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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世纪中法战争史研究回顾与前瞻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法战争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比之于近代中国其他重大事件的研究，差距还相当大。目前这个领域内学术争鸣比较激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打开新局面，再创辉煌，有待伟大的21世纪。
中法战争爆发于19世纪末，迄今已逾百年。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法战火一熄，中外研究者便着手对这场战争进行研究。截至目前，学术界对这段史事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比之于中国近代史其他科研领域，中法战争史研究空白多，成果少，被史学界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一、百年研究回首
从时间上划分，整个中法战争史研究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一是19世纪8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数十年的准备阶段，二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初始阶段，三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复苏阶段。这三个不同时期的研究工作各有不同的特点，成效也不一样。下文从横断面作一小结。
（一）收集、整理史料
中法战争是近代中国一场比较特殊的对外战争，它是因为中法两国就越南问题交涉而引起的，与此前的鸦片战争和其后的甲午战争等都有不同之处，国际影响较大。所以，时人对这场战争给予相当的的关注。战事还在进行中，张荩臣、王子芹就分别收集有关上谕、奏折、传记等，编成《华洋战书初编》和《越法战书》两书。战火熄灭后的第10个年头，刘名誉辑录的《越事备考》一书刊印了。而此前两年唐景崧那8卷《请缨日记》的刊印，以及《李文忠公全集》、《张文襄公全集》、《岑襄勤公奏稿》、《盾墨留芬》、《普天忠愤集》、《浙东筹防录》、《金鸡谈荟》等个人文集的付梓，大大丰富了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史料，为新世纪这方面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以后，中法战争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单兵独打被联合行动代替。1936年，故宫博物院从军机处所存上谕、电寄、洋务、录副奏折诸档中选出若干有关中法战争档案，编成《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因中日战起，该史料只编了22卷排印即告中断。后来该院再组织人手续之，选编成《中法越南交涉史料》约90万言，然未付印，诚为憾事。
应该说整理与出版中法战争资料成就最着者，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50年代，中国史学会为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按主要事件编成系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其中第6种辑录的便是中法战争资料。这套中法战争资料由邵循正等编，计7册274.5万字，1955年、1957年分别由新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影响甚巨。
继之，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了一套名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的丛书，其中有《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一书，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华书局1983年再版。该书主要辑录把持中国海关的赫德、金登干的有关函电、备忘录及海关各口税务司的有关报告，是研究西方列强介入中法战争的重要资料。
研究中法战争的另一种资料是口碑资料。1960～1962年，广西通志馆组织人马，到滇、桂两省区边境24个县、市采访600多位中法战争的亲历者、目击者及其后代、亲属，从中选出325位受访者的口碑计32万字，编成《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一书准备付梓，后因十年动乱而被耽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82年，这些宝贵的口碑资料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革”结束，迎来了社科研究的春天。为适应科研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需要，中法战争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主要标志是：在挖掘整体新史料的同时，编印具体战役史料开始出现。先是福建省福州市政协文史委组织人手广泛收集、整理有关马江之役的史料，汇集于1984年7月印制的《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上。继之，浙江省镇海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有关部门花大气力收集有关档案、文集、碑文等，编成42万字的《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于1988年12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迄今中法战争史料整理的最大工程，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着名学者张振ｋūｎ＠①研究员任主编，由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攻关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的选编工作。这部多卷本大型史料书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前3册，后各册将陆续与读者见面。作为50年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的姊妹篇，这部史料前2册辑录了前者尚未辑入的重要中文史料，包括清朝档案及个人笔记、文集等。第3册以后为外文资料译文，其中主要部分是法国海军部和外交部所藏有关中法战争原始档案的译文。因为这些档案从未引进、翻译过，这项工作从一开始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人们有理由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改变靠单方记载研究多方进行的战事这样不合理的局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总结大陆学术界整理出版中法战争史料的时候，不应忘了台湾同仁为此付出的心血。台湾学者在中法战争史研究方面成果并不太多，但他们在中法战争史料方面下的功夫并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60年代初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7巨册《中法越南交涉档》。这套史料影印清朝原始档案而成，弥足珍贵，为中法战争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中法越南交涉档》出版后，伯琴先生从中抽出与台湾保卫战有关的史料排印出版，名为《法军侵台档》。其后，吴幅员先生又从《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等书中捡出有关部分，编成《法军侵台档补编》，大大方便了抗法保台历史的研究。
6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在挖掘、整理中法战争资料方面可谓不遗余力。除上述外，还有如下数种资料行世：《报述法兵侵台记事残辑》（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4年编印）、《中法战争资料》（文海出版社1966年10月版）、《中法战争文献100种汇编》（鼎文出版社1973年影印）、《中法战争文学集》（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4月版）等。同时，台湾方面还影印出版了中国史学会50年代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翻译出版了法国人E.嘎尔诺(E. Garnot)着《1884～1885年法军远征台湾》(L' Expédition Fran附图 ais de Formose,1884～1885)一书。（注：该书由黎烈文翻译，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于1960年印行，译者出于民族义愤而改书名为《法军侵台始末》，为“台湾研究丛书”之一种。）
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局面延续了半个世纪，故台湾学者整理出版的这些资料在大陆并不易得，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二）研究成果
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中法战争史料收集出版工作，成绩斐然，有目共睹。相形之下，利用这些史料进行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没有这么辉煌了。
追溯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发轫，下面几项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专题论文首推罗ｄūｎ＠②＠③的《中法兵事本末》，发表于1912年的《庸言》杂志上；回忆录有采樵山人的《中法马江战役回忆》，载于1932年出版的《福建文化》杂志上；学术专着以邵循正先生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最为着名，1935年由清华大学印行；人物传记则以黄海安的《刘永福历史草》见长，1936年由正中书局出版。下面按不同成果类型作一分述。
1.专题论文
对中法战争进行专题研究，20世纪初就有人着手去做了。但是，初始的研究处于零敲碎打，杂乱无章阶段，成果也比较少。20年代和30年代，在《民国时报》、《逸经》、《国闻周报》、《西南国民周刊》、《人文月刊》等报刊上，可以零零星星地看到一些论述中法战争的文章，惟为数不多，涉及面较窄。进入40年代以后，战乱频仍，特殊的历史环境使科学研究遭受影响。这一时期的中法战争史研究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成果。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中法战争史专题研究进入起步期，一些有分量的论文开始崭露头角。然而，这时期的科研成果局限在研究中法战争期间的工人运动、列强侵华以及人物评介等方面，从正面切题研究中法战争本身的学术论文仍不多见。而且，就连这样缓慢的起步也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强行刹了车。
“文革”结束以后，中法战争史研究才真正地掀起了高潮。具体说，80年代以后是这个科研领域真正起步，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
翻开80年代以来的报刊，人们欣喜地看到，中法战争史研究专题论文有了大踏步的长进，很多课题实现了零的突破，从综论到分论，从战役到人物，几乎每个重要方面都有涉及。从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20世纪后20年之和是前80年的数十倍，这既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又与整个中法战争史研究起步晚有关。
2.人物传记
人物评价是中法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以前，这项工作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中法战争史研究较有起色的广西为例，其发端便是对抗法名将刘永福的研究与讨论。
在与中法战争有关的历史人物中，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据统计，迄今国内出版刘氏评传的书已达10种，一般小传和介绍生平事迹的文章近30篇，学术论文40多篇，考证、史料、评介、轶事及其他近50篇，在所有中法战争历史人物中名列榜首。
另一位热点人物是冯子材，单行本传记虽不太多，但发表于各报刊上的单篇小文不少，40年代以前尤甚。此外，评介冯氏的论文、介绍其事迹的文章以及传说等也相当多，由此可见学人对这位当年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前挥刀杀敌的老将的崇敬与关注。
其他诸如李鸿章、张之洞、彭玉麟、岑毓英、左宗棠、曾纪泽、唐景崧、苏元春、李秉衡、欧阳利见、薛福成、张佩纶、何如璋、刘铭转、刘áｏ＠④等人物，有关论着也不少。这说明中法战争历史人物研究已由过去着重探讨个别人物转向全方位探索，有些论文还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发表了不同意见，“百家争鸣”方针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3.专书
这里所谓的“专书”包括学术着作、通俗读物和论文集。学术界一般认为，迄今已出版有分量的中法战争史专着不多，有些书介于专着与通俗读物之间，不好定位。惟其如斯，上述邵循正先生30年代中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仍被史学界看成中法战争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11月出版牟安世的《中法战争》，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论述中法战争史的着作，它一版再版，是迄今所有中法战争书籍中发行量最大的的。尽管该书篇幅较小，未能对中法战争的进程做更详尽的描述，但它在学术研究和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所作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尔后出版的几本小册子，诸如叶国昌的《中法战争》（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版）、任强的《中法战争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章回的《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的《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沈弈巨的《镇南关大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及陈书麟的《中法战争》（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等或强调通俗性，或受时局影响，学术方面的成就都不太大。
继1980年1月台湾书局出版刘伯奎的《中法越南交涉史》后，1988年9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子明的《中法战争始末》。这两部学术味较浓的专着一扫数十年沉闷的学术气氛，把中法战争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后，黄振南的《中法战争史热点问题聚焦》于1994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这是一本为促进和推动中法战争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而设计的书，全书用30万字的篇幅总结了百年以来中法战争史研究中有争议的65个问题，并附有一个论着索引，检索相当便利。
1998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法战争诸役考》，是黄振南的又一研究心得。该书第一次使用尚未披露的法方档案，结合我国文献考证了中法战争4大战役的有关史实，纠正了许多载籍的舛误，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有关专家称它“开了中法战争史专题深入研究的先河”。
史学界有这样一片感叹：中国近代各大事件都已有相应的专着出版，惟缺中法战争！学术同仁们渴望一部像样的中法战争全史问世以填补空白，这是该领域落后状况的写照。
4.论文集
在20世纪漫长的前70多年中，没有出版过一本中法战争史研究论文集。这种状况在80年代中期以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而且有了长足的发展。
编辑这方面文集最多的是广西同仁。继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福建论坛杂志社1984年版）之后，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在1986～1992年间，一共编了5本论文集（其中4本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本作为《广西社会科学》杂志增刊出版）。1996年3月，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中法战争镇海之役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至此，短短10余年间就有7本论文集与读者见面，是前所未有的盛举。
以上7本论文集，共收入论文181篇、译文11篇、综介5篇、引得2篇。从数字上看，仅这7本论文集上的论文，就比前70多年的总和多得多，这反映了这一时期中法战争史研究的空前活跃与繁荣。
（三）学术活动
严格意义上的中法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肇始于80年代。但1961年广西史学界对刘永福评价问题的讨论涉及中法战争，有必要在此一提。
1983年5月19～24日，为纪念黑旗军纸桥大捷100周年，广西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刘永福故居钦州三宣堂举行中法战争史学术研讨会。由此以降，与中法战争关系密切的省区纷纷结合有关纪念活动举行中法战争史学术研讨会，其中广西举办最多，先后又办了4次(1985、1987、1990、1991)，福建办了1次(1984)，云南办了1次(1986)，浙江办了2次(1985、1995)。
这9次学术活动，不但推出了一批重要论文和有针对性地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而且唤起了全国史学工作者对中法战争史研究的重视，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学术新人。学术研究需要有人去宣传、发动、组织，近20年来中法战争史研究之所以如火如荼，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广西、云南两省区还成立了中法战争史研究会，有效地推动了群众性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
二、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20世纪初，由于中法战争史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学术争鸣尚不发达。到了1956年，毛健予先生连续在《新史学通讯》第5期和第11期发表关于冯子材的文章，一年多后便有人撰文提出不同看法,（注：郝立本、荣铁生：《评毛健予先生“抗法名将冯子材在睦南关前的英勇战绩”和“睦南关大捷后的冯子材”两文》，载《史学月刊》1958年第6期。）中法战争史研究领域内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商榷由此拉开序幕。
从此以后，中法战争史研究中学术争论不断。其中，50年代初丁名楠先生《关于刘永福的评价问题》一文（注：载《大公报》1952年1月4日。）发表后广西史学界掀起的大讨论是最热烈、持续最久的一次，至今尚无结局。
尽管不同观点的交锋在50年代就形成了，但从讨论的深度到广度拓展，以至形成论争的热潮，那是80年代以后的事。到20世纪之末，已形成数十个悬而未决的论争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
（一）关于中法战争的起点问题
说来也许令人觉得奇怪，中法战争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国际军事行动起于何时，学术界竟无一个统一的说法，迄今已出现5种观点，起点最早与起点最晚者时间差异达10多年。
1.1873年12月21日
这一观点产生于80年代，首倡此说者虽未指明具体日期，但以1873年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在越南河内打败法军看成中法战争的开始（注：智建中主编：《中国近百年史》第9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尔后，牟安世发展了他在50年代提出的黑旗军可以代表中国抗法的观点，重新估价黑旗军同法军斗争的作用，进一步提高黑旗军抗法的地位，把1873年12月21日黑旗军击败法军的第一次纸桥之战（又称罗池之战），当作中法战争的起点（注：牟安世：《论中法战争与云南及黑旗军的关系》，载《浙江学刊》1987年第5期。）。
2.1883年8～9月
这种观点由牟安世于50年代提出，其所着《中法战争》一书将1883年8～9月黑旗军与法军展开的怀德之战和丹凤之战看成中法战争爆发的标志。
3.1883年12月14日
不同意上述观点的学者，指出以两国或几国的国号命名的战争，参战的国家均应处于主要矛盾的对立面，并应以两国（或几国）政权的武装力量大规模参加的全面战争的首战作为战争爆发的标志。民间武装力量参战，应以武装力量隶属或受雇于何国为其国别代表。所以，受越南招抚的黑旗军与法军作战，不能视为中法战争的起点。中法战争的起点，应为发生于1883年12月14日的山西之役，因为此役是中法两国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清军正式亮相和中法两国大规模武装冲突之始（注：唐上意：《也谈中法战争起于何时》，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4.1884年6月23日
这种观点提出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且执此说者声望极高。早在40年代初，有人把发生于1884年6月23日的谅山冲突（亦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件）说成中法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注：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1卷第130页，鸡鸣书局1940年版；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11页，光明书局1949年胜利第7版。），这种看法后来得到支持（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31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版。）。直到80年代，还有人继承这种观点（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5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版。）。
5.1884年8月5日
到了80年代后期，个别学者认为上述诸观点的致命伤是把发生在别国领土上的战争称为中法战争。将战争爆发地点与战争性质结合起来考察，只有当战火燃烧到中国本土后才能称之为中法战争。据此界定，中法战争的真正起点是1884年8月5日发生在我国台湾岛上的基隆之役（注：李仲钰：《关于中法战争阶段性问题的探讨》，载《广西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
以上5种观点，目前同意第3种的人最多。
（二）关于中法战争的结局问题
中法战争一结束，就有人指出清廷是在清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情况下“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结束战事的，这叫“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近年来，有人对此进行反思，提出了不同看法。目前，在此问题上有5种并存的看法。
1.中国不败而败论
这种传统看法产生和存在的时间很长，现在一般教科书、学术专着和论文尚执此论。
2.中国真正失败论
执此论者认为，就中法战争的具体战役来说，中国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从全局来看，法国达到了它的侵略目的，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所以法国胜了，中国败了（注：余慧生：《刘永福“推迟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进程”吗》，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3.中国失败不大论
执此论者认为，中法战争所订的条约虽不平等，但与此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此后甲午战争所订条约相比，中国的损失要小得多。以并不太大的损失结束一次中外冲突，在外交上是一次不大的失败（注：储立新：《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动机试析》，见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4集第205～20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中国没有失败论
执此论者认为，法国虽然通过这场战争实现了它把越南变成保护国的目的，但并未获得清政府的战争赔款、割地抵押；这次战争使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却得到提高。所以，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并没有失败，法国也没有胜利，双方均有得有失（注：李光正：《剖析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乘胜即收的策略》，见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3集第114～11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中国胜利论
执此论者认为，结束中法战争的条约虽然也是一个屈辱条约，但却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结束时签订的第一个不割地、不赔款的条约，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胜利（注：徐泰来：《左宗棠在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载《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中华民族靠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民族之魂，迫使盛气凌人的法兰西政府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它企图征服中国、割地赔款的狂妄奢望，这不叫胜利叫什么聂资鲁：《中法战争不败而败说明什么》，载《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聂资鲁：《中法战争结局的透视——兼谈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论》，见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3集第39～4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在以上5种看法中，第1种仍占主导地位。
（三）关于镇南关大捷的地位问题
镇南关（今友谊关）之役是中法战争的最后一次战斗，清军在这次战斗中击败了叩我国门的法军，史称“镇南关大捷”。多少年来，国人对此役的历史地位评价颇高。80年代中期以后，学术界开始出现不同看法。
1.中法战争转折点说
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到章开沅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普及读物》，都采用这种说法。许多教科书和学术论文，也对这种说法执肯定态度。当80年代不同观点提出后，还有学者撰写专文捍卫这种说法（注：王承仁：《关于镇南关大捷在中法战争中的战略地位问题——与杨志本、王苏波同志商榷》，见《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增刊号第25～27页。）。
2.并非中法战争转折点说
80年代中期，杨志本等首先与上述说法叫板。他们分析1884年夏季以后中法战争的重心已从越南转向中国东南沿海，1885年4月1日法军攻占澎湖使清军在镇南关的胜利受到抵消，故镇南关大捷未能对中法战争全局起决定性作用，不能将其视为中法战争的转折点（注：杨志本、王苏波：《镇南关大捷不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见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2集第42～4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此说一出，便有许多青年学者附和，形成一股与传统说法抗衡的力量。
3.中法战争尾声说
在上述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之间，有人提出了一种较为平和的折衷说法，认为镇南关之役发生于中法双方都已认真采取措施停战之时，此役是中法战争的尾声而非转折点（注：庾裕良《镇南关——谅山战役刍议》，见《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增刊号第46～50页；何平立：《论中法战争与清廷议和》，载《上海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80年代曾炙手可热，但进入90年代后已渐无声息。
（四）关于李鸿章主和的评价问题
中法战争期间有所谓的“主战派”和“主和派”，学术界一般认为李鸿章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对于李氏主和的评价，长期以来一边倒，即多执否定态度。80年代以后，一些青年学者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目前对此问题存在3种不同观点。
1.全盘否定
执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李鸿章在整个中法战争中处处妥协退让，忍辱求和，没有一点值得肯定之处。在此基础上，范文澜、牟安世、林增平、丁名楠等着名学者还将李氏的行为与投降卖国划上等号，更是一无是处了。
2.基本否定
执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李鸿章主和基本应该否定，但其主和原因，一为发展洋务运动争取时间，二为保存新兴的军事力量，不可求全责备（注：王景泽：《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主和原因初探》，见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3集第202～20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基本肯定
执这种观点者认为，李鸿章主和动机之一是萌发于19世纪60年代的和戎——变法——图强——御辱思想，动机之二出自他对当时险象环生的国内外局势的全面、冷静的权衡。他主和但并非绝对，让步但并非无原则。他在不容乐观的形势下和和打打，且战且和，以并不太大的损失结束了一次中外冲突，值得肯定。但他过分拘泥于实力，导致其主和思想趋于僵化，有不足之处（注：储立新：《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动机试析》，见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4集第200～20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上述3种观点，第1种仍占上风。
（五）关于曾纪泽的立场问题
外交官曾纪泽对中法战争的态度，是世纪末叶引起争论的热点之一。在当时的主战、主和两大阵营中，曾氏属何派人物，主要有以下看法。
1.主战派
提出这种看法的学者指出，曾纪泽是一位知己知彼，力主抗法的人物，他不顾投降派的攻击，不顾个人得失，在顽强同法图斗争的同时，建议清廷认真备战。他在战争后期清军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请清廷乘胜议和，与主和派惧敌如虎、丧权辱国的乞和是不同的（注：杨立冰等：《中法战争中的曾纪泽》，见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2集第269～27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主和派
提出这种看法的学者指出，曾纪泽十分了解中法双方的困难处境，主张力促和局，但须整军缮备，造成不相让的声势。他公开发表过相当多的主战言论，不过出于外交斗争策略的需要而已。他给李鸿章、邵友濂等人的信，均称自己是主和派。他的思想，根本方面是主和的（注：关威：《中法战争中的曾纪泽是什么派》，载《历史教学》1989年第2期。）。
3.中间派
提出这种看法的学者指出，曾纪泽在主和方面与李鸿章观点基本一致，而在谈判中又提出较高的条件，不怕决裂，又与主战的张之洞等接近，是一位介于主战与主和之间的人物（注：章鸣九：《洋务派官僚对中法战争的不同态度说明了什么》，载《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4.以战求和派
提出这种看法的学者指出，曾纪泽言“战”与主战派其他成员不同，言“和”与主和派其他成员有异，从其在战争初期主战到战争后期力倡主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以战求和的人物（注：张立真：《曾纪泽对法越南交涉的原则与失败原因》，载《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王澈：《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由主战转而主和原因初探》，见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4集第208～22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上述诸看法，尚在泛泛争论之中，目前还没有形成倾向性的意见。
（六）关于刘铭传从基隆撤军的评价问题
1884年10月，法军第二次进攻基隆，同时攻打沪尾（淡水），在基隆指挥作战的刘铭传下令撤出基隆守军，导致法军轻易进驻基隆。对此，时人即有不同的评论，至今仍无一致看法，称得上百年陈案。
1.借刀杀人，应予否定
执此说者称，刘铭传系淮将，他从基隆撤军，以便法军来打击湘军，是借刀杀人及投降的办法，是他与湘系军阀刘áｏ＠④不团结而互相拆台的表现，毫无可取之处（注：赵捷民：《刘铭传在台湾的抗法问题》，载《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1期。）。
2.判断失准，贻误战机
执此说者称，刘铭传撤军，是他对敌我双方军情判断失误的结果，它使基隆守军失去了战机，对后来的抗法斗争十分不利。但此举并无借刀杀人的动机，因为当时驻扎沪尾的不全是湘军，其中刘朝祜、朱焕明所部正是刘铭传的亲军（注：杨彦杰：《关于刘铭传在台湾领导抗法斗争的几个问题》，见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第238～245页，福建论坛杂志社1984年版。）。
3.保存力量，未可厚非
执此说者称，刘铭传是在清军保卫基隆无望的情况下撤军的。这一撤退，避开了敌锋，保存了有生力量，不无道理。事后刘自请从重治罪而得到“宽免”，反映了清廷对此举的默认（注：黄振南：《刘铭传撤师基隆之我见》，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4.丢车保帅，应予肯定
执此说者称，基隆和沪尾是台北府城的两大门户，在军情危迫，从台南调兵已来不及的情况下，撤出基隆以保沪尾是燃眉之急中惟一可以采取的最好办法，是一种丢车保帅的策略（注：苏征：《评刘铭传在台湾的活动》，载《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从当时台湾兵力单薄，饷械两缺，接济困难等实际情况看，刘铭传弃基隆而守淡水的决定是正确的（注：陈碧笙：《台湾地方史》第1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上述4种看法中，目前执第4种看法者人数最众，形成了80年代以来的主流。
三、中法战争史研究向何处去
回顾中法战争史研究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我们的前人为此项学术工程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大量的心血，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相形之下，这个领域的落后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术界重视不够。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各重大事件都有人予以相当的关注，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等，从史学界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引起了重视，国际性的大型学术活动举行过不止一次。相对来说，中法战争这个领域冷清多了，这是学人重视不够的结果。
二是科研队伍不够壮大。由于重视不够，史学界热心于中法战争史研究的人不多，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科研队伍。
三是某些认识误区阻碍学术研究的正常开展。由于中法战争涉及中越藩属关系，历次政治运动留下的后遗症使许多人不敢蹈雷池、越禁区，在相当长时间内将中法战争史研究视为畏途。
四是资料工作跟不上科研的需要。迄今为止，我国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中法战争史料。但这些史料基本上是我国单方面的文献，而战争另一方——法国的文献却很少见到。显然，用单方史料去研究多方进行的战争，是很难说清楚问题的真相的。
要把中法战争史研究引向纵深方向，需要对症下药解决上述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界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某些不必要的担心和顾虑正逐渐烟消云散，目下急需做的是史料的整理工作。因为史料是进行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人人皆知，自不待言。好在学术界盼望已久的法方有关这场战争的档案已经引进，翻译、整理已基本就绪，不久的将来即可与研究者见面。届时，人们将可通过对中法双方文献资料的互证，去重新认识真正的中法战争。
有了资料，还得有人运用这些资料来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工作。所以，培养人才，造就一支有敬业精神的高素质科研队伍同样是当务之急。在经济大潮涌动，史学研究面临挑战，学人情绪浮躁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
学术界盼望一部学术品位高的中法战争全史尽快面世，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时下更急需做的工作是探究构成这场战争的诸多细节，了解战场上和外交谈判桌上的内幕，揭示有关人物的活动，研究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只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才能认清整个中法战争的真正面貌。
回溯既往，展望未来，只要广大史学工作者下一番力气，做一番努力，中法战争史研究一定会在新世纪结出丰硕之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昆加鸟
　　＠②原字忄加享
　　＠③原字曰下加融
　　＠④原字王加敖
文章出处：《广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