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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众所周知，孙中山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当年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再由孙中山作主，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授予重要职务，而逐渐形成的。在两者关系中，俄国的因素显而易见。问题是，俄国的因素对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容共”究竟是“联俄”的诱饵呢，还是确实看重了共产党人的才干？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好坏，是否也是受到他与莫斯科关系的影响？或者说，是俄国因素的影响多些，还是中共自身政策的影响多些呢？提出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孙中山在世时对共产党问题发表过不少态度大相径庭的谈话，共产党人当年对孙中山的看法和态度也是时好时差。如果我们不注意事情发展变化的经过情形，不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出于一己之角度，抓住一两条线索，对孙中山的言论各取所需，就只好听任立场各异的研究者在那里自说自话，而无所适从。[1]鉴于过去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缺少有针对性的探讨，本文试图依据已经公开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就此做一系统的梳理和考察，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合作”问题的由来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2]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予其间。[3]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中共在上海建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4]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5]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6]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7]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8]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50余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200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一大”后一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了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进行了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了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9]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进行了沟通。此次就近对国民党进行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列宁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10]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与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作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11]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告诉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着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12]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扬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响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13]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得知马林将转而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陈独秀在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了他们的不同意见。内称：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 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14]
尽管陈不愿在孙陈之间做出选择，但50余天后，即1922年6月16日陈就炮轰总统府，发动了武装叛变，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的负责人。注意到越飞、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15]
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他们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这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白提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是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他们坚持，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16]
但是，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异常悬殊的状况之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是接受了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17]8月12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急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了张继，说明了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中共中央的会议被迫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故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翟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个别交谈，再做说服工作。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更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
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18]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19]
在说服了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进行了具体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20]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1]他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佩孚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他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的情况时，他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22]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整队的军阀军队的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的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1917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契切林，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23]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24]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它与俄国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两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25]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容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26]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27]用他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28]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马林建议说，国民党应仿照俄共（布）的形式，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建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时，他马上表示了肯定的态度。[29]
自9月初起，孙中山就开始了改进国民党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4日，孙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和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等举行谈话会，一同讨论改进国民党的具体设想。6日，他指定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一个半月后，党纲及总章草案形成，交孙中山审阅后，再交国民党本部集议审查。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范围更大的第二次谈话会，讨论和审议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党纲与总章。12月16日，他再度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和修改宣言草案。在随后任命的国民党本部重要干部名单中，共产党员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30]
经过几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并经由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其中扼要地阐述了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目标，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31]这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以来，第一次公开具体说明自己的奋斗目标。[32]孙中山就此解释说：
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33]
汲取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决定吸收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背景。
但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阐明的三民主义。而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相异趣。其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34]实际上，孙中山所期望的未来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虽然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与同情，并且不惜吸纳共产党员，却坚持不同意在中国另搞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就在其接纳共产党员并通过宣言、党纲仅20多天之后，他就在上海与苏联政府的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他在声明中坚持写上了“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35]可见其必欲区别于苏俄态度之坚决。尽管孙此举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成份[36]，但以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之热衷与坚持，和他以往对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之怀疑，此举绝非单纯为了掩人耳目也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看法，言论很多。但最能典型地反映出他这时内心看法的，还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他在广州与达林（A. S. Darlin）的一段谈话。在达林详细地说明了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以及共产党人为何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等问题之后，孙中山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俄国实行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均平主张，或者说更接近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搞的那一套。他怀疑，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方式多半会与现代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Abrabam Lincoln）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口号意义相通。而中国的问题更与西方不同，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因此，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鉴于达林等再三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好处，他的建议是如果俄国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也只能到容易接受均平思想的落后地区去，而不要在城市里直接做试验。他慷慨地表示：“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37]
共产党对孙中山的态度
孙中山的目标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努力创造一个比西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平等一些的改良的社会。他与共产党人的相同点，主要在于他们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敌人和决心用激烈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观念是相同的。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孙中山没有特定的依靠对象，因此也不存在固定的敌人，一切取决于人们是否赞成和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人却是坚持以阶级划线的，他们相信社会上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有产与无产等相互对立的不同阶级，他们是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只能依靠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在革命中实行真正反映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策，坚决与压迫阶级和有产阶级为敌。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他们当然不会接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策主张。恰恰相反，在理论上以及内心深处，他们充其量不过把孙中山国民党看成是俄国二月革命的领袖及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相信或迟或早，他们都要发动十月革命，造成自己的政权。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阶级的代表，是人类的未来命运的主宰，最具远见卓识且最能反映全体人民利益，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政治使命感。[38]由此不难想象，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根本上只是基于实力原则的策略考量，是为了便于推进革命和自身力量的发展状大。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关系，自然会存在矛盾甚至冲突。
陈独秀已是中共党内这时比较看重孙中山和支持加入国民党的一派领导人了。即使是陈独秀，刚刚加入国民党，也明白提出：对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他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
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得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斗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39]
在莫斯科的俄国领导人，毫无疑问比陈独秀等更具政治上的优越感。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当然上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自信已经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俄国，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源泉和力量源泉。特别是刚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战胜了十四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他们中许多人明显地对推动中国革命也充满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按照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他们相信应当帮助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但他们中许多人理所当然地把在中国发展共产党视为他们情感上和政策上都必须争取的目标。更何况，他们在理论上也深信，国民党终将随着中国阶级分化的加剧而走向分裂。推动这种分化，迎接这种分裂，就成为他们对国共关系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期待与政策。共产国际再三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把促进中国阶级斗争作为他们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实在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40]而推动阶级分化，促进阶级斗争，国共关系纷扰不断自不可免。
就在马林1922年夏天从莫斯科拿到共产国际支持建立国共“党内合作”关系的八月指示不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一个明显有些不同的较为激进的决议，以强调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决议告诫说：“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任何一个中心，不论是张作霖的中心，吴佩孚的中心，还是孙中山的中心，都是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要以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要在建立统一国家和争取与苏联结盟的斗争中，“支持那些给予工人阶级以发展和建立组织的充分自由，并拒绝与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的集团。”“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41]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共产国际内部，还是中共中央内部，对马林不满的倾向迅速升高，甚至很快就出现了指责马林右倾的声音。[42]这种批评自然使马林的工作遇到阻力。
为了证明自己的方针正确有效，马林于1922年12月23日再度返回莫斯科申诉意见。他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来四个月时间两党关系的情况，做了十分乐观和充满希望的描述。在他看来，不仅中共从此有了更便利的宣传条件，而且他们可以经常性地自由批评国民党的某些缺点，这种方式已经在国民党内得到了认可。他坚持，任何试图修改几个月前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的指令，“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人，在我看来是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把我们的在中国的策略建立在我们的一般方针和我们的一般立场上”。而应当采取“革命的机会主义”的态度，因为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使存在，也只有与民族主义运动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发展。而他在中国与国民党人密切接触后所得到的切身体会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即使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团体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43]
马林的报告明显受到部分与会者的质疑。维经斯基坚持必须根据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的要求，把教育落后国家共产党开展对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斗争，和发展无产阶级运动作为共产国际特别重要的任务。而在以往的指令中，对此强调得不够。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共有丧失自身独立性的严重危险。马林对此坚决否认，他坚持过去的指令没有修改的必要。他断言，在中国，应当把革命民族主义，而不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应当认识到：“全部问题只在于如何调整同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只有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顺利的发展，才有可能“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44]
对于马林与维经斯基等人的争论，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这时采取了“和稀泥”的策略。这是因为，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前两天，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刚刚开过会议，作出了赞同越飞关于“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建议的决定，并且要求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里支付援助国民党的费用。[45]在这种情况下，刚刚参加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布哈林，自然必须努力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贯彻“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决定精神。但即便如此，他也十分清楚共产国际不能单纯从苏联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他既不反对维经斯基提出的建议，也不反对马林的观点。他的说法是：在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任务是成立工人政党”，二者不可偏废。[46]会议最后形成的文件事实上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决议肯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强调国民党由四种人组成，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共党员应当留在国民党，这大都符合马林的看法。[47]而指出国共党内合作“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却无疑是维经斯基等人的意见。[48]而只要有了后面这种意见，马林在中国的工作就注定会遇到不少麻烦。
一方面强调“全力支持国民党”，赞同越飞和马林关于“必须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49]的观点，准备向国民党提供大笔援助；一方面却坚持要独立地开展共产党的工作，强调共产党要大力组织和争取工人群众，争取“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这明显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任务。如同莫斯科对越飞与孙中山签订声明，只承认它所想要的有关孙中山承诺的那一半，却不支持越飞承认的孙中山想要的另一半一样[50]，它所带来的麻烦难免造成莫斯科政策本身的紊乱。因为，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角度“全力支持国民党”，着手将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努力，必然导致国民党中心地位和发展势头的迅速增强。与此同时，又让本来就坚信代表最先进阶级，最反映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也把争取建立强大群众性政党作为自己“重要而特殊的任务”，结果必然会使国共两党因争夺群众而陷入纠纷，以至出现相互抑制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也或多或少地有所意识。马林离开莫斯科后不久，维经斯基等人就开始隐晦地批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方针。他们对马林把中共中央搬到孙中山身边去不以为然，断言中共中央设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并不得不通过政治上的种种让步而交换国民党政府所给予的种种“好处”。他们甚至明确主张，绝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除非孙声明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政治原则，并与张作霖等军阀划清界限。在此基础上，他们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明令马林：“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51]
事情很明显，孙中山为争取苏援而接纳共产党，想要借此发展壮大国民党，便利革命。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却更指望中共自身迅速发展，对要不要“全力支持国民党”意见冲突。这种情况难免不会对本来就极其微妙的国共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马林路线”的失败
虽然共产国际向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提出了发展群众性政党的目标，但这样一种目标最初距离中共毕竟还十分遥远。马林对此更是不以为然，声称：“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250名，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许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中国如此之落后，“要在当前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52]
1923年2月7日，被中国共产党人引为骄傲的京汉铁路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一度颇具声势的北方工人运动一朝倾覆。这种情况对那些一心希望独立发展的共产党领导人震动极大，他们因此开始意识到孙中山国民党及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价值。于是，马林的观点终于在党内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正因为如此，马林回到中国不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共产国际一些人“想入非非”了。他异常坦率地宣称：“在中国建立群众性政党，今后许多年内都只是一种幻想。”“如果要在中国采取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这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当前，在中国唯一重要的工作，只有国民革命运动，也“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53]
1923年6月，中共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负责指导会议工作的马林与中共部分领导人之间再度发生争论。开始赞同马林观点的陈独秀，在他起草的决议案中承认：因为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但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和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张国焘，以及北方工会组织的代表则持不同意见。他们坚持：“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的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我们完全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而“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去。[54]
问题是，“二·七”惨案发生之后，党内的情绪已大为改变。蔡和森和张国焘等人的主张没有能够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马林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既然中共几年之内很难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等到中共有条件发展壮大之后再来进行国民革命。既然国民党有充足的政治资源，又具有国民革命的明显倾向，苏联也决定全力支持国民党，中共当然责无旁贷的应当加入国民党，利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协助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并推动它走向反帝革命。总不能因为“怕加入国民党有危险，而留在党外”。更没有必要担心工人群众会因为加入国民党而被扼杀了革命精神，恰恰相反，要想推动国民党走向革命，就必须在国民党大量充实革命分子，培养强有力的国民党左派，从而克服国民党的种种错误倾向。马林最终促使中共三大作出决议：不仅正式批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且没有直接提到任何旨在争取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实际目标。[55]
马林对通过共产党来发展、推动国民党充满了热情。他为此甚至不惜写信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尖锐批评那些对他说三道四的人。他说：“我不懂，为什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是阻止国民革命的发展?”“莫斯科的意向是让党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吗?”实际上，中国“党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它的“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不应凭想象去工作”。“绝对不要为此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在工会的宣传中利用这面旗帜”。因为，第一，许多人“害怕共产主义”；第二，它会“削弱俄国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合作”。“那些希望我们集中全力去建设群众性共产党的人”，恐怕“是完全忽略了事情的实际情况”。[56]
问题是，马林的热情并未能够得到孙中山的配合。在1923年初，广州克复，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本营，重新埋头于军政事务之中，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因此逐渐停顿下来。这不能不让马林倍感沮丧。马林到底还是一位共产党人，在他的观念中，革命只能是像法国以及俄国革命那样，在中心城市宣传和组织群众来进行。为此，自与孙中山接触以来，马林始终都在强调党的组织和宣传的意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利用军阀夺取地盘的革命方式。为此,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在中共的刊物上化名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只会使自己日益背离下层民众的意愿和需要。[57]在孙中山丢掉广州的情况下，马林的这些批评意见确实很少引起国民党人的反感。但在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之后，他却无法再用过去的方式向国民党提意见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5月6日山东临城发生土匪抢劫火车，打死一英国人，劫掠26名外国人。事后，孙中山委任负责外交事务的伍朝枢起草电报，以国民党中央名义致电北京外交使团，要求各国撤销对此事应负责任的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以予中国人民另行建设全国公认政府之机会。对国民党请求列强帮助的作法，马林极感不满。他除了写文章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公开批评这一作法以外[58]，还当面向孙中山提出异议。结果，他发现孙中山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对他重提加紧改组国民党工作和加强政治宣传的问题，干脆也一口回绝，坚持一切必须等到军事问题基本上解决之后。[59]
对孙中山态度的变化，马林十分焦虑。他终于不能不转而开始注意到中共的作用。他提出了用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去“引导这个政党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的想法，提出“只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通过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60]马林据此推动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以中央委员会诸委员的名义联名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的国民会议，把现有的各联合会组织成为自治政府。[61]他建议，如果孙中山不能接受这样的建议，“李大钊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其他同志就要着手去把国民党的地方支部争取过来，采取党的这个新策略。”[62]
按照马林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陈独秀等五名中央执行委员起草并向孙中山提交了他们的建议信。信中强调，由于曹锟逼走黎元洪，试图取得总统地位，遭到上海乃至整个北方民众的强烈反对，上海各马路商会已经公开要求组织国民会议解决问题。国民党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公开站出来领导民众的斗争，并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为此，“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以便争取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新的政府，进而建立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国革命的新军队。但在与陈独秀等人的谈话中，孙中山明白表示，他既不会与曹锟等人合作，也不会按照各方建议把国会召来广州，同时也不会支持上海商人的行动，因为他看不出这会有什么结果。他坚持，当前关键的问题，还是要争取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军队。据陈独秀报告说：当他向孙中山提出，在国民党尚未成功地改组并扩大自己阵地之前，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支军队的问题时，孙中山的回答是：“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召开国民会议是不可能的。”[63]
关于在西北或东北建立一支军事力量的设想，是孙中山久已有之的一个梦想。为此，他坚持与张作霖保持密切关系，同时极力劝说苏联政府的代表支持他在西北地区，如新疆和蒙古边境等地建立军事基地。随着1923年5月孙中山得到莫斯科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援助，并愿意与他的代表讨论西北军事计划的消息后，他明显地对坚持广州根据地和发展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64]在极力协助苏联外交代表越飞为孙中山争取到俄国的援助之后，马林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注意到孙中山在军事上的进展，广州根据地的巩固和苏联的支持，马林开始失去耐心了。在他看来，只要孙中山仍然身在南方，他所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控制广东。而军事上越有利，他就越会满足于政治谋略，“而更不乐意与我们接近。”他在给越飞的信中承认 ：“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因此，他尖锐批评越飞不该为孙中山争取到200万金卢布财政援助，断言“以前拿钱支持国民党是不负责任的”，“从经济上支持孙在南方的军事计划并无益处，那些计划其实并没有革命意义。”因为过去这200万元对孙中山也许至关重要，但对一个已在广东立足并能驾驭局势的统治者来说，就远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莫斯科继续“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与其为了帮助孙中山控制广东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的腰包，真不如用2万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65]
但到这个时候再来鼓励共产党进一步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与竞争，已经太晚了，它反而会让正在期待苏联援助的孙中山怀疑共产党人蓄意拆台。7月18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人进行谈话时，孙中山突然用英语愤愤地说：
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66]
据马林后来报告说，孙中山当时说到这个问题时情绪显得非常激动，以致廖仲恺和胡汉民等人一个个噤若寒蝉，都悄悄地溜走了。只有马林还留在那里努力为陈独秀做些辩护。但无论如何，孙中山坚决维护国民党，不允许身为国民党员的中共领导人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态度，是再清楚不过了。为此，中共中央在第二天就紧急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严重情况。根据各方汇集的情况可知，不仅孙中山对中共的批评强烈反感，而且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人都表现出同样的情绪。他们甚至怀疑陈独秀等人只是想利用国民党，孙中山委任他为大本营宣传委员长，他却在利用这一职务做同国民党决裂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不能不留在国民党的中共领导人深感为难。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共产党自身的立场，他们无法不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问题，否则就不足以显示其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基于共产国际必须留在国民党内的决议，他们又不能轻易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决定是，继续过去的路线，在批评上避免激烈词句，同时加强有利于国民党的宣传。[67]这样一种方针，显然不可能解决问题。
其实，国共关系中的麻烦，也并不仅仅是国民党人的感受问题，中共自身也困惑不已。仅以中共中央驻地问题为例，马林千方百计把中共中央弄到广州来，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连马林自己都发现这是一个馊主意。在孙中山身边，任何与孙中山意见分歧的言论都难免会引起纠纷，孙中山严厉批评陈独秀，就是因为得知香港英文报纸不满国民党在广州不能管束陈独秀等人言论的消息所致。而与此同时，把中央搬到广州来，原本来是马林想要更有效地通过中共中央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事实上几个月来中共领导人在这方面几乎无事可做。相反，北方政治出现危机，中共反而没有力量去领导和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宣传。
到1923年7月，马林不仅自己灰心丧气，而且也失去了共产国际的信任。眼见在马林的影响下，中共中央转而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自身的发展宣传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国际东方部对这位荷兰人有理由强烈不满。一位在北京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报告尤其能够反映出他们的这种不满情绪。报告称：由于党员全部加入了国民党，“党的工作这里进行得很少。本来它的规模就不大，而近来由于这个倒霉的国民党奸党，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大家都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68]马林成了东方部官员嘴里的“右派”的代名词，自然不足为奇。当得知马林终于要被调离中国之后，一位东方部工作人员忿忿不平地表达了这些人的心情：
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外交人民委员部需要这样，但不要把党牵连到这种事情里去。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同它一起经受种种冒险、病痛、阴谋、欺诈等等。[69]
孙中山的希望与两难
马林在1923年7月下旬离开了中国。步其后尘，莫斯科很快派来了另一位“马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莫斯科给这位名叫鲍罗廷(M. M. Borodin)的新代表的指令当中所提出的要求，与马林路线几乎毫无区别。
在这份由中央书记斯大林签署的指令当中写道：“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70]这意思明明白白，就是鲍罗廷的工作还要像过去一样，以孙中山国民党为中心。如果鲍罗廷只是像越飞那样，纯粹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倒也说得过去，问题是鲍罗廷同时也受命担任共产国际在华南的代表。过去马林只因为帮助越飞做了一些外交性质的工作，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强烈批评，如今鲍罗廷本身就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不得不接受他为自己的代表，其地位之尴尬显而易见。
当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鲍罗廷与马林还是有所不同的。这首先因为他是俄国人，16岁就参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站在多数派一边，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因而不仅政治上可靠，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布）领导人也都有很好的关系。鲍罗廷所以被莫斯科看重并派往中国，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英语很好，曾长期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达12年之久。而且自从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参予共产国际的工作，并负责指导过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的联合战线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私交不错。当加拉罕被受命前往中国接替越飞担任驻华全权代表之后，加拉罕立即就想到了鲍罗廷，把他推荐给斯大林，建议由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以便于他能够全面掌握中国南北方的情况，灵活协调对华外交。
鲍罗廷8月经由中国东北进入中国，先后到达北京、上海，并在上海与张继及陈独秀交换了看法。10月6日，他持加拉罕的介绍信到达广州。鲍罗廷到达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而这个时候，恰值孙中山因为军费所累，试图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各国开始发生冲突之际。且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蹂躏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71]，这不能不让孙对广东根据地危急形势和争取苏联援助的必要性，更增添了紧迫感。与以往在广州时小心翼翼地不愿与莫斯科扯上关系的情况相比，孙中山这时的态度变得异常坚定。而他格外重视鲍罗廷，还因为他注意到鲍罗廷与马林有很大的不同，鲍罗廷不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缘，而且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之一，受到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对鲍罗廷给予高度礼遇，将有利于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孙中山久经政坛，深知欲寻求外援，实现政治抱负，非要有所凭藉不可。他在1922年11月24日给蒋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他的这种心态。他告诉当时急于取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说：要想取得苏援，“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72]如今凭藉在手，又有苏联外交使团成员到来，他自然会不失时机寻求援助。他不仅要求苏联由海参崴通过海路向广州运送援助物资，而且明白告诉鲍罗廷，只要他还能守往广州，他就一定会与苏联建立起直接的联系。[73]一方面孙中山需要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内外交困的局面，也促使孙中山再度对俄国人的组织宣传方法发生兴趣。而在这后一方面，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老党员，鲍罗廷的现身说法尤其具有说服力。他用亲身的经历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显然极大地触动了孙中山。仅仅接触了短短的两三天时间，孙中山就对鲍罗廷有了很好的印象，并对鲍罗廷所介绍俄国经验深以为然。鲍罗廷到后第四天，孙中山就在双十节举行的国民党党务会议上首次公开以俄国革命为借鉴谈论起国民党的问题来了。次日，他即下令重新启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 “效法俄人”，“以党治国”。[74]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不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到后几天便顺利推动，其个人魅力之大不难想见。
鲍罗廷显然擅于发现问题所在。过去，每有外人问到国民党时，孙中山都会以10万乃至20万之数告之。[75]鲍罗廷一来就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3万，缴纳党费者仅有6000，待重新登记时，来登记者才不过3000。即使这3000党员，与党也缺少联系。党“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它偶尔发表的由孙中山签署的有关三民主义目标的宣言，多半只是作为新闻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就一切照旧，党丝毫不能因此而得到发展。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再加上持续战争，或因军费巨额开支造成滥征捐税，或因战争需要大量强制征兵、征夫、征粮，致使“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政权甚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76]当鲍罗廷把这些问题一一分析给孙中山听之后，孙中山也承认问题之严重，因而更看出加强党的工作，以扩大群众影响的重要。[77] 必须集合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个人的力量，革命才有希望，这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交谈后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受命前往上海的廖仲恺在解释孙中山所以必须改组的理由时，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说，孙先生在广州已经历三次失败，“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过去虽曾组织集体入党，但“当时以团体加入之党军即为后日攻总统府之人。可见入党者须以个人，不可用团体也。假使广州方面有相当数目（如有十万党员）之党员，何致得历次失败之结果，党员本在民众之内，果有多数党员，庶足制伏军队，因为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 [78]
党员多，则民众多；民众多，则足以制伏军队。这也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谈话后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而要有效地发展党员，聚拢人心，扩大宣传，实现以党治国的目标，也只能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很快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下令成立了包括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共产党员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根本原因。显然，孙中山这回是真正下决心要模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开始全面改组国民党了。
既要改组国民党，扩大宣传，发展组织，共产党员的作用自然又显露出来。10月25日，孙中山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改组决定之后，马上就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指定了包括中共领导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有鲍罗廷的推举和孙中山的批准，更多的在广州的共产党员投身到改组工作中来了。
鲍罗廷不仅成功地争取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同时也成功地与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领导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不是像马林那样毫不隐晦地贬低中共的作用，否定中共理想的目标，而是向中共党员反复解释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决定性作用和壮大国民党就是为了壮大共产党的道理。他一边不断地与中共党、团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一边经常提醒党团领导人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面向人民”，使所有的工人、学生都迅速觉悟起来，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但这不妨碍我们同时把最革命的人吸收到共产党内来。只有我们才能把国民党变成革命的大熔炉，“从这个熔炉中提取我们自己的党所需要的材料”，为将来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打基础。[79]当然，他坚持共产党人必须步调一致听指挥。他明确提出：“党中央必须把关于纲领的准备好的发言稿发给它的代表，而为了不使我们的计划落空，我们的人必须有组织的发言。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发言甚至不应有任何修改”。[80]
当然，鲍罗廷对国共两党同时具有影响力，并不意味着他能够使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孙中山这时的一段批示中得到清楚的印象。
11月29日，华侨出身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领衔上书孙中山，指陈鲍罗廷时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集会讨论国民党政纲政策，似可见此“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这显示“为苏俄政府所给养”的共产党，正在“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81]
孙中山这时确实在委托鲍罗廷代为起草制定国民党的政纲及党章等重要文件。他也清楚鲍罗廷与共产党人之间有来往甚至会议。但是，整个政纲党章的讨论和修改，很大程度上是由孙中山指定的委员会在负责，最后还要经孙中山亲自审定批准，所谓“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自然纯属子虚。因此，孙中山对此明白解释说：政纲草案等“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
但“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这句话，却清楚地反映出孙中山对共产党的不满。十分明显，注意到鲍罗廷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一心希望得到苏联全力帮助的孙中山，难免会对中共与俄国的关系心存芥蒂乃至醋意。他严厉地指出：以陈独秀为首之“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当然，孙中山并不认为这是俄国人的问题，他反对把俄人与中共相提并论，且因此愈加相信有吸收中共党员入党之必要。他为此特别解释说：“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遏〉，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且又为我晓喻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对）吾党。”“不能以彼往时反对吾人，而绝其向善之路。”但他最后仍旧强硬地表示了他绝不会听任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自行其事的决心，声称尽管陈独秀等已加入本党，但“陈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82]
从孙中山的上述表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味道。他之所以会接受俄国人的干预和劝说，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虽然有欣赏共产党人能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却还是由于“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因为一方面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这实在过于困难。如果说他开始时还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话，那么他这时显然早有领教了。他之所以能够对马林脱口而出地表示：“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就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陷入到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当然，在孙中山看来，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万一逼不得已，他还是能够做出壮士断腕的举动的。他曾经明白告诉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83]
共产党人处境尴尬
孙中山对中共态度两难，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同样也使自己到陷入两难的境地中。
1924年1月下旬，中国国民党召开了它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就其形式和规程都是仿照俄共（布）党的方式来的。事先起草了大会宣言和党章，组织了宣言、党章、组织宣传、党务等议案审查委员会，成立了大会主席团，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从此开始了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事一决的议事制度。其党的总章关于会议制度、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各级职权范围及纪律制裁等项规定，几乎照搬了俄共（布）党章的内容。[84]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了与共产国际近乎一致的解释。共产国际在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根据与代表团讨论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决议，全面阐述了共产国际对于在中国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民主义革命目标的理解。其民族主义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军阀，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同时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其民权主义坚持区别于“天赋人权”说，强调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自由权利；其民生主义主张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85]国民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除了在民生主义的解释上坚持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观点以外，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明显地与共产国际决议的解释相一致，对民生主义的解释也突出强调了依靠工农和工农利益等问题。[86]这种情况让俄国人极为满意。
接到鲍罗廷的报告后，加拉罕在写给契切林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大会宣言“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其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87]包括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也“与我们党即共产党的章程接近”。加拉罕感到尤为庆幸的是，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员表现“十分出色”，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没有用任何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言论给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整个组织工作和给党纲、党章的制定制造麻烦”。显然，包括加拉罕在内，莫斯科的一些人对此曾经相当担心。[88]

比较马林走前中共方面对国民党的激烈批评态度，不难看出共产党人此时对两党合作抱以怎样的期待。他们这时无疑对鲍罗廷的努力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并尽力与之配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前后都极力保持低调。即使在内部，他们也明确地规定了避免引起纠纷的方针。这包括对会议期间的人事安排，为了避免嫌疑，确定了“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委员会中谋求职位”的原则，和尽量不采取推荐自己人担任各级职务的办法。对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最初也只计划由鲍罗廷推荐两名自己的同志。在选举代表问题上，他们也采取了消极的做法，“拒绝当候选人，大家都选孙为代表，他们在选票上只写‘孙逸仙’，别的什么都不写”，“以便不给如此热衷于保护每个席位的国民党右派提供说闲话的任何借口”。[89]共产党人的这种做法自然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它反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刚刚加入国民党不久的中共党员虽然尽力保持低调，其所得地位仍显得十分突出。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二，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百分之十。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更占到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90]。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对代表产生和推举委员拥有指定和最后决定之权的孙中山的态度有关。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91]，同时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还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92]。特别是同意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来负责，虽然或多或少可能会有鲍罗廷建议的成份在内，它能够得到孙中山的首肯，也足以反映出孙中山有利用中共发展组织的想法。
改组国民党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要让国民党人理解自己引进共产党员的良苦用心。因此，为了消除对引进共产党人的疑虑，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曾做过两次发言来做释疑工作。
大会开会第二天，他就专门发表民生主义的讲演，说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实并无不同。说过去“北京一班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闻俄国共产之主义，便以此为世界极新鲜之主义，遂派代表往俄，拟与之联合，并代俄宣传主义，认定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为不同之二种主义。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诸民生主义之真谛，双方均属误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故俄人极力称赞国民党所主张之三民主义，而中共亦悉心研究并认定救国非此不可，“于是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93]
然而，对于孙中山的说法，与会的国民党人仍旧表示怀疑。称：既然共产党员服从本党三民主义，为何不退出共产党？来自上海的代表何世桢就明确提出应当禁止国民党员跨党的动议。对此，中共方面基于内定的原则，的反映十分温和，回答亦力求诚恳。其党团会议委托李大钊于28日的会议上说明了跨党的原因，解释说中共不能解散是因为它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并非纯粹中国人自己的组织，其党员要加入中国国民党自然只能以个人名义，而不能解散这一国际的组织。况且中国革命也需要这样的组织在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中间做联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基于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并非想要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李大钊还郑重地保证说：“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94]孙中山要的就是服从，有了中共的保证，国民党领导人廖仲恺、汪精卫和胡汉民都自动为容共的办法辨白，此事才不了了之。
但中共组织新立，党员数量寥寥，却能利用国民党在各省组织欠缺又急谋发展的机会，在众多地方党部中取得支配地位，同时一举取得国民党中央重要职权，因此虽有孙中山的坚持，和李大钊在大会上的保证，国民党内反对中共跨党的声浪依旧一波强似一波。国民党一大后广州几位国民党老党员甚至组织秘密小团体以抵制共产党，各地的老国民党人也纷纷拒绝与跨党人员合作，或拒不到任，或分庭抗礼。北京、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国共两党人员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并导致受他们影响的工人和学生组织形成相互对立的不同派别。对此，力图巩固现有成果的中共中央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它在国民党一大后专门召开了三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进一步告诫党员：“本党所以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因就中国眼前之经济状况，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是国民党对中国的历史使命”。“今以国民党明达领袖的决心，我们素所期待的改组国民党的理想，竟一一开始进行，这实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幸福。我们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更当以努力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加以联络，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而“为求本党同志与国民党能圆满的合作”，尽量避免国民党内发生左右之分歧，“我们的同志，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以扶助督促其党务之进行，自为应尽之职务”，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担任国民党内各种职务，尤不应包办其党务，以免“使国民党党务，及国民党对于本党的信任，俱受不良的影响”。甚至，会议还特别提出，在发展本党组织时，亦须十分慎重，不应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今后一切工作均“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95]
事实上，在国民党各级部门的中共党员最初也确是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去做的。自国民党全面开始改组工作之后，中共的组织发展就已经受到影响。谭平山就报告说：我们在广州的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支部，而现在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我们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而干部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他们总是忙于大量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做群众工作，使我们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党员的发展几乎停顿。国民党一大召开后，据阮啸仙4月间的报告，广东的共产党人已经完全淹没在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之中了。在国民党内，虽有许多人害怕我们怀着什么阴谋来利用国民党，看见我们努力的成绩暗生嫉妒，或因我们影响其升官道路而向我们攻击，我们都以“忍辱负重”之精神，“为革命家唯一的信条”，不与之纠纷。以至于今天，一般工人、农民只知我们是“好国民党”、“新国民党”，而不知有共产党。鉴于国民党内状告中共的案件日渐增多，尤其众多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一大轻易取得其中央及地方高位不满，经中共中央批准，谭平山和林伯渠等还主动请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部长等职，以示诚意。[96]
不过，国共终为两党，中共中央虽有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担任国民党内各种职务，尤不应包办其党务的规定，贯彻起来到底十分不易。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后，以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伦为常务委员兼组织、宣传部长等，日常工作实际上均由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跨党人员负责处理，他们要想在上海执行部分管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4省1市顺利开展党务工作，较多援引自己同志在所难免。北京执行部管辖范围更多达15省，从组织、教育宣传，到青年等各部部长及秘书、助理等，大半也都是李大钊、蔡和森、朱务善、于树德、张昆弟、王尽美等跨党人员。国民党原来在北方多数省份就缺少基础，唯一有些基础的北京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又与共产党人格格不入，分庭抗礼，李大钊等要想进一步在各省筹党部和开展工作，亦只能选派其熟悉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及其他自己的同情者。汉口执行部管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党务，原委派老资格国民党人覃振、张知本主持，二人均因汉口执行部跨党人员太多而未到任，最后不得不改由中共党员林伯渠主持，结果汉口执行部自然也就成为中共人员及其同情者的阵地。这种情况只会进一步加剧两党人员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国民党人不了解的是，如此大量地将为数有限的中共党员投入到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中去，其实也并非中共中央所乐见。
国民党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大量开始了发展党员的工作，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国民党员上万人。但与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4倍；1923年6月三大时，党员432人，一年增加两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97]各地报告党员不见增加的原因：“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进国民党去了；二因介绍本党同志，务在严极，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三是同志宣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98]在这里，后两项原因过去就存在，并没有太多影响党的组织发展，因此受国民党工作影响导致中共自身组织发展停滞，无疑是这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了。
共产党、孙中山泾渭分明
以牺牲中共自身的发展为代价，求得国民党的发展，这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看来，显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国民党所以必需共产党者，以其可以藉手共产党对于广大群众得以组织之、操持之”，“盖国民党之发展，纯恃共产党于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种之协助也”。[99]但是，以共产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100]注意到中共代表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公开声明，维经斯基更是感到不安。他并非不知道李大钊此举乃是中共党团为对付国民党内反对势力的一种策略，未必真有若何意义。[101]但在紧接着发表的文章中，他仍旧批评了鲍罗廷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和态度。有什么必要为国民党制定严格纪律和集权化的章程呢?他为此写道：考虑到国民党内存在着各种阶级的分子，包括部分地主、工业家和商业资本家的代表，“过于使党集权化的章程，可能在将来对国民党左派不利，如进一步发展，则可能使国民党变成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志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国民党内争得更多的民主，俾使国民党左派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毕竟，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它需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具有不同于其他阶级的特殊使命，它不仅要促使国民党走上反帝和民主化的道路，而且还要担负共产国际所赋予的阶级斗争的任务，幻想在国民党内保持绝对的统一，而不发生左右派冲突，是不可能的。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刚刚发生的土耳其革命的教训，维经斯基明确认为，中共必须“善于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国内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102]
不难看出，共产国际东方部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让中共服从于国民党发展任务的力量。这些人过去强烈地反对马林路线，如今进一步发现鲍罗廷其实也在妨碍中共发展。过去苏联大力援助土耳其凯末尔（Kemal）民族主义运动，结果凯末尔取得政权，共产党成为阶下囚的历史，时刻刺激着他们必欲在帮助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时，迅速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只是，在加拉罕等人看来，维经斯基等人实在是有点庸人自扰。他声称：这些同志“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考虑到对孙中山的援助力度远大于当年援助凯末尔，并且有鲍罗廷等苏联政治和军事顾问直接介入和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又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加拉罕根本不相信在中国会存在类似的危险。他坚持说：“国民党在中国的运动根本不同于土耳其，越飞当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土耳其的民族革命运动把共产党投入监狱，或者干脆将他们暗杀，它宣布共产党非法，还指责我们支持共产党，因此（同）我们的关系十分冷淡。我们同国民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对土耳其，我们只提供了几万支步枪、大量火炮、机枪和1000多万元的金卢布。“在这里我们的顾问参加这个国民革命运动党的中央，我们在这里享有极大的威信，而我们的指示和建议对于党具有特殊的意义，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它在广东境内，在国民党执政的地区完全合法地开展自己的活动等等，等等。”“差别是不寻常的”。[103]
像任何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一样，尽管在莫斯科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还是共产国际的政策，最终都是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里的那几个人做出最后决定的，但基于不同利益的不同工作系统之间，从来都难有有效的沟通机制。抱着各为其主的心态，每个工作系统内部的工作人员都难免从自己部门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固持己见，除非最高决策层会做出有别于自己部门判断的决定。对中共比较有利的情况是，这个时候，由于苏联在外交上还受到大多数列强的孤立，无法施展自己的拳脚，因此，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很少有人能够轻视共产国际的作用。这种情况自然加强了维经斯基等人发言的力量。不管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说些什么，维经斯基等人还是照样我行我素。
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以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这包括：第一，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它必然趋于妥协，不能奋斗到底，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而我们的同志实为左派的基本队伍，“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减杀国民党右翼势力，必须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的作法，并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与一致的缺点，必须了解：“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因此，应努力在各种场合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迫令国民党全体左倾”，绝不能“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帮助国民党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是一个狠大的错误”，它不但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只能将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用国民党的名义加以组织。在工会运动方面，必须由我们自己组织纯粹阶级斗争的工会，而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鉴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104]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是中共放弃自我约束的谨慎政策，重新开始采取积极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会议并没有否认继续扩展国民党的必要性，并且肯定孙中山与共产党人同属左派，但反对盲目扩大国民党，反对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主张在国民党内开展左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些都必然会使国共两党之间已有的隔阂与矛盾更加加剧。再加上中共本身的干部资源就十分有限，又要肩负国民党的工作，又要把重心转到发展共产党方面来，结果必然会顾此失彼，引起国民党人更多的猜疑。其实，国共两党因共产党员跨党所引起的矛盾，早在1922年底就已经显露出来。上海、北京、汉口等地都有相当多的纠纷发生。以北京为例，国民党人早就结社拒绝“二重党籍”者加入。李大钊被委为北京支部总干事后，依照国民党改组计划设立“青年国民俱乐部”，结果反而形成新的纠纷。至国民党一大推选代表，到北京执行部成立选用干部，中共中央虽有明文要求避嫌，真正要想做到也相当困难。毕竟派往周边各省市组建党部的同志，大都是自己人或同情者，遴选范围十分有限。而愈是这样，就愈会造成壁垒森严的局面，双方的隔阂也就愈深。[105]
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孙中山通常总是扮演居中调停的角色。他的治党原则就是要求下属服从。他对党内任何担心和怀疑共产党作用的意见从来都是一句话：我自有办法。他最反感党员对他的决定提出异议，包括对接受共产党员入党一事，其态度也是：“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106]只要“我及汪精卫、胡汉民等可称为综合派”者居中调和掌握，“定可支配大局无疑矣”。[107]这一心态，多少与他在思想上将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有关。他一向自认革命要靠他这样极少数“先知先觉”者想出道理，想出办法，居中把握，同时取得相当一批“后知后觉”者的拥护扶助，身体力行，最后推动大批“不知不觉”者冲锋陷阵，才能成功。从这一认识出发，孙中山坚持党内一切都要由他独断独行，过去组织中华革命党，要入党者印手模宣誓效忠是如此，如今换了中国国民党，其对下属的要求也无多少改变。他显然对他的国民党充满自信。他曾不无骄傲地告诉那些满腹疑虑者说：“某党不敢公然独行乃假冒本党之名者，足见本党牌子之老而能受人信仰”。即使中共服从三民主义并非真心，也不要紧，只要其用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就对我有好处。“我意惟恐其不假冒，君不见今日市上老牌子之巨肆乎？假冒愈多，则彼牌子愈响，如此不花钱之宣传，吾等又何乐而不为哉？”[108]
那么，孙中山就真的毫无戒备之心吗？也并非如此。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孙中山虽然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部任命了相当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职，他同时也指定明明对共产党人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五人充任中央监察委员[109]，并赞同严防共产党人不合于本党主义之活动。[110]因此，孙中山这时对那些纷纷告共产党状的老国民党人，不仅从来网开一面，而且每每相当坚定地告诉他们不必过虑。比如，国民党一大刚一结束，刘成禺、冯自由、徐清和、谢英伯等人就私下召集华侨及各省党员数十人秘密集会，商议如何应付共产党问题。此事随即被人告发，鲍罗廷得知消息后坚决要求孙中山对四人予以申斥。孙为此召四人于士敏土厂，当面询问。据鲍罗廷记述当时的情况说：他们几个在孙中山面前表现得像“胆小鬼”一样，都不敢承认自己有小集团活动。一个说自己是偶然参加进去的；一个说自己原打算向孙报告的；一个“张着嘴，什么也说不出来，话卡在嗓子里，脸在抽搐，脸色发青”；只有一个人表示不满：为什么共产党人可以有自己的党，“而我们这些忠于孙的老国民党员，连开会都不行”？[111]无论鲍罗廷所述是否真实，孙中山对四人显然没有任何惩戒的意思，只是循循开导而已。几天后，孙中山并发出通告，宣称他对四人的解释“甚满足”，“此事当作了息”。[112]不仅如此，因不久后汉口执行部国共两党成员纠纷被令停止活动，孙还特意选派对中共极端反感的刘成禺前往，“全权办理湘鄂豫军政大事”。据刘成禺记述，行前孙中山特别告诉刘说：要他去，就是因为知道他“与共产党人水火”，故让他远离党务。对刘成禺强调共产党跨党居心不良的问题，孙当场表示：不必在意其真心与否，“只问我诚不诚”。“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113]
孙中山这里所说的“默化之”，指的就是希望能够使共产党人最终服膺三民主义的意思。将其概括为“溶共”，也并非不可。毕竟，孙中山从来相信只有他的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主张，其他一切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凡有符合三民主义内容的地方，都可概括于三民主义之内。其虽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的说法，却并不等于他相信二者毫无差别，否则他也就不必坚持要越飞公开声明承认“共产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了。他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很快就全面阐述了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其中详细说明了二者的区别。从中可以了解，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即使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多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一些说法，其基本理念却并未改变。
孙中山明确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都以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为中心，在这一点上二者没有不同。不仅没有不同，而且还应该是“好朋友”。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民生主义则相信“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因为人类要求生存，便要为大多数谋利益。因为人类不断地基于生存的原因而努力使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调和，才发生了社会进化的问题。在这里，阶级战争只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病症”，并非社会进化的原因。马克思“倒果为因”，甚至断定资本制度一定要消灭，因而主张用农工专制和革命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结果许多事实与预想不符，造成无数纷争，这是二者的区别。所以，讲民生主义，也讲共产，但“我们所讲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更不会用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
孙中山在谈到中国的情况时说得更明白。他说：在中国，“今天讲社会主义，极时髦的人是赞成马克思的办法”，尤其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更希望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来实行，因此“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而他们不了解，中国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贫穷，不能照共产党主张的那样马上来均贫富，而是应该在吸取欧美贫富悬殊的教训的情况下，一方面采取措施节制私人资本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却要赶快用国家力量来振兴工业，发达资本。孙中山特别举出俄国来做例子，说明落后的中国绝不能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来均贫富。他明确讲：
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照马克思的党徒，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114]
孙中山详细阐述其主张与马克思主义之异同，目的很清楚。一方面是要消除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的疑惧，说明无论俄共，还是中共，他们的主张里面都有和三民主义相通的地方。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因此，三民主义实际上比共产主义还要彻底。而另一方面，孙中山也是希望人们都能了解，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既不赞同阶级斗争，也不赞成社会革命。不仅如此，他显然想要让中国的马克思党徒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其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社会进化问题，尤其错误。不仅在欧美不适用，在俄国不成功，马上拿来解决中国问题，就更是南辕北辙了。中国距离欧美的发展水平几乎是天上地下，即使与俄国相比也差得甚远。俄国革命后都因经济程度太低而不得不转而改行新经济政策，中国又怎么能够照马克思的方法来进行呢？中国的病症根本上是一个穷字，故解决中国的问题，首重发展实业。他虽然也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那只是防患于未燃的措施，与共产党人主张夺取人民已有财产来实行共产或收归国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115]
孙中山与弹劾共党案
知道孙中山内心的信念与愿望，就不难了解他在面对愈演愈烈的国共两党纠纷时为何会采取调和的立场了。事实上，无论是鲍罗廷，还是陈独秀，也越来越清楚地注意到孙中山其实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左派”。随着各地国共两党之间的组织人事纠纷越来越多，特别是5月31日苏联外交全权代表加拉罕不顾国民党人的一再抗议，坚持与北京政府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相互承认对方政府为一国之合法政府之后，鲍罗廷更明显地看出孙中山与共产党人距离之大。因为，无论是苏联政府正式承认北京政府，还是双方谈判过程中围绕外蒙古地位问题的讨论，国共两党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完全相反。中共基本上以苏联的立场为立场，而国民党人却多半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尤其让鲍罗廷感到不安的是，围绕着《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的签订所发生的一系列国民党人公开抨击苏联政府的言论，其实是得到孙中山某种程度的认可的。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出，孙中山不仅不可能走到共产党人这边来，而且随时可能与苏联的民族利益立于相反的地位。[116]鉴于此，作为身负苏联外交使命的人员，鲍罗廷不能不利用孙中山还需要苏联援助的现实需要，设法抑制国民党内这种对立的情绪继续发展。据此，他很快开始压制那些敢于公开发表反对苏联政府言论的国民党人。当然，这仍然要以国民党的名义来进行。鲍罗廷的策略是，在国民党内鼓励派别之争，逐步造成事实上的分裂，以便最终把右派赶出国民党。
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并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发现，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为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明确目的。严格地说，国民党人这时得到的这些中共文件，正是中共极度小心谨慎，努力自我约束，注意避嫌与团结，力主发展国民党时制定的文件，对国民党并无明显不利的言论。但由于众多国民党人从根本上疑虑中共跨党之目的，必欲排斥共产党员，因此此等文件的发现，仍旧让一些人如获至宝，造成强烈反响。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张继与谢持，马上从上海南下广州，一面与邓泽如等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党案，一面找上门去与鲍罗廷理论。
在鲍罗廷寓所中，张继等直截了当地提出：“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只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时坚持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在他看来，中共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全为苏联指挥，因“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地解释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至于党团问题，完全是由于国民党自己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又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而引起的，并非蓄谋如此。事到如今，“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党中分派，“诚可致国民党死命”。但“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他强调：“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117]
这时，国民党内向中监委控告共产党人的案件已有20件之多，连署党员将近2000人上下。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乃至农民团体，都因共产党人和排共的国民党人相互对立，而出现分裂对抗的局面，国共纠纷已呈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种情势，鉴于中央监委正式提出弹劾案，一向力主调和的孙中山，也不能不考虑对共产党人有所惩戒。故不顾鲍罗廷的反对，决定在8月前后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弹劾共党案。
由国民党来讨论裁决共产党的问题，这对刚刚通过决议要求加强独立自主和阶级斗争的中共中央来说，无异于当头闷棍，顿时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当中激起强烈不满。他们深信，对孙中山此举只能反击，而国民党很可能会借机要求中共党员退出，两党关系难免破裂。因此，中共中央迅速发布党内通告，强调：虽然“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鉴于国民党右派对我们的攻击和排挤日甚一日，今后态度上必须更加坚定，不仅要公开谴责右派，在国民党内展开派别斗争，而且凡是表示左倾的分子，都不应再介绍其加入国民党。为预防万一，现在应努力争取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可能时即发起国民对外协会，以便不得已时取代旧国民党而做“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118]
自从加入国民党以来无穷无尽的纷扰，早已让陈独秀对此种政策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孙中山决定受理弹劾案的态度，更进一步使他对孙中山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他明确讲：所谓国民党内的右派，其实都是些反共分子。如果说还有一些左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过去认为孙中山和一些领导人算是左派，现在看来，他们也都只能算是中派，并非左派。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支持国民党，只能是支持国民党的中派乃至右派，因为他们控制着国民党的全部机构，在他们的国内政策中有许多反劳工的东西，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中则有许多反苏联的东西。他断言：继续这样支持国民党，必将给远东地区的革命带来严重影响。他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据此制定新的政策”，再“不应当毫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了”。[119]
陈独秀的反应不论在哪一部分俄国人看来，都是过于激烈了。甚至，几天前还在国民党中监委面前表现出强硬态度的鲍罗廷，都对孙中山的决定感到惶惶不安，担心继续对抗下去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120]因此，他立即对中共中央准备破裂的态度提出了异议，并推动中共广东区委通过了一项反对中央态度的决议。[121]为缓解国民党人的疑虑，考虑到孙中山等人的主要担心是中共企图借助于垄断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来垄断中国革命，因此，鲍罗廷开始考虑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中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有关事宜。据此，鲍罗廷开始缓和态度，并频频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进行商谈，将上述建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主张以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络的办法来解决国民党对中共的不信任问题。应鲍罗廷之邀来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瞿秋白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自然不能接受让国民党来监督自己与共产国际关系这样一种措施。因此，它迅速作出决定，强硬地提出：
(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
(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国共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
(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122]
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始讨论弹劾共党案问题，相关提案达34件之多。与会中执监委总共20人，中共党员占五分之一。在摘要宣读相关提案后，张继首先说明了两党纠纷之情况。他分别从“共产派在党中为党团活动之实事及其刊物”；“海内外党人与共党派分子冲突之真象”；“共产派分子加入本党之始源（原）以信义为指归，现在发生纠纷，应负其责”；“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否适宜于中国社会情形”；“革命党人应有自尊精神。以俄为挚友则可，以俄为宗主则不可”；以及“主张实际的协同工作，名义上跨党益滋纷扰”几个方面做了冗长的说明。由于20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已经最后内定解决方案，故21日国民党领导人决定迅速结束争论，就政治委员会的方案达成协议。会议主席胡汉民明确提出：“这次党内纠纷主要原因即在发见团刊之后，情感愈形险恶，但细察团刊内容，用语不当处固多，而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有一个阴谋的党团。现在惟一的解决方法比较的照政治委员会草案甚为适当。”[123]结果，在8月23日的会议上，二中全会最终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拟定的《国民党内共产党派问题》和《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两项决议草案。决议同意共产党员对于与中共之关系，及其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仍“有守秘密之必要”，但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将其所进行的有关国民党之活动通报于该委员会，以便能为国民党人所了解。[124]
一届二中全会的结果，显然不是国民党中监委所期望的，甚至也与孙中山原先的设想有相当的距离。这也就是为什么，“决议案一通过，中派（指孙中山等－引者注）显然感到陷入了自欺欺人的境地，于是向全会提出还应该发布关于这一问题的训令以‘教育党员’。”结果，围绕着这个训令稿，又发生激烈争论，最终“中派”还是不得不做出妥协。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十分明显地是因为会议召开时，正好出现了极端不利于国民党的严重局面。这次大会开幕之际，恰好是得到港英支持的广州商团为要求释放因走私入境被扣押的军火公开准备全面罢市之时。广州的形势在会议进行期间相当紧张。会议闭幕当天，商团已拒绝孙中山的告诫，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要求，随时可能爆发严重事变。显而易见，这种严峻的形势对孙中山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加上苏联的军火正在运往广州途中，会议自然不便通过公开谴责共产党人，和明令约束共产党员言行的决议。为了表示不偏不倚，孙中山甚至还发表演说严辞训斥了那些继续鼓噪的老国民党员，并下令开除了不听劝说，坚持公开组织反共活动的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125]
不过，即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不能满意。听说国民党二中全会仍旧通过了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决议之后，陈独秀当即召回了瞿秋白，斥责其“擅称代表”。瞿秋白虽依据鲍罗廷的解释再三说明这种做法实“为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事实上该项工作，殊难实现”，但中共中央仍以此为耻辱，并坚持认为瞿秋白等理应利用这种机会公开地向国民党右派展开进攻。[126]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报怨说：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给了我们以沉重的打击，孙中山和其他领导人继续保持中派态度，他们既不能开除我们，又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反而利用反动派的压力和宣传来压制我们，鲍罗廷却要求我们向这种压力屈服，接受国民党的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两党关系问题。我们虽然为此致电鲍罗廷，说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以及我们的坚定态度，不幸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仍旧这样决定了下来。陈独秀显然对鲍罗廷最感失望。他在信中说：“象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经常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因此，我们“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127]
孙中山的去世及影响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的伤害，毕竟只是形式上的，因此，中共中央的不满很快就告一段落了。但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批评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因弹劾案导致感情恶化而开始变得更尖锐了。在共产党人看来，尽管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决定了一些激进的政策，事实上孙中山的主要精力依旧是用在了军事和政治方面，一切还是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为中心。中共中央重新注意到当年马林的那些意见，进而开始强调革命不能依靠军阀，诉诸武力，而要发动组织工农群众，一切以宣传和组织群众为中心。他们因此把自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受到压制的情况，也都归结成是孙中山为维系政权、军队和北伐所造成的结果。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一个显着的事实是国共两党人员之间的关系更加趋同水火。先是邵力子在上海遭右派国民党人痛殴，进一步又发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黄仁被国民党右翼打死，并使另外数人受伤的更为严重的情况。在广东方面，国民党掌控的机器工会与中共领导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国民党县长、工厂厂长乃至公安局长随意拘捕工农、阻禁罢工、妨碍成立工会或农团军等情况，也是经常发生。面对这种情势，眼见孙中山进一步公开支持军阀之间的江浙战争，再度开始准备北伐，五月中执委扩大会议后决定要加强自身组织，并在国共合作中引入阶级斗争的中共中央，明显地认为已经到了非把自己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的分歧公开不可的时候了。
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政策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国民党内动辄得咎的亲身经历有关。在共产党内部，广东的共产党人对鲍罗廷的意见应该说是最信服的，但谭平山也明确讲：只要共产党员仍然和国民党捆在一起，共产党就一事无成。他举例说：国民党的工人部长参予镇压工人罢工，农民部长在工作时大抽其鸦片，你叫我们在工人部和农民部的党员怎么工作呢?我为此向中共中央多次报告过这种情况，中共中央的来信说得很坚决：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不得同国民党中派一道去镇压罢工和压迫工人。当国民党中派领导人执意反对工农的时候，共产党员可以退出工人部和农民部，同工人农民一道进行反对中派的斗争。而事实上，不要说退出国民党，就是要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又谈何容易？他在10月举行的广东区委联席会议上向鲍罗廷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马上就遭到了鲍罗廷的反对。因为事情很明显，在俄国人看来，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最主要成就，就是成功地树立了苏联在国民党中的巨大影响。而他们很清楚，这种影响的造成，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众多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起作用，而不能只靠几个苏联顾问。因此，鲍罗廷明确表示：只要退出一个部，那就意味着退出国民党。而退出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已经取得的大量阵地都会白白丧失掉。但问题是，这些阵地是否真的具有实在的价值呢？谭平山对此颇表怀疑。他强调，包括在黄埔军校，虽然有不少共产党人在里面担任职务，但都没有巩固的阵地，因为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为了反抗商团，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曾前往韶关希望能够领到武器，但孙中山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他们。因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根本不愿武装将来可能成为国民党左派，即共产党人的力量。他抱怨说：
孙博士同我们的韩麟符同志谈话时公开讲，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面前破坏国民党的威信，说什么国民党是一个不好的党。博士说，列宁本来是想要他当共产党的创始人的，因为陈独秀在民众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他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影响。可是，中国共产党人破坏了国民党的威信，结果陈独秀成了共产党的创始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还能够继续同国民党共事吗?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让他们去闯，不要管他们。国民党人，包括博士本人，都看不起共产党，根本不想同共产党人一道工作。这些事实表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难同国民党再继续合作下去。我要说，我们最终只有两条路：要么消灭反革命的右派，根据国民党的纪律把他们开除去，要么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党。不这样，反动势力，即国民党右派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会日益壮大，会拖着国民革命向后倒退。即使国民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也会出现土耳其那样的局面，那里的民族革命顺利地实现了，但是共产党也垮台了，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压迫并不比资本家好些，可以说是毫无区别。[128]
谭平山的说法，反映了相当多数共产党人这时对国共党内合作内心的困惑与不满。
中共中央的态度远比广东共产党人更为强硬。在注意到鲍罗廷总是站在孙中山一边，或明或暗地支持孙中山的做法之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要想改变孙中山和国民党目前的错误方针，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要求苏联停止在军事方面为国民党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因为，只要孙中山继续坚持他的军事方针，继续从与军阀的各种形式的联盟中寻找出路，他就绝不可能真正左转，国民党也不可能走向革命。到头来，苏联的“军事援助等于是在武装右派和中派来反对工人、农民和我们”。在参加了中共中央的这一系列讨论之后，瞿秋白悄悄写信告诉鲍罗廷说：一些中共领导人甚至激烈地要求中共中央正式向共产国际控告您，“因为您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更主要的是因为您一向不把中央放在眼里”。[129]
为了设法抵制鲍罗廷的“错误路线”，中共中央于9月下旬专门派高尚德前往广州坐阵，以便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同时还要瞿秋白打电报“召请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如果鲍罗廷同志认为这是必需的而且他做得到的话”。[130]只是，中共中央的这一系列决定来得颇不是时候。由于这时广州商团公开向国民党政府宣战，原本不赞成维系广东政权的共产党人马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也不得不站到国民党这边来。
商团事件的发生，本与广州商界乃至相当多数市民对广东政府为维持庞大军政开支而征收苛捐杂税的积怨有关。再加上港英当局的挑拨和地方军阀作祟，广州商界领袖陈廉伯等由自行组织商民武装自保，渐至走到与政府公然对抗的地步。自其走私武器被扣之后，商团与广东政府之间的冲突更不能不日趋白热化了。面对广州政府可能被推翻的严重危险，共产党人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鲍罗廷说得好：“现政府尽管依靠的是军阀，但它比以沙面、香港和伦敦为靠山的陈廉伯政府要好些。在许崇智支持的现政府下面，我们仍可以继续进行我们既定的必要的大量合法的工作。陈廉伯上了台，工会就将被消灭，我们的组织就将被消灭，我们自己也得转入地下”。[131]于是，要不要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有没有必要维系广州政权的问题，统统都成为次要的了。在得到首批苏联武器[132]之后，鲍罗廷立即推动孙中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将已经落入右翼军阀势力手中的广州政权夺回来，同时任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联合的军事力量总司令，迅速发放武器武装工人和农民，随即展开了对商团的进攻。
在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与警察部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的配合下，商团事件被一举平定了。这大概是孙中山去世前国共两党之间最值得提及的一次合作了。孙中山对此相当满意。事件的平定也缓和了鲍罗廷与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已经开始紧张的关系。过去，在政治委员会上，鲍罗廷提出的每一项激进的反帝反军阀的主张，几乎都会受到反对。国民党领导人很明白地告诉他，苏联许诺援助武器，至今未曾见到一枪一弹，既不援助武器，又怂恿国民党去到处得罪列强和国内各派势力，让人无法接受。而如今，这样的意见不见了。国民党不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力量消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商团武装，而且由于苏联公开提供武器来装备国民党的学生军，使广州附近心怀鬼胎的各派军阀一下子变得恭敬多了，孙中山第一次感到扬眉吐气了。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成功地把曹锟赶下了台。他进而发出通电，呼吁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共同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面对这一突发性事变，一向希望孙中山能够在北京发挥作用，一举成就中苏同盟关系的加拉罕力主孙中山应该接受邀请。鲍罗廷因此极力劝说孙中山北上进京。对此，中共中央的态度却依旧是反对的。即使在商团事件发生以后，他们的观念也丝毫没有改变，依旧公开批评国民党，不相信任何政治路线或军事路线可能达成革命。他们声称：坚持军事行动和广州政权，只能不断地造成“战争、苛税、杂捐、开赌、拉夫……等等恶政”。“革命党不拿政权则已，要拿便得拿一个全的，部分的政权不仅于革命党无益，而且有害，前前后后的广州革命政府便是铁证”。[133]在得知孙中山准备应冯玉祥之邀前往北京共商国是的消息后，他们的看法依然是：北京发生的一切并无特别意义，那不过是帝国主义美国决定抛弃吴佩孚，代之以冯玉祥，孙中山不应当到北京去与军阀们搞在一起。[134]总之，中共中央的心目中，革命只能按照俄国的方式，即通过动员宣传民众，最后以群众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任何通过政治妥协或依靠军队逐步打败对手的办法，都不能算是革命，而且必然带来腐败和对群众运动的反动。
当然，中共中央的这种观点无论如何都过于机械了。孙中山对此不屑一顾，鲍罗廷更是积极推动孙中山北上。就连维经斯基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的看法。毕竟，能有机会把革命的影响迅速扩散到全国范围来，这总是有利的。[135]随着维经斯基在1924年底再度来到中国，中共中央的这种机械的论调开始消失了。但更让维经斯基不能满意的，则是国共纠纷愈演愈烈，共产党却仍旧处于被动状态，半年多来党的组织只发展了400余人[136]的这种状况。在1924年12月初举行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再三解释说，这是因为鲍罗廷总是一味地向孙中山妥协，妨碍了中共积极进攻。维经斯基却毫不客气地批评说：问题的关键不在鲍罗廷，而在于中共中央自己。因为不管鲍罗廷是否注意这些问题，中共自己都要能够坚持独立的阶级面貌，打出自己的旗帜。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国民党在反抗帝国主义者，甚至在俄国，在莫斯科的许多群众大会上，听众也只知道国民党是中国的革命的党，孙中山是中国唯一的爱国的革命者，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却没有人问：中国是否有共产党，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共产党自己不能在反帝斗争中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呢?[137]
受到维经斯基的鼓动，在紧接着于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的主张更加充满革命性，也更具有战斗精神了。它开始更加突出地强调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密切联系，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参加民族运动时保持独立地位与阶级斗争目标的极端必要性，甚至更一步提出了要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主张。据此，会议检讨了自国民党一大以来党所犯的各种“错误”，再度指出最危险的错误就是：“（一）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中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二）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三）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会议决定新的方针是：（1）反对国民党内部的阶级调和倾向，加强阶级斗争观念；（2）承认国民党的重要作用，但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作用，并揭露国民党中派领袖的游移态度；（3）加强国民党左派力量，扩展工农成份，推动中派左倾。[138]
让国共两党领导人都意想不到是，中共四大结束不久，孙中山就突然去世了。在此之前，国民党一切事务均由孙中山一手操持。对共产党员跨党问题，虽有众多国民党人再三再四地控告，孙中山也坚持他定的政策，下属无权置喙。特别是到1924年底，他已注意到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组织、宣传等各级部门中工作勤奋，成绩斐然，因而更坚信引入共产党员确有必要。他为此严辞斥责持异议者称：“尔等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吾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那意思分明是想说：“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若尔等当初肯奋斗，我又何必引入共产党员呢？[139]不难想见，以孙中山之独裁和他对共产党员工作的印象，只要不发生共产党方面公开挑战其权威并威胁到国民党基本利益的情况，他就能够把两党关系继续下去。在他的权威震慑之下，国共两党中的敌对情绪都不能不受到相当约束。如今孙突然撒手尘环，两党间的制约力量顿时不复存在，国共关系自然会陷入到一种极其微妙并且危险的境地中去。
还在孙中山病重之时，已被孙中山开除出党的冯自由就联络一批坚决排斥共产党员的国民党老同志，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拥护国民党同盟会”，并在明知孙中山不会同意的情况下，坚持提出七项要求：（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部会的共产党员一律免职；（二）与共党有关的党内印刷所、学校、杂志的津贴一概停止；（三）有关一切现阶段的政治问题，请在共产党员以外指定三人处理并经办之；（四）派往各省的宣传员，属于共产党籍者，一律撤换；（五）二全大会应在北京召开，时间越早越好，剔除共产党员之代表；（六）各地党员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件，应由纯粹国民党党员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予以裁决；（七）本党一切事情，今后不许外国人干涉。[140]不仅如此，鉴于孙中山已进入弥留期，他们更进一步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打出了排斥共产党的旗号。冯自由等人的做法，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势必会因为共产党问题而发生分裂。
国民党正在出现的这种危机，同样也引起了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面对开始陷入群龙无首的国民党，鲍罗廷甚至颇为兴奋地报告莫斯科说：“我们还没有把孙逸仙送进坟墓，实际上在我们同国民党直接接触的整个时期已经不可避免的分裂就开始了。而且是国民党右派率先挑起的。”“当分裂真的发生时，国民党内的力量对比会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回答：将对我们有利。”只要清除了右派，那么就“可以大胆地说，国民革命运动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掌握在左派手中。”[141]受此影响，中共中央也迅速行动起来，明确主张立即“公开的征求党员”，“乘此时机将左派扩充有力”，以便“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并争取“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竞争选举”。[142]
一方面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的倾向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共产党内争取全面控制国民党的愿望与日俱增。十分明显，孙中山的去世，使国共两党间原有的矛盾与对立都进一步得到释放和发展。国共两党最终走向关系破裂乃至全面对抗，再所难免。
　
[1] 涉及到这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可比较以下两种颇具代表性的着作：台湾方面者为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大陆方面者为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为代表。
[2] 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当时还是同盟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2、44、54、56、77页。
[3] 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
[4] 张太雷1921年8月回到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各革命团体参加伊尔库茨克会议的建议，并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承担起联络中、日、朝等国革命团体的任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9－330页。
[5] 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现易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第36页。
[6] 多数中共党史着作依据中共一大通过的文件，均相信初期中共是严厉排斥国民党的。有些国共关系史着作并有专节说明此点。如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7]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8]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9] 有关马林与孙中山会面的一些情况，可参见邓家彦：《马丁谒总理纪实》，《革命文献》，第9辑，第203－207页。
[1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98页。
[11]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2页。
[12] 马林：《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1926年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73页。
[13] 没有证据证明有过“青年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语）的情况。达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从未提及此点，且马林此前早已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表明了希望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达林亦难再提此议。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0－71页。
[14]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1－32页。
[15] 吴相湘：《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152－156页。
[16] 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5—66页。
[17]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7－80页。
[18] 关于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马林和陈独秀的说法存在着某种不一致的地方。马林在会后的笔记中和随后给共产国际的口头报告中，都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反对意见只是来自我们广州的地方组织，该组织支持陈炯明对孙逸仙的政策，因此该组织的领导人被我党开除。”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回忆却强调会议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只是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马林：《工作记录》，1922年8月12日－9月7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2—83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张国焘前引书，第241－245页。
[19]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1922年11月底－12月初，《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1页。
[20] 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前引书，第157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0页。
[21] 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92页。
[22] 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23] 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
[24] 李云汉在其书中曾引用于右任的一段谈话，颇能反映出孙中山及国民党中部分领导人这时愿意采取容共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针对张作霖对孙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释说：“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李云汉前引书，第214页。
[25] 据李大钊回忆，当时孙中山在接收他入党时曾与他详细讨论这个话题。见李大钊：《狱中自述》。
[26] 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
[27] 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1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页。
[28]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
[29] 参见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82页。
[30] 李云汉前引书，第135－136，138页。
[31] 《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5页。
[32] 中国国民党改组以来，仅发表过一个组织规约，后于1920年11月做过一次修正，均极简略。《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章》，1920年11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7－131，401－403页。
[33]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7页。
[34] 前引《中国国民党宣言》。
[35] 前引《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孙中山全集》第七卷 51－52页。
[36] 有关孙中山因担心列强敌视苏俄而牵连自己，不愿与苏俄太过接近的情况，在马林和达林等人的笔记和回忆当中，以及在给契切林等苏俄领导人的信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孙中山就曾告诉达林说：“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见达林前引书，第113页。
[37] 达林前引书，第103－108页。
[38] 陈独秀等共产党人这时曾多次发表文章阐述类似的观点。参见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的4月25日；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
[39]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21页。
[40]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年7月18日。
[41]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62－163页。
[42] 转见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5月30日，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80页。
[43] 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2月29日。
[44]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188－190页。
[4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1923年1月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186－187页。
[46]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月6日。
[47]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组织内是适宜的”一句，马林曾建议使用更为明确的语言，比如“他们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没有被维经斯基接受。
[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前引《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6—77页。
[49] 越飞、马林：《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1922年1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00－101页。
[50] 莫斯科在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声明》时，有意将声明中谈及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的一段删去，只保留了对其有利的内容。
[51]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3月8日；《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的电报》，1923年3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228－229，238页。
[52]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关于中国形势和1923年5月15日至31日间的工作报告》，1923年5月31日；《马林致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0－191，196页。
[53] 《马林致拉夫斯坦的信》，1923年2月26日，4月3日，《马林致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31、146，196页。
[54] 马林：《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1923年6月12－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27—242页；〈张国焘给维经斯基和莫辛同志的信〉，1923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5—8页。
[55] 同上引注；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47—148页。
[56]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3—250页。
[57] 见孙铎：《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向导》第9期，1922年11月8日；孙铎：《吴佩孚与国民党》，《向导》第24期，1923年5月9日，等。
[58] 孙铎：《临城案件与国民党》，《向导》第28期，1923年5月23日。
[59] 《马林致越飞、达夫谦的信》，1923年6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1－262页。
[60] 同上引注，第263页。
[61]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1923年6月25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5页。
[62] 《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同志的信》，1923年6月25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6页。
[63]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同志致孙中山的信》，1923年6月；《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13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年7月15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7－268，281－282，288页。
[64] 有关情况可参见杨奎松：《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65] 《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13日；《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83，293，295，297，299页。
[66]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
[67] 《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
[68]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8月25日。
[69] 《斯列帕列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8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267页。
[7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1923年8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266页。
[71] 李云汉前引书，第164页。
[72]《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616页。
[73]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366页。
[74] 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上的讲话》，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7－268页。
[75] 在达林与孙的一次谈话中，孙告诉达林，所谓十万之众是指那些公开声明支持他的上海学生会和承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各色军队。达林对此非常吃惊达林1922年见孙中山时，曾特别问到孙如何运用党的力量及国民党员的人数，孙的回答让达林十分意外。因为：“孙中山竟把这十万雇佣兵看作自己的党员！”达林前引书，第111页。
[76]《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
[77]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0―286页。
[78] 《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会议记录》，1923年12月9日，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228页。
[79] 《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
[80] 《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
[81] 转见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革命文献》，第9辑，第66页。
[82]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459页。
[83]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4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联席会议》，1924年10月。
[84]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52－162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选辑》（1），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出版，第594－599页。
[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42－344页。
[86] 其宣言关于民族主义内容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决议的翻版，关于民权主义的说明在重申了孙中山过去所强调的选举、创制、复决、罢免诸权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原则外，也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决议关于民权主义区别于“天赋人权”，必适合于中国革命之需要的革命原则。《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122页。
[87] 有关民生主义的内容，加拉罕在给莫斯科报告中与他在给鲍罗廷的信中的评价明显不同。在给鲍罗廷的信中，他的说法是：“唯一令人不满的是孙逸仙对自己党内的‘地主’派所做的让步。我认为，对于这一点还是应该像以前那样给以谴责，以便使孙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执行土地法令。”参见《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2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10－414，418页。
[88]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14页。
[89] 《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1924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1924年1月1日；《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1924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43，444－445页。
[90] 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共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共党员。
[91]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一处八部，但调查部和军事部暂缓成立。秘书处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为中共党员。
[92]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
[93] 《总理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1924年1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3页。
[94]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924年1月，《李大钊文集》（下），第704－706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0－54页。
[95]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1924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22—225页。
[96] 《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1924年2月10日；《阮啸仙关于团粤区一年来的工作概况和经验》，1924年4月4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4年)，第1辑，第223页。
[97] 以上数字多根据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7页。关于1924年5月扩大执委会时的数字，根据执委会各区报告统计，可知上海区原有56人，现有47；汉口区有47人；湘区略增达到149人；京区75人；山东区17人。这里虽缺少广东区的报告，但从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中已知广东区这时也只有同志30余人。即使再加上江西、四川等地的少数党员，总的人数也不过400人左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56、262、266、275、277页。
[98] 《上海地方报告》，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56页。
[99] 《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民国二十七年)，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779、785页。
[100] 《维经斯基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工作报告》，Tony Saich, The Orig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 1991, pp.864—866.
[101] 根据俄国公布的当时有鲍罗廷参加的中共党团会议记录可知，针对当时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两党争论问题，中共党内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我们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本身只是“为了利用它”，因此大可不必过分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与国民党人进行争论。前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68－469页。
[102] 维经斯基：〈国民党和中国革命〉，1924年4月1日，(俄)《布尔什维克》，1924年第1期。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2页。
[103]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14－415页。
[104] 此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而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介绍此次会议时则称，此会“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分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30—233、237、243—244、253页。
[105] 包括成立北京执行部，初亦因如何解决跨党人员与其他国民党人之间的配合问题，大伤脑筋。见《汪兆铭为整理北京党务致廖仲恺胡汉民函原件》，1924年4月17日，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277－278页。
[106] 孙中山：《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1924年，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354页。
[107]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孙中山：《与日人某君的谈话》1924年2月，《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6页。
[108] 孙中山：《与青年党员某君的谈话》，1924年1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0页。
[109] 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五人为候补委员，也均为国民党老党员。
[110]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73页；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2－133页。
[111]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1924年2月，前引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47页。
[112] 孙中山：《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1924年3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8页。
[113] 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223－224页。
[114]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3，1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394页。
[115] 同上引注。
[116] 除一些报刊消息公开提到孙中山因中苏大纲事向鲍罗廷表示强烈不满，孙未出面澄清外，孙也针对《民国日报》副刊发表赞同外蒙独立言论文章事做过严厉批示，称“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颁纪律，禁止本党各报之狂妄。”李云汉前引书，第302页。
[117]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孙武霞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312页。
[118]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82－283页。
[119]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年7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07页。 [120]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03页。 [121] 《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年7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08页。 [122] 《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信》，1924年8月27日。 [123] 《中央全体委员第二次会议录》，1924年8月16－23日，原件存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2.2/2。 [124] 转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4—75页。 [12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讨论与共产党人关系问题情况通报》，1924年8月30日；《孙逸仙在国民党中央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24年8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17－522，524－526页。 [12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一—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127]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年9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29页。 [128] 《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1日、3日、6日。 [129] 《瞿秋白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9月。
[130] 《瞿秋白致鲍罗廷的信》，1924年10月8日，《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648页。
[131] 《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0月6日。
[132] 首批苏援武器10月1日抵港，7日运抵黄埔，包括8000枝配备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及各种炮等。《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0月3日。
[133] 蔡和森：〈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向导》，第88期，1924年10月24日。
[134] 转见鲍罗廷：《关于国民党》，1924年1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65页。
[135] 《维经斯基给季诺维也夫的电报》，1924年11月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55－556页。
[136] 至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仍只有党员994人。王健英前引书，第30页。
[137]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1924年12月5日。维经斯基所谈到的情况，还可以从斯大林的谈话当中得到印证。斯大林随后在与维经斯基的谈话当中，坦率地对共产党人必须寄人篱下，遭受国民党的“虐待”表示遗憾。当他听维经斯基介绍说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比国民党更团结，且比国民党人更有能力时，十分惊讶。《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607页。
[138] 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29—341页。
[139] 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 [140] 据李云汉称，实际上冯自由等还在广州时就“不惜独树一帜，与广州（政府）立于对立地位。”见李云汉前引书，第355页。 [141] 《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97－602页。 [142]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1925年4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