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抗日战争-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开始的淞沪战役，是抗战初期中日双方以上海为中心进行的一场总兵力达百万人的大会战。这一战役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帷幕，对抗战的进行发展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这一战役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特别是有关战役战略问题，见仁见智，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统帅部通过发动淞沪战役，将日军主力由华北吸引到华东，使日军原定由北向南进攻方向改为由东向西沿长江仰攻，解除了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武汉，将中国东西部一分为二的威胁，中国军队由此得以沿长江节节抵抗，从容退入既定的西南根据地，赢得时间，实现持久抗战。［（１）ａ］另一种意见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统帅部在淞沪战役中，目标不明确，准备欠充分，既没有改变日军进攻方向的既定战略，也未能真正改变日军的进攻方向，由于战略失误导致的巨大牺牲，严重挫伤了中国军队继续抗战的能力，战略失分远高于得分。［（２）ａ］两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从不同角度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战役的认识，但由于讨论多局限于战役本身进行，对战略制定的背景、过程及战略发展的阶段性研究不够，有些观点和结论存在着忽视战争艰巨性、复杂性、全局性，忽视战争本身趋势的缺失。本文愿从战前准备、战场态势、战役设想及战略发展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再作探讨。
一　国民政府的战前准备与初期战略　
淞沪战役发动时，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已对中国军队展开了猛烈进攻，华北战场我军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统帅部决定主动开辟新战场，在上海地区对日军发动攻势作战。这一决定和国民政府的战前准备及总体战略思想、战略计划有着密切关系。
国民政府的对日军事准备充分注意到华北前线及沿海地带作为战争前沿的重要地位，将其列为战略首要之区，同时出于对当时中日两国军事力量悬殊对比及华北特殊政治态势的考虑，对后方防线也十分重视。蒋介石认为，川黔一带作为理想的抗战根据地，至关重要，而九省通衢之地武汉，东控长江，西扼川黔门户，更为一战略要冲。早在１９３３年２月，他就指示：“长江沿岸各要塞……必须构筑防御工事”［（１）ｂ］，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苏皖鄂赣各省江岸，分散布置潜伏炮兵……此种潜伏炮兵阵地，构筑至易，须多设处所，以便战时可常常变换，出敌不意，乃能收要击之效。”［（２）ｂ］１９３４年，根据国防计划，中国开始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构筑大规模防御工事。１９３６年初，蒋介石致电陈诚，指示：“武汉要塞工程应从速着手进行，昼夜赶筑，务限本年四月底完成。”［（３）ｂ］他还告诫程潜等人，对“东西梁山、马当、湖口、田家镇各要塞，希派员切实调查设计，以便第二期工事修筑时，亦可加入在内”。［（４）ｂ］“对于长江中游，及上游，均筹建游动炮阵地，以期节节防守”。［（５）ｂ］蒋介石对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防线的重视，在下面一段话中表露无遗：“现在我们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讲：中国的精华——国家生命的根基是在长江流域……所以我们现在要救亡复兴，当以稳定四川统一长江以巩固国本为第一要着。”［（１）ｃ］确实，当时国民政府军政统一可资依赖的几个省份也正是沿长江一线展开。以长江作为战略中心，制订沿长江节节抵抗的国防计划，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就蒋介石一贯军事思想言，他向以武汉、川黔、秦晋为战略要地。早在１９１７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开府广州时，蒋介石提出北伐战略，即以武汉为中心，四川、秦晋为必争之地。１９２１年，他致书陈炯明讨论北伐战略时，再次强调：“以后关于全局战略……以时间论，则对蜀当先对吴，以地势论，则先当图蜀而后可以统一长江……若为根本解决中国计，尤当以西北为根据。四川为西北与西南之重心，更不可不急图之。”［（２）ｃ］１９２６年北伐时，他即采取正面主攻武汉、控扼长江，西南稳住四川、西北联合陕冯（冯玉祥）、晋阎（阎锡山）的策略，获得很大成功。当然，中日战争和当年形势已完全不同，对立焦点主要在华北和沿海地带。但由于敌强我弱的总态势，初期在华北、沿海进行的战争必然要向腹地延伸，尽早建设抗日根据地，建立巩固的抗日大后方至关重要。因此，以长江、武汉为龙头，绥靖秦晋，抚和滇桂，控制川黔仍具非同寻常的意义。对这一点，蒋介石曾谈到：“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象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为止，那时候是仍无对日抗战的把握……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真正找到了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１）ｄ］１９３５年７月，他明确提出：“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地，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以甘肃、云南为后方。”［（２）ｄ］同年，他亲自主持开办峨嵋军事训练班，在重庆设立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相机处理军政要务，抗战大后方基础逐渐奠定。
由于蒋介石对日战略构想中予长江流域及川、黔、陕以重要地位，对上海、南京、武汉长江一线作了特别部署，因此，对这一带作战抱有较大成算。抗战爆发后，中国统帅部主动出击上海之敌，和这一点密切相关。
二　战略初期的战场态势
中国统帅部决定在上海地区发动进攻并扩大战场时，华北地区我军战况明显不利。
根据国民政府事先的判断，战事爆发后，日军“主战场以华北为中心，并以有力之一部，沿平绥路西进，及由山东半岛、海州等处登陆，截断我南北联络线，策应其主力军之作战，以囊括我华北全部，同时一部由扬子江口和杭州湾上陆，以掠夺我资源，威胁我首都”。［（３）ｄ］针对日军进攻方向，战争初起时，中国统帅部在华北投入了全国６０％以上兵力，采取重点部署、立体防御方针，力保山东、山西平汉线两翼，在平汉线正面与日军周旋。８月２０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强调在平汉路正面与日军相持，实施柔性攻击，晋鲁两个侧面则利用山地固守，对正面日军构成犄角之势。应该说，在日军汹汹而来的战争初期，中国统帅部对日军攻击方向的判断是准确的，力守晋鲁，在战场侧面争取主动，避免在平汉路正面实施日军期望的主力决战，这一战略构想及战略展布也颇具眼光。　
但是，华北战况对中国方面却十分不利。７月底，平、津相继失陷。８月下旬，南口、张家口、宣化也落入敌手，晋北门户洞开。９、１０月份，在日军强大攻势下，平汉线中国守军大面积溃退，保定、石家庄不守，山西方面也全线吃紧，太原成为危城。山东韩复榘在日军压力下，消极避战，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鲁北守军，没有对平汉线日军构成任何威胁。中国统帅部的华北战略几乎全面落空。
华北战场失利，原因复杂。就日本方面看，华北是日军主攻地区，志在必得，作战准备充分。８月初，日军确定的作战目标是：“首先向保定、沧州一线前进。主决战方面定为沿平汉线地区。决战时间预定在９月下旬或１０月上旬。”［（１）ｅ］９月，再次确定：“在保定—沧州一线的附近努力围歼进入该线及其附近的中国军队，为此，在平汉线地区为主决战方面，预定决战时间大概为１０月上旬。”［（２）ｅ］冀、鲁、豫一带平原坦荡，交通便利，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协同展开，日军企图在此扬己之长，打击中国军队主力，屈服中国抗战意志，因此投入近２０万兵力，对中国守军形成巨大压力。　
就中国自身言，除实力不足及指挥失误造成的一些失利因素外，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客观原因。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等与中央政府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双方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中央在山西、河北、山东、察、绥等省难以插足，地方实力派之间也矛盾重重，相互拆台。日本人认为“中国实力派之大部采个人或小集团之繁荣主义，缺乏为国为民的观念，因此就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兵的状况。”［（３）ｅ］由于这些地方正处于华北抗战最前线，对抗战部署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首先是国防工事的修筑。晋、鲁、察等省由于半独立于中央政府，事权不一，国防工事建筑严重滞后。直到战争爆发前夕的１９３７年初，国民政府方得“派员前往标定阵地，稍候方能呈出总需数目再行决定协拨数目”。［（１）ｆ］七七事变前夕，冀察、晋绥、山东一带国防工事匆忙完工，由于多系临时赶筑，质量普遍不过关，实战中作用很小。如南口之战，由于事先没有构筑坚固防御设施，守军赶到后，“临时构筑，亦复不易，我阵地守兵，仅可堆石为垒，聊作遮蔽而已”。［（２）ｆ］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仍“对沧保线工事不主张构筑，主张以四师兵力由天津冲山海关。前中央所发工事费五十万元，以廿五万给刘汝明，筑察省工事，至河北则主攻不主守”。［（３）ｆ］这就严重延误了河北防御工事的修筑。
其次，中央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使华北友军协调十分困难。事变爆发后，宋哲元仍要求从河南北调的中央军从冀南“稍为后退”［（４）ｆ］，不愿中央军势力伸展到平津。主持察省军政的刘汝明对省外军队入察也疑虑重重，南口战役中，使奔赴南口前线增援的陕西部队“作不须有之停留者，达二十四小时之久”。［（５）ｆ］韩复榘直到抗战爆发后，仍拒绝中央军进入其势力范围，以图保存实力，与日军谋求局部妥协。在战场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情况下，中国为此自己丧失了许多作战先机，这对华北战事的消极影响难以估量。当时负责华北前线指挥事宜的委员长石家庄行营主任徐永昌诉苦说：“队伍太杂，能战者甚少，情形殊难描写。”［（６）ｆ］这反映了当时的实情。
交通问题也是华北作战的一大不利因素。由于战前中央军仅限驻于江苏、安徽、河南黄河以南一带，战事爆发后，向华北大规模调兵成为一大难题。中国部队装备落后，机动能力差，迅速增兵十分困难，所以在南口等战役中，屡犯逐次增兵的兵家大忌，失去一举击退敌人的机会。
华北的这些不利情况，使中国统帅部面临战略选择的难题。如何将战争向有利于己方方向引导，既避免在华北实施主力决战，又消弭日军南下武汉危险于无形［（１）ｇ］，成为关系战争持久的关键。华北战场的失利，凸显了在中国战力相对较强地带开辟新战场，以争取作战主动的必要性。　
三　淞沪作战的有利条件及初期计划
上海地区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即被划定为中国军队非驻扎区。日军在上海屯兵上千人，中国海防门户大开，宁沪间又近在咫尺，首都安全受到很大威胁。华北事变后，日军虽暂无上海作战计划，但从军事战略角度说，上海日军无疑是置于中国心脏地带的定时炸弹。从日军作战计划看，虽欲避免在华北、华东两线作战，但也未排除时机成熟在沪作战的可能。１９３６年，日军制定的作战计划曾考虑以两个军的兵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２）ｇ］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部再次要求：“要确保上海及青岛使其成为作战基地”，并计划“对上海、青岛方面再派两个师团”。［（３）ｇ］７月底，海军省又要求：“对华全面作战和保护青岛及上海，也应完成必要的准备。”［（４）ｇ］可见，上海始终是日本计划中的重点。当时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即主张对华发动全面战争，认为：“华中作战应以必要的兵力确保上海和攻击南京”，“为华中作战应派遣陆军的五个师团。”［（１）ｈ］９月初，日军下达的作战目标是：“方面军在现在正进行的河北省中部会战中，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后，即乘敌人的劣势迅速进入山西省内，河南北部，山东省内追击敌人，并且伺机指向徐州方面作战，占据战略上，特别是政略上的要点，挫伤南京政府的抗战意志。”［（２）ｈ］如果日军这一目标实现，东起徐、海，西至豫、晋，对中国东南部构成扇形压力，中国沿长江一线失去凭恃，日军可从多方面出击，腰斩长江，切断中国东西通路。因此，先发制敌，避免被动挨打，已成中国抗战当务之急。
经过慎重抉择，中国统帅部决定在上海出击，这包含了多重考虑。首先，以上海为出击点，可占先机之利。由于上海在战略上的突出地位，国民政府对上海始终采高度戒备，在宁沪间重点构置了吴福、锡澄、乍嘉等数道防线。到１９３７年初，政府用于江浙阵地建设经费达４９７２００元，占全国实发总经费的６９．３％［（３）ｈ］，远高于华北等地。在江海防方面，整理顺序为“先求巩固长江下游之江防，其次渐及粤、闽、苏、鲁诸海岸”［（４）ｈ］，将重点放在宁沪一带。１９３６年２月，军事委员会在苏州设置京沪警备区，张治中任负责长官，辖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等精锐师，积极对日备战。同时，长江一带还集中了大部分经过整编的中央正规军，部队精干，事权统一，作战效能远较华北充分。
其次，从全局战略说，在上海发动主攻，还可吸引华北敌军兵力，迟滞敌人在华北的进攻，以华东攻势支援劣势中的华北战场。时任作战部部长的黄绍ｈóｎｇ＠①认为：“‘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的，亦可以说日本是被动的，而我国是主动的。最高统帅的决策，是要以主动的姿态，先把上海的敌军根据地摧毁，然后再主动的向华北作战，即使不能把敌人根据地铲除，亦须吸引其兵力到这方面，以搅乱其既定的计划。”［（１）ｉ］蒋介石自己也曾总结说：“我们这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再按照原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２）ｉ］上海成为中国初期抗战战略中的一颗重要棋子。　
第三，上海的地理位置及地形也促使中国军队对日军发动进攻。上海地处宁沪杭三角区，其安全与南京息息相关，对中国政治、经济影响甚大。在此作战，清除驻沪日军的肘腋之患，对安定东南、拱卫南京，有着重要意义。淞沪地区地形狭窄，沟渠纵横，中国军队通过构筑密集工事防守，有利于实行消耗战术，稳固防守。而日军在这一狭窄地带内，机动化能力及立体作战能力均难充分发挥。这种地形上的不利因素，战前日本人已有注意，认为淞沪一带“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网，因此考虑到作战规模将会扩大时限定在这一狭小地区，对我（日军）战略态势显然不利”。［（３）ｉ］当然，上海地形对中国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在无法有效阻止敌人从海上登陆的情况下，淞沪地区凸出地形容易被敌人从两翼突破，切断后路，遭致夹击，另外在经济命脉所在地开辟战场也有犯忌之嫌。不过，当时中国大陆除东北、华北外，只有上海驻有较大规模日军，我军可以主动出击，开辟战场。事实上，中国统帅部要开辟新战场，舍上海外，别无选择。　
第四，从政略上考虑，就国际关系言，上海是国际都会，在此作战易于引起各国干预与同情，对争取国际舆论帮助有一定意义。从国内舆论看，虽然中国已确定对日持久作战方针，但抗战初期要求打一场大仗、硬仗，一战以显声威的呼声也很强烈。阎锡山就曾建议：“最好在敌傲慢之下，第一次须求得胜利，以正世界视听，尔后再将军队疏散，实行持久战。”［（１）ｊ］蒋介石本人也希望以一场胜仗震慑日本军方，迫使其放弃全面侵华方针。这种情绪反映在中国统帅部制定的作战计划中，即强调：“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地区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登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行攻击而歼灭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最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固首都。”［（２）ｊ］“该战区应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３）ｊ］利用上海地区我军优势，力争速胜以扭转战局，应是中国统帅部期许的最佳战况。
综上所述，中国统帅部开辟淞沪战场的意图是多方面的，其直接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解除宁沪地区敌军威胁，利用上海及长江方面优势歼灭敌军取得速胜；二是支援华北战场，以上海之长补华北之短。同时，中国统帅部对持久作战也有一定准备。由于战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实际战局发展并不完全合乎中国统帅部的预定计划，战争进行过程中，中国统帅部根据战况发展，适时调整、深化其总体战略。在一举击敌，取得速胜的希望破灭后，转而调动、利用中国东南地区相对充足的战力，逐渐扩大淞沪战役规模，将其发展为主战场，以求在总体战略上争得主动。１９３８年底，初期抗战告一段落后，蒋介石曾总结说：“在去年平津失陷的时候，我们不能将全国所有的部队调到华北去与敌人争一城一池的得失，而要将我们主力部队，作机动的使用，节节抵抗，逐步消耗敌人，一定先要引诱他到长江流域来……孙子兵法上又说：‘凡先处于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我们能诱敌深入，处处地方我军是先处战地以待敌，敌人处处地方是后处战地而趋，在我们完全是以逸待劳，步步致敌，而不为敌人所致。”［（１）ｋ］蒋介石在此揭示的淞沪战役总体战略，就是在会战中逐渐形成、发展的。
四　淞沪战役的战略发展
８月中旬，由于日军持续向上海增兵，加上中国进攻部队指挥失当，进攻不力，武器装备也远逊日军，全歼上海日军计划告吹。在此情况下，将淞沪战场定位在何种规模上，成为摆在中国统帅部面前的一大难题。当时日军坚持华北大规模作战计划，对华东取应付方针，淞沪战场继续进行、发展的主动权握在中国手中。据陈诚回忆：淞沪战事爆发后，他于８月１８日与熊式辉衔蒋介石命赴上海考察战事。“返京后，领袖询问视察情形。陈云：‘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趋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以牵制之。’领袖遂云：‘一定打。’陈又云：‘若打，须向上海增兵。’遂发表陈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而整个中日战争亦即由此揭开”。［（２）ｋ］陈诚所云日军沿平汉线直趋武汉，将中国东西一分为二的危险，也正是蒋介石的一大心病：武汉、长江一直被蒋视为抗战心腹地带，武汉过早失陷，节节抵抗战略即难以实施。所以淞沪战役期间，他与徐永昌谈话时，曾透露这一担心：“蒋先生以为敌如越黄河南下，斯真不了。”［（３）ｋ］陈诚当时的议论可说正中蒋的下怀。
关于蒋、陈谈话后淞沪战场的发展及地位，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淞沪战场直到１０月份前一直居次要地位，日军大量增兵上海后，其与华北战场地位才发生变化。［（１）ｌ］根据是８月２０日南京统帅部发布的《战争指导方案》明确宣称：“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面在第二战区。”［（２）ｌ］这两个战区均位于华北，而且中日双方在淞沪战场的兵力配置也直到１０月份才全面超过华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淞沪战场在８月下旬即逐渐发展为主战场［（３）ｌ］，理由主要是８月２０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的作战指导方针有如下说法：“国军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备，多线设防，特注意固守平绥东段要地，最后确保山西、山东，力求争取时间，牵制消耗敌人。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阻止后续敌人之登陆，或乘机扑灭之。”［（４）ｌ］这里，华东被确定为主力出击点，华北则担负牵制消耗任务。
关于这一问题，应具体加以分析。从当时情况看，８、９月份，国民政府以华北为主战场是对客观事实的承认，是必然的。战争态势由交战双方构成，在初期中国被动应战的情况下，主战场的选定不可能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由于日军陈重兵于华北，摆出重点进攻华北的态势，华北战场理所当然成为中国防御的要点。另方面，国民政府确定在华东集中、出动中国军队主力，反映了中国统帅部对华东战场的高度重视，并且暗含着将华东战场发展为主战场的可能。
中国统帅部对“主战场”和“主力”的不同提法，准确反映了其实际决策。以华北为主战场是对当时战争客观态势的承认，而在华东集中出动主力则包含着力争主动，打破现有战争格局的意图。从此后实际战争进程看，也是如此。蒋、陈谈话后，８月２１日，中国正式组成以陈诚为总司令的第十五集团军投入战场，下辖第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七十四军，均系国军中的精锐部队，其中第十八军及七十四军部分部队由华北战场南调。这样，淞沪战场的中国部队已达１５个师以上，且均系中央精锐部队，和华北以地方杂牌部队为主存在很大差异。实际上，此后中国部队虽是节节增兵，但在最前线与日军直接接触部队始终保持在１５—２０个师左右，淞沪战场的规模到这时已初步形成。所以，９月１日，《大公报》即指出：“南北两个战场，我们的看法，一向是北重于南，看现在的情形发展，却南北并重了。”
由于中国军队的巨大压力，日军于８月２３日被迫向上海增援两个师团，到８月底，日军投入淞沪战场兵力达５万人。中国军队虽未实现彻底打击日军的初衷，但却使其陷入了两面作战的境地。应该说，淞沪战场的开辟扩大，是中国军队主动求战和保持压力的结果，而且，中国的持续增兵，一步步将淞沪战场推到了主战场的地位。
８月下旬开始，中国增援部队即源源不断地开赴上海、江浙一带。川、黔两省部队８月底、９月初动员出发，“沿湘黔公路徒步行进，到湖南辰溪，乘木船至常德，再换轮船经洞庭湖抵达长沙”［（１）ｍ］，到上海前线时已是１０月初。广西部队从８月下旬出动，９月中开抵徐州、海州一带布防，后又增援上海。在当时情况下，交通不便，通讯困难，部队机动性差，增调部队涉及问题很多，所以虽然到９月底、１０月初，淞沪全线部队才全面超过华北战场，达７０个师左右，中央军的３／５投入战场，但在此之前，川、黔、桂、鄂、湘、赣等省部队已先后开始出动，淞沪战场从决策出动主力到发展为主战场，大致经历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当时情况下，战争指导不可能一蹴而就。
日军９月中旬投入淞沪战场兵力已达１０万人，从９月下旬起，继续大规模增兵。１０月５日，“决定从华北调用兵力，把主作战转移到上海方面”。［（１）ｎ］此后日军调集各方部队近４个师团，其中两个师团直接由华北战场调来，投入淞沪战场总兵力共达９个多师团２０余万人，超过了华北战场兵力。这样，淞沪战场无可置疑地成为中日双方的主战场。　
在军事上积极进取、力争主动的同时，中国统帅部加紧部署西迁，贯彻持久作战的总体战略。７月底，国民政府即开始西迁准备。８月１０日，行政院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１２日，上海工厂迁移委员会正式成立。到年底，上海地区共迁出民营工厂１４６家，技术工人两千多人。此外，政府机关、文化事业单位也开始西迁。淞沪战事爆发后不久，南京各级机关的“实际人员和办事机构都已开始分散，有些撤向汉口，有的撤向湖南和广西”。［（２）ｎ］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民族大迁徙由此开始。在这一过程中，武汉作为西迁的关键枢纽，充分体现了中国统帅部以它作为战略重心的远见。１１月中旬，淞沪战事基本结束后，蒋介石曾谈到，淞沪和太原战况不利，原非意外，而是为了我方所预期的，“军事上最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折亦要有预定的打算”。［（３）ｎ］从顺利组织西迁这一事实看，蒋此一说法当非虚言。
和中国相比，日军投入上海战场基本是被动的，直到１０月份大量增兵时情况仍未见好转。日本战史记载：“在１０月上旬这一阶段，上海派遣军还正在苦战中，打开战局还不能逆料，所以作战成果还没有充分的把握。”［（１）ｏ］由于在上海消耗过大，华北顿显空虚，以致太原会战时，日军感到：“几乎没有余力为太原作战增加兵力。”［（２）ｏ］参加淞沪战役全过程的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回忆说：“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的激战，使在华北的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我华北有利的形势，尤其是使山西的国军有准备的余裕，结果在山西的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雷池一步，关中保持完整（西南大后方得在安定中厚蓄潜力），这实为战略上最大的成功。”［（３）ｏ］日军努力争取主动，寄望于在淞沪地区与中国军队主力决战，达到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屈服中国抗战意志的目的。由于蒋介石在会战最后阶段未能当机立断，及时撤出战场，造成中国军队一些不应有的损失。但日军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未获成功。此后，日军客观上陷入两面作战境地。为协调南北双方，相互呼应，攻占南京后，日军不得不回头打通津浦线，使南北联成一气，解除西进部队的侧面威胁。李宗仁说：“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次一目标……因敌人在京沪线得手之后，必定要打通津浦线以清除右侧面的威胁，然后才可西进。”［（４）ｏ］台儿庄战役就是抓住日军急于打通两翼、单兵突进的机会，一举击敌取得成功的。日军的这一行动方向无疑为中国调整部署，由东南逐渐西撤提供了宝贵时间。
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空前壮烈的大战役，整个战役，中国军队伤亡１８万多人，毙伤敌军６万多人。它有力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进攻的步伐，中国也为此付出了损失大批精锐部队的惨重代价。中国最高统帅部在战役指挥中，审时度势，适时确定我军的总体战略方针，对战役发展及整个中日战争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夸张地估计中国统帅部的先见之明，认为其一开始就有诱敌改变进攻方向的分兵战略，稍失严谨；而看不到中国统帅部战前的充分准备，低估其在总体战略上的良苦用心，似乎也有欠客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ａ　参见蒋纬国《抗日御侮》第１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７８年版；吴相湘《中国对日的总体战略》，香港《明报月刊》第２７期。
（２）ａ　参见王树荫《评国民党开辟淞沪战场之得失》，《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余子道《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１）ｂ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９５页。
（２）ｂ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３０１页。　
（３）ｂ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３０１页。
（４）ｂ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３０２页。　
（５）ｂ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３６５页。　
（１）ｃ　蒋介石：《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１３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４７１—４８０页。　
（２）ｃ　蒋介石：《致陈炯明纵论全局战略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３６卷，第５６页。　
（１）ｄ　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１４卷，第６５３页。　
（２）ｄ　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第４卷，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１９５４年版，第２１１页。　
（３）ｄ　《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１）ｅ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１６页。
（２）ｅ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２分册，第４１页。
（３）ｅ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３６２页。
（１）ｆ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３６２页。
（２）ｆ　《第七集团军傅作义部南口会战迄太原守城历次战斗详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３）ｆ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第十五次会议记录》，《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４）ｆ　《中国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第６５—６６页。　
（５）ｆ　《第七集团军傅作义部南口会战迄太原守城历次战斗详报》。
（６）ｆ　《徐永昌日记》，第４册，台北中央研究院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２９页。　
（１）ｇ　从事后材料看，当时日军没有南下武汉的计划，但从战略角度言，严防日军南下侵夺武汉，确为战略必需。　
（２）ｇ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第９３页。
（３）ｇ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第１６８页。
（４）ｇ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第２０４页。
（１）ｈ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第１６９页。
（２）ｈ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１分册，第５９页。
（３）ｈ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３６１—３６３页。
（４）ｈ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３６３—３６４页。
（１）ｉ　《黄绍ｈóｎｇ＠①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３９页。
（２）ｉ　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２册，第５５４页。　
（３）ｉ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２分册，第９３页。
（１）ｊ　《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２）ｊ　《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３）ｊ　《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１）ｋ　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３册，第４５４—４５５页。
（２）ｋ　《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３）ｋ　《徐永昌日记》，第４册，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１）ｌ　马仲廉：《论淞沪战役》，《军事史林》，１９８９年第３期；余子道：《论抗战时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２）ｌ　《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３）ｌ　王树荫：《论国民党开辟淞沪战场之得失》，《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马振犊：《开辟淞沪战场有无“引敌南下”战略意图？》，《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４）ｌ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３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０１页。另外，据原始档案揭示，８月１２日，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确定的作战指导原则是：“国军一部集中华中持久抵抗，特别注意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１４页。）
（１）ｍ　向廷瑞：《洒尽热血，为国争光》，《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３３—３３４页。　
（１）ｎ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２分册，第２２页。
（２）ｎ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０８页。　
（３）ｎ　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１４册，第６５３页。　
（１）ｏ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２分册，第８５页。
（２）ｏ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２分册，第７２页。
（３）ｏ　《孙元良回忆录》，台北世界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０８页。　
（４）ｏ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１９８０年版，第７０７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立加宏下
文章出处：《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