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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毛泽东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读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毛泽东亲笔信函

笔者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于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赴台湾学术访问，期间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查阅档案7周。党史馆馆藏档案中收有大量国共合作（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领袖文献，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彭湃、杨闇公、杨匏安、李富春、蔡畅等一大批中共领袖的文稿。有关文献主要收藏在环龙路档、五部档和汉口档中。
笔者在五部档中的国民党农民部档案中发现二封毛泽东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期的亲笔信函，均为毛笔原件。这两封信函，以前在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未公开发表过。现全文照录如下：
克文兄：
陕西办事处特别委员会可以指定下列五人为委员：亢维恪、李维屏、李秀实、王述绩、杜松寿，以亢维恪为书记。
泽东 十六日[1]
克文兄：
云南办事处负责人，学生内可以指定周霄、陈能新二人（原函旁注：书记可指定周霄）。周颇好，陈亦比较的好。其余一人，据新滇社云南同志王懋庭说：宜指定一现在昆明进行党务及民众运动的同志，方足以资联络，据他说有李鑫同志者，北京农大毕业，在滇从事工作，可胜此任，特此奉闻，请酌定。（原函页上注：王君今日来农部奉谒，已见否？）云南办事处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要经济的用，可以不发薪水的便不发薪水，不需要发三十元的便不发三十元，三十元是至高度的数目，务宜节出一点钱作活动费。今天无船开，明天大约有一只船开，到明天剩留的便在一百人以内了。路费竟超过小洋三千元，前交政委预算数目太低，除直、察两省外均不够。譬如四川，前只定大洋五十八元，现须加至七十四元，此数据学生说还是很紧张的，因宜渝间上水船价特贵。每人增加十六元之多，四川学员二十五人共增四百元，其余各省均须增加，每人大洋月二元、四元、六元、八元、十元不等，故总数在小洋三千元以上。明日即可做好公文，连同路费增加理由表，请农部转政治会议议决。《农民问题》丛刊已印出十七种，先付上两份，我兄一份，甘先生一份；其余有十种已付印，不久可出；有约二十种尚在编缮中，印出尚需时日。一俟印出，当付若干与我兄、甘先生及农部。甘先生同此。敬颂　日安！
弟泽东上
九月十七日
再江西农运以前成绩太坏，宜由尊处指定学生五人组一农运委员会，在省农民部下做指挥农运的工作。江西不宜设办事处，因已有省党部，然农运委员会则十分必要。江西学员中颇有几个好的，可以任委员。陕西的亦宜设委员会，不宜用办事处，亦因已有省党部。愚见如此，祈酌定。
泽东又白
云南农运特派员规定符号
原 名 符 号
周 霄 邹 孝
陈能新 熊 新
邬光璧 武光国
施瑞林 方 端
李敬民 吕 兴
罗 彩 林 实
黄丽生 邝定锦
朱毓光 牛 光[2]
以上两函都是毛泽东写给陈克文的。陈克文，广西岑溪人。从信函的内容判断，陈克文那时的职务当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实际职务相当于农民部秘书长[3]）。陈氏于1927年7月以农民部秘书职务代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4]三、四十年代，陈氏长期担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参事；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秘书长等职。陈氏具体生卒年月不详。
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全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于1924年7月，先后共举办六期，前五期共有毕业生454人，主要目的是“第一、调查广东大势；第二，派特派员到农村工作。”[5]其中第一至四届学生全部来自广东，第五届学生“分两个班，一个是外省班，另一个是本省（即广东）班”。[6]
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聘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7]六届农讲所吸取了前五届农讲所的经验，扩大了招生规模和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5月3日正式开学，收有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的327名学生。这届农讲所授课时间最长，训练四个多月；开设课程最多，共开设25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8]“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长的，共23课时。[9]
毛泽东在担任农讲所所长期间，还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毛泽东在致陈克文第二函中所称：“《农民问题》丛刊已印出十七种，先付上两份，我兄一份，甘先生一份。”即指此套丛刊。丛刊内容共分三类：一类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类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52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26种。1926年9月1日，丛刊第一辑出版，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此文发表后，引起各方面的重视，9月21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第8期全文转载。
毛在信中所称的“甘先生”，即甘乃光，时任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农民运动》发刊词即出自甘氏之手。[10]他同毛泽东、林祖涵、阮啸仙、罗绮园等人同为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还是第六届农讲所的教员。[11]甘乃光、陈克文在当时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农民运动》两个刊物上都发表过大量有关农民运动的文章。
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毕业于1926年9月11日。[12]为了配合快速发展的北伐战争，学员全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毕业于农讲所第六届的学员王首道来自湖南，据他回忆：“九月末，我从广州学习回来，即被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以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派到祁阳县负责农运工作。”[13]
以上二函，即是学员毕业后，毛泽东致函农民部陈克文，报告有关学员工作分配的情况。第一函落款时间为“十六日”，由此不难判断该函写于9月，内容是报告陕西特别委员会特派员的人事安排。查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一书中的《第六届农讲所毕业生姓名表》，毛在该函所记的五人中，李维屏、李秀实、杜松寿均为第六届农讲所学员。而据该书编者称此表为“纪念馆调查所得，不全”。笔者认为王述绩、亢维恪二人亦应列入该名单中。
第二函写于9月17日，信中所记云南省农运特派员八人中，周霄、邬光璧、施瑞林、李敬民、罗彩、黄丽生六人都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一书所确认的毕业生，但名单中没有陈能新、朱毓光二人。但据毛函，可以肯定陈能新、朱毓光二人都是第六届毕业学员。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前五届学员主要来自广东，毕业后也大都以农民部特派员的名义分配在广东开展农运活动，所以当时的经费还有一定的保证。1925年底，农民部为保障特派员在基层的工作，曾特别通过两项决议案：“特派员薪金应按月发给并将以前积欠扫数清发以维持生活决议案”、“请农民部发给各特派员长期舟车免费证折决议案”。[14]可见当时的经费还是相当充裕的。然而第六届学员人数急聚增加，且来自全国二十余省。以广东一省的财力支持当时迅猛发展的军事北伐已感困难，很难再提供大笔经费支持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所以毛泽东在信中特别提醒陈克文：“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但对毕业学员返乡路费不足，则千方百计予以解决，以保证他们及时回到基层，开展工作。
自北伐开始后，革命势力逐步由广东一省扩展到两湖、江西各省。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许多省份都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但也有很多省份并未建立省党部或省党部尚未公开活动，因此中央农民部在分派毕业学员赴各省工作以及设立机构时，应视情况的不同区别对待。为此，毛泽东特别向陈克文建议，已建立省党部的省份，应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在省党部农民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如江西）。而在国民党尚未设立省党部的省份，则建议设立办事处（如云南）。对过去工作中未曾注意到的问题，则及时予以纠正（如陕西）。
在这两封信函中，毛泽东不仅报告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学员的人事安排，还对学员的经费、农运的开展，以及机构的运作等情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弥补了相关研究中的资料不足。此外，农讲所前五届毕业学员名单，曾详细刊载在当时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二期上。但第六期的毕业学员名单则没有保留下来。从以上两函的内容中，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准确姓名，对进一步研究农讲所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因此特将全文转录，供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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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致中央农民部陈克文函》（1926年9月16日），毛笔原件，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部”字13586号。
[2] 《毛泽东致中央农民部陈克文函》（1926年9月17日），毛笔原件，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部”字10435号。
[3] 据茅盾回忆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部长为汪精卫），曾请茅担任宣传部秘书。对此茅盾回忆道：“毛泽东对我说······两三天后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那时，他将提出任命我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我问，任命一名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毛泽东答道，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如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298页。
[4]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94年11月版，第56页。
[5] 林祖涵：《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广州《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1926年7月）。
[6] 第一至五届学员名单及籍贯见绮园编：《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另可参考《第五届农讲所学员王云生的回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297页。
[7] 《中央党部第十三次常务会议记》，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6日。
[8] 《王首道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8页。
[9]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第9期（1926年11月）
[10] 甘乃光：《创刊的话》，广州《农民运动》第1期（1926年8月）。1926年5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第29次会议任命甘乃光为农民部部长，见《中国国民党职名录》，第52页。
[11] 《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录》，《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69页。
[13]《王首道回忆录》，第35页。
[14] 《本部特派员大会之决议案》，《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华研究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