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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近代上海成长中的“江南因素”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被列为通商口岸，准允英人在这里贸易居留。1843年，一位当过军官的英国人叫巴富尔（George Balfour）来到上海，在县城内租赁了一处房屋，设立领事馆。作为首任英国驻沪领事，他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开埠。此距今160年。
开埠前的上海，为江南松江府属县，以盛产豆、麦、棉花而闻名，所产的棉布在江南区域经济中占有一定位置，另一个影响是在海运上，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已享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之声誉。据较乐观的估计，1843年左右，上海县城人口20余万，在全国排名第十二位。同一时期，江南运河沿岸的苏州、杭州分别排名第二、五位。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上海还不能算是中心城市，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壮县”。
开埠以后的上海快速成长起来，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也迅速攀升：开埠后10年左右，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其进出口货值占全国进出口货总值的50％以上；开埠后30年左右，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远洋四大航运系统，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1895年以后，成为中国外资企业最集中的城市； 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都会；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全国货币发行的枢纽，外汇和金银交易的总汇，当时中国所谓“四行两局”的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从世界都市来看，上海是远东着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城市，在港口与人口规模上，1931年上海港进出船舶吨位在世界名列第七；1934年上海人口数量在世界大城市中排名第六，达到335万。
随着上海地位的上升，有关上海成长发展的动力或因素问题的讨论也随之而起。翻翻近代中外发行的各种报纸，这种讨论随处可见。集中的讨论就有几次，如1893年11月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纪念”，期间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官员、商人发表言论，对西方人对上海所起的作用进行评论，其中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说：“上海是我们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中心”，这里“遵照我们自己的司法和市政当局的要求，法律和秩序……极为美好地保持着”。很明显，照他们看来，是“外国人的统治”创造了上海的繁荣。当然，很多华人并不这样认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要求收回租界的呼声渐高，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邀请南非联邦最高法院费唐法官（Hon. Richard Feetham）前来调查租界情形，在此背景下，上海的外侨与华商各界又就上海城市成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争论。概括起来，有几种观点：1、“租界的政治地位”¾ 外国人的政治控制而产生的安全保障¾ 这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唯一重要因素，很多外国人持这样的看法，尤其是当他们即将丧失而又不甘心丧失在上海的特权时；2、上海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座大城市；3、一种比较折衷的观点，即承认外国租界在早期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对促进资金和商业在上海的集中有其重要性，但“治外法权”一旦废除，上海因为其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性，依然会保持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得到足够的贸易资金供给。
在近代上海成长的历程中，租界的建立，西方企业的设立，这些“外国的力量”的介入无疑起着主导作用。但同时我们认为，近代上海不是一块“飞地”，这座城市在短时期内崛起并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是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密不可分，这就是本文着重要分析的“江南因素”。
一 从苏、杭到上海：江南区域中心的转移
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但由于行政建置的变化及习惯等因素，历史上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以明清时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明称应天府）“十府”为核心区域，相当于今上海市、江苏南部及浙江一带。
大致说来，唐宋以前的江南偏处一域，远离中国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区，因而也远离政治、军事集团冲突的核心，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与摧毁，地缘上的因素反使这一方人少受震荡而享有一个长久安宁、稳定的环境。从晚唐到宋代，江南地区间也遭受战火侵扰，但总的说来是宁静、和平的。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江南成为全国的赋税重地。富足、安乐，使江南苏、杭一带渐享了“人间天堂”的美誉。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
我们先从几个数据来看江南在全国的地位。以承担税粮而言，在全国范围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具体地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夏税秋粮以万石计，总共2944万，其中苏州府281万，松江府122万，常州府65万，镇江府32万，应天府33万，加上浙江布政使司（以杭嘉湖宁绍五府为主）275万，计808万石，江南“十府”合计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一比重此后是有增无减。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江南十府（含太仓州）额征田赋为285万石，约占全国的31.8%（全国总计897万石）；在征收地丁正杂银方面，江南十府（含太仓州）数额为427万9790两，占全国的14.17%（全国总计3021万两）。而江南十府（含太仓州）之田地共计5659万9410亩，仅占全国田地总数的7.58％。
同时，江南也是全国重要的棉花、棉纺织业基地和主要的丝绸产区。在区域经济中，松江与苏州、太仓、镇江沿江沿海地带，以及南部的嘉兴、杭州、宁波、绍兴沿钱塘江两岸联成一片，形成了种棉纺纱织布的棉纺织专业生产基地。这个基地和西部环太湖一带以植桑缫丝织绸为特色的丝织专业区遥相呼应，在传统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最活跃的角色。以“松江布”为例，据有关学者估算，明代后期仅松江地区的棉布年产量大致为3000万匹，清前期则可能达到5600万匹。清人钦善的一篇《松问》，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大批商人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奔赴于长江南北、长城内外贩运松江棉布的忙碌情景。此外，早在乾隆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也开始经销中国布，在贸易中他们发现广州货穿洗后容易褪色，而江南地区所产的棉布（他们称之为“南京布”）则不易褪色，所以，到18世纪80年代，该公司便经常贩运苏松地区所织的紫花布到英国本土，初时数量约2万匹，以后逐年增多，到1800年后扩大到20万匹。除欧洲市场外，美国及南美，“亦莫不有中国土布的销路”，特别是那时棉工业尚未发达的美国更是成为中国土布的重要主顾。有数据表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二年（1795－1807年）和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年（1817－1830年）两个时期里，中国棉布的外销量相当之大，每年输出量都保持在100万匹以上。江南的丝绸，在海内外也享有盛誉。自宋元以来，江南一直是我国丝织业中心之一，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派设织造官员，通称“江南三织造”。三处织造局生产的丝织服饰，起初只是满足宫廷需要，所谓“上用”，后逐渐发展到供应朝廷对内外大小官员的赏给之用，即“官用”。“贡品”以外，民间丝织品的销量也很大，到了近代，江南所产的丝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仍占据重要份额。
除粮食、丝、棉外，其它如茶、麻苎、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在江南地区都有专业化的生产。专门的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这种地域分工和行业分工，反映了江南地区生产专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江南是传统中国的精华，每年要从这里输出大量的米粮、丝绵织品以及其它各种物产，同时，作为国家最重要的财税来源地，朝廷的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江南支撑。
“天下富庶莫过江浙”，明清时期江南的精华，则集中在运河沿岸。过了长江，运河自北而南，沿岸依次有镇江、常州、苏州、嘉兴、杭州诸城市，在苏州、嘉兴之间，有河港各与湖州、松江府城相连。这些城市在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江南的运河沿岸城市中，苏州、杭州更是其中的“明珠”。
苏州在江南区域中的地位相当重要，时有“天下四聚”之说，苏州即为江南之“一聚”，集聚一说，主要指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繁荣而言的。那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以高度稠密的人口支撑起来的商业也表现出空前繁荣，这方面的记载是大量的： “四方巨商富贾鳞集之区，灿若锦城，纷如海市”；“阊门外商贾鳞集，货贝辐辏，襟带于山塘间，久成都会。”时苏州号为“江左名区”，其声名文物，播扬天下，且被视为主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海内僻远皆效尤之。”苏州成为江南区域的中心城市由很多因素促成：其一，是地理上的。江南地区以平原为主，这里河网交织，港汊纷歧，却又“湖河联络”，众多的江河、湖泊、港浦形成了一张稠密的水网。这张水网把江南区域内的各个点，大至省会、府城，小到市镇、村社，紧密地联接在一起。水路河道的这种经络关联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指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行政控制离不开“左右逢源”的水网，漕粮、布匹以及名目繁多的贡品也要借助水道的运输，商人往来、贸易的兴衰更是维系着河道的变迁，以至文人赶考、文士结社也都依赖水路进出。发达的水运为江南在空间地域上的沟通与整合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四通八达的江南水网中，苏州无疑居于“要津”位置，处太湖之东，太湖水由江河入海，支流蔓衍，贯通江南大地，有人形容太湖是以无锡为其首，以松江为其足，以湖州为其背，而以苏州为其胸。处于“胸”腹的苏州，又经南北大运河，而与全国各地相连贯。其二，历代行政建制也在不断加固与强化苏州的地位。在中国，行政设置对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鉴于苏州地理位置的突出，历代均较重视苏州的建置，从其沿革来看，先后有吴郡、吴州、苏州、中吴军、平江等不同名称，所辖管的地域范围屡有伸缩，到了明清时期，苏州府辖属的地域基本稳定，形成了“三县附郭而居，六邑环其外”的格局，并延续了五百年。清初，长期作为府城的苏州，其行政级别有所提升，顺治十八年（1661年），分置江南右布政使，驻苏州。至康熙六年（1667年），分江南为江苏、安徽二省，改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仍治于苏州。
江南的另一个重要城市 ¾ 杭州，在北宋时已是民物康阜，人烟浩瀚，蔚然而为东南重镇。靖康之时，宋高宗驻跸于此，改称临安。成为南宋都城后，杭州人口逾百万，兴盛一时，可以称得上是十二、十三世纪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之一。明清时期的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居于大运河的南端，仍保留着江南大城市的地位，人口保持在百万左右。
与苏、杭等繁华都会相比，那时的上海僻处海隅，在江南城市中扮演的是“配角”角色。造成这一状况的缘由，一方面与明清以来统治者长期实行的“海禁” 及闭关锁国政策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整个江南的交通与商业网络是以运河为中心，运河承担了这一区域大部分的物流。在以运河为主的运输体系中，上海处于末端。但上海具有滨江临海的特点，这种地理上的优势又预示着上海有着更多的发展空间。这种迹象在上海通商开埠以前已有所显露。康熙以后沿海的“开禁”，作为江海交汇的港口城市，上海的商业贸易有了一定发展，到嘉庆年间，在所修的县志中这样写道：“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滨其东，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闽广辽沈之货，鳞翠羽集，远及西洋暹罗，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都会。”以“江海通津，东南都会”来描写一个县城，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多见的。其间虽不排除有文人夸张溢美的成份，但确也部分道出乾嘉时期随着海禁的开放，上海因港兴市、商贸发达的事实。作为对运河的“补充”，上海作为沿海港口，还具有的另一种意义是：当运河残缺，它可以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道光初年，南北大运河一度梗塞，河运漕粮陷入瘫痪状态，从而影响到京师及北方地区的货物供应。道光六年（1826年），清廷设海运总局于上海，雇佣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数十艘，分两次装载苏省漕粮160万余石至京城。
上海这个中国的天然良港，其地理上所具有的优势真正被发现还是西方人。但是，西方人知道上海，已是很晚。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来到之前，很少有西方人听说过上海的名字。而就在1832年以后的十年间，才使西方人真正意识到上海的重要性。这些西方人为这迟到的发现表现出异常的惊讶。从“阿美士德号”船员胡夏米他们的报告，以及此后一些到过上海的商人、传教士的评论中，这是再清楚不过了：上海这一地区“在对外贸易中所拥有的特殊优越性，过去竟然未曾引起相当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上海虽然只是一个三等县城，但却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紧邻着富庶的苏杭地区，由此运入大量丝绸锦缎，同时向这些地区销售各种西方货物”。他们认为：“上海的贸易即使不超过广州，至少也和广州相等”。以后的进程，便是大家所熟悉的，1840年英国人以鸦片为事端，挑起战争。次年，继攻陷江南的定海、镇海、宁波、乍浦后，折入吴淞口，克上海县城，旋沿江而上，直逼镇江、南京，企图阻断江南与北京的联系，在帝国的“要害部位”给清廷以致命一击。清政府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遂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在该条约中，上海被列为开放的五处口岸之一。
从地形上说，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这是中国其它任何一个港口都无法匹敌的。西方人选择上海，是基于它在地理上所具有的优越条件，这正如英国人福钧（Robert Fortune）所说：“就我所熟悉的地方而论，没有别的市镇具有像上海所有的那样有利条件。上海是中华帝国的大门，广大的土产贸易市场。……内地交通运输便利，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它。……不容置疑，在几年内，它非但将与广州相匹敌，而且将成为一个具有更加重要地位的城市。”这是相当富有预见性的总结。在上海享有了与广州同样的贸易机会之后，其贸易量急速上升：1846年，上海出口货值仅占全国总量的16％，五年后，其所占的比重达到50％。到1863年，上海口岸的进出口总值为100,189,564两，而广州仅为6,046,365两，不及上海的十五分之一。
紧邻富庶江南的上海，随着租界的开辟与西方企业设立而在对外贸易上占据优势。开埠初期的上海，在进出口贸易、港口发展等方面显示出勃勃生机，洋场的繁华表面上也能苏、杭相媲美。然而，一个城市的壮大，特别是作为中心城市，不仅仅体现在一些经济指标上，传统江南的中心城市仍以其深厚的基础（经济的、人文的）保持着它们应有的地位，吸引着大量人口，这至少在上海开埠之初的十多年中是如此。江南区域中心从苏、杭转移到上海，有一个渐进过程，而19世纪50、60年代中国时局的变动，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太平天国起源于广西，1851年（咸丰元年）金田起事后，从西南经两湖东来，一路狂飙，势如破竹，于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改名天京。此后，太平军扫荡江南，相继攻占杭州、常州、无锡等城池，后又攻破苏州，并以苏州为省会建立苏福省。期间，清军在江南与太平军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拉锯，战火四溅，硝烟弥漫。直至1864年（同治三年），江南地区才被被清军重新控制。长达十年的战争，使人烟一向稠密的江南地区荒凉不堪，除上海因有租界的托庇，未受到战争的破坏外，其他江南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摧残，很多城镇在战火中变为废墟，庐舍化为灰烬。另一方面，战争引发了难民潮。“太平军之发难，其初外人亦严守中立，故租界因得圈出战线之外。于是远近避难者，遂以沪上为世外桃源。”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江浙一带富户豪右就开始了向上海避难的历程。此后随着太平军向上海的逼近，苏锡常、杭嘉湖先后为起义军所克，江浙人相继掀起了一股向上海急速流动的大潮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860年仅在英美法三租界内的华人就增至30万，到1862年更猛增达50万。流寓的人群之中，有不少是拥有大片田地房产、挟资万贯的富贵之族。江南内地人口大量损失，或死或逃，极大地破坏了江南原来的经济秩序。
此消彼涨，上海因有租界之设，涌进了大量人口。战争引起了区域内城市格局调整与变动，有一位研究近代杭州城市发展的学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杭州受到一系列负面影响，最终导致江南地区城市中心等级的重新调整。首先，杭州丧失了在以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命脉的古老商业网络中的战略地位。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南时，封锁了大运河上的交通运输。为此，清朝廷和商人只好发展途经上海的海上运输。其次，太平军和清军的战斗，加速了杭州衰落的命运。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摧毁了杭州城，城市人口从一百万骤减至二十万。重要的是，杭州衰落之日，正是上海崛起之时。得益于破坏杭州繁荣的上述两个因素，以及在对外通商的刺激下，上海，从过去的集市小镇，迅速发展成为大都市。
岂止是杭州，另一个中心城市苏州也在急速衰退。应该指出，人口消长与一个城市的盛衰有一定关系，但大量人口的流入未必能造就一个近代的都会。中国历代的农民战争，也引起一些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然而，其结构却没有发生丝毫变化。而19世纪中叶太平军冲击江南，对上海的意义就不同了。这时候的上海，已是一个开放的通商口岸，一座新兴的城市正在由于西方经商企业的设立而诞生。太平天国的冲击，加速了运河沿岸城市苏、杭一带的衰落。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区域内大量人口、资金以超常速度涌向上海，促使这个通商口岸的快速成长。
（资料来源：《史林》2003年第3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