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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瞿秋白与共产国际
瞿秋白，1921年在苏俄入党，1923年回国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四年后正值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受命担任中共历史上地位显赫的总书记，一年后即退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因被指责在三中全会期间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而被迫退出政治局，从此不受重用，至1934年竟被临时中央领导人下令留在陷落的江西中央苏区打游击，以致被捕遇害。
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书生性格难以适应政治场上的云谲波诡。但与此同时，天生具有多愁善感的文学家气质的瞿秋白，之所以会牺牲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跻身于他并不善长的政治斗争的舞台，除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大势所使然之外，多半也是同他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特殊关系分不开的。尤其是瞿秋白一波三折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若无共产国际和苏联人的作用，瞿秋白的一生也许应当是另一个样子。
与苏联结缘
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世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很小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但是，因为家庭经济破产，父亲离家出走，自己被迫中途辍学，母亲又不堪债务缠身服毒自杀，瞿秋白对人生颇多伤感。直到1916年来到北京投靠堂兄之前，他只是打算“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1]来到北京之后，他虽通过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入学考试，准备在他所酷爱的文学方面进行深造，却再度因为无钱付学费而未能如愿。一个偶然的机会，瞿秋白进了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这使得他开始与俄国结下不解之缘。
瞿秋白决心学习俄文，并不是因为知道当时俄国已经革命，也并非因为了解到俄国文学的伟大，当时不过是出于对“寄生生活”的痛苦，考虑到俄文专修馆不收学费，又许诺毕业后能够有固定工作，因而“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2]想不到，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陡然打破了他“孤寂的生活”。对旧社会种种不平的疑惑和仇恨，驱使他迅速开始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并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旋涡，试图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和平博爱的“新社会”。一年以后，他又接受《晨报》所邀，以特邀通讯员名义前往当时还扑朔迷离、充满神秘的社会革命色彩的苏俄，希望“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3]
苏俄之行无疑根本上改变了瞿秋白的世界观，他从此开始笃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与此同时，瞿秋白对苏俄及其革命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向往与热爱，也使他很快成为一个受到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欢迎的中国人。赴俄初始，他就与俄共在远东的重要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成为随后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的撰稿人之一。紧接着，远东书记处先后推荐瞿秋白以客人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4]，和担任新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部的翻译。在此前后，瞿秋白在莫斯科遇见了当时正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中学同学张太雷，并很快在张太雷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之后，瞿秋白又作为翻译在1922年1月参加了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并在1922年11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5]
瞿秋白在苏俄的经历，特别是共产国际对他的好评，使得他人在苏俄就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秘书维经斯基明确表示希望他能够到远东书记处去工作，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共同为孙中山拟定的改组国民党计划草案中，则提名瞿秋白为“联络部部长”和国民党“上海支部部长”的第一人选，以及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之一。[6]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瞿秋白在苏俄期间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问题了。这使得他在1923年应中共中央的要求回国之后，当即被授予理论宣传的重任。尤其刚刚回国的一段时间里，瞿秋白在北京一方面要设法挣钱维持生活，一方面完全一个支撑着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工作，辛苦异常[7]。以后，瞿秋白来到上海，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固定的生活补贴，生活得到保障，他又进一步负责起宣传国共合作的《前锋》杂志，并开始为党的机关刊物《响导》周刊撰稿。这位只有24岁，刚刚从苏俄回来，在党内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瞿秋白很快在理论宣传方面显示了他的特长。他不孚众望，把两个刊物都办得有声有色，充满理论性和战斗性。而对于共产国际这时所提出的国共进行党内合作的建议，面对中共党内众多反对意见，瞿秋白也能够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并且一再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政策的重大现实意义，因而进一步赢得共产国际方面的好感。马林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以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8]因此，当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也交给瞿秋白来起草。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更顺利地开始步入中共领导层，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由此得以初步奠定。
鲍罗廷的得力助手
1923年10月，根据苏联政府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达成的协议，在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的推荐下，鲍罗廷前来中国的广州担任国民党的政治总顾问，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占据广州的国民党按照苏俄共产党的形式在组织上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的党。为了贯彻这一政治意图，鲍罗廷必须依靠已经成为共产国际一员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起作用。因此，鲍罗廷来华后很快就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推荐，坚持将懂得俄语的瞿秋白调去广州，组织了一个只有几个人(包括胡志明在内)的的办公室。[9]而瞿秋白在俄语方面的特长以及在苏俄的经历，使他迅速成为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最重要的联络人。
自从瞿秋白来到广州之后，他与鲍罗廷几乎形影不离，成为鲍罗廷的得力助手。鲍罗廷与孙中山之间的频繁接触，鲍罗廷与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廖仲凯、汪精卫、胡汉民等就国民党改组问题的一次次讨论，以及鲍罗廷与中共中央驻广州的代表谭平山之间不断地交换意见，中共党团与鲍罗廷定期举行的联席会议，都少不了瞿秋白的参加。在所有这些重要活动中，瞿秋白不仅是俄语翻译，而且也是鲍罗廷的工作秘书，协助鲍罗廷处理了大量文件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因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鲍罗廷和瞿秋白之间就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多半也正因为如此，鲍罗廷相信应当让瞿秋白担任更为重要的工作。
1924年1月，鲍罗廷在与中共党团联席会议上明确批评中共在上海对国民党的工作缺乏重视，与国民党缺少联系与合作，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和为广州的改组工作提供足够的情报。当时国民党改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广州正准备进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确立新的党纲及党章。由于广州距离内地较远，交通不便，又与北京政府处于敌对状态，上海四通八达，又是国民党在内地的宣传中心，国民党最大的报纸《民国日报》长期在那里发行，影响全国甚大，因此，上海工作的好坏，对在全国范围内促成国民党的真正改组，使之成为群众性的党，实现国共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鲍罗廷特别重视上海国民党的工作，并推举瞿秋白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提议派瞿秋白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汪精卫、胡汉民一起前往上海主持上海国民党支部、特别是领导《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鲍罗廷所以提议瞿秋白离开他的办公室参加上海国民党支部和《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显而易见是希望通过瞿秋白来贯彻他的改组意图，并加强他以及中共中央与内地国民党之间的联系。[10]鲍罗廷不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就赋予瞿秋白以如此重任，充分显示出他对瞿秋白是高度信任的。[11]
瞿秋白2月7日到达上海，开始积极参予组织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和《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同时还兼任由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于右任担任校长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师，致力于在理论上培训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特别是改组后的《民国日报》，在瞿秋白的直接参予下，在政治上开始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为新近通过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反帝运动、拥护苏联运动积极辩护，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右翼势力的猜疑和反对，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开始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声称《民国日报》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报纸，瞿秋白则是“俄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执行委员”。[12]4—5月间，由于鲍罗廷前往北京参加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关于中苏协定问题的谈判的消息传开，更引起坚决否认北京政府的大批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孙中山这时也接连致电鲍罗廷和加拉罕，要求苏联放弃与北京政府谈判的努力。随着中苏协定于5月31日在北京签订，国民党内右翼势力一时群起鼓噪，许多国民党人公开主张与苏联断绝关系。面对这种情况，瞿秋白等中共党员不得不挺身而出，与右翼国民党人进行斗争，孙中山虽出于取得苏联援助的目的，说服了国民党内主张破裂与苏联关系的党员，但却难以平息党内右翼对中共党员无条件拥苏态度的强烈不满，致使国共两党关系竟因此出现严重危机。
对于国民党内出现的这股反对与共产党合作的潮流，陈独秀很快提出了使国民党内派别斗争合法化的主张，要求瞿秋白通知鲍罗廷，设法支持中共“在国民党内形成左翼派别”。[13]6月25日，鲍罗廷在与国民党右翼代表张继等人的谈话中，明确地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开始强调党内分派之必然。[14]但事实上，在几次与孙中山等人谈话后，鲍罗廷就意识到广州的形势已经对自己和中共十分不利了。鉴于形势十分严重，他不得不一面去电北京苏联大使馆，向加拉罕请示办法，一面向孙中山推荐瞿秋白为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便要瞿秋白能够赶回广州协助他做国民党上层领袖的工作。尽管这个时候“中央仅有三人，《向导》实际上已没有编辑”，但鲍罗廷明确认为，“最重要的是保证广州有工作人员”。由此不难想见鲍罗廷对瞿秋白是如何的重视。[15]
8月初，在得知国民党中监委有人就中共党团问题提出弹劾中共党员案之后，陈独秀同意瞿秋白前往广州，代表中央协助鲍罗廷，负责与孙中山等人就此进行商谈。瞿秋白返回广州后，再度开始配合鲍罗廷在国民党领导人中间进行劝说工作，力争保持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存在。但孙中山为平息国民党内的不满，仍旧坚持开会讨论弹劾中共党员案。在征得加拉罕同意后，鲍罗廷决定采取退让政策以避免因此形成两党关系破裂的局面，而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明确主张苏联不应继续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更反对任何退让。[16]就在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几乎同时，得知鲍罗廷准备提议在国民党内组织一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之下，由国、共和共产国际各出一名代表组成，将所有共产国际给中共的训令交给委员会审查，同时并负责解决两党关系中的一切纠纷。对此，瞿秋白不得不通知中共中央研究对策。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当即决定：“(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为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17]但是，由于瞿秋白的信没有及时送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到达时，国民党二中全会《有关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已经正式通过，鲍罗廷和瞿秋白均参加会议，并表示赞同。此事引起中共中央极大不满，瞿秋白很快被召回上海，并被陈独秀等斥责为“擅称代表”。瞿秋白虽再三解释此国际联络委员会实“为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事实上该项工作，殊难实现”[18]，但中共中央坚持认为这一组织难免不成为国民党今后束缚中共的工具，最后终于迫使瞿秋白“认错”。当然，在这个问题上，瞿秋白并不十分服气。在他9月23日回到上海之后写给鲍罗廷的一封长信中，他明确表示不能同意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主张，认为陈独秀和蔡和森关于立即向国民党右派发动进攻，坚决反击国民党中派，强调苏联应立即停止对孙中山国民党的一切援助，以便转而加强中国工农运动和共产党自身力量的主张，未必是策略的。毕竟对这个国际联络委员会，国民党可以用来束缚我们，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反对国民党的右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结果。瞿秋白告诉鲍罗廷，他虽反复申诉，仍不得要领，中共中央已拒绝他再回广州去为鲍罗廷工作，明确决定：“瞿秋白应在上海情报局和上海大学工作”。[19]
鲍罗廷、瞿秋白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这一年的12月份。此前，中共中央专门派高尚德前往广州向广东地方委员会传达自己的意图，并同鲍罗廷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只是因为10月间广州商团事件的爆发，共产党人不得不暂时接受国民党广州政府以抵抗受到港英当局支持的商团武装，才使这种争论停息了下来。紧接着北京冯玉祥发动兵变，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鲍罗廷坚决主张孙中山予以响应，瞿秋白坚决响应，陈独秀、蔡和森等中央领导人与鲍罗廷、瞿秋白之间又发生矛盾，为此甚至批评瞿秋白不该与中央唱反调，进而将瞿秋白调离中央。这时恰值瞿秋白在上海受到通缉，被迫避往北京，而中共中央很快也改变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态度，此事方才告一段落。当瞿秋白1925年1月15日为出席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到上海之际，他惊奇地发现：中央内部的左的倾向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但反对军事行动、反对孙中山北上的“左倾病”已经荡然无存了。他甚至到上海不久，就在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不过，瞿秋白因此也失去了继续在鲍罗廷身边工作的可能。陈独秀显然反对瞿秋白继续协助鲍罗廷工作，因此，中共中央不顾鲍罗廷的反对，坚持决定，瞿秋白作为中央执行委员，必须在上海长期负责党的报刊宣传工作，中共中央将为鲍罗廷另配翻译人员。[20]这样一来，瞿秋白与鲍罗廷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工作关系正式结束了，瞿秋白不再是鲍罗廷办公室的一员，不再继续从鲍罗廷那里领取薪水。大乱之中左右为难
自中共四大以后，瞿秋白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共中央局5名委员之一。但严格说来，除了总书记陈独秀以外，瞿秋白这时在党内的地位还排在张国焘、彭述之和蔡和森三人之后。甚至，在实际工作中，瞿秋白也还处于彭述之的领导之下，因为彭述之是中央宣传部部长，瞿秋白只是具体负责主编中共机关刊物。
瞿秋白在上海工作的两年左右时间里，除了夜以继日地从事宣传工作，以及短时期出外执行任务以外，一项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协助中央领导人接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间的关系。因此，瞿秋白在这段时间始终与共产国际代表有着密切的接触。两年间持续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使瞿秋白在理论方面有了更加长足的进步，与这时主要的中央领导人比较起来，他显得更容易与革命经验相对较为丰富的共产国际代表进行沟通，这些无疑都使先后来到上海的国际代表普遍对瞿秋白抱以好感。但瞿秋白已渐渐注意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和鲍罗廷之间，明显地存在着矛盾，使他颇感为难。象1925年12月，鲍罗廷正在广州全力筹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设法赶走国民党右派，打击那些尖锐批评共产党的国民党中派领袖，努力扩大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势力。而上海这边维经斯基等远东局代表却对国民党中派领袖提出的撤换鲍罗廷的要求不置可否，甚至拉上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三人去与做孙科、邵元冲、叶楚伧这些中派领袖的工作，表示在国民党二大上中共保证不要求超过1／３以上的中央委员名额。1926年8月，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在广州与鲍罗廷、维经斯基举行联席会议，鲍罗廷提出“社会革命政纲”，主张迅速提出土地革命的斗争任务，维经斯基却坚持只能实行“民主革命政纲”，反对立即提出土地革命任务，双方意见分歧。面对这种情况，瞿秋白显然处境困难。[21]
好在瞿秋白并没有过深地介入到国际代表之间的矛盾冲突当中去。1927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送达上海中央之际，中央局领导人陈独秀、彭述之和瞿秋白三人曾经有过一次讨论。据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称，在这次讨论中三个人的看法分歧，彭述之“反对这些决议，认为决议中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早就预见到决议中所说明的一切。决议中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说法尤其错误，因为在中国并没有(决议中所说的)工业资产阶级。”“陈独秀不清楚决议是对还是错，他要看看它的效果才能决定。”只有“瞿秋白百分之百地赞成这个决议”。[22]不论三个人这时的具体意见究竟如何，在这一时期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决议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对于这一决议确实存在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决议虽然表示：“中央政治局已经过讨论与辩难之后，接受国际这个提案，并决定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23]但政治局“经过讨论与辩难”的说法表明，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央三位常委确实对这个公开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的激进决议，有过某些重要的争论。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共产国际的不满。这时在上海的数名国际代表一致认为，彭述之的意见实际上正是苏共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的观点，因此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彭述之“不应留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在这件事上的激烈反映，可以清楚地说明他们在中共中央里面这时仍旧比较信任瞿秋白。显然，彭述之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决议的态度，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的严厉批评，是促使瞿秋白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就《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并很快在武汉出版的重要原因。在中共历史上，党的领导人公开出版点名批评仍然在位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并且是自己顶头上司的小册子，这多半也是唯一的一次。联系到3月间本来在中央局排名最后的瞿秋白来到武汉，竟被指定主持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4月上旬讨论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新中央人选时，准备接替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明确提议，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应当由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来组成，彭述之必须退出政治局。从罗易提出的这一名单顺序不难看出，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对瞿秋白的看法如何。[24]
当然，同党内大多数领导人一样，对于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瞿秋白无论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严重准备不足。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与前此历次共产国际有关决议和指示相比，是一个要求中国革命急剧左转的文件。瞿秋白毫不犹豫地予以响应和鼓吹，难免在当时的党内引起一些非议。〖ZW(〗据蔡和森说：这时“有人咒骂秋白是国际决议到后称好汉”。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ZW)〗事实上，在紧接着到来的急风暴雨中，瞿秋白也并没有能够按照他那个小册子所描述的“一次革命”的轨道一往直前。[25]
瞿秋白在武汉遇到的第一件进退维谷的事情，就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之后中国革命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步骤。由于负责指导国民党工作的鲍罗廷与受命前来贯彻共产国际七次执委会决议的罗易之间出现尖锐的意见分歧，瞿秋白的处境十分微妙。4月12日，由于还不清楚蒋介石在上海叛变的消息，瞿秋白支持罗易提出的应当就地深入开展工农运动，特别是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改组军队来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暂时不忙于进一步北伐。但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事变的消息传来，鲍罗廷向瞿秋白指出：在现有地区，守着那些植根于封建土地关系基础上的军事领袖，无法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只有继续推动武汉政府北伐，尽快向西北方向接近外蒙边界，背靠苏联建立巩固根据地，才能摆脱过于依赖旧式军队的情况，回过头来巩固占领地并进攻蒋介石。因此，瞿秋白在13日晚的联席会议上，又告诉与会者：“今天我得到了很多消息，现在我赞成北伐”。只不过，他主张折衷鲍罗廷和罗易两人的意见，确定北伐的方针，但“不立即进军”，先做一段深入革命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最后，会议终于就此达成妥协，由瞿秋白起草决议，支持先北伐后巩固，但北伐暂以占领陇海路，连接冯玉祥为目标。[26]
与鲍罗廷和罗易之间意见分歧比较起来，瞿秋白这时最感到无所适从的的事情，就是如何在共产国际接二连三的要求加速革命进程的指示和中国革命现实的条件当中作出选择了。比如，鲍罗廷一直在鼓吹开展土地革命，瞿秋白对此也一向深表赞成。按照共产国际七次执委会决议，瞿秋白更是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以致当毛泽东写出赞扬湖南农民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和造反行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他第一个站出来为之叫好，声言：农民造反“‘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27]但面对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的强烈反对态度和层出不穷的军事危机，瞿秋白显然和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一样，逐渐对共产国际的激烈政策表示怀疑。
自6月3日瞿秋白成为中央常委之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回复共产国际的电报，无一不反映出这种复杂心情。象着名的中共中央6月15日电，就明确指出：“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其主力多是失业和无地的农民，“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平均分配一切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农之间的冲突。”由于“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28]当然，这样一种态度也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特别是鲍罗廷所赞同的。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在谈到莫斯科来电关于要求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训令时，明确认为没收土地是一个过程，首先应该实行减租、反对土豪劣绅，最后才是没收土地。对此，瞿秋白明确表示赞同，并提出了一个和国民党交涉的土地政纲草案，主张不要提出没收土地的条文，将土地问题暂时限制在减租减息、保护佃农和乡村自治的水平上。此后，在6月30日，他又进一步起草了一个主张全面退却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认为从维持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角度，有必要向国民党保证：“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他们的要求必须符合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政府和法令”；工会不得干涉店员的解雇、企业的管理，更不得惩罚业主；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业主的经济能力；工农武装及纠察队等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除非政府允许，不得逮捕、审讯和巡逻。这一文件在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通过。[29]
过渡的“总书记”
6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向鲍罗廷提交了解聘书，这使鲍罗廷感到极其意外。鲍罗廷此后虽极力挽回，但已无济于事。眼看国共合作大势已去，国民党将迅速走向反苏反共，鲍罗廷不能不准备后事。7月上旬，接到共产国际决定破裂与武汉政府关系的指示，陈独秀告假不出，鲍罗廷要张国焘等组织新的中央局暂时领导工作，说是武汉即将出现反动，陈独秀、谭平山、瞿秋白和蔡和森等目标太大，应该尽快到莫斯科去。随后，鲍罗廷拉上瞿秋白顺江而下，经九江上了庐山，密商国共分裂之后的撤退办法，直到7月下旬才又回到汉口。这时，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已到武汉，共产国际指示也接连到达，鲍罗廷将瞿秋白引见给罗明那兹之后，罗明那兹坚持要瞿秋白留下负责中央工作。原来，鲍罗廷与瞿秋白回汉口之前，罗明那兹已经与新中央局有过工作关系，双方合作不甚愉快。因此，瞿秋白来后即被留下，开始和罗明那兹一起领导中央工作，具体部署对国民党的激烈反抗行动，同时准备召开紧急会议，以便照共产国际要求的改组中央，“否认破坏了共产国际底纪律的领袖们”。[30]毫无疑问，陈独秀离任后，瞿秋白突然接班，一方面还是基于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任，一方面也多少有点儿偶然。当然，依照惯例，此举很快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
共产国际是不是不了解瞿秋白在武汉时期的摇摆态度呢?未必。问题在于，当此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除了共产国际上上下下比较了解和信任的瞿秋白之外，他们找不出其他人能够担此重任。[31]尽管共产国际指示明确要求改组的中央要加入工农运动的领袖，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罗明那兹却几次明确表示反对，坚持中央必须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尤其对进入中央之人必须进行严格的能力考察。[32]这种情况说明，共产国际这时考虑最多的，多半还不是谁更能胜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职务，而是用谁更容易贯彻和实现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能够保持中共组织及工作上的连贯性。
8月9日，在新一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罗明那兹提名瞿秋白为政治局三名常委之一，并负总责，自此，瞿秋白成了“总书记”。只是，由于新的政治局的改选没有经过党的代表大会，瞿秋白的这个“总书记”只有其实，而无其名，并且在实际上同政治局一样，也是“临时”的。
在瞿秋白“主政”期间，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干劲。他不仅日以继夜地与共产国际代表和党的各级领导人讨论工作、听取汇报，而且仍旧大量地亲自写文件，为党刊写社论，乃至还抽时间写长篇理论文章。他不仅领导了包括着名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内的各地武装暴动，还组织中共领导人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探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方针和政策问题，力图使自己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积极探索和民主讨论的精神，颇为引人瞩目。但同时，这种过于重视理论思维，凡事总是力图在理论上找到答案的思想方法，也使他不能不象以往一样，过多地依靠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代表的思路来考虑问题。罗明那兹强调中国存在着两种发展可能，说如果革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的话，“中国就将要进于‘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对此，瞿秋白虽然相信：“工农革命胜利的前途的可能要更多些”，但不能提出不同意见。[33]罗明那兹断言，中国革命所以不能马上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是因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政权形式，到了苏维埃时就不能再联合小商人。瞿秋白虽然对罗明那兹的解释认为不能满意，但也只能相信问题的关键在于小资产阶级。只不过，他一面注意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数量太大，与小国的不同，很难一下子拿住他们，一面又同意罗明那兹的观点，认为不能顾惜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就要想准备打倒它，主张“很快的将革命的人民政权转变到苏维埃”，争取“小商人一去则马上变为苏维埃的政权”。 [34]在这样一种理论观念的支配下，当斯大林突然来电指示立即提出苏维埃口号以后，瞿秋白很自然地要接受罗明那兹的“无间断革命”论，相信：“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进程，必要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对于小资产阶级不必有所顾忌。[35]
瞿秋白在理论上的误区和对共产国际代表的过分依赖，导致他领导的中央表现出严重的左倾盲动倾向。瞿秋白当然不是那种不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他曾以羡慕的口吻赞扬毛泽东是中国党最有独立思想的人。在经历了刻意模仿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模式的失败过程之后，他也大胆地提出了首先控制乡村，进而通过农民游击战争汇合好几县暴动军，再进一步夺得省城，“如此汇合而成全国，或某几省的暴动军联合”，量力而行，波浪式推进的区别于俄国革命的暴动方针。通过这一思考，瞿秋白还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观点，[36]但归根结蒂，他的思想观念还不能脱开共产国际指示及其代表的观点的框子。这使得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与思辩，显得十分艰难。
被保护的“理论家”
瞿秋白领导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没有能够探索出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进入1928年以后，各地的暴动明显地失去后劲儿，中国革命迅速转入低潮，这种情况引起瞿秋白的极大不安，即使在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决议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激进观点之后，瞿秋白仍旧极力主张应当“肯定的承认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因为“如不很好的解释是可以给机会主义分子投机的”。很明显，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时的许多激进作法受到了来自党内的尖锐批评，瞿秋白对此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37]甚至当他在5月应召前往莫斯科筹备和召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际，当着斯大林的面，他还在辩称：“革命的客观形势仍是向前去，是向上涨的，走向高潮，简单说高涨这两个字或许引起误会，但真正的意思是不错的。”在六大政治报告中，他仍然坚持说：“现在的革命是上升的，而不是低落”，“革命客观上是走向高潮”，虽然高潮还没有到，“但是许多高潮将到的象征已经可见”，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以准备暴动为总方针”，因为“暴动是夺取群众的方法”。 [38]瞿秋白的这一态度，受到与会者不同程度的反对。甚至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也对瞿秋白的说法表示疑问。当瞿秋白表示：“盲动主义的危险现在已经减轻了，请布哈林同志放心”时，蔡和森明确反对说：“我的意见与他相反，我以为大会应与这新的危险倾向—盲动主义，严厉地奋斗”，即使在瞿秋白的报告里，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在第六次大会上，瞿秋白显然没有估计到自己会成为众矢之的。他始终积极地主持会议、起草文件，向联共(布)中央和国际代表提供各种建议，依旧按照自己的思想方式，毫不顾忌地在大会小会上与不同意见者进行着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各种争论。意想不到的是，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作为前此中共盲动倾向最高负责人的他，几乎动辄得咎。就连他自认为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提出来的一省数省乃至一县数县首先胜利的观点，也在会上受到批评。对于他关于可以首先控制农村，通过农民游击战争逐渐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汇合几县农民暴动军造成地方割据，进而夺取一省乃到数省的说法，几乎没有任何代表赞同。张国焘甚至明确讲：“秋白同志现在还不肯放弃他一省或数省直接革命形势的说法”，“以为用农民游击战争，可以包围一大城市而成为割据局面。中国历史告诉我们，洪秀全时代，可以由乡村起来夺取大城市的政权，辛亥革命时代就不同了。……现在我们不能再有用农村革命包围大城市的革命形式的观念了。”张国焘声称：如果真的以农民来打城市，只怕是这些缺乏组织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会把广州城也给烧掉了呢![39]
当然，瞿秋白依旧与共产国际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共产国际对瞿秋白也依旧颇有好感。尽管斯大林这时已经注意到太习惯于理论思辩的瞿秋白不适合做中国党的最高决策者，决定要把工人领袖向忠发扶上台，但在经过斯大林、布哈林和米夫等人内定的名单里，瞿秋白照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之一。只不过，考虑到大会上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他们相信让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沟通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代表，也许会更少矛盾。因此，当中共六大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布哈林明确表态支持瞿秋白进政治局。他特别向中央委员们做工作说：不要把过去一切左倾的责任都加到秋白同志身上去。大会上许多同志反对秋白，秋白过去也有过左倾盲动错误，但这并非他一个人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负有相当的责任，把账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去是不对的。一定要把政治路线正确、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同志—即使他们过去犯过错误—选到政治局里面去，一定要在国际留下有工作能力和有经验的政治局的代表，“象秋白与国焘”，而“秋白是理论家，留在国际有很大用处”。布哈林表面上说：我个人不能说谁谁应当进政治局，这要看同志自己的意见，“选与不选听凭你们决定”，但布哈林的这种态度无疑具有影响力。结果，在总有效票22票的情况下，瞿秋白以16票入选新的政治局。
中共六大之后，瞿秋白和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在了莫斯科。瞿白还在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在以后的两年里，瞿秋白虽然不得不应付代表团必须要处理的许多事务性工作，但他显然把更多的时间花到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方面去了，几乎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理论家”。他参加了这两年间共产国际针对中国问题提出的大多数决议的讨论和起草工作，为此先后研究了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苏维埃运动和其他各种现实问题，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理论斗争。他在这段时间里，还不能不花很多时间来批判苏联党内和中国党内不断“冒”出来的各种政治“反对派”，批判布哈林，批判托洛茨基，批判陈独秀……。但布哈林的迅速倒台，也成为瞿秋白的一种灾难。随着莫斯科一批在熟读苏联教科书的中国留学生成长起来，瞿秋白在理论上的“权威”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当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瞿秋白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负责处理莫斯科中国留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的时候，一些自认为比瞿秋白更具有理论家资格的年轻学生很快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瞿秋白。不管瞿秋白自己后来怎样说明他与这些学生之间的矛盾，他当时显然对中国学生中一批工人学生反对自以为是的学生干部和校长米夫官僚主义的斗争，采取了某种支持的态度[40]，因而引起了新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严重反感。共产国际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来批评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代表团，要求中共中央刷新代表团的成份，取消瞿秋白的代表团负责人资格。[41]当然，共产国际这时对瞿秋白也并非完全失去信任。据周恩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意见说，瞿秋白政治路线上没有问题，反陈独秀以及反右倾斗争都起了重要作用，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缺点错误，一个是对富农问题认识不正确，没有随着布哈林的倒台和苏联反富农斗争的展开，跟着共产国际立即推动中国革命中的反富农斗争；一个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不能有正确的斗争精神，介入学生中的派别斗争，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在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之际，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仍旧找他谈话，委以重要使命。
“一失足成千古恨”?
瞿秋白和周恩来1930年8月先后回国。二人回国前，正巧遇到共产国际决心纠正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倾向，作为政治局委员，二人理所当然地都负有贯彻共产国际此一意图的责任。但是，由于二人离开莫斯科时，共产国际还不了解李立三曾经有过严重冒犯共产国际的言论，[42]再加上这时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党内，都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因此，二人回国后对李立三的错误并没有采取过于严厉的态度去上纲上线，反而通过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认为李立三的错误只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肯定前此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想不到，瞿秋白回国还不到一个月，共产国际就得到了李立三严重冒犯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报告，共产国际领导层因此激愤异常，迅速通过决议将李立三的问题上升为政治路线问题，并决心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莫斯科对中共中央的内部监督。恰好周恩来走前曾要求共产国际派在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米夫来中国指导工作，米夫又正好出国治病，这一使命自然也就落到了米夫的头上。瞿秋白因支持莫斯科工人学生批评米夫和米夫信任的学生(即所谓“二十八个半”)刚刚受到共产国际的公开批评，如今再度在立三路线问题上采取错误态度，这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授人以柄。
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上纲上线，迅速在中共党内掀起巨大波澜。对三中全会调和倾向以及三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政治局的强烈反感，促使瞿秋白和周恩来必须出来承担责任。二人因此很快向米夫承认错误，表示愿意退出政治局，但是，这时在共产国际内部颇受好评的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而受到责难。[43]12月29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以及米夫早先的学生陈绍禹(王明)与远东局代表举行联席会议。结果，远东局明确提议，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退出政治局，米夫的学生陈绍禹等人加入。得到消息后，瞿秋白并不感到意外，甚至深为自己不能看出李立三问题之严重感到内疚，相信只有由他来承担责任才能在政治上起到教育作用。因此，他当即表示赞同远东局的意见，并检讨说：我的退出，绝不是自责式的退出，而是在政治上斗争上的需要，因为自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我始终负有政治指导上的责任。我的退出，具有政治斗争的意义。在紧接着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更进一步郑重地表示愿意承担错误的责任，说：这次调和主义的错误责任，在政治局里面，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实际上，自八七会议以后至今，我在许多问题上与立三路线是一致的。立三路线不过是我六大以前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因此，“立三路线，亦可叫他做秋白路线”。[44] 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接连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并发表声明书，深刻检讨自己思想上的错误根源，表示坚决拥护四中全会。但是，这种过分的自我批评，只能给已经受到以陈绍禹、秦邦宪为代表的一派留苏学生影响的新的中共中央以更多不信任他的口实。这些学生在莫斯科时本来就是所谓“反秋白”的代表，影响到中共中央对瞿秋白日益另眼相看。中共中央这时虽然相信只分配他去翻译《列宁文集》有些不相适宜，但同时根据瞿秋白自己的上纲上线，又断言他理论上现在不能担任领导工作。因此，即使米夫和远东局考虑到加强各个苏区工作的需要，提议派瞿秋白到苏区去，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都表示反对。总书记向忠发明确说：苏区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必须派政治上强并且反立三路线的同志去，否则不能很好地贯彻正确的路线。因此，四中全会后，正如瞿秋白自己所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45]
但是，瞿秋白既然还是共产党员，他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舞台。1934年初，他还是被遣往江西苏区，去担任不必负太多政治责任的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的工作去了。这个时候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为代表，留苏学生已经占据了中央和中央苏区各个权力部门的领导岗位，瞿秋白自然更加不受重视，并且动辄还要被扣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之类的帽子。终于，当几个月之后，因为军事上严重失利，中共中央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撤退几乎所有重要人员的时候，三人团[46]的负责人秦邦宪首先想到的就是没有必要带瞿秋白一道走。三人团的决定，无疑是导致瞿秋白最后被俘致死的重要因素。但这个提议和决定的背后，仍是莫斯科的那些记忆在起作用。
瞿秋白似乎从来没有抱怨过莫斯科。即使在几年后临死前写下那篇非常着名的《多余的话》，他也没有认为自己的悲剧莫斯科方面应负多少责任。相反，他只是残酷地解剖着他自己。他认为这一切滑稽剧的造成，都是缘于一种“历史的误会”，即以自己的性格，本不应去充当什么政治家。然而，死时才不过36岁的瞿秋白，既然赶上了那个时代，出身于那样一种家庭；既然碰巧学了俄文，去了莫斯科；既然像其他激进的青年学生那样对新事物容易热血沸腾……，他就难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应当了解的是，有过类似误会的，其实远不止一个瞿秋白。只不过其他人或顺或逆，或生或死，不如瞿秋白有名气罢了。
[1] 《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2] 《瞿秋白文集》，第689页。
[3] 《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8，27页。
[4] 关于瞿秋白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客人身份，可见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发给中国代表团的证书。其中说明：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为张太雷和俞秀松，客人为陈闻影和瞿秋白。
[5] 张太雷当时虽在共产国际工作，但他使用的语言是英语。
[6] 这个计划草案的落款日期为1923年1月1日。见李玉贞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202页。
[7] 《瞿秋白致维经斯基信》，1923年3月22日。
[8]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6页。
[9] 关于鲍罗廷不与中共中央认真商量就点名调走瞿秋白的情况，蔡和森曾经在1926年2月1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过具体的说明。他说，鲍罗廷当时对陈独秀说“希望瞿秋白作翻译，甚至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就把他调走了”。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26年2月10日，《中央档案馆馆刊》，1987年第2—3期。
[10] 《中共与青年团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
[11] 关于鲍罗廷不经过中共中央就指派瞿秋白担任《民国日报》政治编辑的情况，见《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3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440，459—460页；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10期，1927年12月19日；《秋白给国际的报告》，1928年2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9页。
[3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86—87页。
[38] 《瞿秋白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39]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40] 曹仲彬、戴茂林着：《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137页；并见《瞿秋白文集》，第7卷，第135，710页。
[41]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资料》，第15册，第15页。
[42] 参见《立三路线的形成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及远东局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43] 关于周恩来这时在共产国际所受重视的程度，可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卷，第438—439页。
[44] 参见《瞿秋白文集》，第7卷，第124—125页。
[45] 《瞿秋白文集》，第7卷，第711页。
[46] 1934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秦邦宪、周恩来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决策根据地撤退的各项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