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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朝鲜大院君被囚事件考析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对殖民地的争夺日趋激烈，亚洲地区成为其扩张宰割的重要目标。时美、日侵略朝鲜、琉球和中国的台湾；英、法侵略缅甸、越南和中国的西南；沙俄则侵吞中亚的布哈拉和浩罕，进而侵入中国的西北，中国边疆危机四伏。
就在晚清王朝四面楚歌之际，日本借机加快了侵略中国、朝鲜和琉球的步伐。1874年5月，日本借琉球难民事件，派军进犯台湾。1875年9月，日本军舰炮击朝鲜江华岛。迫使朝鲜与之签订《朝日修好条约》。1879年3月， 日本公然入侵琉球国都，废琉球为日本冲绳县。
正当东北亚政局急剧变化，中日冲突日趋尖锐之时，1882年7月23日， 朝鲜京城发生兵变，乱军占王宫，伤王妃闵氏，杀兴宣君李最应等人，并袭击日本使馆，日人死伤多名，日使花房义质逃归。此称朝鲜“壬午兵变”。一向守旧排外的朝鲜大院君，乘机重掌政局。
大院君，名李昰应（1820—1898），是朝鲜李氏第二十一代国王英祖的后代，因国王哲宗卒后无嗣，其次子李载晃（李熙）以旁支继承大统，是为高宗（1864—1907）。李昰应作为国王生父被尊称为大院君，封爵兴宣君，亦称兴宣大院君。高宗即位时年仅十二岁，李昰应便以辅佐为名，实掌朝鲜大权。大院君对外采取强硬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处死在朝的法国传教士，迫害其国内的天主教徒，而且在汉城等地树立“斥和碑”，上书“洋夷侵犯，非和则战，主和者卖国之贼，戒我万年子孙”。① 1873年11月，因高宗柔弱，其妻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 联合族人推翻了大院君的统治。
朝鲜兵变的内幕朝鲜兵变后，日本很快决定派遣兵船， 往朝鲜兴师问罪。1882年8月2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命驻朝日使花房义质，向朝鲜要求谢罪、惩凶、赔款、通商，并不许中国干预日韩交涉。继任的外务卿吉田清成在与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的函件中称：“惟于此事本处已有成见，妥慎筹办，想不至烦贵政府及他国为费神也。”②
朝鲜兵变后的第6天（7月29日），清廷即发布上谕，“朝鲜乱党突起滋事，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测度……着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明确指出，在保护朝鲜属国的同时，严防日本“隐谋”。寻命丁忧在籍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即行回津。时代理直督张树声一面布置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预备船只；一面派津海关道周馥向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细问兵变情由，并着手商议对策。③
周馥与金、鱼二人先后笔谈多次。这两位使臣的态度前后变化极大。8月1日当天，金允植对此事尚一无所知，猜测可能是该国一些“不逞喜乱之徒，藉斥和以启肇祸，但乱党为谁，在此无缘知得”，并对周馥的出兵试探反应平淡。④ 翌日再谈时，金允植的态度则大变，其不仅声明事态严重，“非系一时乱党之所为”，而且请求清廷派兵定乱，“烦乞中国饬派兵船几只，陆军千名，戒严以待，更乞快轮一只，派行中人先往探回。如事机不至张大则幸矣，如或不幸而如所料，则伐叛讨逆、扶危定乱，并自中国主之”。同时暗示朝鲜国内，“必有难言之危机，今请上国之调停者，不特制日人而已”。⑤ 从金允植前后态度的变化可知，其必是得到国内的确切消息和授意之后，才会提出如上请求。结果8月5日，在周馥等人的深究之下，所谓“难言之危机”方水落石出。即“其国向日乱党，实李昰应为首，即该国王本生之父，患在萧墙，酿祸已久，煽党亦众，办理较为费手”。⑥
清廷闻讯后，诏命张树声“即选派将弁，酌派兵船，迅赴机宜”。同时，再谕李鸿章“即赴天津办理一切”。已在返津途中的李鸿章，获悉兵变缘由后亦认为，“若李昰应复为戎首，该国王及世子存亡莫卜，此事殊大棘手”，主张“如乱未有已，自应速派陆军继进”。⑦
同年8月9日，丁汝昌与马建忠率兵船三艘自烟台赴朝鲜，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随行向导。次日，该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港，“而日本巨舰名金刚者，已先在矣”。⑧ 在调查朝鲜兵变的过程中，随行的鱼允中进一步指出：“闻今者乱党， 先杀国王素信任之大臣，继入王宫，国王及妃嫔皆奔避；而彼大院君，乃劫杀王妃，逼返太王妃，国王则虽不见废，然幽闭不能与外朝相接。朝臣涉外交者，搜杀无遗，人民皆奔避山谷，国中一变。今日若不亟亟调处，日人必大发报复，生民涂炭，宗神将覆；彼大院君又必广招炮兵，决计扼守，而国内生灵不保，政何以存？乱何以熄乎？”⑨
为此，马建忠、丁汝昌认为：朝鲜局势紧急，“设中国稍从观望，不为急图戡定，则其害将有不可言者”，一旦变乱蔓延开来，非一时所能平定。同时，若清军不动，日本必将以重兵自行查办，并以定乱有功，任意索取。于是，丁汝昌乘舰急返中国，请求派兵增援，并强调，“初九日之事，系国王生父兴宣君李昰应率号倡乱”，所以拟“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⑩
捕拿大院君政策出台　最早提出对大院君处理方法的是朝鲜官员金允植。他在8月5日与周馥的笔谈时即提出，请清廷派军平乱，将李昰应处死，方法是“既入京城，便可围住其第，以康穆王妃命数其罪，而赐之死，则名正言顺，为国除害，此一机会也。”(11)
这一建议被张树声采纳，8月8日，他在致总署的函件中指出：“李昰应如果显为悖逆，势焰方张，谅非该国遽能自定。如（其）犹在暗中主持布置，则朝鲜不去此人后患终无底止，亦非该国王所能自了。”(12) 第二天，张即与来津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密商派兵东征，并研究措理李昰应及对付日本之方案”。(13)
时任直隶宣化府知府的薛福成，亦于8月12日致书张树声，主张速援朝鲜，先于日本处理一切，并就捕拿大院君一事提出四种预案：即若其“未敢显拒王师”，则召赴兵船问状，“不动声色暂予羁留，先以威远一船载送来华，致之京师听候”；若其“伏匿不出，亦不显然抗拒”，则遣人开导，“谕以出则贷其重戾，不出则罪及亲族，彼慑于兵威不敢不出，出则选精卒卫送兵船运赴中国”；若彼畏罪出奔，则可擒诛余党，“檄数昰应罪状，布告远近，俾所在郡县持之以献”，“亦许昰应束身归罪，待以不死”；若彼肆然罔忌，力与我抗，则严兵城外，“罪人既得，或未及致之中国，而乱党有劫夺之虑，不能不便宜从事，则临以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赐之死，可也”。(14)
同年8月23日，清廷发布上谕，“即着该督（张树声）饬令吴长庆酌度情形，稳慎进扎，务将李昰应获致，庶该国之乱自平。”(15) 正式同意将大院君拘捕。
清军诱捕大院君　8月17日，提督吴长庆率所部淮军六营自登州拔队， 丁汝昌随行，8月20日抵达朝鲜。因仁川港内时已停泊日本兵船七艘，驻扎陆军一营，故吴部改于距仁川七十里之南阳海口登陆。
先是，丁汝昌回国请援之际，留在仁川的马建忠拟先诱捕大院君，以防局势恶化，于是他提出“藉调停日本之说”，(16) 请大院君“亲来浦口与花房计议”(17)。欲以此为由，诱骗大院君至仁川的中国军舰上，然后将其拘捕。然大院君疑心颇重，借口“汉城人心未定，弗克硅步离”，予以推辞。
其后，马建忠仍与大院君保持书信往来。就在中国军队到达南阳的当天，已率兵进入朝鲜京城的花房义质，向朝方提出七款要求，并限三日答复。马建忠即赴王京进行排解。并告知大院君，此次其领兵前来，目的是“专为牵制日人，别无他意”，(18) 以打消大院君的疑虑。其后花房义质因要求不遂，离开朝鲜京城，示将决裂。8月23日，马建忠于赶赴仁川会晤日使之前，再晤大院君， “（李）昰应叠以荷囊折叠扇为赠”，并“以其乘舆来馆（马所居之处）备用”。(19) 至此， 马建忠已初步得到大院君的信任。
8月25日，吴长庆率清军进至朝鲜王京城外驻扎， 丁汝昌则率水师百人进驻王京城内，马建忠因至仁川挽留日使花房，直到“晚七点钟，（方）驰回王京”。当晚，大院君听说马已返回汉城，“即来相访”，马建忠“因留之晚膳，笔谈十二纸而别。复偕禹廷（丁汝昌）出城谒莜帅（吴长庆），议机密，四鼓，归馆宿”。三人为拘捕大院君，详细策划，几乎一夜未眠。(20)
8月26日，吴长庆等人拜访大院君，并约好其下午进行礼节性回访。 据马建忠记载，“是日微雨，时止四点钟，昰应率数十骑至。入帐，诱与笔谈，自申至酉，累纸二十四幅。环视侍者无一朝人，知已均为帐下所收，度其时可行，遂疾书以示曰：‘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曰：‘知之。’曰：‘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变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罪当勿赦。徙（徒）以于王有父子之亲，姑从宽假，请速登舆至马山浦，乘兵轮赴天津，听朝廷处置。昰应惧，四顾，吴丁二军门皆起出帐，余亦掖昰应出，令登舆；于时军士两行，剑戟森列，长夫舁舆俟；昰应以非己舆，不肯入，余纳而进之，健卒百人蜂拥而去，丁军门策马以从。”(21)
翌日，朝鲜国王派左承使严世荣来见吴长庆，吴就拘捕大院君一事作出解释：“弟等奉命而来，一为贵国讨乱，非仅为和约已也。名不正，则祸靡有已；乱不讨，则日人藉复仇为要挟之计，呶呶不休；此弟等禀承于枢廷之大旨。方贵国乱作之始，朝廷未得其魁，又闻国太公为众心所附，皇帝欲进而问其事状，冀望特切，臣子之义，惟有奉行。我朝素行宽大，笃伦尽恩，必能两全而无敝，请国王万万放心。”(22) 8月29日，清军依朝鲜国王意，前往乱军集中处剿捕，共擒获百余人，处置十人，并发布告示，以安朝鲜民心。为防止大院君一派起事，马建忠等人又采取相似办法，囚禁握有兵权的大院君长子李载冕，(23) 流放或关押其党羽数人。与此同时，清方即着手调解日、韩矛盾，请朝王照会日使，愿修旧好。
8月30日，朝鲜大臣李裕元、金宏集与日使花房义质订立朝日《济物浦条约》，朝鲜赔款、谢罪，日军可驻朝保卫使馆，大局稍安。
大院君解至天津　1882年8月26日晚，清军捕到大院君后， 丁汝昌即率水师数十名押送大院君往南阳海口，上登瀛洲兵船，准备来华。“是夜阴雨泥滓，沿途不准停息，军士等冒雨忍饥，约百七十里，于次午抵马山浦，将昰应送至登瀛洲兵舶安置。”(24) 时大院君“孑身就道”，直到第二天即27日才由“国王遣送行装、仆从登舟”，其幼子李载元“亦从往省视”。(25)
押送大院君来华的路线为，自朝鲜南阳海口经烟台至天津，旋赴京师，后被软禁于保定府旧清河道署。登瀛洲船驶至烟台时，仅靠岸略加燃料、食物等，便急忙离港。据《申报》载，光绪八年七月“十八日（1882年8月31日）午后三点半钟，登瀛洲兵轮船自高丽驶回。闻守旧党之首大院君已为中国所获，亦乘该轮船由津赴京。吴小轩军门（吴长庆）派巡捕数名护送该轮船。仅泊烟港三十分时之久，即辗轮赴京矣”。(26) 其间，大院君既悲且恨，对清方颇有抵触，“在船颇切危惧， 食物概不入口”。(27) 9月2日船抵天津后，“直督张制军（张树声）欲见之，而大院君不肯出见”。(28) 这使得地方及随行官员深感不安，“当道亦闻其饮食不进，或有意外之虞，致失怀柔政体，即遣人慰劳”，“适有天津需次某员，往年曾到高丽国都，与大院君有握手之雅。迨兵船停泊口岸，即班荆话旧，款待殷拳”。得到安抚的大院君这才安定下来，“始饮食如恒”，(29) 但仍以身体不适为由，请缓入京，“鲰生年近七十，才经乱离，心神靡定，今已七八日并不安睡，又沮食多日，势将婴病也，收神调病乃可”。(30)
稍缓，清军即按原计划将大院君送往京师，中途接上谕，“着将李昰应暂行妥为安置，俟李鸿章到津后，会同张树声向李昰应究出该国变乱缘由及着名乱党，详细具奏，候旨遵行”。(31) 故9月5日至津的李鸿章又将李昰应追回，暂时安置天津，“饬属僚为之择馆，令备供张色色精详，不使有离乡去国之感”。据《申报》载：“闻大院君初上船时，一身之外别无长物。刻下，扈从诸官陆续赶到，衣冠杂物均已带来，故得运用不穷。一日，偕其卿二三人乘舆拜客，津人多有见之者。”(32) 尽管李鸿章对大院君安排得十分周到，但他对拘捕大院君来华，还是非常赞同的，认为此“办法深合机宜”。(33)
囚禁大院君决定及看守章程　李鸿章等人通过对大院君的质询和多方查问，认为“李昰应积威震主，党羽繁多，业与国王王妃及在朝诸臣等久成嫌衅，倘再释回本国，奸党构煽，怨毒相寻，重植乱萌，必为后患。届时频频天讨，宽典转不可屡邀。况兹贫弱小邦，变故亦岂堪再遇？是昰应一归，则父子终伤，必至害于家、凶于国而后已也。”(34) 因此，“李昰应断无释回之理”。(35) 9月23日，清廷发布上谕，命将大院君李昰应“安置直隶保定府地方，永远不准回国。仍着直隶总督优给廪饩，严其防闲，以弭该国祸乱之端。即以维该国王伦纪之变。”(36) 而对朝鲜国王：“所请将李昰应释回之处着毋庸议。仍准其岁时派员省问以慰该国王思慕之情。嗣后不得再行渎请。”(37)
囚禁朝鲜大院君的上谕下发后，周馥、袁世凯、马建中等人拟议了《派员看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章程八条》，内容如下：
1、凡有李昰应与人信札往来，俱应露封，由看守委员查阅后始准送交。 其不露封与书朝鲜俗字者，由委员驳回，不准擅送。
2、凡看守之人，俱宜分居在外不可与之亲密。在省及外来文武官员， 非奉宪谕，不准任其私自入见。
3、李昰应每日需买食物，由委员派人代买，价值由彼自付； 或彼自派人出买，则由委员派妥实兵弁跟同上街。不准其托故私自送信，亦不准其私买违禁之物。
4、李昰应倘欲自行赴市买物，只准随带奴子一二名。由委员先请宪示， 并须举行。但一月不得过一二次，不准出城，不得隔宿。
5、李昰应随从人役，由委员查明给予腰牌。每月由练饷局查照人数， 酌送米煤外，另给送银五十两以为杂用。倘以后朝鲜国王再添派官役，按人只加送来煤，不另添银两。
6、送银两米煤等物，俱由看守委员开单送人，取李昰应亲笔收条存查。
7、看守之员请于在省司道大员中专派一人督察。再由司道会商， 拣派精细勤干之委员二人，由中军派武弁二人，常川住守。逾年准分次另换员弁兵接替，而惟不得同时全换。
8、所有练饷局支发各款，随时报明，请准附案汇销。(38)
大院君在华生活管窥　因朝鲜大院君是被清军秘密解往直隶保定看押，在禁期间，不能私与他人交接，信件、出入均被监视，故至今大院君在保定的起居资料问世极少。据目前所发现的史料分析，大院君及其眷属约在1882年10月上旬抵达保定清河道旧署，被囚居两月之后，已渐能适应。同年11月，清廷在复朝鲜国王的咨文中，曾略述其起居：“两月以来，据报，李昰应在彼起居顺适，供给无缺，虽年已六十有三，无甚疾病，尚属调护得宜，亦可稍慰贵国王之孝思。”(39) 同年12月19日，《申报》载文，“高丽大院君之眷属将前赴保定府，有高丽太监多名一同护送也”。(40) 可知，后来又有家眷与太监多名前往保定，照料大院君。
朝鲜大院君在保定居住达三年之久，其间与清朝官员时相往来。因大院君善画兰花，故清朝士绅多往索之。时人张一麐因其父为直隶即用知县，“奉委监守朝鲜大院君差”，故得出入大院君拘禁之所，并曾向其“以扇乞画”，大院君题画后落款称“某某雅士”。据张一麐记录，清廷看守大院君颇为严密，“派文职两员、武职两员监守之，每半月文武各一员轮流交替，出入之（朝）鲜员必登于簿，入市则饬役随之，虑其通消息谋脱逃也”。“鲜语钩辀不能辨，其文号称汉而大半俚野不可读，凡彼国信至，委员拆阅乃达，去信亦如之。”
大院君所囚居之保定旧清河道署，“衙门自大堂内有厅堂五大间，文武两员各住两间，又进则五大间上房，右二间为大院君住室，左二间朝鲜文武随员居之”。“入其（大院君）室，所阅皆范文正、王阳明等集”。其随员“多使酒任气，委员时时裁抑，然以其琐尾流离不能峻也。其食时置肴于地，众蹲踞作环形饮啖，与岛人不甚殊”。
大院君接见朝鲜国内所遣之探望使节时，礼仪威严。“一日，彼国王（朝鲜国王）遣使来聘”，张一麏“阅其名刺则新科状元南廷哲，刺长六寸，与华之翰林院庶吉士同。南为彼国壬午举人……入内堂，大院君高坐胡床，南北面跪奏，如臣工召见，礼隆重拟于上皇”。(41) 大院君囚居保定时的生活概况，由此略见一斑。
清廷囚禁大院君原因及其国际反响　清廷囚禁大院君的原因，首先，是防范日本。在日本吞并琉球，于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对朝控制之际，朝鲜“壬午兵变”的发生，无疑给日本造成了入侵朝鲜的借口。因此清廷此举，正如郭嵩焘所言：“以振厉中外人心，而求所以奠安朝鲜，镇服日本，所保全实大。”(42)
其次，是大院君所为，与清廷的朝鲜政策相悖。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内忧外患的窘迫局面，清朝统治者采取“内须变法，外须和戎”的内政外交方略；同时，鉴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不断深入，清廷亦实行“以夷制夷”的牵制之策，即劝朝鲜对外开关，通过允许列强通商以制日本。此名“为朝鲜计，实为中国计”。但兵变上台的大院君颇为守旧，一向以“卫正斥邪”为宗旨，拒绝对外交往，尤恨日人。这与清廷开放朝鲜、引列强共同保护，以维系晚清大局的思想相悖。另囿于大院君系朝鲜国王生父，地位特殊，“设竟按罪行法，该国王将无以自处，亦无以止该国悠悠之口，而尽喻其心”，“莫如永远羁禁中国，由该国王岁致奉养之需，以恩义两尽”。(43)
其三是清廷的军事实力。在朝鲜“壬午兵变”之前，由于日本侵台的刺激，清廷开始筹办海军，先后从英德等国购进多艘船只，并积极发展船政事业，派出留学生，掀起海防近代化的一个浪潮，水陆军事实力均有所增长，故能够左右局势，暂时压制住日本。
对清廷派兵平乱及抓捕大院君一事，日本反响最大。先是，朝鲜兵变之初，日本国内即“议论纷纷，举国汹汹，大有借题发挥之势”。但清朝抢先出兵干预，打乱了日人的部署，使其无从下手，“一切狡谋，不觉自戢”(44)。故日人对清朝出兵平乱一直持反感与抗拒的态度。日本外务卿吉田清成在答复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信函中，就明确声称：“本国据约与朝鲜议办，本与贵国并无相关，违言相当，徒属多事矣。”(45)
清军诱捕大院君后，日方更为不满。其时《申报》记载：“目下，东洋人因大院君之事颇不满意于中国，谓如此作为，有轻视伊国之意也。”(46)
但清廷此举却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德、英、美等国，各出于其自身的考虑，不愿意日本在朝势力膨胀，以至影响其在朝鲜的权益。故纷纷表示对清廷拘捕大院君、平定朝鲜内乱的支持。
1882年9月，德国驻清使节函告总理衙门，“惟望师船到时，早为弹压底定，未非该国之大幸耳。”(47)
英国在事变平息后，曾照会清廷以示“恭贺”，认为清廷对此事处理及时，朝日所定之约亦“极妥”。(48)
清廷定乱之后，同年12月，美国驻日公使就此发表见解，认为“朝鲜之属于中国已数百年，众所周知。此次，中国发兵往定内乱，具有担当，所为实合公法。”(49)
朝人救援与大院君请归　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日、俄三国在东北亚实力的彼此消长，朝鲜内部的各派政治势力亦望风摇摆，迅速分化聚合，其中不仅有保守、开化之分，而且亦有亲华、亲日、亲俄各派。为争权夺利，上述各种政治势力对清军抓捕大院君一事，亦反映不一。当大院君抵达天津之际，其子李载冕曾拟派护行官赵宇熙、李建昌二人前至中国，初已得吴长庆允准，寻接朝鲜官员金允植密告，李载冕“欲送此二人，将往天津采探吾辈踪迹，转向北京交结朝士，到处鸣冤，期于翻案”。“若此计得行，前功尽弃，不可不慎”。(50) 于是，吴长庆借故阻止。而大院君在离开朝鲜之前，为阻止心腹之人轻举妄动，还曾通过家书暗示党人道：“此间咸曰，今太公入于天朝大幸云。忽忽艰书秘置。待便付上之计耳。勿动勿动，安静安静。”(51)
大院君一行抵达天津后，9月7日，马建忠、丁汝昌等人返抵天津，朝鲜大臣赵宁夏、金宏集等同来，并呈上朝鲜国王咨文二件。一是感谢清廷调兵援护，二是为大院君乞恩释回。表面上看，咨文中恳请释放的心情十分迫切，“沥血祈吁，恳乞天恩，准令李昰应归国”。(52) 但私下赵宁夏却言：“寡君情私，当以释回为是。若论公义，则不能顾情私。”与此同时，在朝的吴长庆从金允植处得知，朝王请求释回大院君，系“太公夫人即国王生母，并国王胞兄李载冕，日夜在旁，苦要国王代太公乞恩，敢不勉从，但国家大计则不然”。(53) 可见，朝鲜统治集团内部的态度极不一致。
大院君禁于保定之后，尽管有“永远不准回国”和“嗣后不得再行渎请”的煌煌上谕，但1882年11月13日和1883年3月4日，朝鲜国王又两次咨文清朝礼部，要以风土异宜，大院君于“衰老疾病之中，何以堪遣”，朝王“尽宵忧念，寸心千折”为由，恳请清廷释还，结果均遭驳回。而大院君本人也先后三次遣人上书都察院或礼部，为己鸣冤，恳请归国，亦遭到清廷的拒绝。
清廷囚禁朝鲜大院君事件，是明清以来传统宗藩关系中从未发生过的大事，它不仅标志着日本侵台后清廷对朝“以夷制夷”政策的改变，而且亦突破了宗主国从不干涉属国内政、外交的传统方针。其后，清廷积极采取了一系列干涉朝鲜国政的举措，对中日两国在朝实力的对比以及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注释：
①(26)(27)(28)(29)(32)(40)(46) 《申报》，光绪八年七月廿四日，光绪八年七月廿三日，光绪八年八月初九日，光绪八年七月廿五日，光绪八年八月初九日，光绪八年八月初九日，光绪八年十一月初十日，光绪八年七月廿五日。
②(15)(17)(30)(31)(33)(38)(39)(43)(44)(45)(47)(48)(49)(50)(5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郭廷以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三卷，第813，806，850，844，863，867，942—944，1049，843，898，838，952，1014，1059，889，889—890页。
③④⑤⑥(11)(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郭廷以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二卷，第734—735，749，750—751，769，771，769页。
⑦(35)(53) 《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2786，3234，3234页。
⑧⑨⑩(16)(18)(19)(20)(21)(24)(25) 马建忠着：《东行三录》，台北：广文书局，1967年版，第56，56—57，58，60，79，71，72，73，84，77页。
(13) 刘厚生着：《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2页。
(14) 薛福成着：《庸庵全集•文编》，光绪丁酉春，上海醉六堂石印本，卷二，第33页。
(22) 张孝若着：《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影印版，第40—41页。
(23) 时李载冕掌握兵权，身兼训练大将、户曹判书、宣惠堂上。马建忠七月十五日“五点钟，驰书召载冕来南别宫议事。载冕鉴于其父，作书以母病辞，令其党李永肃赍复。余因谓永肃曰：‘今之召载冕者，亦欲相与设法为太公宽免地耳；载冕若为其父则至，不然则止。’书片纸交永肃持去……而载冕亦来，因别置一室，令军士露刃以守。”（参见马建忠着：《东行三录》，台北：广文书局，1967年版，第81页）。
(34)(36)(37)(52) 杨家骆主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朝文献汇编》，第17—18册，台北：鼎文书局1958年印行，卷四，第H66—67、H68、H70、H69页。
(41) 张一麐着：《古红梅阁笔记》，《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42) 郭嵩焘着：《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