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制度-近代化与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选择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资本主义制度-近代化与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选择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近代化与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选择

本文在这里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的失败不仅是历史必然性的结果，虽然当时历史的必然性因素，经济的政治的条件更容易和近代历史的一系列挫折联系在一起，但历史作为历史人物创造和活动的舞台，其主观的因素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于大批推动近代历史前进，站在时代前沿的近代人物来说，中国从一个封闭的传统社会走向近代世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的。这一点他们同现代人的观念几乎没有差别。但对于近代化是什么，如何走向近代化，从冯桂芬到康有为直到孙中山每人都有不同的回答。从历史主体性的角度看，这些不同的回答不是简单的被动的反应，而是积极的、能动的选择，而许多不同的选择结合在一起，构成近代历史的方向。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切成功与挫折不仅存在于新旧力量的斗争中，更存在于先进历史人物的探索和进取中，所谓近代化的失败，应该从近代先进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中探讨。从中国近代知识阶层对近代的选择中可以更深刻地看到现代化在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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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决这一问题：在近代这一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选择的承担者是哪一社会力量？为此我们要细细解剖晚清各个政治群体。
先看士绅阶层。士绅在中国封建社会曾长期充当联系统治者与下层农民的中间环节。科举取士之后，士绅又是统治集团政治力量产生的源泉，最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性质。具体到清末这一段历史，士绅阶层有下列几个特征：其一，由于明末江南士绅极力与清统治者为敌，清建立全国政权后，长期执行严厉打击士绅的政策，自顺治之始，清统治者不断制造政治理由，动辄屠杀士人，大大抑制了士绅的政治地位，造成士绅与统治者的疏离。其次，清末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其最终目标指向清统治者，而直接打击对象却是士绅阶层。虽然地主士绅在曾国藩、李鸿章领导下，组织湘军、淮军与太平天国对抗，努力保存自身，但太平天国持续十几年，所到之处无疑极大削弱了士绅的力量，由于这些历史因素，清末的士绅阶层与历史上的其它王朝相比，处于前所未有的萎缩地位，面对近代西方国家的挑战，既无心也无力作出反应。
另一个社会力量是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由满汉共同组成的、作为政治决策力量的高级官员。他们中间曾经出现过几个匡时济世的有力人物，如对外的林则徐、对内部曾国藩等，但这是统治集团中的极少数。由于封建政治结构的腐败，特别是作为封建政治支柱的专制、八股、祖训在清代被推向极端，对封建政治官僚的思想起了极大的禁锢作用，处于决策地位的高级政治群体，在清末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完全没有积极的回应能力，种种愚俗陋见，使国家失去了一个个有利的选择时机，最终被拖进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以上两种传统力量没落之际，新兴的工商阶层尚未充分发展。虽然经过通商、自强、洋务等内外因素的刺激，新兴经济也仅在沿海几个通商口岸有所萌芽，广大内地并没有改变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经济性质。经济力量的薄弱使新兴的工商阶层无法孕育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虽然辛亥革命时以张謇为首的江浙工商阶层对时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仍然没有发展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无法对中国的近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
通过以上的掠视，我们可以引出下面的一个结论，即晚清历史是一个“政治真空”时期，个别人物固然无法挽救这一“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个社会阶层也无法收拾这一残山败水。实际上，从被迫对外开放到近代历史的结束，古老庞大的帝国是凭其剩余的惯性，保守地延缓其统治时间。但是，这种“政治真空”却为知识阶层的勃兴提供了极好时机。中国传统的知识阶层，无论其自身有多少弱点，无论在封建政治结构中地位如何卑微，每遇历史的转换，总以悲剧的角色，自觉承担历史的使命。相比之下，在近代这一时期，他们作出的贡献最大，付出的牺牲最多，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了由传统的“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过渡因此，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对近代化的选择，无疑应以知识阶层的政治表演为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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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代化这一历史的最终目的作为参照，检讨近代历史的基本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知识阶层作为晚清历史变化的主要推动者，在思想上行为上有下列特征。
1.思维方式：价值理性多于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是指追求一种特定的价值，而不计实现这一目标应有的条件和手段的思维方式：所谓工具理性是指追求一种现实的功利，同时考虑实现其目标的手段、条件、效率等因素。在马克斯·维贝尔看来，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切成就，都是工具理性的直接结果，尽管西方近代文化包括许多思想潮流，如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但与近代化有直接关联的则只有工具理性。而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价值理性，作为在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在近代之后转换为批判现代化的思想根源。
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多信奉儒学，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既包含价值理性也包含工具理性。历史上价值理性曾塑造出许多有光彩的道德人格典范，而工具理性则使知识阶层在现实社会多有作为。
虽然近代知识阶层与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都不相同，但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仍然把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手段和精神动力。在传统工具理性驱使下，他们很快认识到富国与强兵乃是现实当务之急，在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还为传统的礼仪文化自豪，企图以此与西方的坚船利炮对抗的时候他们则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宣扬自强、改制的迫切性。在知识阶层的推动下，社会思潮逐渐转移到现实的、功利的追求上，开始自强、洋务、维新变法的历史活动，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与此同时，价值理性也在知识阶层中发挥作用，具体表现就是，面对西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冲击，在西学东渐、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潮流中，他们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竭力维护风雨飘摇中的传统文化的地位，随着自身知识结构的变换，不断重新阐发传统文化的意义，使传统文化保持对现实社会的“亲和性”。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知识阶层中引导出对立的思想行为：关心文化者，对近代化的变革产生抵制；关心近代化者，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不适应感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不但引起知识阶层的也使每个近代知识分子产生内在的紧张，形成如列文森所说的历史与价值的矛盾，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甚至近代历史结束后，这个冲突也没有解决。
2．奋斗目标：大同理想高于近代化目标。伴随着对外开放的变化，知识阶层对近代化的认识不断加深，由最初的“以商制夷”、“以民制夷”、“以夷制夷”这些对近代化社会的对抗性认识，转变为提倡洋务，宣扬维新，达到对近代化社会的认同，到戊戌变法时，知识阶层已经获得一个明确而深刻的近代化目标，并将这一目标化约为国家政体、法律、教育、经济等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虽然变法失败，但变法的思想和纲领却成为近代历史的最终方向，无论晚清政府的改革还是袁世凯的新政，都包含了对维新变法的具体贯彻。
但是，具体的近代化方向在知识阶层中却遇到另一个思想——大同理想的干扰。近代知识阶层的领袖康有为最珍惜最引为自豪的创造并不是他领导的维新变法，而是其大同理想：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甚至没有家庭的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今天人们都承认《大同书》有丰富的启蒙思想与反封建意识，和康有为维新变法有积极的关联，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大同书》中非理性的乌托邦思想与知识阶层对近代化的选择有何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大同理想对人类终极的、乌托邦社会的肯定和向往，实质上包含着对现实的近代化目标超越性的否定。它通过对空想的绝对东面的肯定而形成对现实的相对东西的否定。奇怪的是，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孔子改制观念受到知识阶层中保守派的激烈攻击，而《大同书》尽管“秘不示人”却畅通无阻地传播，这无形中更阻碍了对近代化目标的努力。
⒊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认可的同时也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整个世界范围中，近代化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引进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与近代化共存，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向近代化的努力就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努力。这一点，由于认识上的限制，当时知识阶层并没有明确宣布，但从他们对欧洲社会制度各种极其向往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先进的知识阶层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一致的选择。
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他们一方面在现实上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上对其有强烈的怀疑。这种怀疑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平主义、人文主义的教养，也来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局限。如晚清着名外交家、思想家、诗人黄遵宪在美国任领事首尾时，既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社会进步，也注意到种族歧视、政风污浊和党派斗争的暴乱，这使他由对民主的乐观希望变为失望。事实上，不仅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知识分子领袖都经历了这种思想认识的变化。晚清知识阶层一个普遍特征是，当他们最初进行中西比较时，对西方社会制度极其向往，由此激起他们改造现实的动力；当他们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时，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产生怀疑，进而怀疑中国现实改革及近代化。这种认识的深刻，反面引起行为保守消极以及对中国变革的期望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的对照，很深刻地表现出近代知识阶层对近代化选择的矛盾。
⒋思想成份：经世思想与个人超越思想同时膨胀。近代知识阶层的思想来源非常复杂，除传统文化儒、释、道、法、墨诸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极大活力外，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也深入到知识阶层之中。如达尔文主义之于严复，无政府主义之于刘师培，叔本华思想之于王国维、章炳麟，基督教之于康有为、谭嗣同。各种中外文化意识的揉合，经过知识阶层自我意识的转换，被还原为两种基本思想：其一是经世思想，其二是个人超越思。
前者表现为对国家富强的强烈要求，后者表现为对人类生命的价值和道德的意义的探索；前者使知识阶层关心近代化、对近代化产生具体切实的推动力，后者则使知识阶层对一切积极的有意义的社会行为逃避和懈怠。有意味的是，在近代早期，当知识阶层对社会的作用尚不显着时，经世思想是其主要观念；随着知识阶层作用的增强，超越的、对社会现实漠不关心的态度越来越显着，以至使知识阶层终于放弃了对现实的直接关注，而专力思考文化和价值问题。
⒌行为类型：社会批判多于社会建设。近代知识阶层对社会的推动，主要方式是鼓吹新的文化思想观念，无论是维新派知识分子还是革命派知识分子，他们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开创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知识天地，批判旧的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其激进的社会活动主要表现为文化观念上的批判行为。这不仅掩盖了晚清历史许多具体切实的社会进步，也同促进这些进步的社会力量（主要成份是政府官僚和地方士绅）发生冲突。知识阶层不仅攻击保守腐败的政府和观念，也攻击那些谨慎而具有实干能力的现实改革者。后者企图在现有的社会秩序、观念系统之内引进近代化的诸因素，他们改造军队、兴办工厂、修铁路、办报纸、建学校，为知识阶层的活动提供经费，但作为社会变革中坚力量的知识阶层拒不理解这些行为的意义。拒不承认建设强大的政治和经济乃是近代化的根本内容，反视其为改革的阻力。由于批判和建设的对立、知识阶层的社会批判成为一种超前行为，不可能创造现实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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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近代知识阶层对近代历史积极推动和变革的思想行为中，包涵着对近代化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其一是对近代化积极认同的倾向包括新的工具理性、经世思想的滥觞，具体的近代化目标的制定，对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热切的向往，对发展新兴经济、新式文化的关注，以及对传统官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批判。通过这些活动，知识阶层构造了一个朦胧的、初具形态的近代化模式，从其中特别指出建立近代国家政权体制与发展近代化经济的重要性来看，这个模式是完整的，中国近代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以及戊戌变法都是构造与物化这个思想模式的具体的历史行为。在这个选择的支配下，通过各个阶层的努力，传统社会向着近代化迈出可喜的、实质性的步子，例如政治体制上工、商、邮电各部以及地方谘议局的建立，经济上造船、煤矿、航运等新兴实业的发展，教育上科举的废除、新式学堂的兴办以及大量留学生出国等等。由于中央政府的衰败，总体的规划陷于瘫痪，这些进步由关心近代化的政府官僚促成、先进的知识阶层围绕着这些官僚，为这些进步付出了艰难的努力。其二是对近代化超越性的否定，它包括在传统价值理性、批判意识支配下，在价值层面上对近代化的怀疑和指责；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对自身无知、落后的自信，对欧美先进文化的敌视以及各种乌托邦理想对近代化的干扰。持这种想法的人渴望传统社会的变革。但对近代化却充满怀疑。作为种个人的观点，它表现为对人类道德和生命价值的关怀；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它认为近代化并不是人类完美的社会，它的唯物质主义、阶级压迫、对外侵略等特征是丑陋的，不符合人类天性，他们想绕开近代化，达到一个超越近代化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吸收近代化的许多优点，同时必须避免近代化的缺点。如果说在近代史的早期，在冯桂芬、郑观应那里，一种理智的、现实的、对近代化的热切的追求占上风的话，那么经过自强、洋务特别是戊戌变法的失败，知识阶层中浪漫的、非理性的、超越近代化的要求日益上升。同早期知识阶层的选择相比，在对近代化超越性的选择那里，完全缺乏对近代化及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也没有提出过实现近代化的切实可行的、远近结合的步骤，但这种超越性的选择却明显地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感性认识和情绪。从当时留日学生激进的思想行为中，从革命派知识分子战胜维新派知识分子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未来社会历史的选择这一问题上，知识阶层已经以价值的选择代替了现实的、功利的选择；以个人的超越的要求代替了民族的社会的要求，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的追求：富国的要求，强兵的要求，兴办近代工业、学校的要求，提高商人地位的要求以及改革关税贸易制度、建立近代集权国家政体的要求，一概被遗弃，代之以笼统的排满和革命一旦“革命”成功，“排满”成功，知识阶层立刻失去领导历史前进的目标和动力，被迫退居于宁静的书斋研究古书、古文字此时的历史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军阀、党棍、政客活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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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晚清知识阶层对近代化双重的包含深刻内在矛盾的选择，是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呢？
首先，这种选择使近代中国在应付剧变的国际形势时反应迟缓，缺乏主动的应变能力与积极的进取精神。作为领导和推动近代历史前进的中坚力量，知识阶层始终未能作出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优越于传统的判断，未能超越中西文化的差别，在涵盖两种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的文化观念。即使认识最深刻者如严复，也仅停留在两种文化的简单对比上。实际上，中国近代历史的对外开放及向近代化的迈进，一直是在西方国家步步进逼的形势下“逼”出来的，知识阶层表面上激烈地要求变革，其内在中却为这种变革感到愤慨、急躁、焦虑，在感叹和呼吁中，为“变”和“不变”的选择伤透了脑筋，除此之外，很少有人致力于对近代化的实质性的努力，在近代历史的晚期．知识阶层干脆放弃了对近代化的关注，而致力于意识形态的纷争。这与日本近代知识分子不顾一切地、狂热地学习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排除晚清历史社会结构的松散，政府官僚特别是身居高位的满族亲贵的愚昧等因素，近代知识阶层对近代化双重的选择乃是中国近代历史遭受一系列挫折、变革迟缓的重要原因。
其次，近代知识阶层的选择，影响了现代历史的进程。单就现代化这一历史目标来说，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进程中，对此的认识仍然充满矛盾：一方面渴望现代化，另一方面对现代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不同的是，这种批判不再指向现代化本身，而是指向实现现代化的方法和途径，即：一方面认为现代化是不可回避的历史目标，另一方面又把现代化放在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等等理想的背景下。对现代化的这种选择使中国无法走英、美的道路，也无法走德、日的道路。清王朝结束后，中国政治舞台上泛起的大小势力，大都成为这种选择的牺牲品。原因在于，无论袁世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他们都把对现代化的推进与政治上的倒行逆施结合在一起，使现代化带有王朝复辟、法西斯的性质，一旦这种性质暴露，这些政权就很快被历史遗弃。同时，这种选择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使本世纪之初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大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把现代化纳入到社会主义目标之下，从而开创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样，近代知识阶层的作为不仅仅是一种失败的选择，作为历史的潜流和暗示，与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