还要“扶助弱小民族”。此后，“济弱扶倾”遂成为中国国民党的重要国际政策。北伐期间，韩国志士或加入中国国民党，或投身中国国民革命军，武汉国民党中央则设立东方局。中韩志士之间的互助、合作不断发展。
关键词：中韩爱国志士、申圭植、孙中山、陈其美、新亚同济社
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
中韩两国有长期友好的历史渊源。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成为中韩两国的共同敌人。1910年日本悍然并吞韩国，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中国，开展抗日复国斗争，成为波澜壮阔的“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韩国来华流亡人士关心、支持中国人民的爱国斗争，中国革命党人则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韩国志士以积极的帮助。有关事迹，将成为中韩关系史上的佳话，世代永传。
一 辛亥革命前后
近代以来，中韩两国国势不振，两国的爱国志士很早就有交往。1898年，孙中山在日本结识朝鲜开化派人士朴泳孝等人。1900年、1902年，孙中山在神户两次与朴泳孝交谈。[1]当时，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菲律宾等国志士在东京成立东亚青年协会，孙中山支持这一组织，常和朴泳孝等人一起研讨远东各种问题，尤其关心朝鲜命运。孙、朴等人之间“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友谊。从那时起，这位具有渊博学问及辽阔胸襟的中国人，便成为这些朝鲜移民的谨慎、忠诚及正直的顾问”。[2] 1906年4月，《民报》第3期选载《韩日保护条约缔结之颠末》一文，揭露日本在韩国设置统监府，强迫朝鲜接受“保护”的真相。 1907年，日本人幸德秋水组织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当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主旨，中国革命党人章炳麟、张继、苏曼殊、韩国赵素昂及印度、菲律宾等国爱国者参加。[3]1909年，韩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民吁报》及同盟会系统的报刊都曾报道，予以同情和支持。
1910年，日本强迫韩国签订《韩日协约》，公然并吞韩国，这对中国革命党人犹如当头棒喝。孙中山发出“外而高丽既灭，满洲亦分，中国命运悬于一线”的惊呼。[4] 同盟会会员石瑛致函吴稚晖，建议“当乘此时各处报纸登载高丽灭亡事迹，竭力鼓动学界人心”。[5] 当时不少革命报刊都本着这一精神发表文章，借以推进革命。
中韩两国山水相连，又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联系。韩国灭亡后，不少韩国志士流亡中国东北，企图以之作为反日复国的基地。在广州的金丸斋自愿为中国革命党人保存文件，传递消息。[6]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韩国志士感到极大振奋，纷纷到南京、上海等地，或考察，或实际支持并参加中国革命，两国志士之间的联系因而更加密切。同年12月，韩国忠清北道志士申圭植到上海，继至南京，先后会见同盟会员徐血儿、陈其美、宋教仁、戴季陶、黄兴、孙中山、柳亚子等人。在此期间，申圭植改名申柽，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革命党人中的一员。[7]
申圭植与其他韩国志士于1912年初到南京，向南京临时政府捐款，表示支持。在致陆军总长黄兴书中，申圭植等阐述朝鲜的“民族精神”，要求得到中国革命党人援助。申并向黄兴献诗，勉励黄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内除民贼，外歼强寇。黄兴在复函中表示：“永远协助韩国人，使之迅速成功，共享自由幸福。”[8] 申圭植还经宋教仁引见，会见孙中山。其《祝孙总统》诗云：“共和新日月，重辟旧乾坤。四海群生乐，中山万世尊。”可能即是会见之后的作品。1912年4月，申圭植在上海再次会见孙中山。孙的谈吐、风度都给申留下深刻印象，以致申激动地喊出：“中华民国万岁！”“亚洲第一位总统万岁！”[9] 同年9月，孙中山发表演说，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谴责日本对韩国的侵略：“日本之于高丽，牛马视之。日本虽强，高丽人乃日即于苦痛，无丝毫利益之可言。”[10] 1913年初，孙中山访问日本，与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会谈，当面批评日本“乘战胜之势，举朝鲜而有之”的不义行为，力劝日本贯彻“大亚细亚主义精神”，“以真正平等友善为原则”。[11]
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后出任上海都督，积极支持韩国在华志士。他向申圭植表示：“敝国虽云革命成功，前清积弊成痼，内政外交，国几不国，如非从根本上涤革其污浊，则所谓成功者，便同镜花水月而已。”他要求“友邦同志，始终协助努力进行”。陈特别向申表达对韩国独立的关注，自称：“生平以扶倾救弱为职志，故常以爱敝国之心爱贵国，以忧中国之心忧韩国，不仅贵国也，每念安南、印度，若痛在己，似属侈谈，实出良心。至于贵国事，尤为切肌。”他曾在韩国在沪志士会上发表演说，勉励韩国志士努力奋斗。他说：“谁谓秦无人，三韩光复，实今日满堂诸同志负之。”他表示将“随诸君子之后，帮助其万一”。在中国革命党人中，陈其美与申圭植“过从最久”，帮助最多，被申认为是“最知我最热心于吾侪前途者”。[12]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申圭植第一个到寓所悼念，抚尸痛哭。
中国革命党人中另一个与申圭植关系密切的是戴季陶。二人结识的时间约在1912年3月。当月28日，戴季陶在上海创办《民权报》，得到申圭植倾力资助，申并有《赠天仇》一诗发表于该报，中有“握手悠悠无限感，千波万壑是前途”之句，使戴深为感动。不久，申圭植即出任《民权报》经理。
为了团结韩国来华志士共同进行抗日复国斗争，申圭植于1912年7月4日与朴殷植、金奎植等在上海成立同济社。其后，申圭植又倡议“中韩共进，改造新亚”，成立新亚同济社，国民党人陈其美、宋教仁、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吴铁城、吕志伊、张静江、陈果夫等参加。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申圭植绝食三日，以表沉痛。
次年8月24日，申圭植在上海经朱少屏等介绍，加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3]其后，申多次参加南社活动。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2月18日，申圭植致函柳亚子、朱少屏、吕志伊等人，以《韩日协约》为前车，提请中国革命党人警惕。函称：“呜呼！我所亲爱之中华民国仁人志士，忍蹈我后辙！盍起图之！”[14]南社在发表申圭植的诗文时，特别在按语中说：“伤心人语，滋可念也，亟录之以警国人之梦梦也。”10月17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十三次雅集，柳亚子因足疾未参加，申圭植于会后将所作《书感》诗寄示柳亚子，中云：“遥指蓬莱今日会，几多新橘谢恩臣。”[15]这是对当时向袁世凯献媚的少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讽刺。
二 护法运动时期
孙中山从事革命的目的之一是争取中国独立，但是，他也期望“全亚洲民族复兴”，因此，将韩国独立列入中国革命党人的奋斗目标。1914年，蒋介石去东北策动讨袁军事，孙中山即对蒋称：“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护朝鲜的独立，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16] 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中国近代史进入护法运动时期，国民党人继续给予韩国志士以各种可能的支持。
1918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虽仍在进行，但德、奥、意组成的同盟阵营已呈颓势，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条宣言，倡议在战后设立国际联盟，维护各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同年10月，国际间酝酿召开和平会议，申圭植致函中华民国军政府总裁孙中山，函称：“我韩，东亚之巴尔干也；先生，东大陆之华盛顿也，于此千载一时之机会，对我韩定抱特殊之同感，必有相当之援助。”[17] 同时，申圭植又以同济社总代表的身份致函军政府各总裁，要求军政府承认韩国独立，嘱咐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将东亚大局之关系与我人现在之情状，恳切陈诉，公诸裁判。”[18] 当时，徐谦作为孙中山的全权代表参加军政府政务会议。因此，广州非常国会和军政府政务会都迅速决议，承认韩国独立。[19]
次年1月18日，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中国代表团除北京政府代表陆徵祥、顾维钧等人外，也包括在广州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的代表、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会前，孙中山指示王正廷：“宜提出取消中国与列强所订之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侵略之各地，承认高丽之独立，庶符民族自决之旨；苟不能，是则和会无价值；中国之参加，尤无意义矣！”[20]会议进行期间，广东国民议会康基镐等331人致电北京政府，论述韩国问题与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关系，赞扬孙中山对朝鲜问题的关切，要求北京政府承认韩国独立，在和会上反映朝鲜人民的呼声。[21]
同年3月1日，朝鲜人民举行反日示威游行，惨遭镇压，朝鲜各地爆发广泛的群众抗议，史称“三一”运动。中国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国日报》自3月9日起大量发表有关报道，该报主笔叶楚伧撰写时评，肯定韩国人民的行为符合“民族自决”原则，“由世界潮流激荡而成者”。[22]4月10日，韩国志士在上海组织临时议政院，定国号为大韩民国，通过《临时宪章》，规定实行“民主共和制”。11日，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同月，新韩青年党代表金奎植向巴黎和会递交请愿书，要求脱离日本束缚，将高丽改造为独立国家。金在赴会前，曾与孙中山、章太炎、唐绍仪、徐谦等人晤商，得到支持。孙中山在上海对日本记者大江发表谈话，指责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要求日本将在东北和山东的权利交还中国，同时允许朝鲜独立。他说：“朝鲜问题，极其困难之问题。以余意见，在日本须容韩人之要求，而承认其独立为宜也。”[23] 同年，国民党的机关刊物《建设》译载金奎植的请愿书，称誉金的请愿之举“不特耸动世界耳目，兼与东方受侮辱民族以最大的刺激教训”。文章谴责日本资本家对韩国人民剥削，认为韩国独立不仅具有民族自决意义，而且“固有打破亚东资本阶级统治之意味，同时为世界社会革命之一部”。[24]
继韩国“三一运动”之后，中国爆发“五四运动。5月7日，上海各界召开国民大会，举行反日游行，在沪韩侨积极参加。据日方情报，中国国民党曾与韩国志士召开抗日联席会议。次日，张继、何天炯、戴季陶联合举行在沪日本记者招待会，发表《告日本国民书》，指责日本“毁约背信，并吞朝鲜”，声言“中国人见日本此种可惊可吓之手段，无不具唇亡齿寒之感，盖知日本之吞朝鲜，实为侵略中国本部之见端也。”[25] 此后，孙中山、李烈钧、孙洪伊等经常与韩国志士密商韩国复国问题。9月8日，韩国志士金炎、金浩平在上海与中国国民党人秘密会议，讨论反日事宜。
1920年3月，吕志伊向全国各界联合会提出援助韩人案，得到通过。在《告国人书》中，吕志伊等高度评价韩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夐绝古今，轰动万国”，认为“吾民对朝鲜独立均有援助之必要，且有积极援助之义务”，呼吁国人“一致主张”，“或着论鼓吹，或奔走呼号”。[26] 同年8月，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率领美国议员团访问中国，申圭植等以高丽独立民主主义者联盟和高丽在华学生协会名义致函议员团，要求美国支持韩国独立，同时致函孙中山，希望孙在讲演或谈话时给予支持。函称：“吾韩形势，前已略陈，并领指示矣。顷者美议员来华观光，关于远东大局匪鲜。吾人竭诚欢迎，良有以也。唯吾人向曾以独立问题请求美议院之赞助时，赞成提出者甚多。现该议员团既东来考察，知先生于迎接之际，对于中国及吾韩诸种问题，必有极精确之言论，使该议员团返美时，转以宣传美之国民，俾得实力扶助也。”[27] 同年10月8日，孙中山向上海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应将中韩两国志士的斗争联系起来，“将目光放远一步，专行注意于满洲、高丽两方面。”第一步，“扶持韩人独立”，第二步，“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
10月10日，申圭植在上海创办《震坛》周报，提出工作方针为“声诉欧美诸邦，主张中韩提携”。[28]孙中山、胡汉民、柏文蔚、徐谦、张静江、蒋介石、于右任等国民党要人纷纷题词，以示支持。孙中山的题词是“天下为公”，徐谦的题词是“私有破，强权灭”。蒋介石的题词是“同舟共济”。[29] 中国国民党人、南社社员景定成、吕志伊、柳亚子等也纷纷以诗文致贺。柳亚子赠诗云：“子切焚巢痛，吾怀寒齿忧。何当时日丧？与汝赋同仇。碧血清流史，黄金国士头。相期无限意，珍重看吴钩。”[30]表达了中韩革命者之间的友谊和敌忾同仇的思想感情。同年12月，韩国志士朴殷植所着《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在上海出版，景定成、汪精卫为该书作序。景序盛赞韩国人民“徒手革命，视死如归”的英勇斗争，鼓励韩人进一步以“铁血”铸造新的历史。
孙中山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赢得韩国志士的尊敬。1920年9月，旅居上海的韩国志士在《共产国际》发表文章，称颂孙中山是“中国革命运动，尤其是反日运动的象征”。[31]
次年4月7日，孙中山被广州非常国会选举为非常大总统。申圭植及新亚同济社、《震坛》周报迅即致电祝贺：“东亚前途，实深利赖。”[32] 20日，韩国临时政府派人携李承晚致孙中山密函到广州，要求南方政府支持韩国独立运动。[33] 同年9月，韩国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议决，特派国务总理、代理外务总长申圭植为专使，携带国书，与中华民国护法政府洽商承认韩国独立事宜。申圭植等经过香港时，先后会见张继与唐继尧。唐表示愿在云南为韩国培养军官人才。其后，韩国临时政府陆续向云南派出五十余名青年，到云南接受军事教育。到达广州后，申圭植及其随行秘书闵石麟会见胡汉民、徐谦、吕志伊、伍朝枢、谢持、廖仲恺、林森等人。同月，申、闵二人拜会孙中山，向孙中山提出五项互惠条款：1、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护法政府为中华民国正统政府，并尊重其元首及国权。2、请大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3、请准予收容韩国学生于中华民国军校。4、请借款五百万。5、请准予租界地带，以资养成韩国独立军。孙中山答称：中韩两国，“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远的历史关系。辅车相倚，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美。对于韩国复国运动，中国应有援助义务”，但“目前北伐尚未成功，国家尚未统一，仅以广东一省力量，实难援助韩国复国运动。”孙中山表示：第二条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节，原则上毫无问题，但护法政府尚未得到承认；第三条亦毫无问题，可以通令各军校尽量收容韩国子弟。第四、第五条，“目前尚无能为力，至少在北伐占领武汉后，始可以办到。”孙中山应允，在北伐计划完成后，当以全力援助韩国复国运动。[34] 申圭植提出，希望在韩国临时政府和护法政府间建立外交联络，孙中山表示欢迎。10月10日，广州举行国庆纪念仪式，申圭植代表韩国临时政府向孙中山呈递国书。[35]申圭植返沪后，韩国临时政府即派濮纯（精一）为驻粤代表，常驻护法政府。濮曾加入中华革命党，后来更直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
自1921年3月起，长沙、汉口、安庆等地陆续出现中韩互助社一类组织。1921年5月，上海中韩互助总社成立，其评议员何世祯、黄警顽、孙镜亚、喻育之等都是国民党人。至1922年，该社已有社员156名，其中，韩国人104名，中国人52名，同年9月召开第二次会议，黄兴的遗孀徐宗汉出任临时主席。会后成立的理事会，以吴山（中）、金奎植（韩）分任理事长、副理事长。吴山曾任广东大元帅府秘书，司法部次长。
申圭植访粤促进了中韩志士之间的联系。1921年9月27日，中韩协会在广州成立。该会以广东政府外交部总务司长、非常国会议员朱念祖为委员长，谢英伯为副委员长，高振霄、丁象谦、汪精卫及申圭植（化名金檀庭）等为委员。27日，召开成立会。该会宣言号召中韩两国志士“相与提携，共相扶助，持正谊于人类，跻世界于大同。纯本互助之精神，用求互助之进步。”[36]当时，太平洋会议召开在即，申圭植致函中国各法团及报馆，要求中国方面根据国际条约在会上提出韩国独立问题。[37] 11月21日，中韩协会致电美国政府和参加太平洋会议的各国代表，声称韩国问题为远东重要问题之一，要求特许韩国临时政府代表出席会议，恢复韩国的独立、自主资格。[38]12月1日，《光明月报》在广州出版。该刊宣称以推动“中韩两国联络感情，促进民治”为职责，“讲究扑灭强权之方法”，“使中韩平和，使东亚平和，使世界平和。”林森、陈公博、汪精卫、叶夏声等国民党人都是该刊的执笔者。
申圭植访粤也增强了孙中山对韩国志士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了解。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演说称：“日本之待高丽，异常苛酷。高丽人本富有革命精神，不甘受制，处心积累，为独立之运动者已久。日本虽防之綦严，然若高丽人始终坚持，则必有能达目的之一日也。”[39] 限于条件，孙中山在当时不可能对韩国志士提供多大物质援助，但孙的态度和立场对韩国志士显然是巨大的精神鼓舞。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兵变，申圭植闻讯，叹惜道：“中山先生苦心经营之事业，全成泡影。此不仅中国之大不幸，亦韩国之大不幸也！”[40] 自此，申圭植忧郁成疾，拒绝进食。同年9月25日逝世。
申圭植逝世后，中韩两国志士的联系出现空缺，但孙中山不忘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和承诺。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演说，声称中国人民的对外责任是“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41] 同年3月，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讲，除了主张“学外国”，“迎头赶上去”，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外，还特别提出扶助弱小民族的任务。他说：“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被英国灭了，高丽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孙中山所说的“大责任”，就是“济弱扶倾”。他说：“我们对于弱小的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42] 此后，孙中山的“济弱扶倾”思想遂成为国民党处理和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指导方针。同年11月，孙中山北上，途经日本神户，先后接见朝鲜协会东京本部会长徐基俊及朝鲜《东亚日报》记者等多人。现存孙中山为《东亚日报》的题词“天下为公”可能即书写于此时。[43] 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弥留之际嘱咐戴季陶，对日本方面提出的问题至少应该包括三项，其一就是使“高丽最低限度获得自治”。[44]
孙中山逝世后，韩国临时政府于3月26日集会追悼。在华志士发表文章称：“我们高丽久受日本压迫，想呼吸都不得，与中国被列强压迫无异，所以彼此同病相怜。正冀孙先生率领东方痛苦民族，一齐进攻。何图大星忽陨，望此后中山信徒，一律依照孙先生政策，努力进行。”[45]孙的逝世，韩国在华志士失去了一位积极、坚定的支持者。
韩国志士长期没有系统的革命理论。孙中山逝世后，韩国独立党提出“人与人均等”、“族与族均等”、“国与国均等”的“三均主义”，显然受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部分影响。后来陆续出现的新韩青年党、大韩青年同盟会、新韩民主党的纲领中，也都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子。[46]
三 北伐时期
孙中山的援韩方针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得到发扬。韩国志士吕光先向会议介绍朝鲜民族被压迫状况，阐述对中国国民党的希望。[47]大会宣言对包括高丽在内的亚洲弱小民族的斗争给予充分评价，认为“此等奋斗，终必使帝国主义所施与之桎梏归于粉碎”。[48]在大会通过的《对外政策进行案》中，确定国民党对外的三项政策之一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49]会议决定，在广东设孙文大学，训练弱小民族的革命分子。
根据1921年的孙、申协议，邹鲁1923年在广州创办广东大学时，即免费招收韩国青年入学，以便养成韩国复国人才。这一方针，为后来的中山大学长期继承。[50]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自第一期至第第五期，共招收韩籍学生34人。[51]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成立，韩国志士杨宁任第三营营长。次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部分韩籍学生投军作战。同年底，国民政府北迁武汉。1927年3月，濮纯以韩国革命军新民府代表名义上书武汉国民党中央，认为辛亥以后，中国革命一再失败，革命势力始终不及长江以北，其根本原因在于疏忽东北问题。他建议武汉国民政府组织东北军事委员会，利用新民府、参议府、正义府等东北韩侨军事力量，彻底推翻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52] 当时，韩国在华志士或在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供职，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武昌中央大学、南湖学兵团等处求学。同月，陈公木、权晙等人组留鄂韩国青年革命会，以“完成韩国民族革命及社会革命”，“与世界革命群众联合，完成世界革命”为纲领，有会员46人。该会成立后，即议决“与中国国民党联络，直接参加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运动”。同月，权晙上书武汉国民党中央，声称武汉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枢”，要求将该会视为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的下属，切实加以指导，给予物质及精神上的援助。4月12日，国民党中央复函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同意按照广东、南京先例，准许韩国学生加入中国国民党。4月30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将留鄂韩国革命青年会的要求交东方局审查，并请苏俄顾问柏郎恩参加。[53] 这一情况透露出，武汉国民党中央内设东方局，处理支援韩国、安南等被压迫的东方各民族的相关事宜，不过，当时宁汉双方已经尖锐对立，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都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继而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韩国在华志士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一部分人则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人对前者防范，对后者继续取支持态度。
1928年，日本驻厦门领事馆警察擅自开枪围捕韩国籍中国军校学生李箕焕、李刚等4人。5日，国民党厦门市党部暨民众团体联席会议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外交部，指责日警越界擅捕韩人，“乱我秩序，侵我国权”。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指示厦门交涉员刘光谦力争，索回4人。厦门当地人民情绪激忿，成立反抗日本侵略国权委员会，提出对日“经济绝交”、“罢海示威”，驱逐日本领事等要求。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同意释放李润丙、李明斋二人，以“刑事犯”为名将李箕焕、李刚押解去台湾。1929年，朝鲜光州女子学校女生朴奇玉受日本男生侮辱，激起韩国学生公愤，举行总罢课及示威游行，进而发展为全国性的反日运动。次年2月12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整理委员会致电韩国国民党，电称：“本党素主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而中韩两国同为东方被压迫民族，大有唇齿相依互相扶助之必要。是故敝会对于贵国此种革命行动，实具无限之同情。”[54]其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江西省南昌市党部、汉口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青岛特别市指导委员会、中央政治学校区党部等纷纷通电声援，呼吁中国各界支持韩国“独立自主之大业”。1929年3月15日，韩国独立党电贺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声称“敝韩国革命正在进行，还望贵党同志特加声援”。[55] 该党的南京促成会执委会为谋求中韩两国民族切实合作，特向会议提出8项意见。[56] 27日，国民党“三大”重申孙中山的“济弱扶倾”政策，表示“吾人对于弱小民族必须扶持”。[57] 同年4月，韩国天道教派代表崔东旿到南京，蒋介石指令文官长古应芬接见。[58] 但是，这一时期，国民党忙于镇压中共的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因此，没有给予韩国独立运动以更多、更明确的支持。
1931年7月1日，日本警察在中国吉林万宝山地区开枪射击中国农民。7月3日至9日，日本当局在朝鲜汉城等地煽起排华暴动，中国华侨受到袭击。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长赵素昂发表声明，希望中国国民政府与全体民众，“一致奋励，抵制日人，力谋韩华自主独立”。[59]24日，蒋介石与蒋作宾讨论此事，日记云：“余意应即对世界各国宣言及提出国际联盟会报告，暴露日本政府有组织的杀害侨民之罪恶，并说明其已无统制朝鲜之能力，且朝鲜之被吞并，我中国未经承认。中日所订条约，皆认朝鲜为完全独立国也。”[60]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开始调整政策，致力于抗日准备。当年12月，国民党中央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决议“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以反抗帝国主义”。[61]因而，援助来华韩国人士问题也就逐日渐受到重视。
“九一八”事变后，韩国临时政府及在华韩国志士纷纷集会，发表通电、文告，声援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赵素昂再次以外务部长名义致函中国政府，表示三韩民族“誓当决死而起”，和中国团结一致，“快雪东亚之耻，复我中韩之疆”。[62] 10月22日，安昌浩在上海新闻界招待会上致词，声称“孙中山曾言，韩国独立，就是断绝日本侵华之桥梁”，希望中韩民族彻底联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韩国在华志士已发展为两大派。一派领导人为金九，另一派领导人为金若山。前一派成员年龄较大，受韩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而金若山一派则年龄较轻，比较激进，两派思想上有较大差异。最初，国民党分别联系上述两派，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开始致力于促进两派之间的联合。
1932年，蒋介石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及三民主义力行社（军统前身）书记滕杰分别开展援韩工作。[63] 同年4月，力行社成立东方民族复兴运动委员会，以干国勋为主任，桂永清等为委员，确定以“济弱扶倾”精神为宗旨，优先援助中国周边地区的韩国、越南、印度等被压迫民族。同月29日，韩人爱国团团员尹奉吉奉金九之命，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日本白川大将，事后，日方悬赏60万元购捕金九。金九在中国军警保护下逃亡浙江嘉兴，躲藏于国民党人褚辅成家中。此后，金九得到中国方面重视。1933年5月，蒋介石通过陈果夫约见金九。蒋称：“东方各民族实行符合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是比较好的。”金九通过笔谈向蒋表示：“若资助百万元，两年之内可在日本、朝鲜、满洲方面掀起暴动，切断日本侵略大陆之后路。”次日，陈果夫向金九转告蒋介石的意见：“若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则会另有天皇，杀死大将，也会另有大将。为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须先训练一批武官。”[64] 金九同意蒋的意见，双方迅速达成协议，以河南洛阳军官训练学校作为基地，第一期培养军官100名。其后，金九的同乡兼世交安恭根等十余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对日情报工作，一直到1939年安恭根被害。[65] 除金九等按月得到中国方面的经费补助外，韩国流亡人士的回国活动费用，也常由陈果夫转请蒋接济。[66]
国民党中央与金若山一派的联系始于1932年5月。当月，金若山率领朝鲜义烈团干部自北平到南京，向蒋介石提出《中朝合作反日倒满秘密建议书》，蒋介石批交力行社研究办理。[67] 同年秋，滕杰等奉命在南京设立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培养金若山一派干部。此后，金若山的活动即得到黄埔同学会和国民党军统方面的支持。至1935年10月，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先后培训了三期学员。同月，军事委员政训班在江西星子开学，对部分韩国青年进行特工训练。 [68] 与此同时，还有部分韩国青年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学习。至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系统的各类军校共培养韩籍学生415人。[69] 1936年8月，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要求中国方面“开除军校鲜籍学生”，但遭到南京国民政府坚决拒绝。
韩国在华志士党派林立，经常发生内讧，分合无常，难以形成统一的抗日复国力量。1933年，力行社和陈果夫敦劝各方合作，成立统一的韩国民族革命党。1935年7月，朝鲜革命党、朝鲜义烈团、韩国独立党、新韩独立党、大韩独立党等在南京举行代表大会，合组朝鲜民族革命党，以金若山为总书记，但随后又发生分裂，金九领导的韩国独立党和朝鲜革命党等组织宣布退出重建。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韩国在华志士中才出现再度整合的趋向，中韩两国爱国志士的联系也就进入一个新阶段。有关情况，请参阅拙作《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这里就不赘述了。[70]
[1] 《兵库县知事致青木外务大臣》，日本外务省文书，高秘第300号，明治33年6月10日；兵发秘第32号，明治35年1月21日。
[2] （菲律宾）彭西《孙逸仙传》，转引自黄季陆《国父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与惠州起义》， （台湾）《传记文学》第11卷第4期。
[3]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3页。
[4] 《致檀香山同盟会员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第486页。
[5] 《石瑛致吴稚晖函》，吴稚晖档案，09285，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6] 邹鲁：《回顾录》，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7、554页。
[7] 闵石麟：《睨观申圭植先生传记》，《韩国魂》，第72页。
[8] 《岛山安昌浩资料集》。
[9] 《拜谒孙中山记》，《民权报》，1912年4月18日。
[10] 《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第430页。
[11] 罗家伦《国父年谱》上册，台北1965年增订本，第496页。
[12] 《碧浪湖畔恨人谈》，《韩国魂》，第59－60页。
[13] 《南社入社书》，原件，北京图书馆藏。
[14] 拙着《南社史长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15] 同上，第404页。
[16] 转引自李云汉：《蒋中正先生与台湾》，《近代中国》第109期
[17] 《上孙中山总裁书》，《震坛》周报，第6号。
[18] 《上大中华民国军政府诸大总裁阁下书》，《震坛》周报，第6号。
[19] 《中韩关系专档》（23），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20] 《孙逸仙先生言行小识》，《胡汉民先生遗稿》，台北，1978年。
[21]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下编，第102页。
[22] 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4月19日。
[23] 《新韩青年》第1卷1号。
[24] 民意：《朝鲜代表在和会之请愿》，《建设》第1卷第4号、第2卷第2号。
[25] 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9日。
[26]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下编，第105－107页。
[27] 环龙路档案，4800，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28]《震坛》周报创刊号。
[29] 蒋介石日记1920年9月24日云：“申圭植来谈。”26日日记云：“祝高丽《震坛报》创刊，曰：‘同舟共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30] 《海上题睨观即题其汕庐图》，《震坛》周报第23号，1921年6月5日。
[31] 《共产国际》英文版，第1卷第13期。
[32] 《震坛》周报第22号。
[33] 《关内地区朝鲜人民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上册，第651页。
[34] 闵石麟：《中国护法政府访问记》，《韩国魂》，第103－104页。闵书记孙中山接见申圭植为11月3日，当时，孙中山已在广西。据1921年10月4日上海《民国日报》所载无怼作于9月25日的《广州特约通讯》：“ （韩国临时政府）近又派金檀庭君来粤，谒商当道，以与我国行动一致。孙总统特优礼接待，交换意见。”则孙、申见面必在此前。
[35] 闵石麟《中国护法政府访问记》记孙中山接受申圭植国书时间为11月18日，当系10月10日之误。
[36] 《中韩协社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4日。
[37] 《恳求援助韩国独立书》，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10月22日。
[38] 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11月22日。
[39] 《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版第16页。
[40] 《韩国魂》，第83页。
[41] 《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第600页。
[42] 《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691页。
[43] 韩国独立运动纪念馆藏。
[44] 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6册，第4987页。
[45] 伍达光辑《孙中山评论集》，上海三民出版部1925年版，第97页。
[46] 《中韩关系专档》（11）；《抄上海朝鲜各社团最近情况》，《各地韩侨动态卷》（13）。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47]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7号。
[48]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05－106页。
[49] 同上，第149页。
[50] 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554－555页。
[51] 石源华：《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52] 濮纯：《关于东北革命之管见概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5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政治委员会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718/94
[54] 《申报》，1930年2月12日。
[55] 南京《新闻报》，1929年3月17日。
[5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733页。
[57] 《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53页。
[58] 《韩国天道教代表崔东旿备忘录》，《中韩关系专档》（18），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59] 《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1册，第404－406页。
[60] 《蒋介石日记》，未刊稿，1931年7月24日，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61]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37页。
[62] 《素昂集》，《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1册，第390页。
[63] 滕杰：《滕杰先生访问记录》，第118页；《参见蒋公总统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209－230页。
[64] 金九：《白凡逸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233页。
[65] 《韩国党派之调查与分析》，《中韩关系专档》（10）。
[66] 萧铮：《韩国光复运动之鳞爪》，（台北）《中央日报》，1953年8月25日。
[67] 金若山：《朝鲜民族革命党之创立与其发展经过》，《韩国民族革命党卷》，《中韩关系专档》（十四）。
[68] 滕杰：《三民主义力行社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之经过》，《滕杰先生访问记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6页
[69] 范廷杰：《蒋委员长培养韩国革命干部》，（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4期。
[70] 见拙作《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