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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谈近代服饰变迁的国际化历程
以衣食住行为主体的生活方式,衣冠服饰在中国处于第一位。这不是简单的文字排列,而是社会制度所造就的文化模式。
■服饰被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形成了衣冠之治的传统;衣食住行都受到礼制的限定,表明生活方式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这是前现代中国生活方式的重要特色
西方学者认为服饰是人体的“第二张皮肤”,这是从自然性着眼,对衣服的认识重在保温、舒适和美观。中国突出的是社会性,《管子·君臣》说:“衣服所以表贵贱也。”班固在《白虎通义》中强调,圣人制作衣服是为了:“表德劝善,别尊卑也。”从先秦到东汉对衣服的定义,都重在区分尊卑贵贱,如果说这一点在西方也不例外的话,那么在中国却是礼制的重要内容。历代王朝都有《车服制》、《舆服制》、《会典》等各种法令规章,规定各阶层的穿衣戴帽,从衣服的质料、色彩、款式、花纹和装饰的细部,都有繁琐的规定,以做到“贵贱之别,望而知之。”违令者以僭礼逾制论罪。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说明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以衣冠礼仪的美誉“华夏”作为族称,这既有重视仪表的意义,也包括用服装区分尊卑贵贱的规章制度,使森严的等级管制深入到生活领域,形成衣冠之治的传统。
礼制,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这制度造就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服装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春秋战国时期,衣裳一度成为国家的代称;说我中国是“我衣裳”;国际会议称为“衣裳之会”;改朝换代,必定改正朔,易服色。这不仅是国家行为,也是民间风俗和话语:士大夫称为“衣冠”;布衣是指没有功名学子;绅士的“绅”源自深衣的衣带;潜心受教是继承老师的“衣钵”;当官的理想是“衣锦荣归”;清官的嘉誉是“两袖清风”;首脑人物统称“领袖”。以衣冠服饰表现民族气节的比比皆是:季路垂死不忘结缨,苏武流亡匈奴19年不改衣冠,明遗民宁可留发不留头,等等。这说明服饰在中国不仅有遮体、保暖、观瞻的功能,还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文化精英的称号,民族荣辱的标志,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服装承载这样的文化重负!衣食住行都受到礼制的限定,表明生活方式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这是前现代中国生活方式的重要特色。
■孙中山把剪发运动引向生活方式的改良,提出用卫生、实用、经济、美观的标准来制作和选择服装,打破衣冠之治的等级之别,由此开启了中国生活方式国际化的历程
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发现,面向大众的启蒙是从生活方式启动的。中国生活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变革,始于变法维新,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摺》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摺》,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裙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行新政。在北洋水师任教的宋恕,认为“变法,必自易西服始。”他们都以“与万国同风”为参照,要求放足、断发、易服,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亦可见,生活方式的变革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化的视点。
中华民国刚建立,孙中山立即把剪发运动引向生活方式的改良,提出服装制作的原则是:“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用卫生、实用、经济、美观的标准来制作和选择服装,打破衣冠之治的等级之别,淡化意识形态,与现代文明接轨,人人拥有自由着装的权利,这是政治民主深入生活民主的大变革,中国由此开始了生活方式国际化的历程。
■商品经济是推动生活方式国际化的动力,衣食住行择优选用,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大趋势,服装得风气之先,跨入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潮流
中国的衣冠之治有深厚的历史积累和社会基础,断发易服又是清王朝最忌讳的事,在19世纪末提倡“易西服”,无异是名教罪人。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中途撤回,穿西服是一大罪状。驻英公使郭嵩焘为披一件洋外衣,遭到弹劾。为了减少服饰变革的阻力,康有为提出“西服中源”说,按照儒家的衣冠传统解释西服的形制。他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摺》中说:洋装规制严肃,衣长后衽,乃孔子三统之一;冠帽似箕,为汉世大冠之遗;皮鞋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这身衣装内承先祖之英风,外取俄、日变法之精神,使举国更新气象,发扬尚武之风。从“西学中源”说到“西服中源”说,是华夏中心主义惯有的思维方法,也是维新志士用心良苦的创意。
西服及其在西方通行的服装文明,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得力于商品经济在全世界的流通,洋布、洋装、洋货汹涌进入中国市场。不论卫道者对“易西服”是如何弹劾和制止,都挡不住正在发生的变化。嘉庆年间的竹枝词已有称赞洋毡、洋纱的记载。机器生产的洋衣料,以价廉物美的优势,受到中国人的普遍欢迎,且因为衣料不涉及服装的形制,很早就引起国人的青睐。据19世纪中叶英国蓝皮书报道,在福州每3人,就有1人穿着英国纺织品,这个论断可能有所夸大,但无可否认的是,西方正是看到这全球最大的市场,用各种手段掀起向中国倾销的狂潮。从通商大埠,至内地城镇,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英国棉线更是普及到广大乡村。大量西洋商品的涌进,导引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细致光泽的洋布成为时尚用料进入千家万户。
在各种生活用品中,洋装脱颖而出,受到民众的欢迎,这有维新人士的示范,报刊传媒的宣传,更因为轻便、简洁的洋装,与臃肿、拖杳的清代服装相比有明显的优越性。胡祥翰的《上海小志》记述当时的时尚是:“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土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衣食住行择优选用,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大趋势,服装得风气之先,跨入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潮流。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活方式国际化。民主、平等意识融入生活方式,是中国人迈向现代化不可回避的环节。正如马克思所说,商人是世界变革的起点。在倚仗特权掠夺财富的前现代社会,只有金钱可以傲视权力,冲破礼制的限定,给予卑贱者可以享受的机遇,引发社会力量对特权的冲决。商品经济既可满足特权阶层的欲望,也可对特权进行分解,导致僭礼败度和贵贱无等的末世景象。当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早已迈过小农经济模式,进入消费经济时代。人人熟视无睹的商品,不仅蕴涵着科学、技能和劳动的结晶,一进入社会又维系着国计民生的正常或不正常的运转。
生活体现民主,是经济全球化的文化现象,政治民主与生活民主化,两者的相互促进和互补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面对生活方式趋同化,怎样保留民族特点,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时代性课题
生活方式的国际化,不可避免地带来消费生活的趋同化。电视、冰箱、音响、手机等电子产品已普及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趋同性又是与人性化相背离的消费方式,人是以个体存活于世界,以鲜活的生命进行消费。因此趋同与求异,将成为生活方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悖论,长久存在。面对生活方式趋同化,怎样保留民族特点,却是一个时代性课题。清末民初的服装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民国前后,洋装风行中国,这有利于突破中外风俗差异所形成的壁垒,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创新。与此同时,愈来愈多的人感到西服的领带卡脖子,手套不方便等等,与中国人生活习惯不相符合。怎样使西服本土化,尊重中国人的穿着习惯,是推进服装改革的关键,这种交流的结果不是洋装吞没中装,而是创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服装。中山装和旗袍的改良和创制,就是生动的例证。中山装和旗袍都是沿用西服的审美价值,结合中国人穿着的习惯,对传统服装加以改造而创制的新服式,是中西结合最成功之作。在国际上已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这实际上已经约定俗成为中国的国服。
在文化发展史中,取之国外,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事例举不胜举,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某些传统,不合时宜的,只有请进博物馆。随着生活方式国际化的趋势,要保护民族传统的特色,一是进行保护性的收藏,一是加以创造性的改制,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之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