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冲突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陈仪-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冲突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冲突
内容摘要：为了去除皇民化运动的色彩，台湾光复后，陈仪采取一系列措施，发起国语运动，强迫台胞学习国语国文，摒弃日语日文，希望台胞尽快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激起反弹。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来台的军公教人员接管已经初步工业化的台湾，面临着制度、法制、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适应，造成种种误会。由于两岸隔离50年，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下，许多台胞对大陆所知甚少，受到误导。台籍精英反对大陆来的贪官污吏，主张台湾不但要中国化，更应台湾化。大陆籍官僚则认为台胞过于注重现实，缺乏大度的胸怀。二二八事件期间，日本色彩暴露无遗。针对一些台胞缺乏中华意识和文化传统，陈仪加速台湾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小学生强行灌输中国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使台胞真正变成纯粹的中国人，清除日本文化色彩。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台湾一些学者强调，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在思想上受到影响，不肯认同中国大陆；在文化上，也不同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处于农业社会阶段，低文化的外省人统治现代化的台湾人，激起双方的冲突。[1]反对方则认为，文化冲突论过于夸大台湾文化与中国大陆文化的差异性，掩盖了其中的阶级性。[2]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探讨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化冲突，试图弄清几个问题：一是光复初期台湾是否存在文化冲突；二是文化冲突是否直接导致了二二八事件；三是何以国民党官僚认为台人日化是二二八事件的主因；四是如何评估光复初期台湾文化的中国化。
一、强制推行国语
曾经以中国为师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一跃为东亚强国。中国虽经洋务运动，甲午惨败，八国联军入侵，山河破碎。青年学子纷纷留学东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的现代化深受日本的影响。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打乱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日军在占领区内，实行“三光”政策，杀我同胞，搜刮物资，榨取民众血汗，强制推行日语教育，要用日本文化取代中华文化。在抗日的烽火硝烟中，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誓不臣倭，发酵成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以反对日本为前提和对象的，进而指向日本的语言、生活习惯、文化等一切东西。广大民众反抗日本文化中的残暴性、奴役性，甚至全面否定其中的合理成份。
陈仪两次东渡日本留学，先后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长、福建省主席等职，是国民党内少有的日本通、台湾通。因对日本现代化成就的敬仰，陈仪对日本文化心悦诚服，并以日本文化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残酷的事实面前，陈仪对日本民族与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摒弃了“日本第一”的陋见。
1936年9月，日本海军上将小林跻造被任命为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上任伊始就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的三大目标，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941年4月，皇民奉公会成立，台湾总督自任总裁。总督府向全体民众宣扬日本皇国精神，教唱军国主义歌曲，强迫各级学校的学生接受日本国民训练，把中国人丑化成利已主义、蛮不讲理，没有国家观念、鸦片鬼的形象，提倡效忠日本天皇，培养凶猛、好胜、服从、勇敢的性格。
日据晚期，台湾社会受到殖民当局的严格控制，台湾人民从公学校的儿童到社会上的成人，从思想到日常生活，从语言到风俗习惯，都在同化政策的范围内。闽粤移民东渡台湾，也将自己的信仰习俗、语言观念带到这里。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延伸，带有闽粤地域特征。日本殖民者企图在短期内改变他们的文化信仰，引起台胞抵制和反抗。汉语虽遭禁止，民众仍在暗中学习。人们在公开场合不得不说日语，在家中多以台湾方言交谈。多数台胞吸收了日本文化的优秀部分，如认真、守法、敬业、卫生等，丰富了台湾文化的内涵。
不必讳言，皇民化运动扭转了台湾本土社会的政治生态。老一辈御用绅士基于现实利益的驱使去迎合异族的统治，在文化认同上尚能固守中华传统。出生于192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普遍在日本化的正规学校教育环境中长大，长期被灌输要对天皇和皇国效忠，成年后又被蒙骗要为“大东亚战争”献身，潜移默化。其中一些人对中华祖国和文化产生疏离感。
《开罗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准备收复台湾，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对日本在台湾的行政体制、经济制度、技术、法规，陈仪认为有可取之处，可以为我所用，而日本文化则是毒害人，必须彻底铲除，而不是容忍其存在。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台湾情况特殊，行政机构有别于大陆各省，陈仪反对遽然改制，以免台湾社会混乱。受降之后，陈仪将原有的台湾总督府改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下简称“长官公署”），其它基本上沿袭旧有的行政制度，以保证接收与重建工作的顺利展开。
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政治是专制的、压迫的，经济是剥削的、搜刮的，文化教育是奴化的、毒化的。光复以后，陈仪决心使台湾文化彻底摆脱日本的殖民色彩。台湾既然复归中华民国，台湾同胞必须通中华民国的语言文字，懂中华民国的历史。陈仪期盼一年内，全省教员学生大概能说国语，通国文，懂国史。
针对皇民化，长官公署以一切中国化为号召，组织国语推行委员会，普及国语教育，创立师范学院，积极培养合格教师。大陆两位重要的国语推行专家魏建功与何容，于1945年11月抵台，担任国语推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在台中、新竹、高雄等八市、县设立“国语推行所”。
1946年9月14日，长官公署下令中学禁止使用日语。教育处调整各校学习课程，加重国文、历史、地理科目，强行规定每周学习国语课时数，要求新生入校先补习一学期语文、史地教育等。举办全省国语演说竞赛，举办公务员语文实习班，将全省铁路、公路、民营公司站名牌以及台北市街巷名称，一律换成中文，并加上注音符号，以各种措施普及国语。被迫改用日本姓名者一律恢复原有姓名，并禁止民间新建房屋沿用日本式。但是，台湾国语教师及课本缺乏，各县市中小学多由台籍教师教授国语。虽有采有国音符号者，然发音欠准确，约达三分之二。[3]
在日据50年里，广大台胞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大部分台胞均能使用日语日文，对汉字国语十分生疏。光复初，陈仪暂准报纸、杂志附刊日文版，要求台胞尽快摒弃日语日文，改习汉字国语。广大台胞多番指出该政策操切。
陈仪饱受日本文化的濡染，娶有日籍妻子，因痛恨日本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恨不能台胞一夜间洗却殖民色彩。10月，长官公署“以本省光复已届周年，为推行国语、国文以及执行国策起见，特将本省各种新闻纸、杂志日文版撒除。公告自本年10月25日起撒除本省境内所有新闻纸、杂志附刊之日文版，并令各县市政府遵照。”[4]
陈仪此举严重堵塞了台胞的资讯管道，导致30余万接受日本中等以上教育的台胞，顿成文盲或半文盲。陈仪固执已见：“充实公务人员的能力：最要紧的是要公务人员能通晓国文国语。现在台湾的公务人员，本省籍的占四分之三。这四分之三的公务人员，负责任，守纪律，服理从善，办事认真；而其唯一的缺点是不通国文国语，以致影响工作效率。为提高工作效率起见，必须使全省公务人员迅速通晓国文国语以充实工作能力。”[5]
二、文化冲突
50年来，台湾与大陆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大陆战乱不断，无暇建设。台湾的现代化程度整体上早大陆半个世纪，具有极大的文化反差。
控制严厉的社会一变为民主自由，对于政治体制以及法令规章尚未衔接稳定，台胞难以适应。因文字不通，闽南方言也不能普遍都懂，不易沟通意见。在两个不同社会交接时间，两相歧异没有能加以沟通，发生了许多问题。
许多接收人员不懂闽南语和日语，对日式住房和生活方式不了解，加以度量衡复杂，未公布统一换算标准，市场卖买经常发生不必要的误会。如果接收准备工作能注意语言隔阂，刊发统一标准，介绍台湾风俗民情及闽南日用语言，简单语句，强令学习，本可减少误会
接收人员的科技水准较差，尤其接收工矿事业单位时，每感力不从心，台胞因接收人员低能腐败，发生恶感。大陆籍官僚没有把握和珍惜广大台胞热望和崇仰的心理。
在陈仪眼中，台湾光复后的去殖民化就是中国化，以中国文化灌输于台湾，变有日本色彩的台湾人为中国人，保留台湾总督府的行政体制、经济架构，落实三民主义，使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建立公营经济，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台胞安居乐业，成为台湾真正的主人，不再被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在台籍精英看来，台湾的去殖民地化是实现自己当家作主，由台湾人做台湾的行政首长、各级主管，公营企业应由台胞经营主管，保持日据时期的廉洁高效、遵守法制、社会安定，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维持地主土地制度不变，而不是把大陆那一套贪污腐化、任人唯亲、低效混乱的东西带到台湾。
鉴于台湾民间对日本文化的依恋，1946年10月15日，在全省县市级民意机关工作检讨会上，陈仪指出，中国人长处是宽大仁爱，日本长处为切实，中国人短处为恋恋不舍，日本人短处为小气，台湾受日本统治五十年，一般人民都习于日本的思想及性格，政府自量最紧要的任务，即为推行心理建设，使台胞首先完全中国化，成为地道的中国人，使台胞尽速了解国语、国文、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及法令规章。台湾过去在日本统治之下，日本采取高压政策，用枪杆推行政治，光复以后，政府推行民主政治，放弃过去的强制方式，一切均循民主方式，但今日全国及台湾的民主政治，均在学习阶段，效率不太理想，一般台胞因惯于过去日治时代的高压政治，认为今日民主政治欠乏效率，不知日本军阀在极盛时代，即误信日本极权政治效率之高，不认识美国民主政治的效率，贸然挑起太平洋战争，自取灭亡。他强调，“今日台湾一般观念之错误，正犯日本人之错误。”[6]
日本文化细处着眼，若显微镜；中国文化登高望远，若望远镜。两国文化各有其特色，不必偏废。中国文化的缺陷在于马虎、遇事推诿、任人唯亲等等。但在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大环境中，中国人民很难理性地看待日本文化中的合理成份，而加以容忍并吸纳，直斥受日本文化影响的人奴化，是汉奸。陈仪操一口流利日语，却绝不再讲一句。他与台籍精英交谈，需要日语翻译或闽南语翻译在场。
针对陈仪的“光复了的台湾必须中国化”，《民报》发表社论，指出“国内的现在的习俗思想，未必全可以为我们的模范。”“本省须要推行的所谓中国化，不是现在的国内社会生活状态，而是新生活运动以来所志向的原理。”“固然日本统治以后所发生的习俗思想中，有违背三民主义的，必须彻底地剪除，但其中亦有若干要素，是法治国的必须条件，在最低程度的文明社会，亦所不可缺的。比方守法的精神社会公德等等。”“本省人向来对这些事项极有遵守尊重的精神，若是以此为日本奴化政策的结果，而且以国内没有而加以否认拒绝，则我们是应当绝对反对的。关于这点，我们不但不要‘中国化’，而且积极要求外省人士中不少份子来个‘台湾化’。”[7]
台籍精英主张，在台湾中国化的过程中，应去除其中的糟粕，要保留日本文化中的合理成份，不能一味强调中国文化，而全盘接纳；对日本文化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否定。针对一些大陆官僚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以中国化为旗号，全盘否定台湾文化，台籍精英坚持，在台湾中国化的过程中，外省人也应来个台湾化，学习台湾现代化中的合理成份，如廉洁高效、遵纪守法。
其实，50年后两岸重逢，种种不适应的症状暴露无遗。假以时日，双方增进了解，完全可以化解隔阂。整体上看，广大台胞心地善良，性情耿直，他们反对的是自内地来的贪官污吏，对来服务的外省人，他们是欢迎的。文化冲突完全是台湾人在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受压榨、文化上受压制造成的，主要责任在陈仪一方。
三、加快清除日本殖民色彩
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行政效率低下，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长官公署制度有助于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问题在于，大陆籍官僚垄断了台湾省的主要权力，使得台籍精英参政无门，严重挫伤了他们建设家乡的积极性。陈仪接收日产，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效率不彰。陈仪虽竭力保持台湾金融货币系统的独立性，台币仍然大幅贬值，物价飞涨。滞外台胞返籍，这样一群经过实战的社会闲散人员生活无着，对台湾社会构成巨大的隐患。
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职员在台北市圆环查缉私烟，殴打老妇林江迈，误毙路人陈文溪，激起围观民众的不满，要求杀人偿命。次日，群众示威游行，冲击台北市专卖局、台湾省专卖局，并向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请愿。在请愿过程中，群众与士兵发生扭打，遭到枪击，死伤几人。群众更加愤懑。经广播电台的不断鼓动，学生停课，各机关、团体台籍员工逃走一空。一年半来积压在台胞胸中的苦闷、委屈、辛酸忍无可忍，终于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群众在全市搜寻外省人，疯狂报复，不分老幼、男女及职业，凡是街上穿中山装、西装及说国语者，或被殴伤，或被击毙。[8]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在光复初期追求省政改革的运动，受到内地高涨的民主运动影响，主要诉求是早日落实台湾地方自治，直选县市长，改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废除专卖局、贸易局，分享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建设自己的家乡。斗争方式主要是和平请愿，要求当局接受，宪警民共同维持地方治安，在中南部一些地区出现武装抗争。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自发的爱土爱乡运动，是官民冲突、阶级对立，而非文化冲突、族群对立。
陈仪将二二八事件定性为“背叛国家”的暴乱事件。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他对二二八事件做了反思，认为“酿成这次事变的主要因素，是日本思想的反动，台湾沦陷半世纪，台胞思想，深受日人奴化教育和隔离教育的遗毒，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大都不了解中国，甚至蔑视中国和中国人，诋毁中国的一切文物制度，认为件件不如日本，而自忘其祖宗本属中国人，现在自身已经成了中国人。这种思想，这种观念，在这次事变之中，都一一暴露出来。所以此后我们最紧要的工作，是要以人力设法改变他们这种错误思想。”他告诉编译馆，要将我国在这八年苦战中坚忍不屈的事迹，以及悠久的历史，广大的土地，仁爱的道德，和固有的文化，编纂一部通俗的读物，要全省每个学校在升旗的时候，由校长或教导主任讲解给学生听，使他们变为一个纯粹的中国人。[9]
针对台胞生活中的日本色彩，陈仪下令：第一，要交响乐团演奏几首我国最有价值的歌，介绍给本省各学校，不要再唱日本歌；第二，要体育会尽量将中国式体育姿势介绍过来；第三，要赶快用中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等作材料，编成故事小说给青少年看；第四，不论机关学校，都以用语体文为主，应极力避免用文言及深奥的典故。[10]长官公署查禁日本歌曲唱片，各机关、镇公所、各学校悬挂中国地图，禁止穿木屐。[11]
事实上，造成二二八事件的主因，不是日本文化反对中国文化，是长官公署劣政所致。陈仪一开始将二二八事件的责任推给共产党，恢复秩序后，他觉得是台胞日化太深、不体谅祖国所致，这是强人所难。在官方的二二八事件调查小册子中，都一味强调台胞奴化，中毒太深。其实，这是陈仪为施政低能推卸责任，污蔑广大台胞。
说二二八事件中一点日本色彩都没有，台胞的反抗活动与内地的反国民党统治一模一样，也不客观。在二二八事件中，民众穿着日本服饰，操日语，使用日式武器，唱日本国歌，发布日文战报，令大陆军公教人员颇为害怕。
有过大陆经历的台籍志士，对自己同胞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一些过激行为也不认可。他们认为，关键在于台湾没有经历过类似大陆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凝聚中华民族意识的抗日战争。要想使本省人与外省人在感情上和心理上彼此包融，必须改造台湾的文化。4月底，台籍志士刘启光、游弥坚、谢东闵、林忠与台籍士绅林献堂、杜聪明、谢娥、陈逢源等人，发起“台湾新文化运动委员会”，旨在“发动长期性的大规模民众启蒙运动；号召台胞认识新时代、新环境，树立新意识、新生活”，自己是祖国不可缺的一分子。
为了加强对台籍青年及学生的教育，长官公署强令各级学校：“一、讲解国父遗教总裁言论之要义，近年来国家之进步及国民革命之史实与其精神，以坚定青年对于三民主义之信仰。二、讲解中国历史地理之悠久伟大，文物典章之广博优美，以培养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三、讲解台湾与祖国之关系，及其沦陷于日本时期之抗日事迹，与历次祖国之护台运动，使其深切了解台湾原为中国之领土，台湾同胞即为中华民族之后裔。四、揭发日本五十年来对于台胞施行奴化教育之阴谋，以打破迷信日本心理，使其憬然觉悟，痛自湔洗耻辱。”[12]
殖民地回到其母国后，需要去殖民地化。在台籍精英看来，去日本化应是台湾本土化、民主化、高度自治。在陈仪看来，去日本化应是台湾政治上特殊化、经济上发展公营事业、文化意识上中国化。台湾既然回到祖国，台胞是中国人，就应该会说国语，会写汉文，接受中华的传统文化。南京国民政府各界人士在加速台湾中国化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经二二八事件的重创，陈仪及继任者加速了台湾中国化的步伐，彻底清除日本殖民色彩，强制推行国语国文，甚至闽南语、客家语都遭到限制，灌输中华传统文化，送台籍青年到内地求学，从内地广招国语人才服务台湾。日本衣服、饮食、书籍、建筑、礼节等等，都在禁止之列。矫枉过正，这些做法遭到台湾中年人的抵制，但对台湾青少年，其成效逐渐显现。今日台胞多能操一口标准国语，使用文白相间汉字，拥有一颗纯朴的中华心，言谈举止无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其功效从陈仪始。
当然，陈仪的这种做法亦有许多负面的成份。一是过于武断，凡是日本文化，就是反动的，全面予以清除，而没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一些老台胞产生逆反心理，拒绝使用汉语国文。二是过于操切，摒弃旧有文化、接受新式文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最佳的方式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陈仪却采取强制措施，力求立竿见影，使许多台胞无所适从。三是缺乏同情心理，台胞为谋生，被迫接受日本文化，陈仪本应体谅他们的难言之隐，何况陈仪本人也曾鼓吹日本文化，陈仪却强行要求台胞放弃日本文化、接受中国文化，这对理工科专业的人士、医界人士影响不太大，对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如律师、日语教师，则顿时失去饭碗。我们既要看到陈仪去日本化的积极一面，也不能忽视其中的偏颇之处。
综上所述，为了去除皇民化运动的色彩，台湾光复后，陈仪采取一系列措施，变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为中国的一行省，在保留台湾总督府的行政架构、经济体制的情况下，推行民国的相关制度，发起国语运动，强迫台胞学习国语国文，摒弃日语日文，希望台胞尽快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激起反弹。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来台的军公教人员接管已经初步工业化的台湾，面临着制度、法制、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适应，造成种种误会。由于两岸隔离50年，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下，许多台胞对大陆所知甚少，受到误导，将台湾乱像全部归于外省籍军公教人员，由希望到失望。台籍精英反对大陆来的贪官污吏，主张台湾不但要中国化，更应台湾化。大陆籍官僚则认为台胞过于注重现实，缺乏大度的胸怀。二二八事件期间，日本色彩暴露无遗。针对一些台胞缺乏中华意识和文化传统，陈仪加速台湾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小学生强行灌输中国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使台胞变成纯粹的中国人，清除日本文化色彩，对台湾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1]参见许雪姬撰《台湾光复初期的语文问题》，《思与言》第29卷第4期，1991年12月。李筱峰着《解读二二八》，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月，第90—108页。
[2]参见王晓波撰《陈仪、国民党和台盟》，王晓波编《陈仪与二二八事件》，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4年2月。
[3]《台湾教育当前困难》，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10月8日第四版。[4]《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1946年工作报告》，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235页。
[5]《陈仪在台湾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上的讲话》，《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第318页。[6]《陈仪致词》，台北《民报》1946年10月16日第三版。[7]《中国化的真精神》，台北《民报（晨刊）》1946年9月11日第一版。[8]《新生报》1947年3月3日之《二二八事件的经过》，林德龙编《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1年，第40—42页。
[9]《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纪要》，林秋敏、王峙萍编《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六）》，台北，“国史馆”2002年6月，第188—189页。
[10]《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第六十六次政务会议纪要》，《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六）》，第212—213页。
[11]《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第六十六次政务会议纪要》，《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六）》，第217—218页。
[12]《台湾省各省立中等以上学校“二二八”事件后训导实施上应注意事项》，欧素瑛、李文玉编《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七）》，台北，“国史馆”2002年6月，第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